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李恭忠教授接受访谈的文字稿。访谈人系中山日报社资深记者杨彦华女士，对她提出的问题，李恭忠教授书面作答。原稿完成于2022年3月，收入胡波主编《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专家访谈（下）》，该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节选其中部分内容发布，新拟了标题，增补了一些新信息。

李恭忠，生于1974年，江西省遂川县人。现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社会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孙中山纪念馆（南京）学术委员会委员、孙中山研究院（中山）学术委员会委员。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侧重于公共记忆与政治文化史、近代概念与思想文化史、秘密结社与社会文化史等方向。出版著作《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近代中国社会史论》等，合译著作《历史社会学手册》、《文化记忆研究指南》等，主编学术集刊《新史学（第十五卷）——社会史的新探索》、《亚洲概念史研究》第四卷。入选2018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江苏省高层次人才培养计划（“333工程”）第七期第二层次培养对象，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转型研究”首席专家。

问：请您谈谈是怎么走上近代史研究道路的？

答：我是1992年上大学的，进了北师大历史系。在高中阶段，对历史学没有多少了解，只知道背书。高考结束后填报志愿，对学什么专业也没有清晰的概念，报了历史专业，只是因为中学时学得还算顺手、背得比较熟而已。进了大学，第一学期的中国通史课，是晁福林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晁老师拿起手里的教材，当时用的是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问大家：“你们看看书里有没有什么错误？”同学们面面相觑。晁老师接着说：“我怎么看着里面有不少错误呢！”对我来说，这两句话可谓振聋发聩，告诉我历史专业远非背书那么简单。到了大学二年级，中国通史课学到近代史这一段，越加有兴趣。当时写了一篇习作，经过王开玺老师指点修改，先在历史系的学生刊物《春秋》上登出来，随后经过修改，又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今天看来，那篇作业很简单，还谈不上正式的论文，不过对于二年级的本科生，很有激励作用。当时好几位老师，如郑师渠教授、黄安年教授，还有年高德劭的刘乃和先生，都给予了鼓励。这样，大四准备考研究生，自然就选择了近代史。1996年本科毕业，进了北大历史系读硕士，然后又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士，专业都是中国近现代史。2002年博士毕业，留校教书，先是在历史系，后来改名为历史学院，一直都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这样，从学生阶段算起，接触近代史的时间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问：谈到孙中山研究，学界往往会提到陈蕴茜教授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还有您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认为这两本书反映了当代孙中山研究的新探索和新成就。您用的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与欧美的新文化史有些什么不同？

答：说来也巧，陈蕴茜教授和我的这两本书，最初选题时互相不知情，结果却都在同一年出版。陈老师缘何研究孙中山，我以前没有特意问过她。我自己开始研究孙中山，是在2000年3月，选择了以中山陵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这个题材的选定有一个学术背景，就是您说的“新文化史”。我和李霞(后来成为我太太)从北大历史系硕士毕业以后，一起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我跟随蔡少卿先生学中国近现代史，她跟随杨豫教授学世界史。我们是1999年9月入学的，刚开学不久，就赶上了剑桥大学彼得·伯克（Peter Burke）教授应邀来华，在北大、南大和复旦讲学。他在南大的讲座，是杨老师具体安排的，主题就是欧洲新文化史学的发展情况。除了这次公开讲座，杨老师又带领西方史学史方向的博士生舒小昀（现在也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和李霞，与伯克教授有过一次专门的座谈。这次座谈的记录稿，在2000年第1期的《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公开发表出来了，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后一年里，李霞在杨老师指导下，撰写了几篇介绍和解读新文化史学的文章。这些文章，有的很快公开发表，受到了关注。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关于意大利学者金兹伯格《奶酪与蛆虫》一书的书评，先在当时一个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的原创版块刊发出来，随后在《读书》杂志正式发表，结果不久又被别人原样抄袭，刊发在“世纪中国”的另一个版块。由此可见，新文化史当时已经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了。李霞这些关于新文化史学的文章，我都先睹为快。所以，确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随后的研究过程，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新文化史学的影响。后来杨老师和门下弟子的聚会，我也经常参加，不仅仅作为“家属”，也算是一个“编外”的学生。

