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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回顾|“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发布时间:2017-11-26 10:27:08

会议回顾|“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7年10月28-29日,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主办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与基督教中国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办,国内外数十位学者出席本次会议。




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谭树林教授表示,本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纪念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主教。一直以来,关于罗主教的研究存在诸多错误之处,而本次会议将会大大地推进对罗主教的研究。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表示,16世纪欧洲与中国均处在巨大变动之中,而隐藏在这变动之后的是一个巨大的知识转移,一是中国的宋明理学、朱子学、阳明学西迁的过程,一是西学东渐过程。尽管现今近几十年学术界已有诸多进展,却依然有许多很多待挖掘之处。孙江教授呼吁与会学者参与其中,对影响中国的一百个关键概念进行梳理与研究。


第一位发言的是来自澳门大学历史系的汤开建教授,他依据中西档案,以三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各地买地建堂单》为中心,对清朝前期巴黎外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等活动进行研究,从而分析得出早期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活动具有发展势头迅猛、立足本土化、坚持强势传教等特点。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吴小新教授则向大家介绍了两份藏于利玛窦研究所的重要原始资料,一为天主教广州教区档案,一为伪满时期的天主教刊《满洲公教月刊》。


第一场的主题为“重识罗主教”,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张先清教授对罗主教家乡罗家巷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获得了族谱与口述访谈等相关资料,极大地丰富了罗主教的中文资料;此外,通过考察地方政府关于罗家巷的一项文化旅游规划项目, 张先清教授发现地方政府、教会与罗氏宗族围绕着罗主教形成一种地方知识认同,由此展现出地方社会如何利用罗文藻等祖先的遗产资源来构建罗家巷的天主教“祖地”记忆。


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保罗首先介绍了《兰溪天主教徒致罗文藻主教书》这一文献及其传播情况,并从教会内部的权利斗争角度对这一文献进行解读,指出罗主教等中国教徒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是经过欧洲传教士的安排和引导后转达到罗马,从而揭示出所谓的“中国声音”未必能代表中国教徒的真实想法。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宋黎明教授对南京雨花台耶稣会墓地进行考察,尤其是埋葬其中的罗文炤、罗历山和林安廉三位“主教坟”,并呼吁在雨花台重建墓地,以纪念葬于雨花台的罗主教及其他外国传教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教授追溯了南京本土代牧区产生的漫长过程:1927年刚恒毅即提出建议,然而直至1936年于斌被任命为第一任南京本土代牧区主教,南京本土代牧区才正式成立。




第二场以“明清之际的耶稣会”为主题,首先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林金水教授以明末宗师何乔远为个案,通过对他在泉州人际交往的探讨,指出艾儒略的个人魅力有限,何乔远一代宗师的影响力才是泉州士大夫与艾儒略交往的最主要原因。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谢辉研究员对清末宗室天主教徒苏尔金及其著作进行梳理与考察,指出其著作具有切近实际、合儒辟佛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宗室教徒这一特殊群体的整体特色。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谢明光研究员通过耶稣会档案馆所藏的各类文献,重构了金尼阁将利玛窦意大利文手稿《论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之进入中国》翻译为拉丁文译本《论天主教在中国的扩张》的过程,从而得出这一翻译活动是因为龙华民企图调整利玛窦所确立的谨慎的传教政策。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夏维中教授对宋黎明教授《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一书作出评论,指出这本书具有运用西文原始资料、大量考证、挑战既有评价模式等优点,从而得出第一手西文史料仍应试目前中国利玛窦研究的基石之一的观点。


第三场的主题是“中西世界的往还”。北京行政学院余三乐教授梳理并介绍了樊守义的欧洲之行以及他所撰写的游记《身见录》,这也是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欧洲游记,却并未印刷,而是为人辗转收藏,由此展现了今人对新史料的运用与发掘。


来自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莫如本以耶稣会士罗明坚为研究中心,运用了一些罗明坚送回意大利的未曾发表的摘录,展现出他由于与范礼安有争议的关系,而面临着艰难的处境。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考察了传教会士景雅各对蒙古佛教的观察与评论,景雅各对蒙古佛教诸多怀疑,无法理解蒙古人民的信仰,特木勒教授指出这是一种单向的宗教对话,未曾考虑到晚清蒙古社会的大背景,具有偏颇之处。


第四场的主题是“本土化的视野”。肇庆市博物馆刘晓生以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仙华寺为考察对象,否定了“生祠说”与“寺庙说”,认为迷信道教的总督刘继文在赶走利玛窦之后,将仙花寺改为仙花观,以祭祀吕洞宾。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比对了《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并初步考察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指出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租买田地”,但“查还旧址”才是引起中法、民教之间矛盾激化的原因。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吴青副教授对何明华按李添媛为女牧这一事件进行解读,指出尽管最终失败,却影响深远,为以后全球教会接纳按立女牧师树立榜样。


