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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王楠:寻找证据——1984年日本调查团的南京之行及其意义
发布时间:2018-01-10 12:36:53

寻找证据——1984年日本调查团的南京之行及其意义


王楠

本文原刊于《江海学刊》2017第5期,第164-171页。



 一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由此开始。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做出了正义的裁决。作为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南京大屠杀早已载入史册。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议始终存在,尤其是从1970年代开始,伴随右翼势力的回潮,否定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言论甚嚣尘上。为此,一些正直的日本学者、记者等搜集相关史料,与右翼势力展开激烈博弈。1980至90年代,这一争论扩散到中国、美国等地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中日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深化,进一步从多个角度证明了大屠杀事件的真实性。


鲜为人知的是,今日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成果与33年前的一桩往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12月,为了寻找中国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刚刚于当年3月成立的日本民间学术团体——“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派出访华团,在南京展开了为期6天的调查和交流活动。在这6天当中,他们先后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的遗迹,访问了大屠杀幸存者,查阅了相关史料,并在南京大学举办了四场演讲,与南大学子进行了交流。最后,调查团还与南京历史学会的学者进行了座谈,为本次调查划下了句点。次年5月,“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刊印了一本未公开出版的小册子——《南京事件现地调查报告书》,记录了此次访问南京的经过。


在南京期间,“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得到了南京市政府的大力协助。为“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驳斥右派谬论,教育日本人民,维护和发展中日友谊”,南京市政府通过新成立的南京大屠杀纪念研究机构,精心安排了调查团的行程,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协助调查团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并留下了相关记录。本文旨在根据中日双方的记录,概述此次日本调查团访问南京的过程,进而分析调查团访问南京的背景,论述其意义所在。

 


1984年12月16日,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团自费从东京出发,经上海于当天夜间抵达南京。访华团一行共10人,分别是藤原彰、吉田裕、粟屋宪太郎、姬田光义、君岛和彦、由井正臣、石岛纪之、笠原十九司、井上九士,另有11月末就提前来华的本多胜一。


藤原彰,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现代政治史、军事史。藤原曾在中国战场参战4年,这段经历让他萌生了想要“彻底弄清楚战争的真相”的想法,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研究方向。作为“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核心人员,藤原彰起着推动研究会开展活动的作用,也是本次访华团的团长。吉田裕和粟屋宪太郎都是藤原彰的学生。吉田也在一桥大学社会学部工作,长于现代日本战争史的研究,是本次访华团的事务局长。粟屋任职于立教大学,是研究东京审判的专家,就在当年10月,粟屋开始在《朝日周刊》连载题为《通往东京审判之路》的文章,详述日军进行细菌战的过程。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1984年7月,他和加加美光行将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1983年版)翻译成日文出版。这本史料集收录了十多位南京大屠杀事件亲历者的回忆。姬田认为,为了反击历史修正主义者,“我们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整理出令人可信的证据。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有赖于中日两国的历史研究家,或一般国民,尤其是直接的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协助”。他还指出,中国方面有必要“尽可能地将多数的直接证言传达给日本人民,而且也有必要将南京市档案资料等历史文献直接让日本人过目。”


君岛和彦、由井正臣分别来自东京学艺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研究领域均为日本现代史,前者尤其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石岛纪之、笠原十九司、井上久士则是中国史研究者,以研究中日关系为主。石岛纪之刚刚于当月1日出版了新作《中国抗日战争史》,大学期间,石岛接触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事件的审判记录,受到很大的震动,而这本专著也揭露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多种日军暴行。笠原十九司在来华之前,发表了题为《南京大屠杀与历史研究》的论文,梳理了当时日本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论争情况。


提前来到中国的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著名记者。1971年6月至7月,本多胜一沿着当年日军侵华的路线,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东,展开了为期40天的采访,相关采访记录连载在《朝日新闻》上,并于1972年出版了单行本《中国之旅》。在南京,本多胜一采访了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德贵、姜根福、梅福康、蔡周氏。这些人不仅回忆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也叙述了各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残酷见闻。对于缺少加害记忆的日本读者来说,本多的报道无疑像一枚重磅炸弹,打破了日本社会对加害历史的忘却与沉默,也因此引发了历史修正主义者的攻击,出现了南京大屠杀“幻影论”等否定性说法。为此,本多胜一和早稻田大学的洞富雄教授等力驳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各种言论,并推动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正是这一背景下成立的,目标是排斥以意识形态为先决立场,最大限度的把握真相,促进中日友好。


