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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
发布时间:2018-11-21 14:46:15


                                               

“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1949年,齐思和在《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开篇如是追问道。齐思和认为,“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而近百年西洋史学之所以超过中国,“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西洋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1]时过近七十年,重温齐思和之问,笔者关心的要点不在“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史学是否有进步与落后之别大可讨论,而在于这种落后的焦灼感并非个别的一时现象,如果以百年为单位来审视的话,可以说具有共时性的特征,是一种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关系的反映,是时人思考和实践“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从全球范围思考,进行地方性实践——的产物。

回顾以往的历史叙事,美国历史学家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叙事样式:古希腊“训诫的历史”(exemplar history),包括中国对“传统的敬畏”(traditional piety),18世纪以降“发展的历史”(developmental history)以及以社会史为代表的“功能-结构的历史”(functional-structural history)。[2]在中国,1980年代中叶兴起的社会史研究虽然欠乏理论自觉,但提示了历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1990年代兴起的学术史研究虽然令人对本应成为学术常识的这一“显学”感到费解,但内含了重审近代的可能性。当世纪翻开新的一页,关于近代知识的研究悄然勃兴,就其荦荦大端,有制度、学科、观念、新名词等,出版了若干相关的研究论著。[3]论者在讨论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和再生产的过程时发现,一些译自西方的概念,借用德国概念史大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说法,既是东亚“近代”出现的标志(Indikator),又是影响其进程的“要素”(Faktor)。[4]概念史既是亚洲各国自我主张的依据,亦是理解他者的桥梁,同时通过概念史研究还可以从“现代性”(modernity)的角度展开与西方的对话。以下,本文首先考察概念史在中国兴起的缘由,继而梳理德国概念史的基本理念和源流,最后讨论概念史方法在中国运用的问题。


                                             

所谓近代,如果不避粗糙而取其最大公约数的话,是指时间、空间、人群以及秩序等由“杂质性”迈向“匀质化”的过程。微观史学大家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在《奶酪与蛆虫》一书中谈到16世纪末发生的一桩无法按以往标准归类的异端事件。原来,伴随古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新知识的普及,异端梅诺乔(Menocchio)脑海中的旧知识和新知识发生了龃龉,他抨击教会,称爱邻人比爱上帝更为重要。[5]见微知著,金斯伯格揭示了由混沌而清晰的欧洲近代知识发生的契机,这种知识经过一百年左右的发酵,在1800年前后其轮廓清晰起来。这一过程,概念史研究的先驱布鲁内尔(Otto Brunner)称之为“门槛时代”(Schwellenzeit),[6]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则命名为“马鞍时代”(Sattelzeit)。[7]

晚于欧洲一百余年,19世纪的中国和东亚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下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更替,固有的知识无法对应新时代,新时代在扬弃以往的知识体系。1873年,李鸿章奏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8]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憧憬中国,甚至有儒者从日本桥迁至品川后会高兴地说:“离唐土近了2里”;从芝口搬到河崎后则说:“离中华近了一点”。[9]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推行“文明开化”,为解决财政危机,突然宣布废除旧历法而改用新历法:将1872年12月13日改为1873年1月1日。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官方和民间各过其年,有道是城里过“明治的正月”(新历)、乡下过“德川的正月”(旧历)。上述中日两国发生的事象揭示了在旧与新、东与西碰撞下同时代人的恍惚。

对于近代知识由杂质而匀质,从混沌到清晰的变化,欧洲学者的研究异彩纷呈。法国“年鉴学派”通过心性史、社会史之考察,展示了近代前夜——中世纪晚期蠕动的多种变化;德国布鲁内尔的“社会史”和孔茨(Werner Conze)的“结构史”旨在究明社会变动的内在结构;在英国,“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研究揭示了特定语境下历史转折的契机。无论是关注深藏在变化表层后的结构,还是关注人心中的情感、信仰、思想,抑或关键时点上的转折,学者们都试图揭示“近代”缘起的秘密。

东亚的近代凸现于19世纪,但早在大航海时代、东西遭遇的16世纪末,东亚世界即已酝酿着变化的契机。就中国而言,其后四百年间的知识迁徙似可概括为:“宋学西迁”、“西学东渐”、“东学入中”和“借鉴苏俄”等样式。

