[法]皮埃尔·诺拉 主编

孙江 中文主编  

《记忆之场》翻译组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

中文版序

中文版序

《记忆之场》已经被译为世界上主要语言，但都是对部分篇目的翻译。

因此，我对《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深感荣幸。无论从哪方面看，翻译所有文章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首先要向三位负责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南京大学教授、主编孙江先生，两位主编助理于京东先生、宋逸炜先生。

通过他们，我要感谢《记忆之场》中译本编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此外，我还要感谢参与这一项目的所有译者、校对者和编辑。

《记忆之场》法文版是在1984至1993年间陆续出版的，这套七卷本的巨著在法国和国际上取得的成功令我十分吃惊。在《世界报》的一篇书评中，著名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高夫写道：“这不是一部法国历史，而是一部今日法国需要的历史。”《记忆之场》对法国来说或许如此，对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又有怎样的意义呢？“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最早是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讨会上以尝试性方式提出来的，它如何挣脱既有的制约而进行环球旅行呢？

事实上，我个人以为这个概念是难以言状的。“记忆之场”的翻译难道不也如此吗？在我看来，有两个特殊性决定了“记忆之场”概念只能在法兰西民族语境下才有意义。

首先，国家在集体记忆形塑中的作用。与欧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国在中世纪末最早确立了国家的决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续和随后的共和国建设中，法国用最有效的绝对主义方式锻造了民族记忆。与所有的欧洲邻国不同，法国不是通过经济、文化或者社会来塑造自我意识的，国家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中国与法国类似，国家的优势地位同样突出，但更像是帝国框架内的官僚机构，而非“民族国家”。

对于国家的角色，我们还需要谈到不同历史叙事的持久影响。在法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是民族意识的教师和导演。在《记忆之场》第二部《民族》中，我强调了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即重视历史学的历史，关注历史学家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的几个伟大的综合时刻：13至15世纪的《法兰西大事记》、16世纪艾蒂安·帕基耶的《寻找法兰西》、1827年奥古斯丁·梯耶里开创“民族大循环”的《法国史信笺》、1869年朱尔·米什莱的《法国史》，以及1903至1922年体现批判与科学成就的埃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

国家和历史这两个因素对“记忆之场”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共和国”“民族”和“复数的法兰西”的区分只有在法国语境中才能获致意义。关于这种区分的方式，中国读者一定会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习惯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过去。

对于法国人来说，这种区分只有在与拉维斯27卷本《法国史》相关和对立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拉维斯的著作出版于第三共和国的鼎盛时期，旨在调和旧制度之法国与大革命之法国的不同而导致的断裂，最终使共和国成为将“民族”与“法兰西”合二为一的历史的最高点。

而《记忆之场》的区分方式试图打破这种统一性，揭示共和国、民族和法兰西是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代表独立的单元，且具有不同的内涵，有必要分别予以考察。

因此，《记忆之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书写历史和理解过去的方式。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此之前，法国历史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法国”是由一系列“事实”组成的，无论这些事实是来自地理、历史、政治、社会、宗教、意识形态还是文学领域，都需要历史学家的探寻和甄别。当然，这些事实的确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分解为同样多的符号单位，同样多的“记忆之场”，那么整个法国就成了一个符号性事实，而且是一个纯粹的符号性事实。这样，《记忆之场》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解开辟了新的道路：《记忆之场》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尝试。

我常常被问及：《记忆之场》与“年鉴学派”运动有怎样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开启了这场运动，费尔南·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继承者。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把“年鉴学派”界定为对持续的创新和“新”历史的不懈追求，那么《记忆之场》就是其中一部分，代表了另一个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把“年鉴学派”界定为经济社会史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这是其曾经的主张，那么《记忆之场》绝对是一个突破，旨在成为象征的政治和文化史的宣言及例证。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记忆之场》能够激励中国历史学家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他们自己与过去关系的研究中。这终将证明为这项翻译事业作出贡献的那些人的努力之价值，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特别感谢。

皮埃尔·诺拉

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2022年4月28日，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