1984年12月17日,访华团开始了正式的调查,具体活动如下表所示:



表1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1984年南京之行的日程安排


参观南京大屠杀遗迹的部分活动是在幸存者的陪同下进行的。据中国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裁定,1937年12月16日,“麇集华侨招待所之难民五千余人,被日兵押往中山码头,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中弹受伤,投身波中,与漂尸同流,得以幸免。同月十八日夜间,复将我被囚幕府山之军民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以铅丝扎捆,驱集下关草鞋峡,亦用机枪射杀,其倒卧血泊中尚能挣扎者,均遭乱刀戮毙,并将全部尸骸,浇以煤油焚化。”刘永兴、唐广普分别是下关中山码头、幕府山集体屠杀的当事人,和曾经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证词的梁廷芳类似,也是靠跳江、藏身尸堆等方式侥幸逃生。1937年12月15日夜,藏身于下关和记洋行的数千名难民,包括40余名首都电厂工人在内,在煤炭港遭到了集体屠杀,陈德贵、潘开明都是这场屠杀的幸存者。1984年12月28日,在曾经的屠杀现场,这四位幸存者向调查团再次回忆了当年的场景(上午已经做过访问),团员们不禁感慨,“本次田野调查与大屠杀的季节相同,让人充满了临场感”。


在江东门,调查团看到了正在发掘中的“万人坑”。1982年,江东门地区发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骨。1983年,考虑到该遗迹“既有实物,又有活见证”,南京市政府选择在此地建设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同年12月13日,纪念馆奠基仪式在此举行。1984年秋,遗骨挖掘工作正式开始。12月19日,挖掘工作的负责人侯立仁亲自接待了调查团一行,并展示了掩埋地的一角,但见遗骨累累,有些还是堆叠在一起的。联想到脚下的土地里掩埋着大量的遗骨,调查团成员甚至有窒息之感。遗骨,作为集体屠杀受难者留下的唯一痕迹,虽然本身是沉默的,却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特写照片被印在了《南京事件现地调查报告书》的封面上。书的内页也收入了纪念馆奠基碑、遗骨发掘现场和遗骨本身的照片。


采访幸存者,听取证言,是调查团本次访问的中心任务。六位幸存者的证言皆被详细录入《南京事件现地调查报告书》,并穿插了调查团成员的提问。其中,高瑞玉是慈善组织南京红卍字会的会员,大屠杀发生后,参与过埋尸工作。据他回忆,在日军占领南京四个月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红卍字会在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宪兵草场(普德寺)挖了两个巨大的坑,将遇难者尸体埋入坑内。洞穴长20米以上,宽2-3米,深3-4米,从一头到另一头,一层层堆尸体,每层大概放40人,所以一个尸骨坑大概放了1000人,另一个坑大概放了400人,合计是1400人。姬田光义于此处备注:“40人一层,对此存疑,但本人回忆的时候没有说清楚”。高瑞玉还提到,死者包括老百姓、妇女和小孩,但基本上是穿军服的人。当时红卍字会借用了一辆所有人不明的卡车,从南京各地搬运尸体到中华门外掩埋,从事埋葬工作的人员在10名左右,但埋葬尸体的工作并不是每天都在进行,1400多具尸体的埋葬实际上花了3至4个月的时间。高瑞玉猜测这是为了等着家属来认尸,等尸体快要腐烂的时候才掩埋。姬田光义追问高瑞玉是否有埋尸记录,高瑞玉没有作答,只是不断重复说花了4个月时间埋葬尸体。他还回忆了红卍字会的制服、报酬以及给难民发放粮食的情况。最后,姬田光义总结说,高瑞玉的个人经历与记忆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同样在1984年,在“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文简称“大屠杀编史办”)组织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调查中,高瑞玉也回忆过埋尸经历,所述内容与调查团的记录不完全相同,主要的区别是前者所涉细节远不如后者丰富,关于埋尸的数量、时间等情况,高瑞玉当时只提到“埋尸的坑很大,一个坟就有千把人,上面覆盖芦席和泥土,我这个班经手埋的有几千人”,一天埋多少也不一定,埋尸工作干了几个月,直到第二年秋天。