南京大学历史系成祖明教授从新中国的神学教育事业、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事业、神学思想建设三个方面评价新中国教会领袖丁光训,指出尽管存在许多争议,但丁光训仍是一位中国教会的历史伟人。


周日的第一场报告会的主题是“在宗教与科学之间”。中山大学梅谦立教授率先发言,他以“耶稣会士卫方济对鬼神的理解”为切入,认为卫方济是第一位系统研究宋明理学的欧洲人,并且他努力接纳这个思想体系。他对鬼神的定义、分类、属性都展示出了宋明理学的观念,他证明:虽然鬼神体物不遗,然而有形而上学的维度,使天通过无形的鬼神造化万物。最终,天主教会没有接受古儒,当然更不会接受宋明理学。对鬼神的争论不在于它们的本质如何,而主要在于鬼神在祭祀中扮演的角色。卫方济在《中国哲学·第二论》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哲学》问世不久,耶稣会总会长便禁止其继续发行,导致其影响甚微。不过,从学术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肯定这本书的价值:第一次在西方系统地介绍宋明理学,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鬼神问题。


第二个发言的是早稻田大学的永富青地教授,他对《破邪集》在中日两国的刊印情况及其背景进行研究,认为徐昌治编纂的反天主教文献《圣朝破邪集》,是从儒佛两教的立场展开的、对以耶稣会为中心的天主教会的传教活动进行批判的著作。该书在明代刊刻出版之后,在清初尚有流传。而在江户时代末期的日本,出于对西方诸国侵略的强烈危机意识,处于江户幕府统治上层、在德川家中拥有实权的德川齐昭在命人编纂日本反基督教文献《息距编》的同时《息距编》的同时,作为与该书相互配合的参考资料,以他收藏的‘清本’为底本翻刻了《破邪集》。他积极组织编纂、刊刻这些书籍,是希望能够将对基督教的批判做为思想武器,与武力方面的准备配合,以达到“外奋武卫,内息邪说”的政治目的。


此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吴蕙仪女士将“十七至十八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动植物考察的不同面向”作为中心,探讨十七世纪末以降法国籍传教士白晋(J. Bouvet, 1656-1730)、刘应(C. de Visdelou, 1656-1737)、殷弘绪 (F.-X. Dentrecolles, 1664-1741)、汤执中(P. d’Incarville, 1706-1757)的文献,并兼及一些十七世纪早期资料。由此发现,不同传教士对考察中国动植物的目的和手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这种差异与不同国籍、时段的传教士个人训练有关,也与其赞助者(如法国科学院)某一特定时期的学术取向有关。最后可以得出,尽管与传教士学术中争议较大的经学、天文学等领域相比,动植物学总体并不触及敏感的政治和神学问题,其发展也不是一个纯粹科学知识积累的线性过程,而是不同学术观点和方法并存、竞争、消涨的过程,这种多元性值得进一步认识。


最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于京东博士报告了“17-18世纪法国耶稣会与中国地图的绘制”,他提出,17世纪末西方的中国认知存在地图上的空白,法国耶稣会承担了测绘中国新地图与推广现代制图模式的双重使命、尽管此时的西方列强尚不足以全面挑战大清帝国的地缘空间,清朝末年那种大规模的领土割让与边界勘定也尚未开始,然而17世纪自欧洲兴起的主权国家体系与其背后的崭新空间秩序已经渐趋影响到了古老的东方世界。地图因其与领土、空间和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成为这种空间挑战的佐证,而最早往来于东西方的传教士,则成为新旧空间碰撞的直接见证人。



稍事休息,第二场以“基督教在江南”为题展开讨论。分别由杭州师范大学周东华教授、南京大学王蒙博士及谭树林教授报告。


周东华教授首先对“利玛窦、曾德昭及卫匡国”这三位“首向世界记录和传播‘杭州’(Hamceu)”的欧洲人士进行介绍。


接着王蒙博士则从内涵、仪式和日常等方面考察了太平军的礼拜日。他认为,上帝教的礼拜日形似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实则近乎犹太教的安息日。礼拜日仪式源自基督教,但供桌上的物品、焚化奏章等显然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符合普通民众传统的拜神习惯。最后,普通太平军士兵从礼拜日的“日常”中获得的大多是较低层次的宗教体验和行为规训,王一级的高级首领则较为深刻地理解了礼拜日及其背后的“从古”策略,并且毫不掩饰地向西方传教士展示这种本土化的观点和实践。但在诸教并立、诸神并存的中国宗教传统下,继承基督教一神论的上帝教无疑是中国社会中的异类,当太平国运动处于上升之时,这种双重的“异端”身份似乎并未构成其席卷各地的障碍,而当太平天国运动式微之时,来自清方和列强的夹击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走向末路。


