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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谢任:神社与它的驱壳——对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的考察
发布时间:2018-01-10 13:04:33

神社与它的驱壳——对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的考察


文 | 谢任


本文载于《学海》2016年第3期,第91-103页。

作者:谢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神社是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标志建筑,日本开始对外扩张后则在日本本土以外多有建造,尤其是中国的台湾、东北地区。本文所考察的则是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的一座神社,该神社建于日本攻占南京后,在战时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战败后,该神社徒具躯壳,而中国人在实用、象征之间做出权衡后对这具躯壳的处置同样值得玩味。


【关键词】日本  南京  五台山神社  躯壳



一、 引言


1946年5月29日,南京五台山“规模极其宏大”的战利品陈列馆揭幕,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参与此次庆典。然而,就在一年以前,这里还是日本人的“南京神社”。多年以后,神社的附属建筑渐次拆除,两处主体建筑则存留下来,并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南京文物志》对五台山的这座神社(以下统称之为“五台山神社”)介绍如下:


[五台山1号建筑]

在五台山1号。现为江苏省体委。

该建筑原为日本神社,1939年竣工,为日式和风建筑,砖木结构,柱跗式台基,歇山顶,外廊柱为方形。建筑面积480平方米。

该建筑为南京地区日式和风建筑之典型。当年为建住宅拟将其拆除,因童隽多方奔走力主保留,才得以保存至今。

1992年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段文字对建筑物本身作了介绍,但对神社的历史却付之阙如。笔者对五台山周围地区的居民进行走访调查后发现,他们对这两处建筑的历史同样是语焉不详,甚至一无所知。


在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大屠杀之地,居然至今还保留着一座日本神社,这不可能没有人注意。王炳毅是最早专门撰文介绍五台山神社历史的研究者,他的两篇文章《南京也有一个日本神社》和《日军侵华的罪证:南京五台山日本神社》除个别字句外,完全相同。作者指出,神社为高见一郎仿靖国神社的规制与格式设计,1940年2月动工,历时近两年完工(即1941年底)。在建造过程中,作者特别提到了两处被挖出来的千人坑,认为此为日军攻入南京时在此屠杀两千军民后就地掩埋的结果。关于神社内部的布置,作者指出:“正殿里供奉有天照大神及宝剑等神器,阴森森的那些米黄色的房舍内一格一格陈放有战死病亡日军官兵的骨灰盒,盒上写有死者的军衔、生卒年月等,还嵌有照片。”神社建成以后的各种活动中,作者称最隆重的一次在1943年初,是为1942年12月死去的中将冢田攻等举行的。抗战胜利后,这里先后作为军官训练团驻地、童子军总部所在地,解放后则为省体委和省体育总会使用。此外,作者还提到,五台山神社的一处附属建筑“鸟居”直到1990年道路改造时方被拆除。


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采用王炳毅的说法,只有个别地方有所损益、修改。其中,华民的《靖国神社大揭秘》与王炳毅的文章差异稍多。首先,华著认为神社为1940年初建成,而非1940年2月动工。其次,本书并未提到冢田攻的迎灵仪式。最后,作者指出:抗战胜利后,这里除用作军官训练团驻地和童子军总部驻地外,还被改成“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除此之外,在基本史实方面,不同的研究者分歧不大,但在对神社的认识和阐释上则有明显的差异:王炳毅、华民把五台山神社看作日本侵略的证据,认为保存遗迹是为了铭记耻辱惨痛的历史;经盛鸿和孟国祥则认为神社的建造是为了宣扬日本神道文化,使中国官民接受并融入其中。前者从当下出发反观历史,强调现存建筑的象征意义;后者则从文化侵略的视角切入,强调日本侵略中国时期五台山神社承担着“同化”中国人的职能。2014年7月14日《现代快报》的一篇文章值得注意。该报记者为了弄清五台山神社的历史,除参看经盛鸿所著《南京沦陷八年史》之外,还专程到南京市档案馆查阅资料,找到一些神社建造过程中的史料,发现五台山神社的建成时间为1944年,而非一般认为的1941年。


综上所述,即使是特别关注过五台山神社的人,他们对神社的历史认识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


南京五台山神社原址,现为江苏省体委所有 (本文作者摄)


二、日本人在南京


上文提到的论著中,关于神社的建成时间有1939年说(《南京文物志》)、1940年说(华民《靖国神社大揭秘》)、1941年说(王炳毅等人)以及1944年说(《现代快报》记者),笔者认为皆不准确。1943年11月3日,汪伪政权的重要报刊《中报》报道了一条关于五台山神社建成的消息,这里全文摘引(标点为笔者所加):


日侨庆祝神社落成  昨开始举行各项仪式  侨民各户均悬旗庆祝

南京一万六千余日侨,为尊崇神道,特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呈准当局,勘五台山顶为社址。兴工建筑以来,迄今已届工竣。于(二日)日上午八时、举行清祓式新殿祭(即我国安基礼)御饰式。所有侨民各户,为庆祝神社落成,均悬旗志庆二天(二日三日)。下午七时举行假殿祭,八时举行本殿祭。继由田中总领事亲自主持奉安灵位:一、天照大神;二、明治天皇;三、国魂大神。神灵系由居留民代表五十名分执弓、矢、楯刀等排成行列,奉迎至五台山。途中护卫由南京乡军分会仪仗兵一中队担任,途经各路口、各保日侨咸鹄立道旁恭迎致敬,情绪庄严热烈。南京日本居留民团为扩大庆祝起见,举行奉币祭(焚祭财物),十时开始神前相扑大会(摔跤),神前供奉书道展览会,花道大会。又在该神社举行各仪式时,所有节目及会场情形,均由放送局传达东京。(中央社)