面对为证据而来,善于提问的调查团,幸存者们“非常配合”,在调查中呈现了比平常回忆时更为丰富的细节。尽管如此,调查团认为这当中还是存在很多模糊不清,难以解释的问题。在最后的总结中,研究会表示这次调查让他们痛感南京事件研究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尤其是在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言后,因为被采访的证人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记忆模糊的地方很多。此外,他们还指出,听取中国人证言的工作当然应该由中国人来做,但是,日本的大屠杀否定派肯定会对此有异议。面对这种困境,日本人也应该推进向幸存者取证的工作。


从12月20日开始,调查团重点展开了史料搜集工作,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查看了资料,所获史料包括日军遗留的照片、地图、安全区、崇善堂、红卍字会、“自治委员会”的相关资料,还有报纸(以《新华日报》为主)和书籍。调查团评价说,这些资料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遗憾的是,战犯审判记录虽然保存在第二历史档案馆,但是因为还在整理中,调查团未能看到。


12月20日至21日,调查团在南京大学一共做了四场学术报告,分别是藤原彰的《南京事件的历史背景及其现实意义》,粟屋宪太郎的《在中国战线上日本军使用毒瓦斯的状况》,笠原十九司的《南京大屠杀与历史教育》,吉田裕的《现代日本对南京事件的评价》。


藤原彰在报告中说道,南京事件被日本政府视作污点,其真相一直被隐瞒,直至东京审判才被披露。尽管审判并没有让人们对该事件有充分的了解,但否定派一直试图掩盖真相,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类似反历史的言论在日本已经泛滥。他认为,不管日本军队曾经制造过怎样肮脏的罪行,事实就是事实,必须要搞清楚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这是历史学家的任务。粟屋宪太郎的演讲是围绕被东京审判刻意“忽略”的问题——细菌战展开的,他概括了日军在中国战线使用毒气的基本情况,并分析了为什么美国人要掩盖这一暴行。


笠原十九司的报告则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出发,就日本社会记忆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他首先指出,目前日本出现了美化侵略战争的趋势,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掩盖了。其次,日本的大学生没有经历过战争,在高中接受的又是现代史“被消失”的历史教育,所以他们对战争的认识非常贫弱,他希望今后日本学者在自主收集资料的同时,也要加强中日双方的合作,努力挖掘新证据,搞清楚日中战争整体性的结构。


吉田裕同样是报告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他认为,教科书审定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政府的态度,虽然没有否定大屠杀的存在,但要求执笔者将遇难人数写少等行为已说明文部省对侵略战争完全缺乏反省。同时,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者的势力正在日益增长,他们的主张是意识形态优先于学术的产物,完全经不起学术的检验。吉田裕并认为,目前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非常滞后,不过,由于虚构论的横行,日本社会对南京事件的关心也日益增多,同时原日本士兵的证言等新史料不断被发现,因此目前是对南京事件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好机会。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被虐杀的人数尽可能做到审慎的检讨。此外,学者应重视分析战争的深层次背景,从支持战争的政治、社会文化与国民意识中寻找屠杀发生的原因。


《报告书》还细心地记录了学生们的提问,并将它们分成六大类:包括:1、日本右倾化的问题,很多学生问日本军国主义是否正在复活;2、侵略者的加害体验,即询问日本士兵和普通国民怎么看待过去;3、关于南京事件的提问,如询问日本人关于大屠杀死亡人数的看法,远东军事审判法庭的裁决等;4、关于南京事件研究的提问,比如日本为什么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其根据如何,日本政府为什么要掩盖真相等;5、日本国民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学生们想知道他们当时是积极参加还是反对战争;6、日本政府的立场,即主要想了解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南京大屠杀否定论。


大学生们的提问很多都集中于日本政府的立场,军国主义的复活等问题上,这也是中国官方舆论一向重点关注的议题,至于日本国民是否知道或如何认识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内容与影响等具体问题,多数听众此前并不了解。因此,调查团的报告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负面印象:不仅是日本政府,普通的日本国民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也是大有问题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在日本也非常盛行。在日本教育体系中,甚至整个侵华战争都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反之,中国学生们因此加深的不满情绪,也是《南京事件现地调查报告书》想要呈现给日本读者的一种“现实”。