不过，新文化史是什么？究竟如何做？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1999年彼得·伯克与杨豫教授等人座谈时提到，新文化史又称为“社会文化史”。此后二十年国内学界的实践，基本也是这个思路。单从题材来看，物质、休闲、娱乐、身体、性别、形象、象征、仪式、知识、心态、情感、记忆，都可能被归入新文化史之列，而且这个题材清单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扩充。这就给人一种印象，“新文化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要问一下“什么是新文化史”，还不如问“什么不是新文化史”。当然，题材的扩充和多样化，只是表面功夫，接触、阅读了一些作品之后，我们还是能逐渐感受到，新文化史研究还是有其深层理念和旨趣的，比方说正视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重视史料的“文本”性，注重从边缘、小众素材入手去透视一般和日常。李霞2001年发表的文章《走向开放的综合——新文化史学探析》，在大陆学界较早对此做了深入探讨。不过那只是理论上的探讨，当时国内学界还很少有实际研究经验。印象中，只有北大历史系高毅教授1991年出版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这本书，比较接近新文化史的题材和路数，可是出版十年后依然是“空谷足音”。等到2000年以后我们接触新文化史，主要还是以欧美史学家的一些具体作品作为借鉴。那些作品，在旨趣、题材和路径各有千秋，有的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见得乐意接受“新文化史”这个标签。我当时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这本书的主题、内容跟我研究的孙中山身后形象塑造问题相对接近一些。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山陵，确实受到了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潮流的影响和启发，只是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方法。

围绕中山陵这一研究对象，我当时曾经构思了好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案，希望能写出一篇比较符合“新文化史”面貌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一稿，题目中还直接使用了“记忆”作为核心概念。可是反复琢磨之下，每一种方案都觉得难以令人满意。后来我干脆不管“新文化史”应该如何，还是回到了研究对象的原本语境，即孙中山与民国政治史的脉络，特别是从北洋时期共和体制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治国家”体制的转变，并且逐渐聚焦于政治仪式和象征这一方向。在这样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下，通过中山陵这一案例，贯串起建筑、仪式、象征符号与政治认同等问题。最后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把中山陵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由来讲清楚，由此透视20世纪前期“党治国家”政治权力柔性运作的门道。博士论文2002年夏天写完答辩，又经过几年修改打磨，将部分内容改写成专题论文，陆续在学术期刊发表。书稿2006年就完成了，交给出版社以后，有幸入选“东方历史学术文库”2007年度资助书目，2009年初正式出版。书出来后，得到了同行学者的肯定和鼓励。东京大学村田雄二郎教授认为，这本书可以让读者对国民党的“革命文化”有深刻而开阔的认知。香港的区志坚教授写了一篇专门的书评，认为这本书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新文化史的重要著作”，这篇书评我一开始并不知情，还是本系的同事、前辈学者申晓云教授告诉我的。十年以后，这本书的修订增补版列入孙江教授和我一起主编的《学衡历史与记忆丛书》，在北京的三联书店出版，次年获得了江苏省的社科成果二等奖。

同样在2009年，暑假期间，陈蕴茜老师的《崇拜与记忆》也印出来了。由于研究的主题高度相关，此前我们已经有交流。我的书主要围绕中山陵展开，内容上偏重于政治史的脉络。陈老师的书则设计了更大的架构，包含了更丰富的题材和内容，也更明显地借鉴了新文化史的手法，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还获得了教育部的优秀成果奖。好友李里峰教授对我和陈老师的研究都很熟悉，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认为这两本书都是“孙中山研究领域别开生面的力作”，“为大陆的政治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成功的实践案例”。当然他也不只是说好话，也提出了对我们这两本书最严厉的批评，基本意思就是还不太够“新文化史”。这个批评意见，我个人大致接受。不过，学界同行在回顾过去二十年新文化史在国内的发展情况时，往往还是把陈老师和我的这两本书列为较早的代表性作品。最可惜的是，陈老师2020年7月因病去世了，当时只有55岁，对于一位历史学者来说，真是太令人遗憾了。一个礼拜后，我和李里峰教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王楠副教授，合写了一篇《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史家陈蕴茜学述》，发在澎湃新闻网。尽管如此，还是不足以表达我们对陈老师的怀念和惋惜之情。