“宋学西迁”既是实在的事实,亦为抽象的比喻,泛指中国传统知识对西方的影响。16世纪末以降耶稣会士将中国知识陆续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影响了18世纪启蒙思想家思考自我和他者的方式。[10]欧洲人蓦然发现在自身的文明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不同的文明,激起了对东方/中国的想象,也正是在此时,耶稣纪年出现了公元前与公元后的区分。即使在19世纪,来华西人传播的中国知识仍然对欧洲人有着重要的影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儒教与道教》是至今为论者称道的名著,但细看其所征引的二手资料,为什么韦伯会接受高延(De Groot J. J. M)关于异端迫害的论述,而非更有诠释力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宗教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11]四百年间断断续续生产的西方人的东方论述,构成了今日东方主义的滥觞。

与中国传统知识西迁相对,“西学东渐”上起16世纪以降的耶稣会士,继起于19世纪来华西人。东渐的西学知识因与东亚本土知识碰撞而发生了变化:“解构”(deconstruction)和“转位”(dislocation)。西学知识的再生产重塑了东亚人的自/他认识,开启了中国、日本、韩国等建设近代国家的历程。这种再生产不单单在中西之间发生,来自近邻的中介作用近年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正如“鸦片战争”后中国发生的巨变和汉译西学知识对日本近代转型起到作用一样,“甲午战争”后中国知识人惊觉明治维新的成功,大举东渡,移植日本化的西学知识(包括来华西人传播的中文西学知识),这可谓“东学入中”的知识往返。[12]尽管晚清官员和士人不乏抵制东学入中者,但这种抵制声音大都被 “东学”的大潮所淹没。[13]如果说,大众化、商业化的“东学”推进了近代知识在中国的普及和再生产的话,“新文化运动”及继起的“借鉴苏俄”则呈现出近代知识强匀质化的趋势,在近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运动中,苏联化的西学知识成为导引中国革命的航标,庞杂多义的西学最终化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需要赘言的是,本文所说的“西方”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西方”,不消说西欧与东、中欧的差异历历在目。日本亦非本质主义的日本,所谓明治日本有以英国为师的“文明开化”,还有排斥英国、取法德国的帝国构想。而韩国身处特殊的近代情境——疏离中国后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为理解东亚近代知识的往返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的视角。反过来看,近代语境下本质主义的他者理解与对自身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论者可以从中西、中日、中韩、日韩等二元对立的构图上对亚洲的近代加以诠释。


                                                     

中国“近代”的轮廓可以使用多种方法加以深描,而概念史方法无疑是当下需要借鉴的一种方法。十余年前,有论者对笔者倡言的中国概念史研究提出疑义,[14]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恰如当年梁启超或其他晚清士人将来自日本的“概念”曲解为“大概想念”一样,[15]尽管有很多学者如方维规[16]、陈建守[17]以及冯凯(Kai Vogelsang)[18]等先后对德国概念史进行介绍和评论,但各种误解似已蔓延,有“大概想念”重来之势。两个挥之不去的影子环绕着概念史研究: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的“观念史”和波考克((J. G. A. Pocock))、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代表的剑桥政治思想史。论者对概念史与观念史方法的区别似不在意,如《东亚观念史集刊》一名,这和林毓生主导的“公民社会基本观念”研究以及金观涛、刘青峰的著作的影响不无关系。[19]冯天瑜嫌“语义学”/“历史语义学”(Semantik)不够中国化,生造出“历史文化语义学”。[20]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人试图将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勾连起来,受其影响,李宏图将“剑桥学派”视为概念史研究的一脉,因而遭到方维规的批评。[21]本来,观念史(history of idea)和概念史各有出自,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事象,但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变化。[22]斯金纳批评观念史没有“真正的历史”(genuine histories)。[23]由于中国学界对概念史存在不小的误解,这里实有必要对概念史的内涵作一番梳理。