12月22日,调查团与南京市历史学会举行了学术交流座谈会。会上,调查团向中方介绍了日本的现状:日本国内对于南京事件有不同观点的两派,一是“屠杀派”(即承认派或肯定派),这是代表多数历史学者的观点,他们是维护历史事实的,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洞富雄教授;一是“非屠杀派”(即否认派或否定派),他们抹杀历史事实,并诬称这一事件是“虚构”的,此派最突出的代表是田中正明和《文艺春秋》等杂志,还介绍了两派之间各自所持观点、资料、论据以及争议焦点。


调查团还向中方提供了一些日文资料,如《支那事变战迹之刊》,田中正明1984年刚出版的虚构论著作等。在资料使用与中方今后的工作方向上,他们也提出了很具体的建议——事实要真实,数字要准确,论据要充足,不能留下漏洞被反对派攻击,并建议中方继续收集整理资料,对他们的研究工作给予支持配合,尤其希望南京市档案馆整理好南京地方法院的有关档案材料,以及抓紧搜集见证人的证言。


调查团还就研究中的困惑,以及否定派重点攻击的方向,向中方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南京事件前夕的全市人口确数、参加埋尸的慈善团体的组织概况等。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问题一直是争议焦点,调查团希望中方提供更多的统计资料。总的来看,日方与会者发言的共通之处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够对日本虚构论公然横行的危险状态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为了不给虚构论者留下诡辩的口实,在学术上弄清南京大屠杀事件很有必要,为此中日两国学者应该加强交流。

 


日本调查团的南京之行离不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助。1982年,受日本教科书争议影响,文化部下达了《做好保护日本侵华罪行遗址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保护南京大屠杀等日军罪行遗址。1983年,南京市按照文化部的要求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后下设办公室处理具体事务,并立下了四点计划:编一部专史、建一个展览馆、树立纪念碑、拍一部电影。


时任南京市市长的张耀华对“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的工作非常关心,亲自担任组长。1983年12月9日,张耀华在该组工作会议上首先讨论了迫切的建馆问题,指出“房子盖得再大,内容空乏是不行的。教育后代不是靠房子,还是靠资料。我们的工作今后能打多少分,就是看资料搜集工作做得如何。现在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档案馆有一些。不完整,保存得也不好……所以收集资料不能关在房子里搞,要面向全省、面向全国、甚至面向全世界。在国外的资料,外国人手上的东西,也要千方百计地去收集。要通过外交部,通过驻外使馆,通过外办、侨办去搞;有些还需要花钱;必要时可以把掌握资料的外国人请上门,同他们交流”。在谈到编史问题时,张耀华强调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的,是国际性的”。一周后(16日),本多胜一在时隔数十年后,重访南京,张耀华亲自会见并宴请,促使本多决定第二年继续来南京调查大屠杀。


虽然“大屠杀编史办”有意和外国研究者建立合作关系,以获取资料,更好地从国际角度审视大屠杀问题,但在当时还缺乏公开讨论的环境。在上述的工作会议上,张耀华特别提醒大家“先埋头工作,不作宣传”。而在邀请“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访华前,“大屠杀编史办”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安排,以南京历史学会的名义邀请对方,委派南京历史学会的顾问张允然负责接待。张允然时任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大屠杀编史办”主任。中方对调查团成员的政治立场和访问目的也做了充分的调查,调查显示:访问团是日本《朝日新闻》著名进步记者本多胜一发起组成的。除本多是新闻记者外,其他成员有以下共同特点:(一)在大学从事史学研究,其中教授四人,副教授三人,讲师和助教各一人。(二)都确认“南京大屠杀”事件是历史事实,并有较深研究,不少人写过专门著述,且为此受到国内右派的攻击。(三)访问团的目的是进行实地访问,并同中国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获取实证和第一手资料,以利于进一步揭示历史真相,驳斥右派谬论,教育日本人民,维护和发展日中友谊。本着“既使客方有所得,也使我方有所益的方针”,“大屠杀编史办”为这群日本友人安排了参观遗迹、会见幸存者、查找资料等活动。