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新文化史也有一些反思。针对当前史学研究的所谓“碎片化”的批评，矛头所指主要就是社会史、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其实在我看来，历史学研究是一门永远难以达到完美境界的技艺。社会史也好，新文化史也好，政治文化史也好，或者貌似更加传统的政治史也好，都有各自的长处、特色，也有各自的不足和欠缺。从史学史、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角度而言，对历史学作品进行分析评论，对于促进学者的自我反思和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过，理论和方法论层面再高妙的见解，最终还是得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从史学研究的实践而言，属于哪个“筐”不太重要，主要还是“深耕”具体的历史脉络和情境，尽可能把题材背后的独特内涵“挖掘”和呈现出来。

（《中山陵》2009年初版和2019年修订版封面）

问：口述史与记忆有关，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有些历史学者并不认同口述史，他们认为口述史对于记忆的口述，会对发生过的事进行选择性地遮蔽。您是怎么看待口述史与文化记忆研究的？

答：二十年多前，我刚开始教书的时候，给本科生开过一门课程“社会史导论”，其中就有一讲专门介绍口述史。那时口述史还不怎么流行，学生好像也没多大兴趣。现在大不一样，口述史已经非常流行，不少知名学者参与其中，在年轻学生以至一般读者中也很受欢迎。我觉得这是好事。当然，口述史怎么做，大有讲究。在内容挖掘和理解方面，如何平衡当下性与历史性，确实是个难题。一般认为，“鲜活的”记忆的有效期不会超过七八十年，也就是三代人之间，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减，时间越长，越容易失真。此外，记忆的个体性、特殊性与公共性、普遍性之间的平衡，还有灾难和创伤记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都对口述史工作构成了挑战。简言之，“口述”并不必然就能成“史”，口述史的直接成果往往只是“故事”，与通常意义的专业历史学研究成果还有一定差异。

但口述史也有明显的优势，那就是“接地气”，更容易直接“触摸”普通人鲜活的日常生活。这个优势，在我们这个一切都“数码化”的时代，尤其有针对性。20世纪的中国和世界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个人、群体、民族、国家、人类、自然，存在方式、生存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数字形态的记录、保存以及传播媒介和手段普及渗透，与此前的时代形成了巨大的差异。这也使得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21世纪以后出生、成长于数字时代的新生代，与自己的父辈尤其是祖辈之间，形成了明显的记忆鸿沟。面对这种情况，借助口述史的工作，年轻人有可能比较真切地走进上一代、上两代人的记忆世界，在代际沟通的过程中，通过专业的方式，比较系统地记录、保存特定个体或者群体视角的公共记忆。那样的话，数字时代的后人再来回顾20世纪先人的生活，就会有更多质性的、鲜活的记忆遗产，而不只是均质化的数字和数据图谱。

问：写完《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之后，您又写了《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孙中山的发现底层对于以后中国的革命和历史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答：研究中山陵，主要还是从国家的视角，自上而下地看历史，洞悉现代中国打造政治共同体，在象征和集体认同层面有过什么样的门道。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视角，就会有很大的局限，容易“漂”在历史的水面。为了视角的平衡，就需要从社会的视角，自下而上地看历史，探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深层构造及其形成过程。对于理解孙中山的个人生涯和革命事业，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孙中山搞革命，特别是最初的一些年，曾经以秘密会党作为主要的依托力量。这跟孙中山个人的身世经历有关，也跟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有关。