概念史是德国的学术传统,不过作为德国学术传统的概念史亦非一尘不变。现在被视为概念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8卷本《历史的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与主编之一科塞雷克1970年代以降所阐释的概念史有不小的差别。2002年科塞雷克说道:“我的概念史研究与《历史的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这一庞大研究课题紧密相关。这部辞典30多年前(1972)开始出版,而其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阐释的,这至少对我来说成了理论上的束缚。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的基础概念》这一共同课题,严格遵守理论设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论却在不断变化。”[24]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的基础概念》这一共同研究课题,必须遵守事先约定的规范;另一方面,科塞雷克自身的认识却在不断深化。这就是说,虽然1960年代初科塞雷克与另外两位主编布鲁内尔、孔茨(Werner Conze)确立了大辞典的编纂方针,但在漫长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科塞雷克自己关于概念史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并没有反映在其后出版的词条写作中。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历史哲学》,该书是黑格尔去世后由其门人整理并于1838年出版的。黑格尔认为存在三种历史:“原初的历史”(die ursprüngliche Geschichte)、“反思的历史”(die reflektierte Geschichte)和“哲学的历史”(die philosophische)。“原初的历史”仅仅描述当下所见、所闻的事件,不能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反思的历史”超越自身的时代,是一种比较抽象的、具有批判性的历史。“反思的历史”近乎普遍历史,但还不是哲学的历史,比如艺术、法律、宗教等,可称为“概念史”(In unserer Zeit ist diese Weise der Begriffsgeschichte mehr ausgebildet und hervorgehoben worden)。[25]在《历史哲学》中,“概念史”一语仅出现过一次,撰写“概念史”词条的梅尔(H.G. Meier)认为黑格尔的用法十分特别。[26]在黑格尔之前,1726年,J.G. Walch在《哲学词典》(Philosophisches Lexicon)序言中注意到“概念的历史方面”(historischer Aspekt der Begriffe),但他对哲学概念的“历史介绍”缺乏批判性。1774年J.G.H. Feder试图重新编写哲学词典,期望通过对概念的“真正的内容和本源”(“Aufklärung des wahren Gehaltes und Ursprungs” der Begriffe)的介绍,得到更为准确的哲学概念的定义。1806年,W.T. Krug第一次提出超越概念的历史性、建立历史批判性的哲学词典的主张,“一部叙述所有哲学的概念和句子的作品肯定是很有意义的,它应该按字母顺序排列,应该论述概念和句子的本源、迄今为止的发展、变化、挑战与辩护、扭曲、更正,而且它应该说明它用了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作者与时间”。但是,直到1879年由R. Euckens编写的《哲学术语史》(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schen Terminologie)出版,德语世界才有了第一部涉及语言和历史的哲学辞典。[27]

概念史成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并在哲学和历史学领域开花结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0年代以降,概念史在德国一枝两叶(虽然二者在人员和词条上有关联):哲学思路的概念史是将概念史当作理解当下哲学术语的背景,或者说完全是为了解决哲学问题;与哲学思路的概念史不同,历史学意义的概念史之目的在于理解历史上不同社会的特性。人们通常谈论的概念史是指后者,即科塞雷克与布鲁内尔、孔茨等主编的《历史的基础概念》,[28]这项研究起始于由孔茨发起、布鲁内尔参加的“近代社会史研究小组”。

《历史的基础概念》第1卷于1972年出版, 至8卷(第9卷为目录索引)出齐,费时二十余年。这部卷轶浩繁的大辞典收录的大小概念堪称字数多寡不等的论著,远远超出了汉语大辞典的涵义。在第1卷,科塞雷克撰写了一篇《导论》,提纲挈领地概述了衡量“历史的基础概念”的标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化”。现今一些人对于概念史的理解,有将大辞典与科塞雷克的阐释混为一谈之嫌,因此所谓德国概念史,首先应该紧扣这部大辞典来讨论。科塞雷克拟出的历史的基础概念的标准如下:(1)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随着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和知识的普及,所有阶层都被卷入到宗教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论战中,但直到启蒙运动,政治词汇才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前仅为特定等级所有的表述方式开始越过等级界限,与此同时,随着等级制度的解体,相关词义也在消失。(2)时间化(Verzeitlichung)。基础概念被赋予了所期望的特征,如共和政体(Republik),曾是无所不包的法制(宪法)集合概念,现在成为党派概念,党派进而提出唯一合法的法制要求。当“民主制”取代“共和制”后,同样也有作为唯一合法的法制诉求。“-主义”(-ismus)构词的大量出现,成为区分不同阶层的动力和指标,但这些“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涵盖阶层分化的过程。(3)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29]。概念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不能及时应对事件的变化或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复合单数词以其特有的普遍性和多义性来对应空洞化和模糊化,不同阶级根据其嗜好而选择不同用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法。(4)政治化(Politisierung)。语言操纵技术的发达,如口号,带有理论要求的概念按照自身意图对概念加以塑造或应用。[30]

