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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人物传|景昌极先生传略
发布时间:2018-01-31 09:48:57

学衡人物传

景昌极先生传略

将《学衡》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章数量做一统计,赫然排在最前列的是柳诒徵与吴宓,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则是柳诒徵先生的高足缪凤林与景昌极。景昌极(1903-1982),初名炎昭,后改名昌极,字幼南。他是一位哲学家、佛学家、教育家,毕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和哲学研究。在《劬堂学记》中,多篇回忆柳诒徵先生的文章都提到,景昌极为柳诒徵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天资聪颖,著译殷富。在南高学人群体中,他是较受瞩目的一位。

前排左三为景昌极先生,居中为柳诒徵先生

一、生平

1903年,景昌极生于江苏泰县。景家为书香门第,但至景昌极之父时已家道中落。景昌极一辈的兄弟姊妹甚多,因而,其父治家较为严肃。

1912年,景昌极入私塾,读完四书。1913年入自北小学,但该校仅办一两个月便停办。1914年春,入泰州私立伍成高等小学。因国文成绩较好,升了一班,由春季始业变成秋季始业,省去半年。1916年,从私立伍成高等小学毕业。暑假,差不多和南高开校同时,入南京第一中学。1919年从南京第一中学毕业,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学习。此时,南高的文史地部汇聚了柳诒徵、王伯沆等名儒硕彦,同学之中则有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等青年才俊。景昌极就读于此,学业日进。景昌极自云:“在南高的四年是承前启后形成我一生志趣学业的最大关键”。(《民国以来学校生活的回忆和感想》)在此四年中,他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的相关活动,在《学衡》、《文哲学报》、《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多篇,并逐渐将哲学研究确定为自己的学术志趣所在。

1922年冬,景昌极从南京高师毕业。次年1月,与同学缪凤林一起考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学。同年8月毕业。在景昌极此后的著作中,明显可以看到佛学尤其是唯识学对他的影响。9月,经吴宓推荐,被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开讲唯识学。后升为教授,同时兼任历史系教授,教西洋史。

1928年夏,景昌极偕夫人从东北返回南方。次年春,应成都大学之聘任哲学教授。先生居成都凡二年半,陆续成哲学讲义五种,1932年以《哲学新论》的名义出版。

1931年,景昌极应国立中央大学之聘,返回南京,卜居于成贤街双井巷。至1936年4月,竺可桢从中央大学调往浙江大学任校长,景昌极复从竺可桢往浙大任教。1937年,随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各大学随之西迁,景昌极则回到家乡泰州。1939年9月,任泰州时敏中学校长,1940年12月辞职。1943年景昌极应光孝寺住持苇宗的邀请,为寺中所办佛学院的学僧讲授逻辑课。他自编讲义在光孝寺讲授了两遍。1947年,讲义的修订稿《名理新探》由正中书局出版。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任教。建国后,他回到家乡,在江苏省立泰州中学任教。1961年任扬州师范学院教师,1965年退休。1982年4月3日,景昌极先生逝世,享年79岁。