我们知道，孙中山1866年出身于广东香山沿海的普通农家。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家庭背景，一个小男孩能有什么出路呢？不比今天，珠三角已经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普通人有很多希望。孙中山出生、成长的那个时代，当时的主流体制，男孩只有读书、考科举、做官这一条路。这条“楼梯”是以皇家权力为中心构筑的，从帝都、省城、府县逐级下延。“楼梯”很窄，很拥挤，有幸攀上去的只是少数，他们的身家命运，也就往往跟“庙堂”、跟皇权体制绑定在一起。对于普通人而言，这条路比登天还难。在远离皇权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穷人子弟基本就与主流体制“绝缘”了。很多人走上了与主流体制相反方向的道路，例如出洋谋生。孙中山很多同乡、亲戚，以及他的大哥孙眉，就是这样的。孙眉在夏威夷打拼出一片天地，才能把孙中山接到那里，而且送进外国人办的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接受了新式教育，孙中山的心里才可能萌发改造中国的新思路、新方案。

有了新思路、新方案，还是不够，主流体制不会接受。孙中山的广东同乡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也是有新方案的，而且还是主流体制内的人，把皇帝都说动了，结果还是不成。孙中山的新方案更加激烈，自己又跟主流体制无缘，怎么办？他只能去找边缘的力量、底层的力量。他自己就出身于底层，一直在边缘的环境成长。这种底层和边缘特征，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秘密会党。孙中山年轻的时候，天地会（后来多称为三合会）及其衍生形态的会党，在华南地区广泛存在。长江流域则有哥老会，长三角一带还有青帮。其余各地，还有其他各种名目的秘密结社。华南地区的三合会，随着中国人出洋谋生，也传到了新加坡、马来亚、澳洲、夏威夷、美国本土、加拿大等地，在那些地区一般称为洪门。这些秘密会党的性质有点微妙，一开始主要是下层贫民特别是游民的结合，既为了相互照应、相互扶助，往往也会涉及抢劫夺财乃至绑架杀人之类的集团暴力行为，而且后来愈演愈烈，卷入的犯罪活动更加多种多样。这样有力量的组织，对于官方统治秩序而言是一种威胁，但在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职能极为欠缺的情况下，它们对于下层贫民的生存而言又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特别是在海外华人社区，这类会党的影响力更大。孙中山周围的熟人，例如他的同学郑士良，孙眉的好友邓荫南，都是洪门成员，甚至是洪门首领。所以，孙中山决定走革命道路的时候，自然就去找洪门的人，也只能去找他们。檀香山兴中会、香港兴中会，都有明显的会党背景。后来孙中山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也都积极发动会党作为主要力量。

孙中山的“发现底层”，客观上说做得还不够深入，从具体效果来看不算成功，但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从宏观思路上来看，它上承中国传统的造反运动，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下启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比如1922年在安源路矿、“五卅”时期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也都很注意做好帮会的工作，发动它们支持革命斗争。这方面的内容，我的老师蔡少卿先生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关注，采访过亲历者李立三，1980年代又在《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这本书里做了详细的论述。蔡先生的学生孙江教授，经过十好几年的积淀，2007年出版了一部日文专著《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对此专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可能代表了目前这个领域国内外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如果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发现底层”不仅仅是革命年代的经验，在后革命时代也有深远的影响。

（李恭忠、黄云龙著：《发现底层：孙中山与清末会党起义》，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

问：您翻译过好些学术著作，我发现译作的倾向性也比较接近于您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些书对于史学研究会起到一些什么作用？