除此处的1943年说和《现代快报》记者提出的1944年说的信息来源可知外,其它几种说法的来源提出者均未说明,这里也就无从讨论。关于1944年说,笔者亦曾查阅相关档案,该文件为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15日)五台坊联保主任高汉臣对日本征地、建造神社的相关汇报,其说法固然有一定的可靠性。1943年说则为当时当地的新闻报道,相较而言更加可信。而且,本年的 11月23日为日本新尝祭,南京的日本侨民在五台山神社举行了相应的祭祀活动。同年11月30日的《申报》还有相关报道:29日日本大东亚省次官参拜南京神社。可见,神社为1943年11月建成确切无疑。关于1944年的说法,笔者将在下文具体论述,但不管怎样,从1943年11月开始五台山神社就开始举行各种活动了。因此,本文仍将神社的建成时间定在1943年11月2日。


基于神社落成的这篇报道,可以看到日本人对该神社建成的重视:从早上八点活动开始,到晚上十点活动仍在继续,且当时情形“均由放送局传达东京”,可见此事不仅南京日侨重视,即在日本国内都是一次重大事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五台山神社的建造过程做简明扼要之梳理。


1938年4月,南京日侨“决定在南京的中心区建立一条日人街”,其30万日元的预算中有5万日元用于建造公园和神社。这是目前所见的在南京筹建神社的最早资料,结合前引神社建成的报道“南京一万六千余日侨,为尊崇神道,特于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呈准当局”,似乎建造神社的提议是出于日侨,而非官方或军方,目的也仅是“尊崇神道”。但事实上,这样的决定未必真的来自普通侨民。战争开始后,在华的日侨组织“居留民团”名义上是民间自治组织,与日本领事馆和陆海军没有从属关系,实际上却受其领导。尤其是作为“国家神道”象征物的神社,其建造更难与日本当局脱离关系。而且,神社的具体筹建与维持也确实离不开当局的支持。比如,五台山神社建成后,为防中国人破坏,日军加盖岗楼,派军驻守。关于“尊崇神道”之说,振兴文教会主持人、皇道塾塾头日高琼琼彦有如下评论:


敬神心情对它本身绝不能说不好,但是为了满足敬神之心情,即使不是强行在敌国的领土上兴建神社,日本国民也可以向着祖国的方向和伊势大庙方向遥拜,献上敬神的诚意就可以了。为此,在敌国领土上兴建修建表忠塔或者神社这样的做法,不是太露骨地表现出象征战胜并夺得领土的野心又是什么呢?


虽然所谓“振兴文教会”、“皇道塾”的具体宗旨现已不知,但在1942年的中国存在这样的组织,其在文化方面加强“协作”的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就是这样的组织的负责人都不赞成在中国建造神社,并明确指出建造神社将“露骨地表现出象征战胜并夺得领土的野心”。因此,“尊崇神道”实际上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借口,至少建造神社并不仅是为了“尊崇神道”。


关于选址问题,据经盛鸿的分析,有两方面的考虑:一,这里为南京城内的制高点之一,可俯瞰全城及城西郊区;二,这里靠近清凉山的火葬场,便于就近安放骨灰和举行祭奠仪式。除此之外,笔者认为社址的选定还与上文提到的“日人街”有关。日人街在南京的中心区域(即新街口一带),而神社又特别讲究环境选择和营造:“首先是选择一处风景优美而又比较僻静的地方,然后是世世代代对周围环境的不断营造。”世代营造暂且不提,但在选址时对环境的要求则是必须考虑的。南京中心区域新街口附近全为闹市,很难符合条件。五台山地近新街口,从五台山到新街口的路程(非直线距离)约一千五百米,相对较近,再加上其地势高又靠近清凉山火葬场的优势,选定此地也就理所应当了。


社址选定后便开始征地动工。据五台坊联保主任高汉臣的汇报,征地开始于1941年4月,这时伪南京市政府勘文公告,同时亦有日本“领事馆”、“大使馆”及神社的公告。当年7月开始挖掘坟墓,11月通知将证件上交以发放地价及拆迁房屋费。另据伪政府地政局1941年10月23日发给财政局的函件,表示其下发通告已近半年,但仍有不少人未来登记领取补偿金,为尽快结束此事,遂决定先行代为登记,待地主归来再将补偿金发还。此与五台坊联保主任的战后汇报相互印证,故应当可信。也就是说,具体的征地工作到1941年4月才开始。尽管征地补偿金的问题拖延甚久,但工程在1941年7月或即开始。不过,这可能只是前期的清理准备工作,正式的、大规模的开工则在次年7月前后。担负建造工程的出川组在给“南京特别市公粜委员会”的函件中,要求该委员会给该组中的中国人发放购米证,需要的时间为1942年7月到1943年3月。工人动工就需要米粮,所以这批需要购米证的工人必然是刚刚加入该工程的(即1942年7月)。1943年3月则为预计的完工时间,然而,现实中的神社建成时间是1943年11月,比预期推迟了8个月。