景昌极先生《名理新探》

二、学术贡献

从景先生的生平来看,他的学术与人脉基础主要是在南京高师及南京支那内学院奠定的。除上文提到的他与《学衡》的密切关系外,他本人的工作流转也与在南京求学期间的师友有直接关系。比如,他到东北大学任教就是时任东南大学教授的吴宓推荐的;退出东北大学后,他先是回到南京,在乃师柳诒徵任馆长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小住,次年前往刘掞黎(同在南高文史地部,晚景昌极两级)任教的成都大学。其后,他又转任母校南高——东大改造而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教授,这其中的因缘也是可想而知的。再后来,他赴浙江大学任教,主要也是因为南高时期的老师竺可桢调任浙大做校长。就其发表文章的刊物而言,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学衡》与《国风》,《学衡》主要由吴宓主持,《国风》则依托中央大学,由柳诒徵(老师)、缪凤林(同学、同事)、张其昀(同学)等主持。就其学术研究的领域而言,主要是唯识学与哲学,其对唯识学的研习就是在南京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景先生的学术根基在于此,其学术贡献也在此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柳门嫡传,景昌极积极参与、支持《学衡》的办刊。张冬红《学衡派思想研究》一文对柳诒徵及其门人在《学衡》中地位有详细论述,她指出:柳先生及其弟子在稿件、发行以及经费方面均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景昌极便为其中重要的一位。吴宓在其日记中明确记述道:“半年后(1922年),除胡先骕、邵祖平君与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君外,《学衡》社之基本成员,无复有过问社务或谈论杂志内容者矣!”《学衡》杂志先后面临了两次停刊危机,柳门师徒均鼎力资助,景昌极也主动捐款作为《学衡》的办刊津贴。可以说,《学衡》之所以能够坚持十余年之久,与包括景昌极在内的柳门师徒的鼎力辅助是分不开的。除事务性的工作外,景昌极也接受并宣扬了师长们的学术见解,成为学衡派的干将之一。在尚为学生的1922年,景昌极于《文哲学报》上发表了《随便谈谈》一文,针对新文化运动干将对学衡诸人的挑战与讽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他们的注意点仅在细枝末节上,而对主旨大义却不能理性批评。尽管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却未能将其落实于实践中。甚至到了1936年,景昌极还在其文章《新理智运动刍议》中指责了新文化运动的幼稚与偏颇。可以说,景昌极与《学衡》以及整个同人群体保持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是南高学派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

其次,景昌极在哲学领域的学术成就尤其突出。他兼通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而尤以哲学著述为富。其中,成书出版的有《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道德哲学新论》、《名理新探》等。在《哲学论文集》序言中,他对自己有如下总结:“一曰不迷信古人;二曰不依傍西哲;三曰不以掇拾考据代思想;四曰不以玄秘艰深文浅陋;五曰正名析辞、定义核理,无悖于科学精神;六曰去华从实,息邪止诐,无害于世道人心。”此六点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他进行哲学思考与研究的根本原则。在《哲学新论》自序中,他承认该书在创作期间“参考书绝少”,但他坚信“哲学之为学,大类于数学而远于史地,有待于深思而不必博考”。当景昌极返回南京任教于中央大学时,也曾借机涉猎群书,但发现除陈陈相因者外,相合的地方很多,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可以说,景昌极的哲学著作主要是他个人思考所得,他自揭宗旨云:“吾书所根据者,唯是举世公认之经验的事实与推理的法则,而非一家一派之说。亦欲以天下之公言,成吾一家之言耳。”(《哲学新论》自序)景昌极在很多地方都坦承自己“多疑好思”的性格,或许也正是这样这样的性格才令他逐渐将自己的学术志趣确定为注重思辨的哲学领域。

再次,景昌极在佛学——尤其是唯识学领域也有一定的造诣。自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习唯识学以后,景昌极的学术生涯便与唯识学联系到一起。其关于佛学的论述文章有:《唯识志疑一:见相别种辨》、《唯识志疑二:唯识今释补义》、《佛法浅释 导言》、《见相别种未释之疑》、《致唐大圆书》、《能所双忘空有并遣的唯识观》、《佛法浅释之一:评进化论(生命及道德之真诠)》、《佛法浅释之一:苦与乐》、《因与果:神学玄学科学之异趣》、《论心与论事(知行合一与义利不二)》、《佛法披拣》、《辨因果》、《辨心》、《述佛法中之四记答》、《印度密教考:附时轮金刚略说》,其中,《评进化论(生命及道德之真诠)》还于1948年由大法沦书局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在《觉有情》月刊的新书介绍中,该书被评价为“精义络绎,劲笔纵横”。而其另一篇文章《见相别种辨》则引起了佛教界的一场争论,同学缪凤林以及著名佛教居士唐大圆均参与争论。景昌极认为唯识学自建立以来,千余年来虽无异议,实际上则不然。他主张古说,尊重安慧,而基测主张别种说,遂引起见相别种争议。最后,太虚大师也亲自撰写《见相别种辨释难》一文,方止息争论。而这一场争论也与唯识新旧两译不同问题的讨论和对熊十力先生《新唯识论》的讨论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和佛学界(特别是唯识学界)三大学术公案。

