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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
发布时间:2018-06-01 17:40:49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

——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

李里峰

内容提要:和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要研究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异邦,需要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过去、再现过去;作为一门叙事之学,历史学需要借助短时段的事件去探寻中时段、长时段的局势和结构;作为一门人文之学,历史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也展现了历史学学科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既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又须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这是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词:历史学,社会科学,时间之学,叙事之学,人文之学

作者简介: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第158-165页。

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历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历史学不断面临挑战和危机,又不断自我调适以应对挑战、摆脱危机的过程。除了社会政治变迁的时代大背景之外,近百年来历史学所遭遇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后来又加上了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性别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吊诡的是,它藉以应对挑战的学理资源也大多来自这些学科。杜赞奇(Presanjit Duara)教授曾撰写《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一书,在美国中国学界影响甚大,其所谓“拯救历史”,是要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边缘立场出发,冀望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宏大叙述中发现多元、复线的历史脉络。笔者不敏,也想借用这一说法,简要辨析历史学的学科特质及其与社会科学的异同和交融,进而对历史学重新找回自我的可能性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略作反思。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历史学皆以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注重描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后果,刻画历史人物的成长背景、言行举止和性格特征,并对特定民族、国家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资后人借鉴。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旨趣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兴起,强调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史料进行甄别批判、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据事直书,不偏不倚,从而让历史学摆脱哲学和神学的桎梏,开始向科学的行列迈进。和传统史学相比,兰克学派重政治、外交而轻经济、社会,重事件描述而轻理论分析的取向愈演愈烈,在他们看来,研读原始资料是最根本的史学研究方法,而只有政府文件和军事、外交档案等才算得上真正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传统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日益强烈。德国历史学家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站在批判历史哲学的立场上,斥责德国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汲取概念和理论资源,甚而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法国历史学家贝尔(Henri Berr)倡导打破过分专门化造成的狭隘局面,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并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来实践这些主张。美国历史学家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则明确祭起“新史学”的大旗,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吸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成果,用综合的观点、进化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

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两位教授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揭开了20世纪最影响深远的史学流派——年鉴派——的序幕。顾名思义,这份刊物是要以经济史、社会史去挑战和取代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进而言之,年鉴派主张一种“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极力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借鉴。该刊编辑部成员除了历史学家外,还包括政治地理学家西格弗里德(Andre Siegfried)、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等人,即是明证。第二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史学理论文集中明确声称,贯穿全书的“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要看其他学科能给历史学提供些什么启示,以及历史学家反过来能给邻居们提供些什么。[1] 他承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永远会在死的文献和太活泼的证据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太贴近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但仍坚信“过去和现在是互惠地照亮着对方”。他对历史时段所作的著名区分则似乎表明,至少在他所处的时代,向社会科学借鉴“长时段”的“结构”分析乃是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其重要性超过了历史学能够给社会科学带来的启示。[2]

自此以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不绝如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注重在自己的研究中加入历史的向度(限于主旨和篇幅,本文对此暂不置评),并逐渐形成了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渗透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如果把来自社会科学的概念一律弃置不用,历史学家将不仅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甚至也难以对历史进行认真的思考。对此,英国历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作了至为透彻的阐述。在他看来,如今历史学家频繁使用的许多概念,包括社会角色、性和性别、家庭和亲缘关系、社区和认同、阶级、身份、社会流动、炫耀性消费、象征资本、互惠、庇护和腐败、权力、中心和边缘、霸权和反抗、社会运动、心态、意识形态、交流与接受、口述和书写、神话等,其实都是从社会科学借用而来的,离开了这些概念,历史学家将会面临失语的危险。[3]

需要强调的是,概念借鉴绝不是词汇挪用那么简单,而是把概念中所蕴藏的丰富意涵和理论前提融入史学研究,甚至内化为历史学家观察、分析、解释历史现象的一种“前知识”(pre-knowledge)或“支援背景”(subsidiary awareness)。举例言之,如果历史学家要分析一位历史人物的“角色”,难免会想到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理论,甚至下意识地把这位人物想象成历史舞台上的演员,看他(她)是如何进行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和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如何在前台(front region)和后台(back region)之间进行转换的。如果要研究某一时期普通民众的“认同”问题,这位史家的脑海里也很可能立刻涌现出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的论述,藉以考察这些民众是如何把自己与素不相识的其他人想象成同一个国家、民族或阶级之一员的。