科塞雷克指出,上述“四化”标准并非绝对的,不同标准常常会出现交叉。重要的是这些德语概念虽然与法语、英语的相关概念不无关系,甚至其源头可上推至古希腊语、拉丁语,但都是在德国历史语境中成长、变化的,换言之,脱离了德国/德语历史和文化,就无法理解这些基本概念。所谓德国/德语的历史并非漫无边际的——尽管每一个词语都可追溯到久远的过去,真正发生质的变化是在18世纪末以后。在此,科塞雷克导入了一个重要的概念:马鞍时代。科塞雷克认为,在1750-1850年从启蒙时代转向近代的期间,基础概念发生了如同上述“四化”所表征的变化。发生在德语世界的现象告诉读者,历史的基础概念需要置于特定的语言和情境中去理解,同样,在理解基础概念的内涵时也需要有意识地区分内涵的变迁——哪些是曾经有过的,哪些是后来叠加上去的。

在概念史大辞典出版期间,三位编者中的布鲁内尔和孔茨先后去世,科塞雷克成为第六卷以后的单独主编。如前所述,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想法也在变化。如果比较《历史的基础概念》词条与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研究方法的论述,就不难看到两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比如近400页的nation词条是关于词语、文本及其含义变化的冗长介绍,理论指向并不显明;而科塞雷克1980年代以后发表的论文则凸现出明确的理论指向,既不像布鲁内尔、孔茨拘泥于社会史,也不似传统解释学执着于概念的含义,而是追求更具涵盖性的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科塞雷克显然意识到了历史学和政治学界两座大山的存在:法国的“年鉴学派”和英国的“剑桥学派”。在历史时间的阐释上,科塞雷克继袭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现象学的时间诠释,既不同于“剑桥学派”关注关键“时刻”(moment)人的行动,也有异于“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历史建构。在科塞雷克看来,“历史”这一概念不是过去的经验所能解释的,因为它在18世纪末和新出的“进步”如双胞胎那样获得了新生,从此对未来的期待地平进入历史概念,所谓历史即缩短过去与未来、经验与期待之间的距离。[31]

基于历史沉淀于概念的认识,科塞雷克把概念史作为一个探究历史的单独单位而与社会史相提并论。[32]本来,概念史是从社会史(Sozialgeschichte)传统中生长起来的。布鲁内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关于中世纪《土地与领邦》(Land und Herrschaft)的著作至今仍是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布鲁内尔反对19世纪以降自由主义的历史诠释,反对用“国家”、“社会”等现代概念来理解中世纪历史,强调基于史料的概念建构,因此借用了施密特(Karl Schmitt)政治理论中的法制(Verfassung)概念,从法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角度去重构中世纪的历史。该书在战后再版时,布鲁内尔隐去了与施密特理论的关联,但基本想法没有改变。[33]布鲁内尔这一努力也深深地嵌入《历史的基础概念》的词条写作理念中:用当时人的想法和术语去撰写历史。在此之外,科塞雷克一直在思考社会史与概念史的关系,认为概念史关心概念(历史)中的语言与结构,而社会史侧重于概念得以生成和变化的背景。[34]

科塞雷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阐释逐渐产生了影响。1980年代 ,“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席卷英美学界,历史叙述乃是由基于语言的方法和认识所决定的观点,唤起了人们对于德国解释学和概念史研究传统的关注。海登·怀特(Hyden White)称科塞雷克为20世纪重要的历史理论家,在其主导下,科塞雷克的著作被译介到英语世界。科塞雷克的著作还被译介为法语、西班牙语、波兰语、丹麦语、意大利语以及日语、韩国语。与此同时,概念史研究方法正在向欧洲大陆以及欧洲以外的地方传播。在欧洲,研究概念史的中心目前已经不在德国,而在北欧。

里希特(Melvin Richter)等人将概念史研究视为德国版的“语言学的转向”,试图勾连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政治思想研究之间的联系。[35]但是,概念史研究所存在的局限遭致了斯金纳的发难。首先,概念史研究缺乏体系化,对历史的基础概念的实证研究不可能漫无边际,那么边界应该设在何处呢?关于一个个基础概念的研究最终要建构怎样的基于概念的历史图像?答案并不清晰。其次,科塞雷克认为观念史中的“观念”是个“常数”,概念史的“概念”则由一组相关的概念群构成,由概念群固定的概念发生变化后,必会产生新的概念,人们不可能对一个概念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形态进行研究。斯金纳则认为,“不可能有概念本身的历史,只有争论中使用的概念的历史”,他将聚焦于一个连续的词语的概念史研究视为“词语崇拜”(fetishism of words)。[36]


