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爆发的法国革命，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在法文语境中，通常采用首字母大写的方式，将其写作“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以此突出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按照最新版《法兰西学术院词典》的规定：“革命”一词首字母大写只能特指1789年法国革命，“俄国革命”（la révolution russe）和“中国革命”（la révolution chinoise）等表述则无需大写。而在中文语境中，“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名词。例如，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时表示：“法国人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特别是对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把欧洲的封建制度扫得差不多了。”

从“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到“法国大革命”，不仅涉及关键语词的使用和翻译，而且关系到历史书写的变迁和传布。关于这些问题，有学者重视概念的缘起，思考1789年与现代“革命”概念生成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学者关注知识的传播，考察近代中国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接受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多语种史料，爬梳相关经典文献，并特别注意关于1789年革命的不同指称，进而为其被称作“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提供解释。

1789年革命爆发之初，革命者整合既有话语，创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革命”概念，以单数形式的“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特指这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宣誓与过去的彻底决裂。例如，在1790年2月2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第三等级代表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多次使用了“革命”的不同表述：“我请全法国作证；我让它的敌人夸大攻击，叫嚷大革命（Révolution）是野蛮的。我向全体良善公民和理性之友作证，从来没有一场革命（révolution）付出如此少的鲜血和残酷代价。”随后，贵族等级代表斯坦尼斯拉斯·德·克莱蒙-托内尔伯爵（Stanislas de Clermont Tonnerre）在发言中使用“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一词：“我和此前发言的罗伯斯庇尔先生同样承认，从来没有一场革命比现在更彻底，从来没有一场变革比现在更有力、更突然，而且没有附带更大的罪恶……我要说的是，即使只有一颗人头落地，即使只有一名收税官为民复仇而牺牲，即使只有一滴鲜血违背了法律秩序，这场仅有的灾难也会为法国大革命抹上污点。”两位发言者的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一致承认1789年以来系列事件的独特性。

关于1789年的意义，革命亲历者进行了一定思考。1793年，法国耶稣会教士奥古斯丁·巴吕埃尔（Augustin Barruel）在流亡伦敦期间出版《法国革命期间的教士史》，一时传播甚广。书中，他将“革命”一词小写，向英国民众发出呼吁：“看到这些来自各个阶层、各个等级，尤其是看到这些教会神父，他们被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驱赶到你们身边，你们也不需要了解我们犯错的细节，就能向我们呈现出你们的慷慨大方。”时至1818年，见证革命全程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的遗著《关于法国革命主要事件的思考》出版，全书共6卷，详述了1775—1815年的法国历史，兼及对英国历史的评论。斯塔尔夫人同样将“革命”一词小写：“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是社会变迁中一个意义重大的历史时期。那些将其视为偶然历史事件的人，不曾前瞻、也未后瞩。他们把台上的演员当成了台后的剧本，将历史的筹谋归结为一时之人为”；“英国革命（la révolution d’Angleterre）由思想演变所致，同样的思想变化在1789年又引起了法国革命（celle de France en 1789）。两者的发生均属社会演变进程的第三阶段，即代议制政府建立阶段，这也正是人类思想殊途同归的前进方向”。

在19世纪法国政治纷繁交错的进程中，一批以“法国革命史”为题的著作陆续问世。例如，弗朗索瓦·米涅（François Mignet）在1824年出版的《法国革命史》，叙述了1789—1814年间各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米涅在开篇中将“革命”一词小写：“法国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如同英国革命开创了新政体的纪元那样，在欧洲开创了新社会的纪元。法国革命不但改换了政权，而且也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内部生活”；“革命（la révolution）改变了这一无法无天的局面。革命以法律代替了专横跋扈，以平等代替了特权；革命使人们摆脱了阶级的区分，使国土消除了省份之间的壁垒，使工业不再受行会和行会监督的限制，使农业摆脱了封建领属关系，免除了什一税的重压，财产不再容许任意指定预备继承人，革命把一切都复归于一个等级、一个法律、一个民族”。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1847—1853年陆续出版7卷本《法国大革命史》，他多次使用大写的“革命”一词：“大革命（la Révolution）就在我们骨子里、就在我们灵魂里，这个世界却没有一座为它建的纪念碑”；“就在大革命诞生之初，当它为个人权利发出呐喊的时候，那时的法国没有畏首畏尾，反而以宽大的胸怀热情地拥抱着整个世界，它为所有人带来了和平”；“我对大革命的定义是：法律的继位、权利的重振、正义的反击”。米什莱以充沛的情感和优美的文笔，记录了1789—1793年间的历史。埃德加·基内（Edgar Quinet）重视1789年革命的独特性，他的著作直接将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大革命”（La Révolution）作为书名，并赞许道：“法国大革命之前，社会真理只有在卑躬屈膝、混合虚假、与不公正妥协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传播”；“法国大革命希望让真理堂堂正正地进入人类社会，无需在任何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下低头”。不过他也提到，革命者触及宗教的做法并不妥当，“伟大的革命（la grande Révolution）应该在教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