答：确实，我参与翻译过好几本学术著作。最早是费约翰（John 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大概博士毕业以后就开始翻译吧，是跟李里峰一起译的，2004年正式出版。这本书有明显的新文化史色彩，主题也跟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我修改《中山陵》一书，从中得到了不少启发。此后，又陆续翻译出版了《历史社会学手册》、《文化记忆研究指南》等，是跟李霞一起译的。这两本书，属于学科领域的工具书性质，一方面可以配合自己的社会史研究和文化记忆研究，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研究生的入门读物。另一本译著《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是欧洲汉学家田海（Barend J.ter Haar）的作品，属于专题领域的前沿作品，与我自己的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密切相关，算是一项副产品。现在大家也知道，学术翻译工作很不容易做，一方面总是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另一方面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又不太认可。好在这几部译著在学界的反响还算可以。就我自己而言，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借此可以了解学术前沿，深入一些重要的学术问题。

问：有历史学者提到历史学需要想象力。我在读您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时看到，您提到多次去明孝陵、中山陵，以及谭延闿、廖仲恺的墓葬前去反复体察和体验，这其中应该也包括了合理的想象吧。您怎么看历史与想象的关系？

答：是的，我也赞同这个主张。我在书的后记里交代了研究中山陵这个题材的契机，就是2000年3月和同学的一次谒陵。我们都是第一次去，沿着中山陵的石级一路向上，脑子里则想着“民国”的那些事。结束之后，从祭堂出来，站在大平台往下看，一片郁郁苍苍，不远处就是古老的南京城。当时我们都特别感慨，于是我想干脆博士论文就写中山陵吧！回到学校以后，就开始着手。此后很多年，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毕业后修改期间，反反复复去钟山景区，既是“田野”考察，同时也是休闲。跑得多了，也就更有感觉。

单独看中山陵这一处建筑，跟把它放在整个钟山来看，与明孝陵、廖仲恺墓、谭延闿墓以及其他名人墓葬联系起来，对比来看，是不一样的。我在书中强调中山陵的主旨在于“开放的纪念性”，强调中山陵的生命力在于神圣庄严与凡俗日常的结合，这些理解，都不只是对书面资料的提炼阐发，也是来自切身的现场感受，甚至现场的感受比书面资料还要重要。这么说的话，确实就有一个想象的因素在里面了，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情感体验因素。一般说来，现代历史学强调历史本身和研究过程的客观性，似乎很排斥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情感因素，更反对想象。其实，客观性与主观因素，没办法完全割裂开来。只不过主观因素和想象力也有其限度，还是要尽可能围绕着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情境来展开，也需要接受多方资料的验证。

（中山陵谒陵，2000年3月16日）

问：您近年来的主要研究是什么？

答：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在研究过程中，主要关注中国如何从传统的“天下~庙堂~江湖”走向近代的“世界~国家~社会”。大致有三个方向，跟孙中山研究也都有关系。

一是公共记忆和政治文化史。2009年，由孙江教授倡议和领衔，陈蕴茜、李里峰，还有南大其他几位学者一起，我们开始在南京大学推动公共记忆研究。基本思路是翻译和研究两条腿走路。翻译方面，组织了一套“学衡历史与记忆译丛”。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Les Lieu de Mémoire）丛书，是国外这个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在学校和出版社的支持下，购买了这套书的版权，组织国内的专家学者进行翻译。2015年出版了中文选译本，在学界反响还不错，已经两次再版。全译本目前也已经接近完成，2024年底已经出版头两卷，还有13卷将在两三年内陆续出齐。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记忆中的历史》，也有了中译本。我自己也参与翻译了一本，就是前面提到的《文化记忆研究指南》，2021年已经出版了。研究方面，围绕“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民族认同”这个主题，我们申请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从2013年开始，做了将近十年才算完成。我自己还承担了一个教育部的项目，围绕孙中山形象与中华民族认同问题进一步探讨。研究中山陵需要以旁边的明孝陵作为对照，后来干脆也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通过康熙皇帝五次主动亲自拜谒明孝陵的故事，从记忆和认同的角度切入，探讨康熙帝的中华文化自觉和中国认同。这篇文章在学界的反响还可以，后来被全文翻译成英文，在德国汉堡大学的老牌汉学刊物《远东》杂志（Oriens Extremus）发表。