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学的影响,伯克书中提到了比较研究、计量研究、类型分析、微观分析(所谓“社会显微镜”)等。以比较研究为例,由于历史学家关注的是特殊、唯一和不可重复的事物,所以往往倾向于拒绝比较方法;而以探寻社会现象本质和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则始终把比较方法作为研究的利器。[4]韦伯(Max Weber)对世界各主要宗教及其与现代资本主义之关系的研究,桑巴特(Werner Sombart)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设问的回答,直至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对法国、俄国、中国革命之背景和后果的分析,都是堪称经典的比较研究范例。如今历史比较方法(包括求同的比较、求异的比较、影响的比较等)越来越有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拜社会科学所赐。

今天的历史学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分析模式(model)。例如“共识”(consensual)模式和“冲突”(conflictual)模式,前者是涂尔干所倡导的,强调社会关联、社会一致和社会内聚力的重要性;后者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强调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无处不在。[5]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还会用到精英主义(elitism)模式和多元主义(pluralism)模式,在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等精英主义者看来,少数精英(统治者)对多数非精英(被统治者)的控制和支配是不可更改的“铁律”(iron law);而在达尔(Robert A. Dahl)等多元主义者看来,竞争性选举和多元精英之间的制衡仍足以奠定现代民主的基石。

如果把上述概念、方法、模式全部抛开,像传统史学或实证主义史学所主张的那样完全让史料和史实本身来说话,历史学的洞察力和解释力无疑会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这些概念和模式早已潜移默化地融汇在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的脑海中,成了他们随时取用而习焉不察的“工具箱”的一部分,事实上已经无法从他们的心智中被移除了。

历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经过一个世纪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配备了社会科学工具的历史学和引入了历时性维度的社会科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越来越成为诸多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共识。然而,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旨趣,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并不意味着取消各学科的独立存在。不幸的是,如今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摄取(或者说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殖民”)似乎有些走过头了,以至于历史学还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本文斗胆提出“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正是想对历史学的学科特质略作反思,在笔者看来,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实质性的差异。

首先,历史学是一门时间之学。法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言,“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一语道出了历史学的真谛。有论者对这一经典命题作了如下阐释: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这为历史研究规定了时间界限;历史时间(年代和时期)因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关而承载了特殊的意义;历史演变的轨迹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时间观(如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时间是理解历史和进行历史评判的重要因素;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争取时间的历史。[6]不过,在许多受“后”学影响的学者看来,将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本身就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称之为“时间之学”似乎更妥当些。笔者宁愿从一种更质朴的角度来理解勒高夫的命题,即历史学和其他学科门类相比,本质特征在于其研究对象是已经逝去了的事物,历史学家无法亲身观察和感受它们,而只能依靠留存下来的文献和实物来进行研究。换言之,历史学家需要穿越时间进入另一个时代,可他们不能真的穿越,只能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方式去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

有一本非常简短的历史学导论,提到了两位英国作家对于历史的有趣看法——过去是一个异邦(foreign country)。就是说,历史学研究的并非自己的国度,而是异国他乡,只不过它是时间意义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异邦。但是如何看待这个异邦,两位作家的看法正好相反。哈特利(L. P. Hartley)说,过去是一个异邦,在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亚当斯(Douglas Adams)则说,过去的确是一个异邦,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一样。[7]人们去往另一个国度,可能会看到和本国大不相同的社会景象和风俗民情,也可能感觉到他们有着和自己相似的日常生活和七情六欲。历史学家要去研究、再现过去这个异邦,同样会有类似的体验。上世纪80年代一部很有影响的西方社会史论文选编,即以“再现过去”为标题,是很有道理的。[8] 尽管深受社会科学影响的社会史在理论和方法上与传统史学差别甚大,但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无论新旧,都要把再现过去当作自己的基本任务,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历史学家看来,“再现”一词的具体内涵是不一样的。

将研究对象设定为时间维度上的异邦,就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设身处地”,也就是要借助历史资料以及史学家的合理推测甚至想象,回到过去的场景中去。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对此作了至为精辟的论述:“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9]或者如狄尔泰所说,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过去的一种内在体验,历史学家就活在他的对象之中,或者是使他的对象活在他的心中。[10]历史学者往往会有一种冲动,以所谓“后见之明”对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制度、观念等加以评骘,仿佛上帝注视芸芸众生一般居高临下地看待过去。但是,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移情”(empathy)能力,没有对历史研究之限度的自我反省,这种后见之明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上焉者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马后炮”,下焉者则成为阻碍我们探寻历史真相的“后见之蔽”。