神社对于日本人的重要性已无需赘述,那么,在五台山神社建成以前,在南京的日本人又是如何举行各类活动的呢?据称,日本在侵入南京后曾先后建立多座神社,如在金陵制炮局原址建造的“稻荷神社”。但笔者在汪伪时期的两种重要报纸《南京新报》和《中报》关于日方各类活动的报道中,却并未发现“稻荷神社”或其它神社的踪影,因此,如果这些神社真的存在的话,它们的地位和影响也必然是有限的。下面就以上述两种报纸的相关报道为依据,将汪伪政权建立后(1940年3月)到神社建成前(1943年11月)这段时间日本在南京的祭祀、庆典等活动概要地介绍。


从现有的报道来看,日本在南京的祭祀、庆典活动包括如下两类:一是庆祝传统节日——天长节,二是举行与侵略战争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活动。对于前者,每年的4月30日报纸上都有相应的报道。其中,1940年因为日本宫中有丧服,故在中国的日本人不举行庆祝典礼;1941年的天长节则较为隆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及“驻华大使”本多熊太郎等均举行遥拜式,其后又在五台山鸣礼炮以示祝贺。其余居留民及学生等,亦均纷纷举行奉祝式。1942年、1943年则有些“奇怪”,报纸上仅报道日本国内的庆祝活动,却未报道南京的情况。至于后者,与侵略战争间接相关的有陆军节、海军节等,直接相关的则有战争周年纪念、“大诏捧读式”等。另外,新任“驻华大使”与派遣军总司令初到南京时都要参拜表忠碑或者将士墓,而后拜谒中山陵。


陆军节为每年3月10日,海军节为5月27日,二者都因日俄战争而确立,可以说日本新的“被发明的传统”。1940年报上对这两个节日均未报道,1941年也仅报道日本国内对陆军节的庆祝,未报道南京方面的情况,海军节则一字未提。到1942年情况开始扭转,陆军节仍仅报道日本国内的各种庆祝活动,海军节则在南京有盛大之典礼:运动会、击沉敌舰表演、演讲会、电影会以及海军部队全副武装游行。这应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其初期日本海军取得重大胜利有关。1943年陆军、海军两节均有报道,其中陆军节的活动是大演习,海军节则为“隆重纪念式典”与茶会。五台山神社建成以前实际上仅有一次战争周年纪念,即1942年12月8日的“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该日活动更是盛大,包括大诏捧读式、街头大游行、慰灵祭、演讲会、军乐队演奏,并放映电影《英国崩溃之日》。而大诏捧读式则为每月8日都会举行的,尽管神社建成前亦仅在前述周年纪念时提到一次,但根据其后的报道,此仪式为每月一次则是无疑的。


通过以上的回顾,我们大致了解了五台山神社建成前日本人在南京的两个方面的动态:一方面,神社的筹建工作在缓慢的推进之中,历时五年零七个月(从1938年4月到1943年11月)始得完成;另一方面,日本在南京的相关庆典、祭祀等仪式和活动也时断时续地被报道着,宣传着,但这些仪式和活动均未在任何神社中进行。1943年4月,日军重要将领山本五十六被伏击而死,日本方面定6月5日为国葬日。南京日侨亦定5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各户悬旗致哀。此外,6月2日南京佛教联合会在南京英灵奉安所召开追悼大会,日侨还定国葬日齐集“第一国民学校”举行遥拜式。奉安所为暂时安放日军将士骨灰之所,“第一国民学校”则为日本人在南京所建的日本学校,两地的活动皆可理解。那么,建成后的神社又在这些活动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三、日本的南京神社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推行“祭政一致”的制度,要求“普天之下诸神社神主、祢宜、祝,及至神部等,嗣后均归属神祗官管辖”从而将神道教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形成所谓“国家神道”。到日本走上对外扩张之路时,神社也随之走出国门,在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中逐渐兴造起来。直到二战结束,这种“侵略神社”的建造始告完结。在此期间,建造神社固然是所在地日本人生活之需要,但同时部分日本人以及日本官方则对神社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如东北地区的天理村开拓团在向“驻满特命全权大使”申请建造神社时就称:“又因,广域的天理村依满洲国街村而诞生,为使居住在村内的原住民(引者注:指中国人)也和日本人同样参拜,涵养其敬神之念。”日本驻北京总领事在说明北京神社之作用时也特别提到,该神社不仅对日本人而言可喜可贺,而且还是中国人“还其本然之姿的巨大力量和源泉。即通过祭拜北京神社,使其认识神国日本的壮丽形象;通过在神社前的俯首膜拜,消除其对立抗争执邪心,树立其和衷协同的美好之心”这里的两个例子,前者在东北,后者在华北,前者在基层,后者在上层,都表达了利用神社“同化”中国人的期望。