                                                 

那么,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能成为诠释中国“近代”的方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一个最显明的理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大量的外来词汇、术语、概念被翻译到汉语世界,这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如果离开了这些词汇、术语、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中国乃至东亚的近代。当然,也必须看到德国概念史方法运用到中国研究时可能存在的问题。汉语“概念史”很难与Begriffsgeschichte对接。Begriffsgeschichte由Begriff和Geschichte两部分构成:Begriff来自拉丁语conceptus,一如怀孕产子,指感觉和思维活动及其过程;Geschichte来自古德语,意为事件,18世纪末与Historie(叙述)交融后成为一个新的概念,被赋予事件、叙述、知识等内涵。[37]比较而言,汉语“概念史”一语作为新出的翻译概念没有如此复杂的内涵。科塞雷克提出了衡量历史的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这个标准也不可随意套用到中国研究上。在西方概念转译为汉字概念后,中国和东亚概念的“四化”过程与德国不尽相同。“民主化”似乎可以适用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因为在明治以前的封建制下拥有受教育资格的是武士阶层,但作为“文明开化”一部分的翻译概念不可能由哪个特定阶层垄断,在义务教育体制下,人人皆可接受和使用新概念。同样,中国也不存在概念的“民主化”这一过程,我们只能以“群”或“社会”为单位去观察和界定新思想和新概念的载体。“时间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等等,均需要紧扣中国语境来理解。一个原本抽象的西方概念被翻译为汉字术语后,就脱离了其所依托的语境,成为不同使用者、不同政治社会诉求(期待或想象)的概念工具,常常出现意义前后矛盾、背离西语原来意义的现象。很多基础概念是随着人们理解的深入,特别是经过20世纪的政治运动,才真正开始了“时间化”和“政治化”,而“意识形态化”则要到迟至围绕“借鉴苏俄”的政治博弈之后。总之,科塞雷克所提出的“四化”标准只能适用于他所界定的“马鞍时代”。

针对科塞雷克的“四化”所存在的问题,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衡量20世纪概念的新“四化”标准:“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通俗化”(Popularisierung)、“空间化”(Verräumlichung)、液体化(Verflüssigung)。“科学化”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成为日常语言;“通俗化”不同于“民主化”,强调媒体的巨大影响;“空间化”与“时间化”相对,指科技发展造成空间越来越小。“液体化”指多元化和流动化造成概念意义的不确定。[38]对Christian Geulen的新“四化”标准,科塞雷克的后继者Willibald Steinmetz持批评意见,认为20世纪的概念只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是反思性(reflexivity),不能从绝对的立场创造一个概念或判断一个概念,每个概念都需反思自身,没有绝对的真理;第二是英语化(anglicization),英语霸权成为吸收和转译其他语言概念的装置。[39]科塞雷克的“马鞍时代”是个受人非议的说法,我们很难绘出一个属于近代中国的“马鞍时代”。张灏认为,从1895年到1920年代初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40]如果这个“转型时代”可以对应“马鞍时代”的话,上限似乎没有多大争议,因为经过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甲午战争”后新知识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下限似可后推至1935年前后,因为随着“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此前杂质的、多元的基础概念被收敛进国族的诉求之中。

概念史作为理解中国近代特质的方法,选择和研究怎样的概念是必须考虑的问题。1910年5月,章炳麟在《教育今语杂志》上撰文强调中国的教育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法国人有句话,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又说中国地方,本来都是苗人,后来被汉人驱逐了。以前我也颇信这句话,近来细细考证,晓得实在不然。”[41]原来,主张革命的章太炎一度接受拉克伯里关于中国人种和文明起源于巴比伦的说法,并试图借助其丰富的小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加以比附证明,但当他觉悟到这有违寻找中国文化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诉求后,很快将其弃之不问。[42]在概念史方法的运用上,所谓“自国”就是贴近中国自身的问题,德国的历史基础概念未必是中国的基础概念,反之亦然。“她”字是一个不见于德国概念史研究的中国概念,看似一个普通的代名词,但“她”涉及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问题之大,足以使其成为中国的历史基础概念。[43]即使对两国同样重要的基础概念,也可能还有主次上下之别。如晚清的“地方自治”概念来自日本(当然有中国式的理解),而日本的地方自治又脱胎于普鲁士的地方自治。不过,普鲁士和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成为现代国家的支柱;而在民国时期,除阎锡山在山西实施的“村治”外,地方自治基本变成了另一套政治话语。[44]