这些活动能够顺利推进,得益于“大屠杀编史办”此前所做的工作:在全市范围内普查南京大屠杀遗址,收集幸存者证言和整理史料等,所以调查团得以有机会参观江东门的遗骨发掘现场和幕府山等集体屠杀遗迹。幸存者的普查工作,则是从1984年3月开始的,一共持续了5个月,“根据城郊十个区和五个县普查统计,在全市居民中,属于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中的幸存者、受害者、目睹者而目前尚活着的,总人数达一千七百五十六人。其中,本人亲身受害而又死里逃生的有一百七十六人(至今身上留有刀疤枪伤的六十六人)……参加慈善团体组织的或被日军强拉去抬运、掩埋死难同胞尸体的有十五人”。基于普查的结果,“大屠杀编史办”为调查团精心挑选了不同类型的典型证人:上述唐广普等四人是从不同集体屠杀现场逃生的;沙官朝是在街头碰到日军,本人多处受伤,同行邻居皆被杀害的“零散屠杀暴行”幸存者代表;高瑞玉是埋尸人员代表。据编史办的报告,幸存者们“用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事实向访华团叙述了当年侵华日军的大屠杀暴行,有的还当场让客人验看了身上的刀痕枪伤。因见证人所述受害经过,事实具体,材料确实,情节生动,且富有真情实感,听者无不感慨和激动”。


“大屠杀编史办”的史料整理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的,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高兴祖。早在1959年,高兴祖即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组建了南京大屠杀调研小组,1960年春开始资料搜集工作,其后大屠杀调研小组集体撰成《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寇暴行实录》一书。196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曾计划出版该书,在出版社印出清样后被叫停,理由是“在当前强调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之际”,不宜出版。1979年,高兴祖独力对原书稿进行了修改,更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以内部刊物的形式出版了铅印本。1982年,日本教科书问题引起中国舆论关注,这本“内部刊物”作为国内唯一的一本南京大屠杀研究专著登上了《人民日报》。


“大屠杀编史办”成立后,高兴祖成为该机构成员,主要负责主持指导编史工作。不过,尽管有高兴祖的研究做基础,“大屠杀编史办”整理出来的资料仍然有限。虽然档案馆还收藏了一些尚未被研究过的资料,但“大屠杀编史办”认为将这些史料开放给调查团的时机尚未成熟,因此只是“有选择地开放了一批有利于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资料,供访问团进馆查阅,适当满足客人们的要求,并以市历史学会名义,向他们赠送了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调查团在南京大学演讲时,听众除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外,还包括高兴祖在内的“大屠杀编史办”编史组全体成员,他们和学生一道听取了调查团关于日本国内争论的介绍。关于演讲内容,“大屠杀编史办”肯定了这四场学术报告观点基本正确,其基调“都是在揭露日本侵略,承认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主张接受历史教训,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维护中日友好”,只有个别学术观点值得研究,比如藤原彰“讲的南京事件的‘历史背景’部分中过分强调了日本士兵的凶残特性及因战争延续引起绝望情绪等”。至于提问环节,“大屠杀编史办”肯定了学生们的活跃程度,称他们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且有人当场质疑了藤原彰的观点。


“大屠杀编史办”自1983年和本多胜一建立了联系之后,充分感受到与日方建立合作的重要性。除了通过撰写报道产生有利的影响外,在多次的通信交往中,本多胜一“还连续寄赠了一些日本报刊、图书杂志刊登有关的文章、专著和资料,其中包括最近在日本展出的《士兵日记》复印件以及持有反面论点的《文艺春秋》和田中正明所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等等。”编史办认识到南京大屠杀的编史、建馆、立碑等工作必然会引起国际上的关注,所以“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上的舆论动向”。


平心而论,“大屠杀编史办”提供给调查团的资料十分有限,他们自己则所获更多,如获得了一批日本撰写或发现的参考资料:上海派遣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文艺春秋》上的反面证言等,了解了日本方面大屠杀相关资料的开放情况,并熟悉了“日本内部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近期动向,掌握了有关的研究信息”。因此,当藤原彰提出双方可以建立长期联系后,“编史办”当即表示 “以南京市历史学会办公室(以此名义出面,实际上是指我办)为联系窗口,以利于双方在学术、资料方面的交流和联系。”

 


