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百年诞辰前夕，我决定重新探访巴黎和普瓦捷那些他曾经生活、学习和工作之所。从巴黎的亨利四世高中、蒙日街上的旧居到乌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乃至人们最终与其告别的硝石库医院庭院。一路走来，鲜见福柯之名。在中学生的抗议声中，巴黎并没有那么多人关心这位哲学家的诞辰。在拉雪兹神父公墓公社社员墙前，我与一位女士闲聊之时，当听闻我此行的目的时，她顿了一下笑着说：“啊？原来是为了那位哲学家。您是在进行某种朝圣吗？”我回答：“实际上，我对结果没有期待。只是尝试在行走的过程中寻找一些福柯存在过的痕迹。”
一
1982年9月，福柯在冒着风险再赴波兰、支持团结工会运动的前夕，留下遗嘱以备不测：第一，不要死后出版；第二，宁可死亡，不要伤残。所幸这份遗嘱并未派上用场。然而，不到两年后的1984年6月25日，福柯便在他的《疯狂史》中着墨描绘过的硝石库医院中遽然离世。福柯曾多次对亲友说：“不要对我做马克斯·布罗德对卡夫卡做过的那种事。”福柯的伴侣德费尔（Daniel Defert）曾解释，福柯不愿意向公众暴露自己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犹豫、修改与尚未完成的部分。福柯也不认为自己有必要为无法参与讨论的身后世界写作。
（图）位于布吕昂街（rue Bruant）22号、如今大门紧绷的硝石库医院太平间庭院（10月13日摄）与1984年在此举行的告别仪式画面（INA）
如今，福柯已经谢世42年，而第一条遗嘱已被一步步打破。1994年，以汇集所有生前未发表文章、访谈和演讲为限，四卷本文集《言与文》出版。1997年开始出版的福柯法兰西公学院课程，则因其早已在生前公开讲授，而根据录音整理出版（稍晚出版的几部讲义的编辑获准参阅了福柯手稿）。2018年，一切都改变了。《性史·第四卷：肉欲的忏悔》（Les Aveux de la chair）出版，这是一部福柯生前没有正式出版的著作手稿。如今，《哲学话语》等未刊手稿陆续出版，福柯的遗嘱已遭打破。事与福柯之愿相违，在巨大的伦理危险面前，研究者和读者是实际的受益者。其实，从福柯笔记与手稿于2012年3月16日被宣布为法国“国家宝藏”、并于次年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以来，其公开的进程就不可逆转了。与此同时，福柯的思想遗产也逐渐走向正典化。2015年，伽利玛出版社将福柯的主要著作编为两卷本《著作集》（Œuvres），收入法国最负盛名的“七星文库”（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标志着福柯正式跻身法国思想经典之列。今日，恰逢福柯诞辰一百周年，《言与文》的选集也被纳入七星文库，作为对其百年诞辰的纪念。对福柯来说，这一进程稍显讽刺意味，这位生前曾不断质疑知识秩序、作者身份与思想权威的学者，如今也已真正成为法国思想先贤中的一员。 在巴黎左岸文化氛围最盛的拉丁区，巴黎最具代表性的传统大型书店吉贝尔·约瑟夫书店（Gibert Joseph）推出了福柯专柜，列有多种最近纳入伽利玛Tel平装本的福柯著作、最新整理出版的福柯课程和福柯研究著作等。在临近索邦、曾出版多种福柯著作的弗兰哲学书店（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中，福柯依旧牢牢占据三层书架。我在此购入最新整理出版的《儿童十字军》手稿和迪迪埃·埃里蓬经典传记的特别再版，两本书均注有“一百周年：福柯，1926—1984）字样。
（图）10月13日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
不远外，福柯曾供职并授课多年的法兰西公学院，在迪迪埃·法桑（Didier Fassin）教授的主导下为此策划了一整年的纪念活动：5月至6月，法桑主持了题为“福柯的在场”（Présences de Foucault）的系列课程，探讨福柯思想在当代知识与政治生活中的持续影响；6月5日，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无界的福柯”（Foucault sans frontières），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讨论福柯思想的跨国传播、接受及其理论遗产；9月30日至明年，举办专题展览“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的一场思想冒险”，通过手稿、档案与视听材料，回顾福柯1970年至1984年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教学、研究与公共活动。此外，9月22日至12月15日还规划了“米歇尔·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系列讲座。在10月13日晚的讲座上，两位年轻学者Aurèle Méthivier和Sandra Boehringer进行了题为“福柯与法兰西公学院的学术生活：同僚之间的对话与教授讲席的设立”的讲座，颇为细致地还原了福柯1970年代在越发积极介入政治的同时，如何为公学院教授席位设置的多元化做出贡献；以及福柯与古代史学者韦纳（Paul Veyne）之间的交往。