所谓“自心”就是时人的时代经验。刘鹗在《老残游记》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45]反映中国近代的历史基础概念积淀了同时代人的情感、思想和行为,应该挖掘这些内涵从而揭示中国的而不是他国的近代经验。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等西班牙语国家学者合作编撰的大辞典共10卷,每卷包含一个重要概念,如América / Americano(美洲)、Ciudadano / Vecino(公民)、Constitución(宪法)、Federación / Federalismo(联邦)、Historia(历史)、Liberal / Liberalismo(自由主义)、Nación(民族)、Opinión pública(公共舆论)、Pueblo / Pueblos(民众)、República / Republicano(共和国)等,第1卷名为《伊比利亚美洲世界政治-社会辞典——革命年代,1750-1850》,这是科塞雷克等主编的大辞典中所没有的,凸现了美洲概念在西班牙语中的意义;但选择的时段为1750-1850年,又受到“马鞍时代”的影响。[46]而意欲与中国、日本有所区别的韩国概念史研究,则强调殖民地的历史经验,近年又转向社会层面的概念研究。[47]这两个发生在德国以外的概念史方法的运用实例,对于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致力于概念史研究,先后创办了《亚洲概念史研究》(三联出版社,现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学衡现代知识研究丛书”(凤凰出版社),不久还将在Peter Lang出版社的学术期刊Cultura开设概念史研究特辑,将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成果逐步推向英语世界。作为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计划的一环,基于“自国”原则,我们选择了一百多个概念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概念的特点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观察:(1)国族概念;(2)学科概念;(3)社会-文化概念;(4)“主义”(-ism)概念。四个方面相互关联,并非截然有别。比如,社会和社会学、政治与政治学、民族与民族学等涉及的内容多有交叉,但是,前者侧重于概念本身的生产与历史进程的关系,后者则限定在特定的学科体系内部考察其内涵的演变,因此,前者更为复杂,后者较为清晰。此外,对有些概念的研究不可脱离对其他相关概念的研究,如“民族”和“种族”(人种)概念在19-20世纪形成过程中,往往是纠缠在一起的,现在讨论民族概念几乎均不探讨人种/种族概念,这就忽视了民族概念生成的复杂的历史过程。

强调“自国”,自然就要触及“自心”了。由外力推动的中国近代化,一开始即纠缠于或中或西、亦中亦西的龃龉之中,基础概念的再生产积淀了时人的主观感受和时代经验。如“条约”概念,前文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的感叹绝非空穴来风。中法《北京条约》汉文本第六款规定天主教会可以在内地“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把土地卖给外国人不是一桩小事,李鸿章等地方大员曾想方设法予以抵制,最后虽然没有成功,却换来了修辞上的胜利。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65年2月20日),总理衙门致法国驻华全权公使柏尔德密函称:“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奉教人之名。”[48]总理衙门在给李鸿章函中的解释是:“其契据内只写立文契人某某,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契据内特书本处字样,则其仍为中国之地,并为中国人之产可知”。[49]另一方面,应该注意政治层面的经验未必能够反映地方经验,笔者关于广东巴黎外方会地契文书的研究即揭示了国家(政治)与地方(民间)的差异性。[50]

迄今为止,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已有十余年历程,比照前述不同“四化”标准,作为对以往中国概念史研究的一个粗浅的总结,笔者在此提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以供学界讨论,具体如下:第一、标准化(standardization)。19世纪以来汉语中出现的重要的新词语有数百种,我们遴选其中一百多个作为研究对象,这些词语几乎都有一个共同性:互译性。所谓翻译,既有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有同语言内的翻译。这一百多个词语一方面可以说是外来语,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古已有之”,新的意义到底来自古汉语,还是由外来语赋予,或者兼而有之,最终不是由新词语的复杂的语义所决定的,而是由使用者来决定的。构成历史基础概念的词语,其翻译、阐释及再阐释是个复杂的逐渐走向标准化的过程,这离不开对相关文本以及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论著的研究,如晚清的《万国公法》、《民约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宣言》、《国际歌》,这些文本影响了人们对相关词语内涵的比较规范的认识。笔者之所以不用Christian Geulen所说的“科学化”,乃是因为“科学”(science)作为晚清出现的新词语,其本身新旧含意杂陈,最后逐渐成为一个现代意义的“科学”概念。