最后,谭教授讨论了“《江南传教史》同名异文”的情况。认为晚清暨民国时期出现两部名为《江南传教史》的教会史著作,两书均用法语写成,著者均为法国来华耶稣会士,且在教会内部和学界均享有盛誉,却在很多方面显著不同:就撰著缘起而言,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属“私人著述”,从未得到上级的正式任命,而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则是奉命而作;从叙述的历史时期看,高龙鞶《江南传教史》起自晚明,止于1898年,堪称一部中国天主教史,而史式徽《江南传教史》起自1839年,止于1898年,且仅限江南地区,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传教史;就学术风格而言,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全书没有注释,且充满想像和传说,而史式徽的《江南传教史》引证确凿,但缺乏细节描写,在保存史料方面比高龙鞶之《江南传教史》稍逊一筹。


下午的最后一场是研究生专场。刘天元讨论了桑切斯的《中国笔录》,认为该书存在大量桑切斯结合自身经历对于彼时中国风貌的记录,从地形物产到风土人情皆有涉及,可以作为当时欧洲人中国观的一个参考,同时也为观察晚明时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闵心蕙对欧洲所藏黎玉范《圣经孝亲解》这则新见材料进行初探,就“大明教中人不该祭祖先?”这一问题展开论述。认为多明我会士黎玉范对于中国祭祖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深入,尤其是他对中国典籍的引用,对儒家思想的移易中间存在断裂,犯了和耶稣会士引经据典同样的错误。可以猜想,礼仪之争中各差会的互相攻讦究竟是因为教义教理、教规仪式有别,还是传教利益的驱动,以他者之邪来凸显自我之正,这似乎才是礼仪之争最为实际的出发点。



刘洪君选取方以智《物理小识》中能与近代科学体系有联系的“气”与“光”文本,在横向视野下进行科学内史解读,又回到中国语境,与传统学术史接轨,围绕方氏“质测学”做了探讨。他认为,方以智力倡“质测”,而“质测学”在三百年前可称旨趣先进,自成一派。在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冲击下,作为中国传统哲学里面的拥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气”,在格物著作中更加物化;17世纪欧洲光学快速发展,以“质测”为根的《物理小识》也做过“光”性质的初步实验探讨,它们代表前近代时期中国智识精英理解自然的尝试。


李方详细论述了清末基督教青年会在华传教之契机与传教策略,提出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的有识之士纷纷转向改革,以求彻底改变国家的衰败境况。虽然之后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告终,但该运动所提倡的“合群”与“强体从而强国”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为基督教青年会在清末的传播打下了基础。借助这一有利条件,在当地基督教传教团体和个人的协助下,基督教青年会以其本色内容灵活顺应中国的情势,通过结交中国城市精英,举办科学演讲会和推广体育动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其在清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宋艳华围绕季理斐在沪活动研究(1899-1919)进行研究,将其生平大致梳理如下:季理斐,加拿大长老会著名在华传教士。1899年,季理斐应李提摩太的邀请前往上海广学会工作。季理斐在沪活动第一阶段期间(1899至1919年),出版、翻译大量外文书籍,频繁在报纸、期刊上发表言论,并积极参与募捐救灾活动,传播医学、教育等新思想,为促进广学会的繁荣和加拿大在华传教事业的扩大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也促进了近代中国民众对西医、新式教育、西方政体等新思想的接受。



最后,江晨讨论了知识人基督徒的皈依模式与国家认同。基于对15位中国知识人基督徒的访谈,分两个阶段探讨了中国知识人在建立信仰前后,国家认同、知识人认同和宗教认同三种认同是如何互动并影响他们的行为的。在建立信仰的阶段,主要讨论了知识人如何打破文化疏离感、并突破理性主义影响走向信仰的问题。长期激进反传统的思潮和意识形态削弱了文化疏离感的基础,且基督教信仰明确的意义体系更能迎合知识人在认同危机时期的精神需求,基督教会进行的团契活动也有利于他们克服文化疏离感。而知识人的“同理心”和“道德优越感”则使他们能突破理性主义的影响。在知识人建立了基督信仰之后,基督信仰对于政体认同以及针对国家的政治抗争行为的影响,要视知识人皈依之前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模式而论。而在国家认同的文化维度,受访的知识人基督徒并未因为建立基督信仰而更疏远中国文化。同时,就基督信仰对于知识人认同和有关行为的影响问题,由此论证了基督信仰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缓解知识人的知识困境和社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