其次,历史学是一门叙事之学。传统历史学始终把政治、军事、外交等作为研究重点,相应地,叙事也就成了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手段。中国古代的编年体、纪传体、大事本末体史书,西方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直到兰克的诸多史家,都把讲故事作为第一要务。及至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特别是年鉴学派创立之后,传统史学的“事件主义”(布罗代尔语)或“事件偶像”(西米昂语)遭到严厉批判。在布罗代尔构筑的历史时段等级体系中,事件虽能用“迷人烟雾”占据当代人的心灵,却不可能持久,人们只能短暂地瞥见它的光亮。相对于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局势演变的“中时段”,以事件为中心的段时段不过是历史河流中泛起来的小小泡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1]

尽管如此,事件和叙事并没有、也不可能从历史学家的视线中消失。这不仅是因为历史本就是由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事件所构成的,还在于事件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方法论意义。当我们(无论从历史学还是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时,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毕竟,所谓制度、所谓结构,都不是直观可见的事物。当然可以依据制度文本(法规、文件、档案之类)来研究,但规则是一回事,实践又是一回事,二者之间时常是相互背离的。要想克服制度和结构的“不可见性”,揭示其实际运行状态,就需要借助特定的事件为中介。如果把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比作大海里的冰山,事件就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虽然不能从中看到冰山的全貌,但若无视它们,就更难猜测水面以下的部分是什么模样。因此,历史研究绝不能放弃对事件的关注,而应把短时段的事件作为研究中时段、长时段的有效窗口。当然,这里对事件的理解应该是广义的,而不能像传统史学那样将其等同于重大历史事件,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很重要,“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也很重要,但并非只有它们才算事件、才值得研究。许多看来很琐碎的小事件,如果能藉以探讨它所折射出来的制度、结构、关系和行动逻辑,它们同样应该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

说历史学是叙事之学还有另一层含义。如今写作历史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供选择,可以用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去写,可以用分析的方法去写,还有的历史著作充斥着数据、图表甚至回归分析。每一种写作方式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能给读者带来不同的启示,但笔者所期待于历史学的,是让它回归到最古典、最本真的形态——讲故事。像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萧邦齐(Keith Schoppa)的《血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以及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一系列著作,带给读者的愉悦是其他许多史著难以企及的。西方史学界从1970年代出现了斯通(Lawrence Stone)所谓“叙事的复兴”,许多现代叙事史经典,如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勒华拉杜里(LeRoy Ladurie)的《蒙塔尤》,近年来也都有了中译本。不过,在全球化和后现代的语境下,讲故事其实并不容易,要讲男人的故事(his story)、女人的故事(her story),还要讲无名者的故事(their story);要讲大写的、单数的故事(History),还要讲小写的、复数的故事(histories)。要把这些故事都讲好,洵非易事。

最后,历史学是一门人文之学(humanity)。首先体现在,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历史哲学家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指出,形成科学概念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异质的间断性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连续性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这是历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事物和现象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所以要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历史科学的目的则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也不是要形成普遍概念,它“不想缝制一套对保罗和彼得都同样适合的标准服装”,而是要“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12]伯克则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差异提出了如下看法:社会科学是对单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是对复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 in the plural)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社会科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13]研究对象的个殊性特征,不仅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清了界限,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区别开来。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提出,科学是由种种猜想和假说构成的,科学的增长也是通过不断的猜想和反驳来实现的,由经验研究而来的主张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是否容许逻辑上的反例存在)是判断科学与否的基本依据。[14]可同样是波普尔,在另一本书中却明确宣称:“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 [15]许多历史学家不甘止步于简单“再现过去”,而以探寻历史规律为己任,这样的学术追求当然值得称道,可不同的历史学家总能概括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规律,很难说清孰对孰错、孰优孰劣。换言之,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而非当下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事物的学问,历史学难以归入科学之列,其研究结论往往是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