与这种期望相对应的是,从甲午战争后到“二战”结束,日本在中国建造的神社有数百座之多。1895年10月28日,日军中将、近卫师团长北川能久“战病死”,日本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立神社以祭祀之。到1901年神社建成,命名为“台湾神社”(后改名为“台湾神宫”),是为日本在中国建造神社之始。在中国大陆,东北地区建造的日本神社最多。“据一九四五年统计,日本在我国东北城乡搞了大小日本神社二百九十五座。”除台湾、东北外,中国的其他日本势力进入的地区也多有建造,甚至内蒙古地区也包括在内。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地在中国各地建造神社,如上文日本方面所表达的,除供在华日本人参拜祭祀外,还带有“同化”中国人的企图。此外,日本极为重视死者的尸体,在战争中死亡的日本官兵的骨灰会被运回国内,而建在中国的神社则为这些骨灰暂时存放之地。


事实上,当今的很多学者也正是如此认识日本在华所建神社的。在他们的论著中,以研究东北地区者居多,同时也有涉及中国其他地区,或以全国为范围加以说明,但缺少个案的研究。陈小法《“杭州神社”之研究——兼论在华神社的侵略性》一文虽对杭州神社做了探究,但作者对神社的认识仍是从“在华神社”的宏观角度出发,在缺乏对杭州神社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即直指日本在华神社“集皇民化和军国化于一身”的侵略性。这里就存在两个尚未澄清的问题:第一,东北地区在日本的殖民体系中地位极高,此地所建神社不可能代表全中国所有地区。进一步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甚至每一座不同的神社究竟是为何而建,恐怕还是要在具体分析之后才能判断。第二,日本一部分人以及日本官方的期望和预想未必能在现实中执行,更未必能够实现。下面,我们就通过五台山神社具体了解当时的状况。


根据战后的一幅平面图(即图1),当年“南京神社”的大体布局可以想见:该神社坐北朝南,整体呈“凸”字形,但并非对称,而是东侧较宽,外有铁丝网围护。其正门(即A处)前有参道百余米,正门为一座鸟居。走过鸟居,左手边主要为空地,但有一处不明建筑和两处小房(即BCD处),第一间为长方形,第二间近似正方形。据当地老人说,原来的“小小庙”即在此处。右手边只有道路,唯第一条路往东通向一殿,此即现在仍保留、当地人称为“小庙”(即E处)的。该建筑坐东朝西,大致呈“土”字形。中心道路的正前方则又是一座鸟居(即F处),鸟居前方偏西处有一座亭子(即G处),鸟居之后即为五台山神社最大的一处建筑,即现在仍保留、当地人称为“大庙”(即H处)的,它整体呈上下颠倒之“凸”字形。“大庙”东侧另有一殿(即I处),整体形状与“大庙”相同,但较小,且两殿之间有墙隔开。另外,在“凸”字形铁丝网外还有并未合拢且非直线的铁丝网,在前述参道更远处另有鸟居一座,是为进入神社之标志。


图1  五台山神社平面图

图2 海达•莫里循1940年代所摄五台山神社,图中的庙宇式建筑物在图1中的H处


上述格局有一点需要留意,即坐北朝南的两座殿堂形制相同而大小各异。其中较大的一座又正对中心道路,且门前有鸟居,很明显居主要地位,东侧小殿则居其次。另外,两殿均呈上下颠倒之“凸”字形,表明其为拜殿、本殿连在一起:前为拜殿,供人参拜;后为本殿,供奉神明。既然两殿形制相同,说明它们都供奉着神明。按照神社建成时的《中报》的报道,五台山神社当时供奉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和国魂大神,它们的地位最高,应在西侧大殿。另据《中报》1944年4月30日的报道,29日日侨在五台山神社举行护国神社镇座祭,所谓“护国神社”,就是以殉职的纪律部队人员和军人为主祭神的神社;所谓“镇座祭”就是迎接神灵来此镇守的祭祀仪式,“护国神社镇座祭”即为护国神社落成之典礼,则东侧小殿供奉的应是战死者之亡灵。结合五台坊联保主任高汉臣的汇报进行推测,这座小殿的建成时间应晚于大殿:大殿于1943年11月2日落成,小殿则于1944年4月29日落成。退一步说,即使两殿及供奉神灵的情况并非如上所述,如下事实仍无法否认,即五台山神社既有传统神灵(指天照大神)与被发明的传统神灵(明治天皇和国魂大神),也有战死者之亡灵,他们处在同一空间内,又为此空间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氛围:既庄严肃穆,又带着血腥的战斗气息。再加上暂存神社的骨灰,它们相互激发,将五台山变为凝聚日人精神、并激发其斗志的重要场域。