第二、通俗化(popularization)。对词语的互译及阐释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其在社会层面的流通——通俗化问题。严复是一位孤高的启蒙思想家,他所翻译的术语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如“民直”(right)、群己权界(liberty/freedom)直指原义,但分别被“权利”、“自由”所取代。晚清士人囫囵吞枣地搬回的大量日本(语)化的西学汉字概念得以流通和普及,这一方面与阅读市场的需求相关——频临倒闭的商务印书馆就是靠翻译日文书籍而起死回生的,另一方面与这些词语、术语、概念的实用性不无关系,即它们通俗易懂,很容易与使用者的固有知识嫁接,从而产生转义或误读。其实,在日本也有一位类似严复的启蒙思想家——西周,他小心翼翼地寻找汉字与西语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曲高和寡,最终留下的只有“思想”、“哲学”等少数几个出色的译语。

第三、政治化(politicization)。词语、术语要成为概念,特别是历史的基础概念,必须与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关联。反过来说,正是时代的变化赋予了词语、术语以特定的政治-社会意涵,从而使之成为理解该时代的历史性的基础概念。概念的定型和政治-社会运动、政治-社会制度关系密切,如国家、改良、革命、共和等均涉及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运动;教育、结社、宗教、自治等概念可能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的建构关系更密切。

第四、衍生化(derivatization)。当一个概念完成标准化、通俗化和政治化而成为历史的基础概念后,就可能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衍生出与该概念相关的“下位概念”,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下位概念”观察历史的基础概念的多义性,另一方面这些貌似“下位”的概念,有可能取代“上位”的基础概念而成为具有本土意义的基础概念。革命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事件。按照政治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伴随现代意义的革命的诞生,“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不为人们所知或所闻的故事即将开始”。[51]在中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诸如某某阶级、民主集中制、统一战线等概念既是中国化的新概念,也是革命实践所衍生出来的新的基础概念。

围绕上述“四化”特性,我们不难对中国近代历史上诸多基础概念进行对号入座。以往学者的研究给这一概括提供了众多极具说明性的事例,而笔者长期进行的革命/改良、宗教/迷信、社会/结社、民族/人种等研究,也提供了支持这一“四化”概括的实证研究基础。限于本文的主旨,此处不作进一步的说明。需要强调的是,与科塞雷克“四化”标准背后有着通过概念诠释社会结构变动的黑格尔式的诉求不同,笔者所提出的“四化”标准更倾向于一种现象学的描述。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基础概念的研究是借助过去的遗迹——语言和术语进行的知识考古,随着研究和认识的深化,必然要随时调整研究的内容、重新界定概念的边界。就此而言,中国化的概念史研究才刚刚开始,但正当其时。



[1]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期,1949年10月。转引王学典、陈峰编:《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2] Traian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6-38.

[3] 早前的研究回顾与评论,参见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2012年第5期。

[4] 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1972-1997), Bd.1,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 S.XII-XXVII.

[5]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 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Reinhard Blänkner, Begriffsgeschichte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Otto Brunner und die Geschichtlichen Grundbegriffe, in: Forum Interdisziplinäre Begriffsgeschichte, 1 (2012) , Heft 2, S.107.

[7] 前揭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8] 李鸿章:《奏为密陈遵旨通盘筹画制造轮船未可裁撤事》(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档案号:03-9402-019。

[9] 延広真治:《唐物屋の店先から》,《しにか》1993年10月号。

[10] 参见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新近的力作参阅井川义次:《宋学の西遷——近代啓蒙への道》,東京:人文書院,2009年。

[11] 曹新宇:《异端的谱系:从传教士汉学到社会科学 》,黄兴涛主编:《新史学——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2]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陈力卫:《現代中国語にどのくらいの日本借用語があるのか》,内田慶市、沈国威编:《東アジア言語接触の研究》,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16年。

[13] 参见罗志田:《抵制东瀛文体:清季围绕语言文字的思想论争》,《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黄克武:《新名词之战 清末严复译语与和制汉语的竞赛》,见氏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章清:《晚晴中国接纳新名词、新概念遭遇的三重障碍》,《南国学术》2015年第4期。张仲民:《“文以载政”:清末民初的“新名词”论述》,《学术月刊》 2018第2期。