此外,景昌极还参与了一些外国著作的翻译工作。其重要的译著有《文学评论之原理》(与钱堃新合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与郭斌龢合译)等。《文学评论之原理》的第一章曾于1922年在《文哲学报》第2期刊登。次年,完整的译本即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翻译成书的西方文学基础理论原著”,不仅如此,它还代表了学衡派的文学和文化立场,在译序与译文中夹杂了诸多对新文学的驳斥与指责。1922年3月,《学衡》第3期刊出景昌极翻译的《苏格拉底自辨文》,自此《对话集》的首个汉译版本便陆续刊登在《学衡》杂志上。至1933年,《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由国立编译馆结集出版,并附郭斌龢所作的《柏拉图之埃提论》与景昌极所作之《柏拉图理型说略评》。可见,南高学人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种脚踏实地的行动对西学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冲击予以切实的回应。

然而,由于当时的学术与舆论的主流已被新文化群体牢牢占据,作为被视为保守的学衡群体的青年学者,景昌极的诸多学术贡献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的关注与认可。尽管如此,他对《学衡》的特殊贡献、对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研究,以及翻译工作都是不容忽视的。


三、轶事

1925年,景昌极22岁,已在东北大学任教两年。这年暑假,他从东北返回南方,经南京转回家乡泰州。到南京当天,景昌极很偶然地到三牌楼农校校外宿舍拜访秦子野。秦子野为何许人暂不知晓,但这时他正与景昌极未来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人在一起。原来,景昌极未来的夫人顾民豫小姐(1907年出生,时年十八)此时正在南京,她本来就读于南通女师,因想转学南京而来此。不过,由于生活不习惯而正欲离去。另外,使景、顾二人会面的还有一层机缘:景昌极的妹妹景宜芝就读于南通女师,得到了顾家的照顾。为致谢忱,景特地请求秦子野引见顾小姐。实际上,二人见面仅通数语,景昌极随即告退。当天,顾小姐偕其弟顾民元返回南通,次晨景昌极也回到泰州。但此一面之缘景已对顾生出爱慕之心,可谓是一见钟情。随后,他写《明玉歌》赞美顾氏之美,其辞略曰:

 

昆仑之巅,元气所蓄。含精煦华,实生明玉。……王母曰俞,种之蓝田。清风拂尘,苍龙耕烟。白云布护,皓月流连。蟠桃三熟,化而为仙。琪花失色瑶草萎,群玉之山咸黯然。鸣凤先驱舞鹤随,仙姬玉体何庄严。……韬光上入无色天,无色诸天见尤怜。蓦然回首向人寰,一顾再顾天斑斓。明星有璨惊愚顽,飘风忽起云霓酣。……安得力士开天关,净尘世心仰玉颜。

 

暑假后,景昌极遂请秦子野作伐,得到顾小姐父母的首肯。即便如此,景昌极也并未与顾小姐互通音问。次年春,景顾二人正式订婚,至此,二人始得鱼雁传书。该年冬天,二人成婚。可以说,景顾二人的结合是新时代中旧式婚姻的一个有趣案例。他们的相见是偶然的,二人的结合也主要是景昌极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在他们开始谈婚论嫁的程序后,二人的关系又依照传统的规定没有继续联络。而在订婚之后互相通信,则可说是新时代的新风气了。婚后,二人虽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但还是极其恩爱的。直到1933年,顾夫人因病离世。景昌极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记下了与夫人的点滴,成《悼亡杂忆》一文,二人的故事也由此得以流传下来。


景昌极夫人顾民豫小姐


景昌极还与“八千麻袋”事件有一段故事。所谓“八千事件”,具体是指明清内阁大库档案。1921年,北洋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部分内阁大库档案卖给了造纸厂,幸被罗振玉及时抢救下来。这就是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当时,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

之后,八千麻袋中的大部分档案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还有部分存于辽宁省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而泰州市博物馆也保存了八千麻袋中的档案750多件,这要归功于景昌极先生。民国初年,苏恩培曾在北京一外交部官员袁家良家中坐馆授课。1925年左右的某日,苏恩培在街上散步时,见一废品收购者推着一小车,车上竟有不少档案。苏恩培遂买下这些档案。回家整理之后,方知是大内档案。此后,苏恩培把这批档案当成古董收藏。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上谕抛残同废纸,老苏搜集重公文”。几年后,苏恩培离京返家,这批档案一直带在身边。后来,景昌极续弦娶苏恩培之女。得知苏恩培有“宝物”后,两人常常共同赏玩,谈古论今。由于儿子远在英国,1948年苏恩培临终前把这批档案送给了景先生。1958年春,泰州筹建博物馆。市里召开大会,号召社会各界人士将自己的文物、图书资料捐献给国家。时任副市长的王石琴与景昌极是亲戚,主动上门动员。“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后,景先生当时已被打成右派,担心档案留在家里不安全。当年7月,景昌极亲自把这批档案送到泰州博物馆。捐赠前,他曾挑出几份档案留在身边作纪念,十年动乱中又偷偷烧毁了。