根据汪伪时期南京的重要报纸《中报》以及日军控制的《申报》所进行的相关报道,笔者对日本在南京,特别是在五台山神社所举行的祭祀、庆典等仪式和活动进行了初步的梳理:这些仪式和活动仍不外两大类,即传统节日以及与战争相关的。不过,这其中也有与神社建成前明显不同的地方。在传统节日中,除之前的天长节外,另有新尝祭和纪元节,其中新尝祭的活动在神社,纪元节则否。与战争相关的活动亦既有在神社者,又有不在者。以下先对那些在神社举行的活动和仪式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943年11月23日为日本新尝祭,南京的日本侨民集于五台山神社供奉新谷。按新尝祭为日本的一个古老的神道教节日,是为感谢本年农业的丰收,并祈祷来年丰收而举行的祭祀活动。在这篇报道中,没有出现日本官方或军方,更没有伪政权方面的人员参与。若日方高层参与此次祭祀,则报纸不可能不报道;既然日方高层不参加,则伪政权方面基本也不会参加,至少高层人员不会参加。但同年11月28日,日本大东亚省次官山本熊一则亲自参拜南京神社,这里也没有提到伪政权方面人员。客观地说,纵使伪政权方面派员陪同,似乎也不宜提高到“皇民化”的高度。此外,还需注意的是,此前日方高官来到南京后,他们一般会到雨花台的“表忠塔”(在今菊花台公园内)参拜。本次山本熊一以参拜新建成的五台山神社代替之,可见五台山神社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表忠塔或将士墓。1943年12月8日为日本对英美宣战二周年,当天黎明南京日侨即集五台山神社举行晓天必胜祈念祭礼,并举行第二十四次大诏捧读式,仪式隆重,情绪激昂。此外,还有完遂战争会、购机献金式等活动。这些仪式和活动中有一般日侨,也有日本的工商团体、报国会以及陆海军代表等,但仍然没有提到伪政权方面的参加。


到了1944年,几乎所有的仪式和活动都涉及到五台山神社,当然,五台山神社的活动并非每次活动的全部,而多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当年2月8日的大诏捧读式就在五台山神社举行,而3月10日的陆军节除在神社做战胜祈祷外,还有游行、演讲会、电影会、军乐会等,这些则不在五台山。4月29日为日本天长节,除在五台山神社举行“护国神社镇座祭”外,各机关团体还举行遥拜式,在“总领事馆”举行御贞影拜贺式,在乡军人会方面还举行剑术大会。天长节为庆祝日本天皇生日之节日,旧已有之,但通过遥拜式,“其完成大东亚战争之意志更形坚决”;通过仪式隆重的“护国神社镇座祭”,“在场日侨均一致矢志打倒英、美,以慰英灵”。很明显,天长节虽为传统节日,却在战时起到了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作用,因此不能等闲视之。5月27日为日本海军节,其庆祝活动从26日开始,到29日为止,其中在五台山神社的活动为献纳机命名式。更值一提的是,本次报道了汪伪方面的活动:28日下午二时,“中国方面舰队军乐队在路上演奏,并于午后四时与警备队军乐队在市中演奏进军,下午七时半在东和剧场举行电影军乐演讲大会”。但这些都与五台山神社无关,伪政权的军乐队参与庆祝的是日本海军节,且其演奏等活动并不在神社中进行。有意思的是,当年6月8日,“满洲国驻华使领会议”在南京召开的第一天,与会人员就参拜了五台山神社和菊花台忠灵塔。这与汪伪方面完全不同,足见日本对东北殖民程度之深。1944年12月8日为“大东亚战争三周年纪念日”,当天,南京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及日本学生齐集五台山神社,据称有数千余人。他们举行了必胜祈愿祭、大诏捧读式和飞机献纳式,并合唱“南京居留民歌”。以上这些活动,除日本海军节时报道了汪伪方面的参加,其它的全无报道,在五台山神社更是没有中国人的影子。那么,五台山神社究竟在南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首先,还是要弄清楚日本人是否欢迎甚至强迫中国人进入神社参拜。当有相关仪式和活动在神社举行时,我们在报道中并未看到中国人的踪影。假如有中国人参加,没有报道的原因恐怕就是担心被骂成“汉奸”。这对汪伪的《中报》或许可以理解,但日军控制的《申报》也未报道就殊为怪事了。比如,1943年的日本陆军节,《中报》并未报道南京的情况,《申报》则报道了汪精卫参观日军演习一事。可见,中国人可能真的没有参加日本在五台山神社的仪式和活动,但五台山之外的活动则应有参加。至于平时,五台坊联保主任的汇报明确表示:“禁止人民入内”。据此,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五台山神社并不对中国人开放,它是日本人(及其殖民地中人)独有的空间。但是,作为日本在南京建造的一个纪念性、集会性场所,神社对南京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现在虽然没有直接来自当时的中国方面的证言,但两个日本观察者以及战后的一份相关史料却提供了一些线索。前文提到的日高琼琼彦指出:“无论是建表忠塔还是建神社,这些注定成为孕育支那人今后复仇之火种的产物,其他什么用也没有”;时任满铁上海事务所所长、参事的宫本通治也认为:“在没有掌握民心的当前形势下,强逼着修建表忠塔或神社,特别容易使民心受到刺激而造成叛离情绪,绝不是妥当措施”。也就是说,当时的一些日本人已经观察或者料想到建造神社将对中国人造成一定的刺激,加深而不是缓和他们对日本的厌恶与痛恨。而战后的相关史料则验证了上述日本人的观点:南京菊花台在日本占领期间建有表忠塔一座,战后,从普通民众到政府部门都要求拆除原有建筑,并改换名称。可见,国人确实对日本方面的战争遗迹深恶痛绝。战后尚且如此,战争时期自应更甚,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其次,尽管五台山神社并不面向中国人,却是在南京的日本人的精神家园。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战争势头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变,时间越往后,日本战败的趋势越明显。作为日本人,特别是身在国外的日本人,当日本强盛时他们会感到自豪,会拜谢神明;当日本衰弱时,他们难免恐慌,需要寻求心灵的安慰。这些从他们在五台山神社所举行的各种集会活动便可以略见一斑。此外,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需要神明。这正是他们所祭祀的传统的神灵所能满足他们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在神社中祭祀战死者,并放置战死者的骨灰,不管是官方、军方还是普通的日本侨民,他们都能得到激昂奋发的鼓舞,坚定战争必胜的信心。而且,除了祭祀,五台山神社还为其他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报道中动辄成千上万的集会或许有人质疑,但人数众多则应属实。在五台山神社这样“神圣”的空间内,他们举行了大诏捧读式、飞机献纳式等活动,这本身也正是强化必胜信念的有效方式。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五台山神社并不是所有仪式和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43年12月21日下午三时,南京日军某部队为纪念阵亡将士,在上乘菴南京英灵奉安所举行联合慰灵祭。此次祭祀规格甚高,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亲往参加。1944年1月8日的大诏捧读式也未在五台山神社举行,而是在小营练兵场。更值得关注的是,1944年的纪元节也未在神社中举行活动,仅在上午进行宫城遥拜礼,下午进行武装越野接力跑。因此,尽管神社对日本人而言极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它的地位和影响。到1945年,《中报》和《申报》都停止了对日本在南京相关活动的报道,不管这些仪式和活动是否真的没有举行,五台山神社也不可能保佑它的子民扭转战争的败局了。