说历史学是人文之学,还意味着它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而无法做到“价值无涉”(value free)。自韦伯(Max Weber)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详加阐述之后,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按照这一原则,“实然”(to be)与“应然”(ought to be)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者应该无条件地坚持把经验事实的确定同他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区别开来,否则其研究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就会遭到质疑。[16]价值无涉原则的确立,无疑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价值无涉可能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正如李凯尔特所说,自然科学是对规律或普遍概念的联系进行研究,它不必关心文化价值或自己的对象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历史学则只有借助价值的观点,才能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别开,历史的方法只能是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17]或者说,人文学科要像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那样去追求价值无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科学话语之霸权地位过度膨胀的一种表征。

三部影片中的历史哲学

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不妨以几部流传甚广的影片为例,对其中蕴涵的历史观念略作分析。从这些影片中,我们或许可以更生动地理解历史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和科学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于1950年拍摄的《罗生门》(Rashōmon)。影片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和《竹林中》,从不同视角讲述了日本平安朝的一起强奸杀人案。武士金泽武弘的妻子真砂被强盗多襄丸强暴,武士也死在丛林中,但关于武士的死因却出现了四个不同的版本。强盗说,他和武士进行决斗,在激战数十个回合后杀死了武士;武士的妻子说,她被强盗蹂躏后又遭到丈夫的鄙薄,在绝望之下用随身匕首刺死了丈夫;武士的鬼魂说,妻子受辱后竟让强盗杀死自己,他心灰意冷,捡起妻子丢下的匕首自杀身亡。目击者樵夫的版本则是:女人让丈夫和强盗决斗,不料两人都武艺平平、胆小怕死,决斗变成了毫无章法的扭打,最后强盗碰巧拔出地上的长刀,刺死了武士。樵夫作为旁观者,他的描述似乎最接近真相,可武士和妻子都说他是死于匕首,樵夫却说强盗是用长刀刺死了武士。在旁人的追问下,他终于承认自己从尚未断气的武士身上拔走了那把值钱的匕首。

从这部影片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历史的若干启示。首先,历史真实总是相对的、暧昧不明的,总是跟权力和利益纠缠在一起的,绝对的历史真实其实很难找寻。影片中关于武士死因的不同版本,都是既揭示又掩盖了部分真相,致使完整的事实难以大白。如今,“罗生门”已经成为一个代名词,指那些当事人按照各自的利益和立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事实真相始终无法水落石出的事件或状态。这正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关于过去的学问的典型形象。其次,历史学要研究人、研究人类社会,但人与人之间存在诸多差异,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信赖也不可预知的,所以很难根据抽象、普遍的人性去猜测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许多影评从抽象人性的角度去分析这部影片,有人说它表达了人性之恶和对人类的悲观,有人却说它宣扬了永恒的人道主义理念,恐怕都过于简单了。再次,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需要设身处地方能相互理解。观众在欣赏电影之余,也许会对强盗、武士、武士妻子都争相承认自己是凶手感到有些奇怪,如果发生在今天,这些人可能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开脱,以免受到法律的制裁;只有对平安时代的日本社会略有所知,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为掩盖耻辱而篡改事实的心理动机。

第二部是德国电影《罗拉快跑》(Lola rennt,或译为《疾走罗拉》),由汤姆·蒂克(Tom Tykwer)导演,1998年出品。这部电影的剧情很有趣。德国姑娘罗拉接到男友曼尼的电话,说他弄丢了黑帮老大的10万马克,如果不能在20分钟内把钱还回去,老大就会杀了他。为了弄到钱营救男友,罗拉开始拼命地奔跑,曼尼则在电话亭不停地打电话借钱。接下来影片分成了三段,每段展现一种可能的过程和结果。过程一:罗拉向在银行任经理的父亲借钱,但没有借到,她在协助曼尼抢劫商店时被警察开枪打死。过程二:罗拉从父亲的银行抢到了钱,想去阻止曼尼抢劫商店,这时曼尼横遭车祸。过程三:罗拉在赌场赢了10万马克,曼尼也找回了丢失的钱,还掉黑帮老大的钱后,他们自己也成了有钱人。

我们知道,这三个过程当然不会同时发生,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有一种。导演将三个过程、三种结果同时呈现给我们,是时下颇为盛行的电影叙事手法。这部影片告诉我们,在时间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历史无法更改,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随时都会面临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走向。历史不是一个封闭的王国,在过去真实发生的事情往往并非必然发生或者必然如此发生,而是由众多因素共同型塑而成的。当历史学者被探寻因果关系和历史规律的冲动所主宰时,很容易陷入历史目的论或历史决定论的幻像,认为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固定的目标,相应历史阶段的所有历史现象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发生的,而这些现象的发生又必定会将历史发展的道路引向这一目标。《罗拉快跑》的片头有这样一段字幕:“我们不放弃探索,探索的终点将是它的起点,让我们重新认识探索吧。”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许不仅要探索历史的因果规律,也应该探索历史的多种可能性。这部影片似乎也为波普尔的前述看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注脚。