称颂之外，法国学者也不乏反思和批判之论。1856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他将“革命”一词大写，表示本书绝非一部“大革命史”（une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而是“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une étude sur cette Révolution）。托克维尔指出，法国人希望区隔1789年前后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la Révolution）；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1789年革命在呈现出决裂性的同时，也表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故而，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19世纪80年代，随着共和制度得到巩固，法国官方着手推行教育改革。被誉为“国民教师”的埃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在其编订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使用了“法国大革命”（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表述。例如，他在讨论“大革命的胜利”时指出：“法国大革命在欧洲人民中激发了生动的热情”；而在谈及“国民公会的终结”时，他也表示：“大革命的支持者们彼此摧毁。”这部教材由巴黎市政厅免费发放，并被公共教育部采用，与“小拉维斯”等教科书一起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拉维斯陆续推出28卷本的“大拉维斯”丛书，大革命作为法国当代史开端，勾连起从高卢人到第三共和国的历史谱系。

大革命百年前后，法国进行隆重纪念。1881年，《法国大革命历史杂志》（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Revue historique）创刊。1885年，巴黎市政厅在索邦大学设立法国大革命史教席。1886年，1789年百年纪念历史筹备研究委员会成立；1888年，该组织更名为法国大革命历史学会。1889年，共和国官方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通过对“1789年不朽原则”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大革命精神的凝练，已经融入法国民众的集体记忆。

1789年革命的进程牵动着其他欧美国家关注的目光。1790年11月，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出版《法国大革命反思录》，半年售出近2万册。书名中，他使用了“在法国的革命”（Revolution in France）的表述；正文中，他将“革命”一词小写，批判1789年的暴力色彩：“所有情形叠加起来，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最美妙的事情，在许多情况下，公然是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最荒唐可笑的方法、最荒谬绝伦的方式发生的。在这场奇特、轻率而又残暴的混乱之中，各种罪行和各种蠢行混杂在一起，所有的事物看来都偏离了自然本性。”针对伯克的批评，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91年出版《人的权利》，并多次将“革命”一词大写：“从伯克先生在美国革命（the American Revolution）中扮演的角色来看，我理应把他看作人类的朋友”；“当我看到伯克先生的小册子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就更觉得有必要回复了，因为他的小册子极尽诋毁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和自由原则之能事，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也是一种苛责”。按照英语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的通例，以上两处“Revolution”无需以“大革命”对译，尽管以上两书的中文译本均将其译为“大革命”。

与之类似，遵循德语名词首字母必须大写的规则，“Revolution”应该直接译作“革命”。例如，面对法国废除王权后德意志民众表现出的厌恶情绪，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于1793—1794年间写作《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其中多次使用“法国革命”（die franzosische Revolution）的表述，称赞“法国革命对于全人类都是重要的”；“法国革命正是一幅关于人的权利和人的价值这个伟大课题的瑰丽画卷”。再如，康德（Immanuel Kant）在1798年撰写的《学科之争》中表示：“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die Revolution），这场革命可能会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决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1789年革命宣扬的普遍主义精神和世界主义情怀，影响了包括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在内的诸多哲学家。