四、南京的日本神社


1945年8月15日,战争结束了,退居重庆的国民政府回到南京。五台山神社不再是日本人的“南京神社”,而是中国人在南京接收的“日本神社”,更准确地说,它只是日本神社的躯壳,而不再发挥神社的本来作用了。于是,如何处置五台山神社便成了至今都有争论的“历史遗留问题”。 


最早涉足五台山神社的是南京市社会局。1945年9月20日,社会局职员陈剑如在查看五台山之后,认为该处“景物优美”,特呈请市政府派员接收,用以改作市先烈遗物陈列馆和市立图书馆。南京市政府遂将此事请示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部表示同意,并指示查明该地产权。于是,关于市先烈遗物陈列馆和市立图书馆的改建工作便在社会局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行政院于1945年10月下发《关于光复各省市政府应筹设忠烈祠的训令》,首都南京的忠烈祠筹建问题也随之而来。1946年1月12日,行政院长宋子文于战后首次回京之时“顺道至五台山麓之日本神社,伫看片时”,两天之后,即1月14日,社会局职员鲁之翘便提出将五台山神社改建忠烈祠的具体方案。到2月份鲁之翘又请求将市先烈遗物陈列馆和市立图书馆与忠烈祠两项并案办理。其拟据办法如下:


一、由本局派员前往接收并报市府备案。

二、改建忠烈祠,附改建计划及图案。

三、先烈遗物陈列馆俟忠烈祠改建完竣另辟一部□陈列并与军政部会商办理。


其中第二条所说改建计划包括六点,即:


一、依《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第九条规定,会同内政部办理保管之。

二、将原有正面两殿房屋移建右侧空场中,改作图书馆之用,并将房屋上东洋式附件消除。

三、移动原来正面两殿后,就原有基地建造新式忠烈祠纪念堂(设计图纸附后)。

四、日本式纪念坊纪念碑及路灯拟改变方式加增“忠烈祠纪念”字样,以壮观瞻。

五、将原来行道树(日本樱花)移植别处改植国花(腊梅)和松树,用间种法。

六、忠烈祠内图书馆陈列书籍应征集我国历代民族英雄传史册公同□□。


可见,关于如何处置五台山神社,从行政院到南京市社会局都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划。


1946年3月25日下午,就在社会局准备接收之时,却发现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名叫沈行琳的保管员,且该员声称五台山神社的东西两殿早在元月十一日就由何应钦、白崇禧许给考试院长戴季陶,用作国际交谊大会堂。原来,在社会局工作展开的同时,中国童子军总会(以下简称“童军总会”)也在准备接收五台山了,沈行琳即是童军总会所派。1945年9月20日,童军总会致函南京市政府,请求协助接收五台山办公房屋,10月8日,童军总会秘书长赵范生到南京面见市长马超俊,得市长面允接管修理。到10月27日,童军总会已经将五台山神社收回修理。童军总会之所以如此迅速,就因为此地在抗战前就是其总会的办公场所。据童军总会1937年度的工作报告,当年其在五台山就建造办公平房一所,计大小十三间,俱乐部楼房一所,计大小十二间,另植各种花草树木。尽管如此,童军总会的接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45年10月29日,童军总会致函南京市接收委员会,要求该会发给五台山会所接收证,并撤销内政部接收证。也就是说,此前童军总会接收五台山并无凭证,而内政部则认为此地仅是日本庙宇,因予接收,并获得接收证。为解决接收证问题,童军总会特在函件附有“会址会所蓝图七纸并购地价款一纸”予以证明,才算解决。