（左：《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右：中译本《记忆之场》第1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

二是秘密结社与民间文化史。前面提到，我写完《中山陵》以后，又出版了一本《发现底层：孙中山与会党起义》。为什么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呢？不是我自己的眼光独到，而是师承。我读博士时，导师是蔡少卿先生，他是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一开始本来希望我研究秘密社会的。可是我自作主张选择了研究中山陵。直到博士毕业留校教书以后，才有精力转向（其实也是回归）秘密社会史这个领域。除了《发现底层》这本书，还写了几篇文章，分别讨论了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天地会内部流传的“反清复明”故事究竟有什么内涵？洪门的“民族主义”形象是如何在辛亥革命前后被塑造出来的？“结义”与传统主流秩序之间有什么同构关系？通过“江湖”“秘密社会”这种貌似异质、另类的现象，可以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般特征和深层构造得出什么样的认识？这些方面的论文，后来收在我的论文集《近代中国社会史论》一书。这样的研究比较特别，用我的一位前辈友人张凤阳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从“秘密社会”发现中国社会的“秘密”。

（李恭忠：《近代中国社会史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三是近代概念与思想文化史。研究孙中山的革命实践，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变迁，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共和”“民族”“国家”“世界”“社会”“个人”，等等。这些基本概念，我们现在耳熟能详，视为常识。但在孙中山的出生之际和学生时代，这些概念都还没有定型，甚至还没有在中文里出现。即便已经出现，它们的内涵也跟后来、跟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你比如说“共和”，虽然在古汉语中早就有了，一般都是指西周时期厉王出奔、周公和召公“相与共和行政”的典故。直到孙中山1892年在香港西式的医学院毕业以后，上海那边的读书人还要考“共和”这个古老的知识点。“共和”作为一个全新的汉字概念，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种意义上的近代概念，首先在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定型，然后零星地传入中文语境。恰恰是在孙中山三十多岁以后，经过他那一代人十年左右的知识探索和革命实践，近代的“共和”概念才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知，直至成为新的常识。也就是说，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乃至整个清末民初二三十年的历史变迁，都是与一系列全新的近代概念的输入、传播、理解和运用联系在一起的。

大约二十年前，受德国科塞雷克等人的概念史研究的刺激，孙江等一批学者倡导在中国开展概念史研究，在全球和东亚知识汇通的视域下，深入探讨一系列基本的近代概念如何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落地定型。2014年12月，由孙江教授领衔，南京大学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正式成立，2016年更名为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以概念史、社会史和公共记忆研究作为三大重点方向。学衡研究院创办了《亚洲概念史研究》集刊，专门发表中文的概念史研究相关论文，已经入选CSSCI来源集刊；主编“学衡尔雅文库”丛书，目前已经出版9部著作，一部著作讲一个关键概念，比如“人种”“科学”“封建”“法治”，等等。为了推动概念史研究，还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工作坊以及众多专题学术讲座。经过十几年的耕耘，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现已成为概念史研究的重要机构，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的学术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书影）

我个人也在概念史研究领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除了参与编辑学术集刊、丛书，组织学术交流活动，也写过几篇专门的文章，分别探讨从republic到“共和”、从society到“社会”、从nation到“民族”的概念流变、知识汇通和本土化过程。基于这些前期工作，2024年申请了一个研究项目“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转型研究”。基本的考虑是，基于“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概念史研究理路，在“西学东渐”“东学入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历史视野下，从语言翻译、概念生产、文本传播、制度变迁和政治社会实践等方面入手，基于“规范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四个维度，系统梳理晚清民国时期一系列近代政治-社会关键概念的变迁，特别是“世界”“国家”“社会”“历史”“个人”五大系列概念的演变脉络，进而深入理解和反思中国政治-社会现代性的由来和特质，从概念和知识体系的角度再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程。