自18世纪萨尔《普遍史》开创“世界史”书写潮流以来，19世纪的欧美国家出版了大量以“Universal History”“General History”“World’s History”为题的通史著作。它们可以被统称为“万国史”，并成为普及历史知识、推广历史教育的重要媒介。1813—1827年，弗莱堡大学教授卡尔·冯·罗科克（Karl von Rotteck）出版9卷本《普遍史》；1846年，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琼斯（Frederick Jones）将之删改为5卷本《世界通史》。琼斯将原著中德文大写的“革命”转译成英文小写的“革命”，准确传达了罗科克对1789年革命的同情：“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比法国革命更伟大的事件了，事实上也几乎没有同样伟大的事件”；“相反，法国革命几乎突然而彻底地震撼了它所诞生的地方；也向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发出了雷鸣般的吼声，从它的起源开始，它几乎就是整个世界历史舞台上唯一的思考对象”；“宗教改革或许是能够稍微与其相提并论的‘唯一’革命”。

在此类作品中，1789年成为历史分期的关键节点。英国作家托马斯·凯特利（Thomas Keightley）的《拉德纳普遍史概要》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期，“法国革命和帝国时代”是全书的终章。文中出现的“革命”一词使用小写，表达了作者的不屑态度：“就在大声疾呼反对法国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恐怖之时，王室的破坏者又袭击了不幸的波兰，并把她的某些肢体撕扯下来。”在加拿大发行的《普遍历史概要》分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三期，1789—1795年、1830年和1848年三场革命分别被称作“法国革命”“第二次法国革命”和“第三次法国革命”，以此强调三者之间的连续性。曾任法兰西第二帝国公共教育部长的维克多·迪雷尔（Victor Duruy）所写的《普遍史概要》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当代四期，1789—1792年“大革命”（La Révolution）是当代史第一章；但美国学者埃德温·格罗夫纳（Edwin Grosvenor）编译该书时，将之纳入近代史的部分，当代史开端则是1848年革命。

如果说可以将首字母大写的“Revolution”译作“大革命”，主要原因是论者着重提及了1789年革命的深远影响。1837年，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出版3卷本《法国大革命：一部历史》，其中写道：“或许，是时候更确切地说明法国大革命（French Revolution）这几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因为严格说来，其意义众所纷纭，莫衷一是。一切都处于革命之中，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时代更迭令人难以捉摸。在时间的世界里，没有别的，只有革命和突变，甚至无法想象还存在其他的东西。”1910年，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勋爵（John Dalberg-Acton）的课堂纪要整理出版，其中写道：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颗来自无人知晓之处飞来的流星，而是各种历史力量汇集的产物；这些力量如果联合起来，就具有足够强大的破坏力，但如果分开来，却疲软得没有任何建设的力量”。

以上两部作品在欧美读者甚众，以下两部教科书的影响更是远及东亚。其一是威廉·斯温顿（William Swinton）的《世界史概要》：“法国大革命的影响遍及欧洲所有国家。即使在那些没有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地位，也同样发生了广泛的社会变革；我们可以概括地说，自从这场伟大的人民剧变以来，欧洲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民能够像此前那样被彻底打倒。”其二是菲利普·迈尔斯（Philip Myers）的《普遍史》：“法国大革命在政治史上的地位就像德国宗教改革在教会史上的地位一样。它是法国人民对王室专制和阶级特权的反抗。‘自由平等博爱’是大革命的座右铭。虽然在这些原则的名义下确实犯下了最残暴的罪行；但大革命的过激行为不应该与其真正的精神和目标混为一谈。”不过，关于1789年革命独特地位，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做出了更为深入的阐释。