（图）吉贝尔·约瑟夫书店的福柯专柜和笔者在弗兰书店购入的两种新书（10月12日摄）
二
然而，福柯知识后台的明晰化，并不必然导向一个面目更为清晰、对今日而言也更具意义的福柯。1966年，在《词与物》出版带来的盛名之中，福柯却说：“哲学家在社会中并没有什么角色。他的思想无法根据一个群体当下的运动来确定自身的位置”，福柯以苏格拉底为例说，既定秩序无法容纳他的质疑，只能视之为颠覆。“事实上，只有经过若干年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一位哲学家究竟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归根结底，我们赋予哲学家的，是一种回溯性的角色。”如今，应该由我们来回答，我们希望赋予百岁老人福柯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回溯性角色？ 我们所需要的，当然是打破僵化分期与关键词认识后、一个面目更为清晰的福柯。尽管福柯长期以来位居全世界人文和社会科学引用之最，但大多都不过是一见福柯之名、而言必称“知识”与“权力”的陈词滥调，围绕核心著作和经由英文转介而来的考古学——谱系学——主体化的三分显然也已不合时宜。更多文本的问世，让我们意识到，仅就福柯自身的思想来说，并没有那么多截然的断裂，问题的种子早已埋下。2022年出版的《人类学问题》（La Question anthropologique. Cours, 1954–1955）让我们得知，早于《词与物》整整十年，不到三十岁的福柯就已经通过回顾哲学史，提出了“人之死”的命题。 福柯的工作本身便具有物质性。数十年间日耕不辍，福柯戏称为“去工场上班”。据称，福柯在国家图书馆内、以铸铁支柱与玻璃穹顶著称的拉布鲁斯特大厅（今为黎塞留馆内的INHA国家艺术史研究所）里，正对入口处的“半圆形高台”（l’hémicycle）上拥有近乎固定的座位。从德费尔的回忆中，我们得知：在巴黎，他通常8点半左右离家，9点到图书馆，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半或6点。之后才进入社会与政治生活：会客、参加活动、与朋友吃饭。晚上10点左右结束，再读一小时书，11点睡觉。周末？“周末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为了度假而停止工作，也几乎不可想象。节日？福柯很少给自己的文字注明日期，不过如果他能够在一篇文章末尾写上12月25日，他一定会非常乐意这么做——因为这一天，正如他所说，“众所周知，几千年以来，这一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面对复印，他反而迷恋那种一字一句占有文本的过程：纸张、墨水、手势本身都是阅读的一部分。福柯要求穷尽文献，为了撰写《临床医学的诞生》，他号称读过1780年至1820年间“所有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医学著作”。在“我要去核实一下，看看他们在那个时候是不是确实说了他们应该说的话”的卓著天资之外，福柯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图）拉布鲁斯特大厅的半圆形高台（10月14日摄）
对于这份庞大的遗产，我们应当抱以敬意。1963年1月27日，在给德里达的信中，福柯写到：“毫无疑问，对我们而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哲学的首要行动，就是阅读。”那封信赞赏的是德里达对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的阅读：细致的重读，使哲学思考的可能浮现。阅读本身就可以改变思想，这是哲学史的方法要义，更是如今重读福柯的意义所在。
（图）福柯致德里达的信（Mallet, Marie-Louise, et Ginette Michaud (dir.). Jacques Derrida. Paris : Éditions de L’Herne, coll. « Cahiers de L’Herne », n° 83, 2004, p.111-112.）