既然此地本为童军总会所有,那么行政院和社会局原来的规划也就很难具体实施了。何况,童军总会的五台山会址之地由考试院长戴季陶、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捐购,而戴与何又为童军总会的副会长,他们当然不愿拱手相让。为此,戴季陶在中常会中态度坚决,坚持要求五台山留为童军总会之用。就这样,不管是先烈遗物陈列馆和图书馆,还是忠烈祠,五台山上都没它们的位置了。


然而,如本文开篇所示,五台山神社在1946年5月底就被改为战利品陈列馆并对外开放,并非为童军总会所独有。不仅如此,神社内最主要的大殿还被改成了“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与战利品陈列馆同时成立。据《申报》报道,战利品陈列馆为何应钦主持,其意在“使国军民及中外人士,明了抗战经过,及敌人使用各种利器,惨杀我国同胞之真相”,并指定马崇六中将具体负责。但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却并未提及。至于为何先烈遗物陈列馆、市图书馆以及忠烈祠的议题不能成立,而战利品陈列馆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却得以迅速完成,现在还没有直接的材料予以说明。但此事应与戴季陶和何应钦的态度有较大关系。忠烈祠等未能建在五台山的原因比较明确,是戴季陶要把此地留给童军总会。而战利品陈列馆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则是何应钦的要求。何应钦与戴季陶都为童军总会捐过款,同为童军总会的副会长,何应钦还是陆军总司令,其意见自有相当的分量。


不管怎样,童军总会的这块土地终究不能独自使用了。而且,“借地”之事并未结束。1946年12月,南京市地政局致函教育局,就征收五台山基地以建筑体育场一事请教育局前往勘察并预计施工费用若干。次年元月,市政府正式向童军总会发出公函,“商借五台山基地兴建公共体育场”。公函称:首都南京现在还没有一个公共体育场,而五台山空地尚多,在此建造,则“公共体育场之用,除供市民运动外,并可作为童军检阅之所”。童军总会无由反对,体育场的筹建遂得开展起来。


事实上,体育场并非位于五台山神社所在地,而在其西侧。本文之所以在此用墨,是因为它与解放以后直到今天五台山神社的命运都有莫大的关系。因为,直到南京解放,五台山的体育场建设都没有完成,但该工程并没有因为政权的更迭而完全终结。自1950年春,南京军管会就开始筹划继续建设五台山的体育场,最终建成闻名全国的“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也正是因为有此体育场的建设和存在,江苏省体委才得以将五台山神社所在地作为自己的办公场所和职工宿舍,五台山神社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江苏省体委的财产。这种格局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拆除与使用问题是日军战败后五台山神社面临的最大问题。国民党当局的处理办法比较简单:就社会局未成现实的规划来看,是消除明显的东洋风格,将大殿移到一边,继续使用,原有地基上则另行建造新式建筑;相比较而言,事实上的改建则更加简单。他们在神社的鸟居之上悬挂国民党党徽,在西侧亦有写着“战利品陈列馆”的标志(见图3),在鸟居东侧立着写有“中国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字样的石碑(见图4),主体建筑则基本保持原样。也就是说,国民党方面对神社的处理是实用主义的,以尽量减少自己的工程量为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神社进行枝枝叶叶的修改,随后即转换其功能,使之成为与其最初的功能完全不同的建筑。


图3

图4


关于解放以后五台山神社的遭遇,由于资料的限制,这里主要依靠的是走访调查。2003年新四军纪念馆的王晓曼、周兆涵和陈宗彪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抗战时期日军在华设建神社初探》的文章。该文作者专程来到南京,得到了江苏省体育总局文史办和南京鼓楼区文化局文管会的协助和支持,并对当地老人做了一些调查。关于解放后的信息,文章称:在大庙西侧的百米处,有一幢数十平方米的日式房屋,该房为1958年拆除。也正在此时,发现了装有神社图纸和设计者、设计年代等信息的小木盒,但当时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木盒图纸全部毁失。另外,周围被拆的还有驻马处、小亭子和洗手池等建筑(本文图1中的B、C、D、G各处当为此类建筑),这些都是神社的必备附属建筑,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则是多余碍事的。据笔者了解,解放后五台山神社便先后建造了多处平房,作职工宿舍和招待所之用,这正与那些缺乏实用价值却又占据空间的建筑的拆除相对应。至于现在存留下来的“大庙”和“小庙”,1955年就搬至附近的体委职工王大鹏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大庙”先是作为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员的集训地,后又改为江苏省体育局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小庙则成为体育局的会议室,十运期间曾是志愿者培训中心,今年(笔者注,即2012年)2月份,大庙被出租给江苏省建工集团第七建筑公司作为办公场所,老干部活动中心也转移到了小庙。而每一次转变用途,使用者都会对建筑内部进行重新装修,因此,神社内部原先的建筑格局早已荡然无存。


无巧不成书,笔者在进行走访调查时也遇到一位曾为乒乓球教练的老先生,他也告诉笔者“大庙”确曾用作乒乓球运动员的训练场所。不仅如此,运动员和教练员还都曾以“大庙”为宿舍,从中可见当时房屋的紧缺。此外,老先生还告诉笔者,“小庙”还曾用作食堂,一度还出现了漏雨现象,据说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找到与原来的瓦相匹配的补上。不管此事是否属实,现存两处建筑一直被体委使用则是毋庸置疑的。它们经历了建国以后的各种运动却能够存留,而不像其它附属建筑那样被拆除,与它们有被使用的价值且确实被持续的使用有莫大的关系。因此,在五台山神社的处理问题上,解放后与国民党当局并无实质的差异,都是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而轻视其原为日本神社的身份。