马克思虽未撰写关于1789年革命的专著，但多次谈及这场革命的影响。例如，他与恩格斯在1845年合著的《神圣家族》中论述了法国革命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未被这种探讨所涉及的法国革命（die franzosische Revolution）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年在社会小组（Cercle social）中开始、中途以勒克莱尔克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以巴贝夫密谋的失败而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恩格斯关于1789年革命的讨论非常具体。1839年，恩格斯在书信中提到，作为“我们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诗人”，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曾预感到法国革命（der franzosischen Revolution）“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1848年6月，恩格斯就巴黎工人起义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评论：人民在2月高唱“为祖国而死”，但祖国对6月的工人“失去了任何意义”，“‘马赛曲’连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其他一切回忆一起消逝了。人民和资产阶级都感觉到，他们现在所参加的革命比1789年和1793年的革命更为伟大”。这里，“法国大革命”对应的原文是复数形式的“伟大的革命”（der großen Revolution）。此后，恩格斯在1851年《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使用了英文的“法国大革命”（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在1876年《威廉·沃尔弗》一文中，使用了德文的“法国大革命”（die große Franzosische Revolution）。时至1892年，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写道：“法国大革命（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恩格斯多次使用的“伟大”一词，相关篇目的中译本都直接译作“法国大革命”。

使用“伟大”一词修饰1789年革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éевич Кропoткин）亦有专论。1889年，克鲁泡特金分别用英、法文写作《伟大的法国革命及其经验》和《大革命百年纪念》两篇文章，不仅将“革命”（Revolution/Révolution）一词首字母大写，而且将“伟大”（great/grande）一词作为修饰语。1893年，法国《反抗者报》编辑部出版了《大革命百年纪念》一文的单行本，书名写作《伟大的革命》（La Grande Révolution）。1909年，克鲁泡特金的法文专著《伟大的革命：1789—1793年》问世，并于同年出版英译本。一方面，首字母大写的单数“伟大的革命”（la Grande Révolution）突出了1789年的断裂性：“这个大革命，激动了全欧洲，推倒了一切，并且在几年之中，开始了一个普遍改造的工作；好比是全世界之力量，使这世界解体，又重行创造”；另一方面，首字母小写的复数“大革命”（grandes révolutions）强调各国革命的延续性：荷兰、英国、法国“每一次大革命在固有的人道之上，再加上一些特殊而原始的东西”，并将“大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俄国，故而书中也有“俄国大革命”（la grande Révolution russe）的表述。

“伟大的革命”之说有其源头，法国社会主义政治家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主义史：1789—1900年》第一卷中援引了相关表述。例如，1793年被送上断头台的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在狱中写道：“有人想对刚刚在法国造成一场动乱的伟大革命（la grande révolution）得出正确看法，但未能如愿。因为他们是孤立地看待这场革命的，没有把它同周围各帝国和几百年来的历史联系起来考虑。”再如，1789年当选第三等级代表的米拉波（Mirabeau）呼唤：“这场伟大的革命（cette grande révolution）不给人类造成破坏和流血事件，这对法国和我们来说将是多大的荣光！”以上两处“伟大的革命”虽为小写，但饶勒斯将“革命”首字母大写：“我们认为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确是一场波澜壮阔、内容极其丰富的事件，但我们不认为它是最后一次事件，此后的历史不过是永无止境地展现其后果而已。法国大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项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列宁高度重视1789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根据亲历者回忆，列宁非常尊敬克鲁泡特金，他“注意到克鲁泡特金第一次以研究家的眼光看法国革命，他注意人民群众，处处提起手工业者、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代表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列宁认为克鲁泡特金的研究堪称经典，“完全有必要大量再版这部书，并免费散发到全国所有的图书馆”。1919年5月8—10日中的某天，二人曾在克里姆林宫畅谈许久。5月19日，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

“拿法国大革命来说吧。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9世纪在世界各地只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实行了、分别地实现了、继续完成了伟大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开创的事业，这些革命家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不过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被自由、平等、博爱的词句蒙蔽了。”

查考《列宁全集》俄文版可知，列宁使用了“великую француз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的表述，其中“великую”是“伟大”的形容词，“французскую революцию”指法国革命。列宁承认1789年革命的意义，指出其资产阶级局限性，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以来的相关论述。因此，在此后的俄文语境中，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指称，也多带有“великую”一词。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影响了有关法国革命的理解。1920年，法国左翼史学家阿尔贝·马蒂耶（Albert Mathiez）发表长文《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他指出，两种主义之间的相似性“绝非牵强附会”，“列宁和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深受我们的伟大革命（notre grande révolution）历史的熏陶，他从这些历史事例中获得启发，并根据自己的国家和具体情况将其付诸实践”。法国革命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它为无产阶级的兴起提供了舞台，且1789年的革命路线和方式具有最直接的参考意义。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语境中，这种认识同样产生了深刻回响。