在《南京事件争论史》中,笠原十九司将东京审判视为南京大屠杀争论的“原点”,1970年代是“起因”,1980年代则是争论“正式展开”阶段。70年代的争论因本多胜一的报道而引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姜根福在接受本多采访时,除了回忆了个人的惨痛遭遇外,还提及了“百人斩竞赛”的传闻。这段传闻因为细节不甚清楚,成了铃木明、山本七平等历史修正主义者攻击的要点。


1980年代初,日本教科书篡改南京大屠杀史实问题发酵,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从日本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1983年,本多胜一从杭州湾出发,重走了1937年日军入侵南京的路线,并将采访到的新证言连载在《朝日新闻》上,引起很大反响。南京大屠杀否定论的代表田中正明在1984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松井大将日记研究》一书中,开篇即为“质问《朝日新闻》和本多胜一先生”。田中正明的矛头除了指向本多胜一10多年前采访到的“传闻”外,还否定了本多1983年末第二次采访南京后所写的报道,如南京江东门发掘“万人坑”的新闻,大屠杀目击者孙殿炎关于江东门“尸体桥”的证词等,指责本多不辨真伪。


本多胜一以记者的身份两次来南京访问,所得信息基本来自于幸存者的口述,其间的疏漏在所难免。其时,日本学者对加害者和东京审判的资料非常熟悉,洞富雄既编纂了资料集,还据此撰写了专著。但是,他们鲜有机会接触受害者的资料,补充中方资料并进一步反击田中正明等否定派就成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一项紧迫的课题。


当时负责接待调查团的“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不久,南京大屠杀研究专家仅高兴祖一人,所以能够提供给调查团的资料是有限的,调查团的实际收获并不大。尽管如此,调查团的寻证之旅向“大屠杀编史办”传递了尽快整理资料、调查幸存者的重要性。


三年后的1987年,当“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于12月13-19日第二次访问南京取证时,发现中国方面已在史料发掘和幸存者调查方面做出了更多的工作,相继出版了高兴祖著《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南京图书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等多部专著和史料集。


代表团一行共13人,包括了除粟屋宪太郎、姬田光义、石岛纪之外的其他7名1984年访华团成员,新增成员包括:代表团顾问洞富雄、成员江口圭一(爱知大学日本史学者)、吉见义明(中央大学日本史学者)、和多田进(晚声社编辑)、贾晓虹(来自中国国际贸易研究所,原为留日学生,本多胜一的翻译)以及原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士兵,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东史郎。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日,调查团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纪念仪式,向死难者敬献了花圈。其后几日,调查团考察各处遗迹,访问了夏淑琴等众多新证人,并进行了学术交流。回国后,调查团于1988年出版了《到南京大屠杀现场去》一书。吉田裕在后记中比较两次访问时写道:“1984年的第一次访华调查,坦率地说有种‘五里雾中’的感觉。比较而言,这次的访华调查基于此前的经验及与南京市历史学会不断的交流,虽然时间很短却有获得巨大收获之感。此外,短短几年中国的南京事件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就此而言,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内容充实的访华调查”。


中国方面也公开了调查团的这次访问,并将其收入1988年的《南京年鉴》。这段题为“日本‘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第二次来宁访问”的简讯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执笔,介绍了访华团的主要成员和在宁活动内容。在本次学术交流会上,除了日方的洞富雄等做了专题报告外,中方的高兴组、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秘书长孙宅巍、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杨正元、南京市档案学会副会长浦治平等也都分别做了内容详实的报告,双方还就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名称、起讫时间、地域范围、受害总数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同样是以中日学术交流作为调查的句点,在1984年的座谈会上,结束了调查,却没有完成“寻找证据”目标的调查团成员们,把向中国学者充分介绍日本的南京大屠杀争论状况,以及如何抓紧整理资料,以准确事实反驳否定论作为交流主题。3年后,他们欣然发现,上次访华的“离别赠言”发挥了实际影响,在这次的双向交流中,中方充分展示了这三年来在史料整理(比如日方尤为关心的埋尸资料)、幸存者证言调查以及研究等方面的各项进展,以及对南京大屠杀问题重视程度的提升。“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的第二次访华距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间,南京大屠杀研究在中日学者充分合作的基础上,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抚今追昔,1984年12月调查团的初次南京之行值得被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