问：谈一谈师友对您的影响。

答：接触历史学三十年，专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二十多年了，给予我帮助的师友很多很多，一本书都说不完。这里只能简单谈谈最直接的两位老师，即硕士、博士时候的导师。

我的硕士导师是徐万民教授，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徐老师1964年考入北大历史系，本科毕业以后留系工作。他们那一代人，读书的时候，包括工作以后的很多年，都受时代洪流冲击，很难专注于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徐老师的学术工作才真正起步，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中韩关系史研究，撰写出版过《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等著作。2000年前后，徐老师在北大推动孙中山研究，2001年辛亥革命九十周年、2005年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徐老师在北大主办过两次大型学术会议，先后主编出版《孙中山研究论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孙中山与同盟会》等论文集。

徐老师为人宽厚，培养过程中都是以鼓励为主，放手让我去尝试。硕士头一年多，我在课程作业的基础上写了三篇文章，自我感觉还蛮良好（其中一篇后来确实在主流学术期刊发表了）。我当时胆子大，毕业论文一心想标新立异，但后来因为折腾考外语、申请出国留学，影响了时间和精力投入，论文最终没有达到原先的期望。答辩的时候，徐老师又主动为我解释、开导。这样，我也就没有丧失对学术研究的信心和兴趣。随后接着读博士，开始研究孙中山，虽然已经离开了北大，但一直得到徐老师的帮助。我正式参加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就是2001年徐老师在北大主办的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研究孙中山的第一篇论文，《青年孙中山的革命想像——以乙未举事为中心的考察》，还向与会的前辈学者介绍了我研究中山陵的设想，记得有华中师大的严昌洪教授，还有台湾的庄政教授、刘维开教授，他们都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假如没有徐老师的引领和一直以来的鼓励、支持，我能不能走上学术道路，还说不定呢。

我的博士导师是蔡少卿先生，2019年11月30日去世了。蔡先生是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与南开大学的冯尔康先生，分别创建了社会史研究的南、北两个重镇。我到南大读博士，还有一段小故事。1998年夏天，蔡先生来北大出席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国际学术会议，我当时还是硕士生，在做会务接待，带着仰慕的心态说：蔡先生，能不能报考您的博士生啊？他当即表示：欢迎啊！我以为这只是客套话，也就没有放在心上。后来我都差点忘记这回事了，先生却专门写信来，问我是否还愿意报考。我只好回信坦陈：自己正在申请出国留学，如果同时报考国内博士生，情理上实在说不过去。可是先生又来信说：没关系，不必有心理负担，你尽可以两手准备，万一出国不成，还可能到我这边来嘛！先生如此大度，我也就两头进行。最终留学申请不顺利，于是考入南大继续读博士。2002年博士毕业，先生又跟系里推荐，让我最后有机会留在南大任教，到今年刚好二十年。

在蔡先生身边学习、工作二十年，对我的影响尤其深远。先生自己专精于秘密社会史，但也鼓励弟子们自由探索。我自作主张选择中山陵来写博士论文，先生不以为忤，仍然尽量为我的自选研究创造条件。毕业留系工作后我回头研究秘密社会史，先生非常欣慰，更是全力支持，但从不给我压力，每次见面交谈，眼神中只是透着殷切的期待，让我感受到前行的动力。先生早年的弟子孙江教授，留日多年后回国探亲，先生特意把我和李里峰等人叫去见面，要孙江多关照我们几个小师弟。这以后，孙江教授在国内推动新社会史、新史学，也都把我和李里峰拉上。再后来他正式回归南大，又带着我们一起从事公共记忆研究、概念史研究。近十来年，如果说南京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稍稍引领了国内学术前沿的话，那么直接的原因与孙江教授分不开，间接的原因又与蔡少卿先生分不开。在这样的氛围里，在这些过程中，我自己的受益也许是最多的，学术成长虽然不算快，但步子还算踏实，学术格局也不至于太过逼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