19世纪20年代以降，在华传教士以“大变”“作乱”“大乱”等词译介英文“French Revolution”，且“法国大乱”是主流表述。19世纪80年代前后，“法国革命”一词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现代意涵的流行，要等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论述。1900年，梁启超在《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中同时使用“法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指称：“而先生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日本人忌之恶之尤甚”；“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而纯甫难是说，然则此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他了解1789年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但对革命成果持不同意见。

即使同时代的革命者，也没有过度拔高1789年革命的地位。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使用“法国之革命”的表述，指出英、美、法三国革命是“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1904年，孙中山向檀香山的保皇派报刊发问：“该主笔尝讥讽吾人之革命不起于京师，想亦熟闻法国之三大革命皆发于巴黎矣”。“三大革命”分别指1789、1830和1848年革命。1917—1919年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表示：“试观民国以前之大革命，其最轰轰烈烈者为美与法”，但与法国革命相较，美国革命堪称中国革命之典范。

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兼用“法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称谓，且与日本关系密切。1905年出版的《新式西洋历史辞典》，使用了“フランス革命”和“佛國革命”等表述，并将之视作“近世史”的开端；1908年出版的《西洋历史新辞典》，虽然没有直接解释1789年革命的词条，但在有关“朱安党叛乱”“斐扬派”“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等条目中，综合使用了“佛国革命”和“佛国大革命”的表述；此外，该书还有“佛国七月革命”“佛国二月革命”等表述。1905年日本泰东同文局编译的《西国新史》指出：“法国大革命者，次彼宗教改革之近世史上之大公案也。法国人民抱‘自由平等及同胞’之志愿，而排斥国王之压制与贵族之特权，以震动社会之大势者也”；“自法国革命之起，社会纷扰无定，人民多年呻吟于专制政体之下，一朝暴起，以自由平等同胞为名，恣意屠戮，极其惨状，而社会一时陷于无政府之域。然政治自由之思想，因是风靡全欧，社会之大势，为之丕变”。1910年，熊钟麟等人编译日本学者本多浅治郎《高等西洋史教科书》，将“法兰西革命”视作“古今未有之激变”，“当大革命时，法兰西国民之元气实盛，虽幸稳和派恢复平和，然独磅礴郁勃，不能俄安无事”。该书明确提及埃德蒙·伯克的相关论述，以表明革命之残酷。再如，张相《新制西洋史教本》直接使用“法国大革命”作为标题，其中写道：“自由平等之说起，法国演出革命之惨剧，各国起而干涉之，于是法兰西之历史，变而为全欧洲之历史”。该书经过教育部审定，1914—1921年间共发行17版。

1923年，教育部出台《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和《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文化史学纲要》，分别有“民权思想之发达与法国革命”和“十八世纪西洋中等阶级之争民治（美利坚法兰西之革命）”两项。与此同时，教科书的叙事立场逐渐发生改变。例如，陈衡哲《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写道：法国革命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日耳曼宗教改革类似，“他的性质虽是偏重于政治，但也并不以政治为限，他是兼含有社会革命及经济革命的意义的”；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革命，都无法与法国革命相提并论，“他们的意义，也不能像他的这样深远，延地也不能像他的这样广阔，影响也不能像他的这样浩大了”，“法国革命的根本意义，是对于所谓旧制度的一个大反抗”；“此十年来，法国革命的成绩，虽未能达到从前一般哲学家的理想”，“虽不免流了许多血，闯了许多祸，委曲了许多人士，做了许多可笑的改革”，但平等自由博爱的“三个标鹄，大致终算是达到了”。陈衡哲的论述对此后的教科书影响甚大，部分教科书将“大革命”一词用于章节标题，着力阐释1789年革命的重要性。例如，王钟麒《现代初中教科书·世界史》写道：“近世期劈头第一大事，便是法兰西的大革命。这一出开幕戏，十分精采，不但欧罗巴诸国感受到危疑震撼的刺戟，他那辐射出来的光芒竟挑动全世界人的眼睑呢。所以我们竟可说他是冲破全球历史界沉寂空气的爆炸弹，更可说他是鼓荡世界潮流的大风暴。因为近世以来，各国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等等的惹人注意，完全由这一番壮烈的举动引起来的。”

