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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课程回顾
发布时间:2016-10-21 20:45:39
 

一、引言

本学期,孙江教授、张凤阳教授联袂开设了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这一课程,致力于探讨民族”(nation)概念的生成与发展,涉及natio→民族、populus→国民、ἔθνος/ethnos族群等概念群(acluster concept)。

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课程前三讲,孙江教授以“‘翻译’的近代”作为出发点,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础之上,介绍了概念史研究的基本旨趣、方法及其必要性;张凤阳教授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概念史方法的意义,继而以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作为理论参照,考释了西方语境中的民族”概念,指出中国语境中民族”概念的混乱使用,通过民族”概念呈现了概念史的研究进路及其关怀。

9月中旬,德国汉堡大学冯凯(Kai Vogelsang)教授应邀来到学衡研究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学,并且在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课程中短期授课。冯凯教授第一讲题为历史的概念”,着重讨论中国历史概念的开端及其早期的发展;第二讲题为概念史需要怎样的社会理论?”,讲述科塞雷克的概念史与卢曼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冯凯教授第三讲题为“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这也是冯凯教授这次在南大访学的最后一讲。

二、诠释学与历史主义的根基

希腊神话中,有一位掌管商业、畜牧的神,名为赫尔墨斯(Hermes),他被视为行路者、商人的庇护神。诠释学(hermeneutics,也被称为解释学)一词的发轫便与这位众神的使者有关,希腊语词根ἑρμήνευω意为“了解”,“神的消息”即由此而来,神的意旨如何为人理解。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便有了诠释学的萌芽。诠释学重视对原有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对《圣经》文本的诠释。诠释学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尽可能地了解作者的初衷和本意,并非以现代人的视角回溯过去。

诠释学的传统为德国概念史研究奠定了根基,除此之外,历史主义(historism)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19世纪以来,历史主义的兴起,与启蒙运动的遗产背道而驰,它强调每一个时代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将抽象的普遍主义作为判断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尤其是在德国。历史主义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方法值得进一步商榷。因此,每个时代都是绝对的,为何不直面上帝,以文本产生的时代作为标准?其实,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早已发现历史不是“普遍”之物,而是关于“个别”的陈述。

诠释学和历史主义构筑了概念史研究的基础,基于特定时代的文本分析变得日益重要。

三、何为基本概念?

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是德国概念史研究的先行者,他在《Land und Herrschaft》一书中指出中世纪研究的缺点:强调以现代概念——国家、封建、社会等阐释过往的历史事件,是极其危险的。严格意义上,现代概念是无法描述既往历史的,由此产生了对“现代”和“过去”的区分,即分析性概念与史料性概念应区别对待。随着概念使用的改变,历史学家在面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的转型时,亟须一个崭新的学科作为支撑,而新的学科范围不仅包括那些最基本的概念,如国家、社会等,也包括情感、身体等社会创造的概念,恰如福柯清楚地说道:我们所有的感觉不是永久的,而是有历史的。随着身体心性的转变,许多经由社会创造的概念也在逐步移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概念史研究在德国进一步发展,《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1955,年刊)、《哲学历史大辞典》(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1971)、《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1972)以及《1680-1820法国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Handbuch politisch-sozialer Grundbegriffe in Frankreich 1680–1820,1985)的出版标志着概念史研究取得的重大突破。

概念史的兴起是为了对抗历史研究的两种风潮,其一是传统研究对思想和概念条件的忽略,其二是思想史研究,尤其是洛夫乔伊(Lovejoy)的观念史研究。“存在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之下的观念史脱离了历史本身,即使某些个别的观念能够反映历史事象,但观念自身是不变的常数,其与可变的、复数的概念泾渭有别。《历史的基本概念》共收录有122个基本概念,包括国家,社会,历史,民主,专制,平等,权力,家族,封建,进步,自由,和平,法律,人权,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危机,战争,马克思主义,现代,公共,议院,警察,宣传,革命,民国,安全,恐怖,宪法,行政,民族,境界,世界,文明,等等。基本概念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内容丰富,但同样非常模糊,我们如何理解民族、危机、现代抑或历史概念?其与科学概念(如水的定义)不可混为一谈,概念史的研究也因此变得更有意思,概念无法与现实的是非对错进行类比,分析概念的生成、发展,尤其是如何成为普遍概念被使用抑或被遗弃的,更契合概念史研究的初衷,这一切又是以语言学转向为条件的。

四、语言就是世界?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著作,索绪尔将文本之外对事实的追求,转化为对文本自身的关注,某种意义上,不是思想决定了语言,而是语言决定了思想。恰如“语义三角”所揭示的概念(concept)、符号(symbol)与指称物(referent)三者间的关系,概念既反映了事物的客观形成,却也必须借助相应的符号表达出来,换言之,符号与符号的区别完全依赖于语言的内部结构,而语言的范畴又是任意的,恰如颜色原来是作为连续性光谱而存在的,只是光线的波长不一样罢了。

我们身处“语言的世界”,维特根斯坦曾说: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对于过往历史和社会的诠释离不开语言这一工具,借助语言的呈现,话语”方能流露出事件背后的张力。了解了语言的重要性,方能想见概念史研究的意义所在,虚词空言均为表象,所有的历史皆可成为概念史的研究对象,过去的人如何描述自己的世界是概念史研究所关心的问题所在,其使用的方法是一个“二阶描写”,不是描写“现实”,而是描写“描写”,再现语言表述的张力。

概念史的目的不在于个体,而在于分析概念和社会背景结构的关系,在一定的时代下,概念如何生成、如何成为普遍概念以符合社会系统的逻辑,是概念史研究的问题所在,与剑桥学派(Cambridge School)的着眼点不同,概念史更关注语言产生的背景和社会结构,这呼应了卢曼(Niklas Luhmann)对社会系统的研究,他强调社会结构的革命在于从分层社会向功能分化社会的转向,马鞍时代(Sattelzeit)随之来临。

五、马鞍时代的来临

1750-1850年是一个发生剧烈语义变迁的时代,也是德国概念史研究所关注的马鞍时代,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基本概念均诞生于这一时代。虽然语词早已有之,但概念可能是陌生的,此后,随着社会结构的革命,概念才变得愈来愈熟悉。新社会需要新概念,马鞍时代的概念所具备的共同特征,即所谓的“四化标准”:民主化、时间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从前是贵族和上流社会使用的概念逐渐下移至普通民众,随着民间文学的兴起,概念所针对的文献来源变得愈来愈广泛。

时间化可以说是四化标准的核心,从前人们对时间的认知是循环往复的,过去被无限地放大,然而,自18世纪以来,时间的概念更多指向未来,比如民主、进步、平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均勾勒了一个美好的、令人憧憬的未来,科塞雷克以地平线的比喻来描述人们对未来的期待,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之间的区隔始终为概念史研究所关注。正是因为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间的断裂使得许多基本概念比较含糊,与日常经验相分离的诸多概念逐渐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尤以近代中国的“主义”概念为最。

那么中国的马鞍时代何在?有人提出1895-1925年的三十年是中国的马鞍时代,经日本东渡而来的现代概念经历了一个被社会接受和使用的过程,被称为中国历史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有何关系,又有怎样的社会系统逻辑,均值得进一步推敲。

以一句话总结冯凯教授的演讲:概念史的研究应当突破国家、地域、时间的限制,甚至概念本身也可以被再次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