第三部是中国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1995年出品,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影片以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为背景,讲述某部队大院里一群十多岁孩子们的故事。男主角马小军热衷于用自制的万能钥匙偷开别人家的锁,一天他在一户人家看到一张女孩子的泳装照片,从此迷恋上了她。后来这个叫米兰的女孩真的走进了这群孩子的生活,可她喜欢的是成熟帅气的刘忆苦,马小军既享受和她在一起的时光,又因嫉妒而心烦意乱。马小军找茬和刘忆苦打了一架,又想对米兰做出不轨之事,却未能得逞。后来大家各奔前程,多年后再次相聚,儿时的经历已恍如隔世。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在于,故事分明发生在备受世人瞩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可男女主角们似乎和这场政治运动没有什么关系。继续革命、斗私批修、走资派、红卫兵、大串联、破四旧……都只是作为背景隐隐约约地出现在影片中,观众们看到的是嘲弄老师、抽烟喝酒、打架闹事、追逐异性,感受到的是青春的朦胧和躁动、暗恋的甜蜜和忧伤、成长的喜悦和烦恼。正如电影海报上所写:“那年夏天,对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来说,是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时期,人们往往习惯于接受一个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可一旦回到历史场景,我们会发现很多个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普通人的小历史与宏大历史叙述可能是一致的,可能是冲突的,也可能是不相关的。

这三部影片内容迥异、风格有别,却以各自的方式向观众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历史学的前述学科特质:它是一门时间之学,引领我们前往过去这个异邦,体察时人的言行举止、思想心态和喜怒哀乐;它是一门叙事之学,用一支生花妙笔,把过去那些形形色色的大事件和小故事一一呈现在我们眼前;它是一门人文之学,既注重因果关系和历史规律,又尊重每一个时代、国家、群体乃至个人的独特价值。

 

由此反观一百多年来的西方史学历程,可以看到传统史学、新史学、后新史学的发展脉络,也可以看到一条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传统史学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绵延数千年之久,至19世纪的兰克学派发展到顶峰,其特征是以政治史(包括军事史和外交史)为主要内容,以实证主义为导向,以事件为中心,以叙事为表述手段,以线性的、进步的历史时间为坐标。进入20世纪初,传统史学遭受重创,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横空出世,以囊括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总体史”为目标,以(广义的)社会史为主要内容,以科学主义为导向(尤其注重对社会科学概念、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以问题为中心,重结构、重理论、重解释、重综合,以相对静止的长时段、中时段历史时间为坐标。历史学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巨大成就,其代价则是历史学的学科特质日渐淡化,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日渐模糊。

最近三、四十年来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史学的大旗屹立未倒,社会史的潮流仍在继续,可是一种新的史学流派——文化史(或者为了与过去的文化史划清界限而称为“新文化史”)——已经异军突起,大有取代社会史成为史学主潮之势。新文化史家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和种种“后”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那里汲取灵感,把历史材料视为承载着意义的文本(而不是客观事实的再现),注重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去进行意义的理解和文化的阐释,事件和叙事也从新史学的垃圾箱里重新登上了大雅之堂。[18]这股潮流可以看作新史学的一种自我更新,因为新文化史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么是第三、第四代年鉴派史学家,要么也曾深受年鉴派的影响;也可以看作对新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一种反动(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称之为“后新史学”),因为它处处表现出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让历史学回归人文之学的坚韧努力。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洗礼,历史学已无法返回质朴无华的古典形态。但是作为最古老的一门学问,历史学能否以及如何既借鉴其他学科的优长之处,又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1]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

[2] [法]布罗代尔:《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收入氏著《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参见[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三章。

[4] [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3页。

[5] [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页。

[6] 参见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7] [英]阿诺德:《历史之源》,李里峰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7页。

[8] 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9]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7页。

[10] 参见[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7页。

[11] [法]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12]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0页。

[13] [英]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14] 参见[英]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5] [英]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16] 参见[德]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

[17] [德]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页。

[18] 参见[英]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