但事实又不是这么简单。国民党当政之时,社会局的规划就要求消除神社建筑的日本色彩,甚至连樱花都要移走,换成腊梅和松树。具体改为战利品陈列馆和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时,也在鸟居上悬挂了国民党党徽。可见国民党当局对日本色彩的存在也颇感不安,只是其修改的程度较低而已。解放以后,由于主人的更换,用途的改变,五台山神社所面临的修改更加严重。在国民党当政时期,神社大殿被改为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原有的牌坊仍可利用,因此鸟居并无拆除的必要。解放以后,这里不再是纪念场所,而是一般的办公和生活场所,鸟居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据笔者采访的几位对鸟居尚有印象的老人说,该建筑为日本侵略的象征,因此拆除。而拆除的时间,则在1958年以后、“文革”之前。这里的时间未必准确,但当笔者给他们看海达•莫里循所拍照片(即本文图2)时,他们立即指出,自己确曾见过照片中的牌坊式的建筑,因此鸟居是在解放以后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方被拆除应当属实。


除以上所述外,关于鸟居的拆除问题还有一点值得探究。据当地老人说,五台山神社共有鸟居三座,五台山两座,在体委界内(见图5);永庆巷与上海路交汇处一座,不在体委界内。这一说法在李思纯的日记中得到证明:1946年6月2日,李思纯到五台山参观战利品陈列馆与抗战阵亡将士纪念堂,他在日记中明确记录了该处“有水泥所筑之神社式牌坊三座”。据体委的一位退休职工说,三座鸟居为一并拆除;但另一位退休职工则说,永庆巷的鸟居为1970年代的暴风刮倒;而王炳毅的文章中则说永庆巷的鸟居直到1990年道路改造时才被平毁。三人的说法各不相同,第一种说法仍称鸟居为日本侵略的象征,因此拆除;第二、第三两种说法则或是天灾,或是现实需要,皆非因其为日本遗物的象征意义而拆除。在笔者看来,体委界内的鸟居被有意拆除(不管是因其有所妨碍还是象征意义)是完全可能的,但永庆巷为公共道路,并非个人或某个单位所有。因此,只要这里的鸟居不妨碍通行,便更可能会处在无人过问,当然也就无人拆除的境地。也就是说,不管是第二种说法还是第三种说法,或者还有其它更多的说法,笔者都无意否定,但第一种说法则确实需要质疑。


图5


综上来看,自日军战败后,尽管五台山神社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遗迹,但它的命运却更多地与其实用价值而非象征意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有一个例外的话,那就是《南京文物志》中提到的童寯先生对神社建筑的保护。现在童先生早已仙逝,笔者虽经走访调查,仍未弄清童先生保护神社建筑的具体经过。据现有信息看,童先生1983年逝世,而五台山神社则是1982年被定为文物控制单位,因此,童先生应是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推动了保护五台山神社的进程,使之得以继续存在下去。


然而,童先生的行为或许仅是一个例外,因为被保护下来的“大庙”和“小庙”虽然未被拆除,却依然作为两处看似普通的建筑物而发挥着自己的实用价值。而且,它们的“利用率”还有所提高。以前,这两处建筑仅为体委自己使用,现在则出租出去。据笔者数次前往调查的所见可知,“大庙”已经被分租给两家公司; “小庙”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老同志之家”,另一部分为会议室。而且,此会议室除自己使用外,还外包给其他需要此场所的人使用。在不能拆除以腾出空间改建楼房的前提下,这可算是物尽其用了。


五、结语


自建成之日起,南京五台山上的日式建筑便不是作为普通的建筑物而存在。在日本战败前,五台山神社是完全意义上的神社,它接受日本人的参拜,成为日本人集会的重要场所,为战时在南京的日本人提供精神的家园。此外,五台山神社并不是普通的神社,它不仅供奉天照大神、明治天皇及国魂大神,还供奉着日军中的战死者,担负着“镇国神社”的职能。可以说,五台山神社实际是两座神社的结合:“南京神社”供奉传统的神明,“南京镇国神社”供奉战死者,二者被整合在同一空间内,使战死者获得崇高的地位,从而令参拜者折服于战争的庄严与神圣。


日本在中国建造神社别有企图,正如日高琼琼彦所说,在华修建神社“露骨地表现出象征战胜并夺得领土的野心”。而且,除了“战胜并夺得领土”,部分日本人还企图通过神社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从而“战胜并夺得”中国人的灵魂。但这样的企图从根本上就无视了中国人的抵制心理与爱国热情,因而注定无法实施,遑论实现。


日本战败之后,五台山神社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神社,它先后经历了两个政权的反复改造。改造者对日本留下的痕迹心存忌讳,却又不愿完全拆毁可用且需要的建筑物。至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神社的躯壳面临拆毁之时,经童寯先生多方奔走,神社最后的痕迹得以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