这批档案都是明清档案,是研究明清史的重要资料。景先生对保存和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作出了重要贡献。

 

建国前,景昌极先生的学术活动与学衡同仁及南高群体紧密相连,某种程度上说,其思想与作为是其同仁群体与整个社会环境变动与激荡的产物。建国以后,景昌极先生在默默无闻中继续从事着文化教育事业,奉献良多。历史的风尘淹没了太多的人与事,但景昌极先生不应该被遗忘,其思想与言行值得我们更好地保存与研究。


附  景昌极先生著作编年


1918年 15岁  《扑满记》,《学生周刊》,1918年第1卷第11期。

《二拟武陵渔人即席谢桃源父老并讲演秦后国事概况辞》,《学生周刊》,1918年第1卷第14期。

1922年 19岁  《又一旁观者言》,《时事新报·文学旬刊》,1922年第24期。

《文学与真与美》,《文哲学报》,1922年第1期。

《评近今群籍说理文之失》,《文哲学报》,1922年第1期。

温采司特(C. T. Winchester):《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译,《文哲学报》,1922年第2期。

《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文哲学报》,1922年第2期。

《随便谈谈》,《文哲学报》,1922年第2期。

《易之国家观》,《史地学报》,1922年第1卷第2期。

柏拉图(Plato):《苏格拉底自辩篇(Apology)》,景昌极译,《学衡》,1922年第3期。

柏拉图(Plato):《克利陀篇(Crito)》,景昌极译,《学衡》,1922年第5期。

《论学生拥护宗教之必要》,《学衡》,1922年第6期。

《中国心理学大纲》,《学衡》,1922年第8期。

柏拉图(Plato):《斐都篇》,景昌极译,《学衡》,1922年第10期。

1923年 20岁  《广乐利主义》,《学衡》,1923年第13期。

《见相别种辨》,《学衡》,1923年第18期。

柏拉图(Plato):《斐都篇(Phaedo)(续第十期)》,景昌极译,《学衡》,1923年第20期。

1924年 21岁  《唯识今释补义》,《学衡》,1924年第25期。

《佛法浅释导言》,《学衡》,1924年第29期。

《消遣问题(礼乐敎育之真谛)》,《学衡》,1924年第31期。

《见相别种未释之疑》,《学衡》,1924年第33期。

《评郭任远人类的行为》,《学衡》,1924年第35期。

《致唐大圆书》,《海潮音》,1924年第5卷第8期。

《夜醒》,《湘君》,1924年第3期。

《桃源渔人曲》,《湘君》,1924年第3期。

《八声甘州:看涟涟清水下溪桥》,《湘君》,1924年第3期。

多谦、景昌极:《意大利罗马大学教多谦与景昌极书(附畣书)》,《海潮音》,1924年第5卷第8期。

《能所双忘空有并遣的唯识观》,《东方杂志》,1924年第21卷第2期。

1925年 22岁  《评进化论(生命及道德之真诠)》,《学衡》,1925年第38期。

《信与疑(真伪善恶美丑之关系)》,《学衡》,1925年第47期。

1926年 23岁  《苦与乐》,《学衡》,1926年第54期。

《实践与玄谈》,《学衡》,1926年第57期。

《因与果:神学玄学科学之异趣》,《学衡》,1926年第58期。

《苦与乐》,《东方文化》,1926年第2期。

《致唐大圆书》,《东方文化》,1926年第2期。

1927年 24岁  [英]温彻斯特(C. T. Winchester)著:《文学评论之原理》,景昌极、钱堃新

译,梅光迪校,商务印书馆,1927年。

1928年 25岁  《论心与论事(知行合一与义利不二)》,《学衡》,1928年第62期。

《文学与玄学》,《学衡》,1928年第63期。

《评进化论》,《海潮音》,1928年第9卷第3期。

《评进化论(续三期)》,《海潮音》,1928年第9卷第5期。

《评进化论(生命及道德之真诠)(续五期)》,《海潮音》,1928年第9卷第7期。

《因与果(神学玄学科学之异趣)》,《海潮音》,1928年第9卷第8期。