1929年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版课程标准中，“法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称谓同时存在。各种教科书也多从正面视角肯定1789年革命的意义。例如，何炳松《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写道：“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及日耳曼的宗教革命一样，虽然发动于一国，影响却普及于欧洲的全部。他的性质偏重政治，实是对当时旧制一种有力的反抗。”再如，金兆梓《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高中外国史》写道：“法国大革命，实由王权深授的专制政治，和封建参与的社会组织所激起——换言之，此次革命之原因便是政治上的不自由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特别是杨人楩编写的教科书，关于1789年革命的梳理尤为详尽。1932年初版、1933年再版的《初级中学北新外国史》写道：“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国大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它的影响很不小，意义很重大。”具体而言，它推翻了封建制度，传播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使资产阶级成为政治中心，推动了极有价值的经济改革。1934年出版的《高中外国史》写道：自荷兰独立、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到了法国大革命，可谓达到这个潮流的最高点”；此后陆续发生的革命，“可说都是由法国大革命之一个势力推送而来”；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潮流”和无产阶级“行动的潮流”共同作用之结果。

事实上，杨人楩的观点直接取自克鲁泡特金。1930年，他将克氏著作以《法国大革命史》为题，交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4年，杨人楩远赴牛津大学，师从革命史专家汤普森（J. M. Thompson）。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回国，从事世界史教学科研工作。在延安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克氏著作也在学员必读书目之列。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语境中，1789年革命具有重要地位。1918年，李大钊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写道：“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景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法国革命是18世纪国家主义的政治和社会革命，俄国革命则超越前者，是20世纪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和世界革命。故而，这两场革命也被李大钊称作“大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饥饿是变革的原动力。法兰西大革命，饥饿是重要的原因；俄罗斯大革命，饥饿也是重要的原因”。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亦有“大革命”之称。1923年底，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指出：“败坏困苦的中国，须有各阶级群起合作的大革命，才能够依群众的革命热忱和创造能力涌现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新国家。”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表述进一步明确。1926年，中共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向导》刊登《法兰西大革命纪念日感言》一文，其中写道：“全人类的历史有两个最伟大的阶段，这两个阶段由两个最伟大的革命具体表现出来：法兰西大革命和俄罗斯十月革命。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固然是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开始新时代——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革命之开始，然而法兰西大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对封建阶级的革命，但在人类历史进化阶段上却与十月革命有同样的意义。”同年5月，瞿秋白在《新青年》月刊发文，勾勒了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历程。具体而言，分别是“古代各国奴隶平民之暴动”“中世纪之农奴暴动及农奴战争”“十七世纪之英国革命”“十八世纪之法国大革命”“世界各国革命及无产阶级革命”“国际无产阶级之社会革命运动”“二十世纪之世界社会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文内涉及的诸多史事，只有1789年革命被称作“大革命”，足见其分量之重。

1927年以后，革命形势虽然暂时陷入低谷，但进步知识分子译介了不少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作品。1928年，以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上田茂树《无产阶级底世界史》为底本编译的《世界民众史要》出版，其中写道：“北美底独立共和，法兰西底大革命，是资产阶级接连起来的两次大胜利。”同年，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也被译成中文，译者坚持“被剥削被榨取阶级的立场”，认为“阿美利加的独立，实为法兰西革命的序曲。法国资产阶级从美国资产阶级的独立成功中直接学得许多经验”。1929年，上田茂树的《世界社会史》被翻译出版，其中写道：“法兰西底大革命，起于美国独立不久之后。美国底独立，可以说是法国革命底序曲。亚美利加底清教徒，受了法兰西十八世纪启蒙哲学底感化；合众共和国底独立，又直接促进了法兰西民权民主革命家底蹶起。”时至1936年，与杨人楩相熟的巴金在《法国大革命略论》一文中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比尔；这个英雄乃是民众。”