我们所需要的，更是一个应当不断被使用、被批评、被引为刺激的福柯。福柯对尼采的态度，尤其值得作为参照。1975年，谈论监狱研究时，福柯说：“我喜欢的人，我就使用他们。”向尼采这般的思想表达敬意，就是使用它、使它变形，让它发出吱嘎声、呼喊。晚年谈到尼采与海德格尔时，福柯又说，“应当有少数几位可以与之交流思想、共同研究，但不必为之撰文的作者。”他们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入了福柯的研究，参与了问题的提出与改变。 一个使我们更乐于引用、却没有使研究发生变化的福柯，并没有真正成为启发者。1981年，在魁北克的访谈中，福柯说：“哲学家的作用就是制造不安。”福柯使用的原词是déranger——扰乱、打乱既有安排。如今世界范围内的福柯研究，已经在这样的交涉中展开。6月5日，在公学院举行的“无界的福柯”研讨会中，与会学者将殖民、性别、伊朗革命与理论旅行带入纪念，并承认福柯对某些重要领域的关注存在不足。不同历史经验既延伸他的提问，也暴露其判断的限度。昨夜（10月14日），在共和国广场边的共和国咖啡馆中，面对高25米的共和国玛丽安娜女神像，听着防范中学生的警笛大作之声，深耕法国大革命史多年的塞尔纳（Pierre Serna）教授对我说：“福柯从不谈论法国大革命，这是他思想中的一个巨大鸿沟。这或许是出于他对法共正统叙述的警惕。但他绝非不关注革命，比如他两赴伊朗的报道……”只有不断的质问，推动能够产生分歧、让概念经受检验的接受，才更能使福柯的思想继续发生作用。
三
今早，普瓦捷火车站不远外，就是福柯的出生之地阿图尔-朗克街10号。在纪念牌上，家乡人民这样介绍他：“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福柯一向反对“民事身份”，在《知识考古学》中，他写道：“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这是一种民事身份的伦理”，但正是在这里，他取得了首份标记民事身份的证明。在不远外的阿图尔-朗克街16号邮局，法国邮政将于明日举行福柯纪念邮票的首发活动。 从巴黎到普瓦捷，一路走来，偶见福柯之名。但在这些地方，福柯都从未真正在场：新书书架上的不是他，展览中珍贵的手稿和影像中的也不是他。福柯的不在之在究竟在何处？人们所追忆的，究竟是哪个福柯？今人要赋予福柯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回溯性角色？
（图）福柯的出生地、纪念牌（10月15日摄）与出生证明（引自David Puaud, Foucault avant Foucault: Archéologie d’une jeunesse. Paris: Denoël, 2026）
普瓦捷东北约15公里处的旺德夫尔-迪-普瓦图（Vendeuvre du Poitou），坐落着一座皮鲁瓦大宅（Le Piroir）。1875年，福柯外祖母之父埃梅·雷诺（Aimé Rayneau）建造了这处庄园，占地约一公顷，包含主楼、两翼、近一公顷的蔬菜园、果园以及数间压酒坊与马厩等附属建筑。庄园的入口漫长而静谧，两排高大的树木相对而立。这是外祖母守护下的童年温床，1940年代大溃败中的避难之所，从1959年起直至1984年去世每年8月必定返回、陪伴母亲的消夏之地（“他总是把八月留给我”），像斯巴达人一样高强度工作、每一部著作出版前的定稿之所。在工作之外，福柯也曾搬着盐水桶，在水槽边刷洗黄瓜，为家庭制作整整一年的腌黄瓜；每天傍晚，福柯都会执行固定的浇花仪式；他经常赤脚穿着凉鞋在村里散步，去村里的烟草店提取专门为他预订的那份《世界报》，甚至向面包师询问关于伊朗局势的看法。 300米外，是他的长眠之地，两块相邻的墓碑简朴，没有繁复的装饰。左侧是福柯的外祖父母和父亲“福柯医生／1883—1959”；右侧是福柯与母亲的合葬墓：“保罗—米歇尔·福柯／法兰西公学院教授／1926—1984”和“安娜·马拉佩尔—福柯／1900–1987”。福柯重新归于他的民事姓名，以儿子“保罗”和“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的身份示人。1984年6月25日，福柯在巴黎逝世，6月29日在硝石库医院简短的公开告别之后，其遗体运回旺德夫尔-迪-普瓦图，在仅有家人和友人出席的葬礼后下葬。 站在福柯的墓前，我向这位有限的、却至今充满活力的生命致意。套用福柯钟爱的尼采的话，我愿说，只有在福柯服务于生与思的前提下，我才服务于福柯。
旺德夫尔-迪-普瓦图的福柯墓碑（10月15日摄）
完成于米歇尔·福柯墓前 维埃纳省，旺德夫尔-迪-普瓦图 2026年10月15日福柯百年诞辰 *本文作者林鑫，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暨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德国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访问学者
1978年1月，福柯在柏林工业大学参加图尼克斯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