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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沈巍:“国家”拟人化与符号化
发布时间:2016-10-08 23:46:06

 

2016929日下午,适逢台风过境,南京城秋雨淅沥了一整天,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沈巍副研究员(笔名海青)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223办公室,以“国家:拟人化与符号化”为题,借助大量的图片资料,为在场的同学们做了一次精彩的讲座,历史学院胡成老师与李恭忠老师亦出席讲座。

李恭忠老师主持了本此讲座,他说尽管海青老师表示,她今天所报告的内容是她还没有做完的东西,然而我们同学或许正是需要看看老师还没有做完的东西是怎么样琢磨,来获得灵感。

在人际交往与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常常都需要借助一些象征或符号来代表自己或是他人以进行认知活动,这一问题如若上升到国家层面,则更具意义,因而海青老师选择以“人格化”的国家形象这一问题为切入点,来探讨国家是如何通过建构象征来对于自己与他者进行认知的。

海青老师以一个问题开始此次讲座:我们用什么代表自己?沈老师首先以微信头像为例,询问在座同学们都选择什么图片当作微信头像,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图片来当作微信头像的问题。沈老师指出,在自我缺席的情况之下,我们总需要挑选一些东西来代表自己,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象征化和符号化。当我们需要向别人传达自己的一个意思时,实际上是要把我们最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东西做一个表达,让别人看到我们。国家亦是如此。近代以来,国家往往选择国徽或者旗帜来代表自己,这一种表达是一种特别庄严、神圣的陈述,他最大的特点便是规范化,只有对其进行严格地绘画,才可以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所指。

一方面,国家借符号表现自己,另一方面,当国家希望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时候,也需要对其他国家进行一个符号化的表达。欧洲的黄祸想象即是一例,1895年德国宫廷画家的笔下,将敌人画作乌云中的佛像和龙,那是代表黑暗与邪恶的“他们”,而照耀在大天使头上的十字架,则代表着“我们”的价值观与荣耀。20世纪美国银屏上的傅满洲与陈查理,其都担负着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的种种特性,相应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中国人对于外来者的认知,从在晚清风行一时的《列强瓜分中国时局图》中盘踞在中国各地的种种动物化的列强形象,则可见一斑。抗日的过程中,把侵略者画作动物的形象更是层出不穷,引狼入室的狼或是横行霸道的螃蟹。对于中国人来说,乐此不疲地将侵略者表现为一种动物,可以表达出的感情实际上就是厌恶、憎恨,但同时也有另一种东西——恐惧。

当我们把一样东西人格化之后,我们可以表达出自己的认知和感情,而我们对于“我们”和“他们”的认知显然不同,如何区分我们和他们也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同样是女性,西方习惯于以女神来表达自己的价值,无论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还是巴黎公社反复使用的女战神形象,都承担着为他们所认可的某种价值观。而科勒惠支画笔下的母亲在30年代的中国的风行一时,在于其与左翼作家们笔下将中国建构为的母亲的形象强烈的契合,其革命性与当时中国的特征天然的贴近。所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女性作为祖国的一个象征,都具有很多的案例与传统,都会借女性来代表“我们”。而在台湾和大陆所发行的领导人画像之中,作为“我们”的领袖的蒋经国或是毛泽东都被刻画为坐在农民环绕之间,其形象完全可以互换。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画报将罗斯福和丘吉尔刻画为欺压人民的大魔王,一如梁中铭笔下的中共,二者完全立场不同,但笔下的“他们”却全然相似。在世界的任何场所,尤其是冷战时期,出于强烈的爱恨以及宣传的需要,将敌人刻画地无比的丑恶和将我方塑造地高大完美,是整体的风格。从本质上讲,这是引起对方注意和自己人共鸣最有效的方式。

“我们”和“他们”当然泾渭分明,然而没有永远的敌人,“我们”和“他们”并非永远敌对,总会有些时候会相互需要,尤其是在历史的暧昧时期,我们往往会需要由他人创作出我们的形象,以迎合他人。美国漫画家Ranan Lurie即长于此道,他以国家为基础刻画了大量的人物,日本的太郎先生、英国的约翰牛等。然而80年代台北当局邀请他创作出的能够代表“台湾的中国人”的“李表哥”形象却在台湾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这个有宽大的下巴,擅长功夫,酷似李小龙的形象,与Ranan Lurie的的漫画托拉斯中的其他人物如出一辙,却在台湾遭到了严重的困境。因为美国人眼中亲和,可爱的李表哥,对当时的台北来说却太过的娱乐化和草根化,不够严肃并不宜出现在公开场合。文化上的巨大鸿沟使得台北当局的期待与美国画家的理解,出现了极大的错位,李表哥很快就销声匿迹。

报告的最后,与开头相呼应,海青老师再次发问:“我们曾经用什么代表自己,现在用什么代表自己?”海青老师说,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曾经说道,远东传统中似乎缺乏抽象概念人格化的倾向。而我们在古诗之中会用始自屈原的香草美人这样微妙而精致的意象来表现君臣传统,山水画之中经常会用人诗意地栖居的意象来表现人格、志向,其余如梅兰竹菊,或是李商隐笔下的蝉,来表现文人心中的某种思绪。这种古典式的意象当然是中国独有的特色,然而到了近代之后,当国际法进入中国视野,我们需要对自己进行人格化呈现的时候,我们的意象塑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人像塑造的影响,发生了哪些改变,我们在其中添加了什么,我们的视觉习惯发生了哪些变化。

之后,海青老师围绕李表哥与国家意识的关系,作为象征的抽象的物和具化的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对于他国所塑造的中国形象的态度的变化,以及国家宣传策略的特点与转变的可能等问题,与同学们进入了深入的探讨。最后,李恭忠老师总结了整场报告,并希望大家能够向海青老师学习,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仅要停留在图像的表面,更应该关注图像背后的东西。

(闾泽/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