抗日战争期间，党内知识分子直接使用“法国大革命”的情况日益普遍。1938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在“民族殖民地问题”系列讲座中，将1640—1649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均称作“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他认为：“法国人民为着保护法国大革命，反对反革命的君主同盟而进行的战争，曾是革命的民族战争；但是，后来拿破仑建立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许多国家，法国民族战争又变为帝国主义的战争。”李平心在《各国革命史讲话》中特别解释了“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用法：“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建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普通所谓法国大革命，是指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三年的革命。不过十九世纪的法国历次革命，和十八世纪的大革命是有历史的连续性的”；它之所以不同于此前的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不仅是由于前者的规模比较后者的规模大得多，而且因为前者在摧毁封建社会的斗争上比后者彻底得多”。陈昌浩在《近代世界革命史》中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西欧一次最大的、而且是更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伟大特点，就是它将封建关系根本破坏，并把民族压迫彻底铲除，而用革命方法将这任务解决”；“马克思、列宁都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完成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之最彻底最伟大的革命”。此后，二人的著作被多次重印。

193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不少文章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与中国抗战的关系。胡愈之写道：“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还不只证明民众力量与精神力量的伟大而已，它更证明抗战与建国的不可分性。法国革命军抵抗外来的侵略的胜利，巩固了国内的团结统一。但是国内民权的建等，民生的改善，也是对外胜利的严重条件。所以正在进行着抗战建国的大业的我国人民，演着百五十年前法国革命的历史，是会感觉到格外亲切的。”胡绳分析了“伟大的法国革命”是“历史上一次最彻底的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因为它始终一贯地一步进一步发展，一直向民主共和国的最后目的走去”；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于重视农民、依靠民众、清除叛徒和击溃外国侵略者；法国革命的“伟大”之处，则在于它对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

在1949年以后的中学历史教育中，1789年革命的指称经历了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法国大革命”的变迁。1956年《初级中学世界历史教学大纲》（草案）写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的影响非常久远，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和美洲先进国家中的进一步确立”；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写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资产阶级获得完全胜利的一次革命。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力量，采取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统治”；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写道：“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不仅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还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

2022年，教育部最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规定，学生需要“知道英国1640年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了解《权利法案》《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和《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等文献的主要内容，初步认识这些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据此编订的九年级教材《世界历史》“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一课写道：“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统治，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具有世界性影响。”高中必修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也写道：“法国大革命也沉重打击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封建制度，革命的原则随着拿破仑的军队传播到欧洲各地。”由此，与其他国家革命的指称不同，“法国大革命”的称谓基本定型。

综上所述，本文围绕1789年革命在不同语境中的称谓，考察了其被称作“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一方面，它涉及概念的使用和翻译问题。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出现了“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表述，但首字母大写的用法尚未确定；19世纪中叶以后，米什莱、托克维尔等史家使用“la Révolution”的称谓。按照英语专有名词和德语名词首字母大写的规则，19世纪欧美“万国史”作品中的“the French Revolution”“die franzosische Revolution”可直接译作“法国革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恩格斯以“伟大”（große/great）一词指称1789年革命，克鲁泡特金和饶勒斯亦有相关讨论，直接影响了列宁对于俄文“伟大”（великую）一词的运用。晚清民国时期，“法国革命”的译名渐趋流行，并在历史教科书中一度占据主导。经过中国革命的实践检验，“法国大革命”的用法逐渐成为惯例。

另一方面，名词翻译背后涉及历史认识的问题。1789年以来，法国学者不断思考革命的独特性，反思1789年的断裂与延续，学界至今仍有法国革命“例外论”的观点。19世纪的欧美“万国史”作品将1789年作为历史分期的关键节点，在承认法国革命重要性的同时，对其暴力色彩多有指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运用唯物主义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认可1789年革命的“伟大”意义，指出它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起初借鉴欧美和日本，对比审视法国革命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分别视作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典范，寻找其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经验教训。由此，关于“法国大革命”各语种称谓的不对称问题，亦呈现出相关历史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的交错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