[14] 贺照田:《橘逾淮而为枳?警惕把概念史研究引入中国近代史》,《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孙江:《近代指示亟需“考古”——我为什么提倡概念史研究?》,《中华读书报》2008年9月3日。

[15] 梁启超:《和文汉读法》,京都大学藏梦花芦氏本,第64页。“观念”则解释为“观而想念”,第90页。

[16] 方维规有多篇介绍概念史方法的论文,最详者参见《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

[17] 陈建守:《语言转向与社会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

[18] 冯凯(Kai Vogelsang):《概念史:德国的传统》,张凤阳、孙江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249-250页。

[19]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林毓生:《公民社会基本观念》(上、下卷),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专书,2014年。林毓生主持的研究计划开始于1999年初,历时十余年。就内容看,东西方不同观念混杂,作者各扬所长,缺乏整合性。

[20] 冯天瑜:《“历史文化语义学”弁言》,《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6期。

[21] 方维规:《臆断生造的“剑桥学派概念史”》,《读书》2018年第3期。

[22]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

[23] Quentin Skinner,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vol.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xi.

[24] Reinhart Koselleck, “Hinweise auf die temporalen Strukturen begriffsgeschichtlichen Wandels”, in: Begriffsgeschichte, Diskursgeschichte, Metapherngeschichte, hrsg. von Hans Erich Bödeker,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2, S.31.译文参考方维规前揭《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一语,意为历史中的基础概念,故此处译为“历史的基础概念”。

[25]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Stuttgart: Philipp Reclam jun, 1961, S.47.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6] H.G. Meier, Begriffsgeschichte,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hrsg. Von Joachim Ritter, Stuttgart: Schwabe&Co, 1971, Bd.1, S.788-807.

[27] ibid.

[28]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 8Bd.,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2-1997.

[29] Ideologisierbarkeit有意识形态化的“可能性”之意。

[30] 前揭Reinhart Koselleck, Einleitung.

[31]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15-130.

[32] Reinhart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 pp.20-37.

[33]  Otto Brunner, Land und Herrschaft. Grundfragen der territorialen Verfassungsgeschichte Südostdeutschlands, 1Aufl., Brünn/Leipzig/Prag,1939; 3Aufl., Brünn/M ünchen/Wien, 1943; 4Aufl., Wien, 1959.

[34] ibid., pp.20-37.

[35] Melvin Richter,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中译本参见梅尔文·里克特:《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研究》,张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6] Winfried Schrodet, “Was heißt, Geschichte eines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 In: Archive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Sonderheft, 2000, S. 164-165.

[37] Geschichte,Historie, in Otto Brunner, Werner Conze, Reinhart Koselleck (hrsg.),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1972-1997), Bd.2, Stuttgart: Klett-Cotta, 1975, S.641.

[38] Christian Geulen, Plädoyer für eine Geschichte der Grundbegriffe des 20.Jahrhunderts, in: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e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7 (2010), S. 79-97.

[39] Willibald Steinmetz, “Some Thoughts on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German Basic Concepts”, in: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7, No. 2, 2012, pp. 99-100.

[40]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二十一世纪 》,1999年4月号。

[41] 章炳麟:《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1910年),见汤志钧主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14页。

[42] 孙江:《拉克伯里“中国文明西来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之比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

[43] 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增订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44] 黄东兰:《近代中国の地方自治と明治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5年。

[45] 刘鹗:《老残游记》,陈翔鹤校,戴鸿森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页。

[46] Javier Fernández Sebastián [Dir.],  Diccionario politico y social del mundo iberoamericano, la era de las revoluciones, 1750-1850, Madrid:Fundación Carolina , 2009.

[47] 韩国翰林大学的概念史研究引领韩国学界,出版有개념과소통(概念与疏通)、Concepts and Contexts in East Asia,此外还有概念史译丛和研究丛书。

[48] 《总署致法国柏尔德密函,附致李鸿章函,申明嗣后教堂购地视为教内公产不得列教士及奉教者之名并附函知照李大臣》(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1辑(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第52页。

[49] 同上,第54页。

[50] 详见拙文:《〈北京条约〉第六款中法文本之辨析——兼论巴黎外方传教会广东地契文书》,《清史研究》2018年第3期。

[51]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enguin Books, 1990 [1963], p.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