1929年 26岁  《性与命(自然与自由)》,《学衡》,1929年第67期。

《人生哲学序论》,《学衡》,1929年第69期。

1930年 27岁  《历史哲学》,《史学杂志》,1930年第2卷第2期。

《历史哲学(续第二卷第二期)》,《史学杂志》,1930年第2卷第3/4期。

《佛法披拣》,《国立成都大学校刊》,1930年第2期。

《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1930年。

1931年 28岁  《知识哲学》,《学衡》,1931年第75期。

《辨因果》,《归纳学报》,1931年第1卷第1期。

《辨心》,《归纳学报》,1931年第1卷第2期。

1932年 29岁  《孔子的真面目》,《国风》,1932年第3期。

《道德与社会革命》,《国风》,1932年第7期。

《政论平议》,《时代公论》,1932年第11期。

《长江轮上的小中国》,《时代公论》,1932年第16期。

《哲学新论》,南京书店,1932年。

1933年 30岁  《悼亡杂忆》,《国风》,1933年第2卷第2期。

《悼亡杂忆》,《学衡》,1933年第78期。

《宗教詹言》,《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1933年第1卷第1期。

《景昌极先生挽联》,《校风》,1933年第91期。

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单子论(Monadology)》,景昌极译,《国风》,1933年第2卷第6期。

柏拉图(Plato)著:《柏拉图五大对话集》,郭斌龢、景昌极译,国立编译馆,1933年。

《道德哲学新论》,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

1934年 31岁  《莱布尼兹单子论译序》,《国风》,1934年第4卷第2期。

1935年 32岁  《祭父文》,《国风》,1935年第6卷第7/8期。

《故友刘掞藜楚贤事略跋》,《国风》,1935年第7卷第1期。

《民国以来学校生活的回忆和感想》,《国风》,1935年第7卷第2期。

1936年 33岁  《说四维》,《国风》,1936年第8卷第3期。

《新理智运动刍议(未完)》,《国风》,1936年第8卷第4期。

《述佛法中之四记答》,《国风》,1936年第8卷第4期。

《印度密教考:附时轮金刚略说》,《国风》,1936年第8卷第5期。

《新理智运动刍议(续前期)》,《国风》,1936年第8卷第5期。

《新理智与旧理想(新理智主义答客难之一)》,《国风》,1936年第8卷第6期。

《缺少灵魂的现前教育》,《国风》,1936年第8卷第6期。

《理智与热忱(新理智主义答客难之二)》,《国风》,1936年第8卷第7期。

《说四维》,《新运月刊》,1936年第34期。

1937年 34岁  《从牛顿的惰性律说到国史上物极必反的公例》,《史地杂志》,1937年第1

卷第2期。

《惠施言行考》,《国立浙江大学季刊》,1937年创刊号。

1947年 44岁  《玄怪新犀》,《中国评论》,1947年创刊号。

《中国语文法新探要略》,《东方与西方》,1947年第1卷第1期。

《改造中国社会的两大关键》,《东方与西方》,1947年第1卷第3期。

《中国文章的菁华选和压卷作》,《中国评论》,1947年第3期。

《中国文章之菁华选与压卷作(续完)》,《中国评论》,1947年第4期。

《哲学的大贱卖与新估价》,《中国评论》,1947年第5期。

《正名示范》,《思想与时代》,1947年第49期。

1948年 45岁  《民主质疑》,《中国评论》,1948年第7期。

《道德与社会革命》,《中国评论》,1948年第8期。

《兵役刍议》,《中国评论》,1948年第9期。

《真美善与存在》,《中国评论》,1948年第10期。

《惠施公孙龙名理阐微》,《学原》,1948年第2卷第5期。

《评进化论生命及道德》,大法轮书局,1948年。


本文原载于《新学衡》第二辑,

作者:谢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