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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孙江: 一分钟的沉默,也是记忆之场
发布时间:2016-09-10 01:22:01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诗词是谈论历史与记忆这个话题时,孙江教授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回乡偶书》在孙江看来并非一首该给儿 童念诵的古诗,它讲的是过去之’”,时间与空间流转,过去在当下留下了痕迹。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一个交错,我们的历史书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 的,孙江在关于《记忆之场》的讨论会上说。

  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是《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的主编,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新史学研究 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和一行历史研究者共同创办了新史学丛刊,探讨的问题在国内历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前卫性。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贯穿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 域,研究主题涉及政治思想史、社会史、概念史等,历史与记忆也一直是孙江关注的领域,并在记忆研究领域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可 观的影响。

  借《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围绕着历史与记忆问题,与孙江展开了对话。

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

  新京报:诺拉创造了记忆之场概念,其中的场所指涉留在当下的历史痕迹。可以谈谈这些记忆之场这个概念,以及它对于重构历史的作用吗?

  孙江: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的词汇,由场所(lieux) 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来源于拉丁语loci memoriae。场所和记忆是建构历史叙事的重要元素。古罗马的西塞罗 (Marcus Cicero)在《论演说家》中提到一个名叫西蒙尼德斯(Simonides)的古希腊诗人,此人号称记忆天才,他利用场所形象的记忆方法,从记忆场所出发,一步步迈向回忆的场所,再现事件。

  场所是事件发生地,但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带有重构性特征,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记忆的场所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可以感知的经验对象,又是抽象的创作,记忆的场所既指实际的自然空间中的场所,也可以是象征和仪 式。诺拉认为,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等,因其成为仪式中的对象,从而走进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可以被视为象征的极端例子。记忆和历史相互影响, 彼此作用。与历史的实在指涉性不同,记忆之场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对象,它只是一个指向自身的符号。记忆的场所有三种特征: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

  新京报:我们当下通过场所所窥到的事件,离历史真实总是有距离的。

  孙江:一般认为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我们离真相愈来愈近,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很容易成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同谋,陷入修正主义者的陷阱中。

  比如,几十年来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而戛然中止,这说明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还涉及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领域。在涉及权力博弈的历史问题时,有时候历史学者应该退场。

  就记忆之场而言,历史学者的退场,意味着场所不再是当下叙述中的客体,而是有主体性的记忆。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历史或场 所不仅仅是客体,它们是有话语权的。恰如历史学家卡尔(E.H. Carr)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诺拉告诉我们要倾听历 史的声音,而不是随意增减其意义。


记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吗?

  新京报:如何理解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孙江:我想强调的是,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指那种记忆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时代结束了。这涉及记忆和历史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记忆与历史是 对等的,还是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诺拉继承了记忆理论大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看法,他认为记忆与历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尖锐地批评诺拉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见证人正在消失,20世纪末在 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战争记忆的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新京报:诺拉研究了很多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符合,可他为何反对纪念

  孙江:诺拉虽然组织了大规模的记忆研究,但他反对相关的历史性纪念,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之所以开展记忆研究,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历史学,特别 是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的不满,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忽略事件性,在诺拉看来,这无疑是对事件史的 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此相关,年鉴学派重视中世纪晚期(前近代的历史),忽视当下,它虽然也含有心态史研究,但心态史关注的是过去的积淀和作用,而不是 当下具有再生产意义的记忆;记忆的历史是与过去保持连续性,并由现实的集体所承载的历史。

  对记忆之场的研究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 和神话的表层。然而,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随着前两部《记忆之场》(共三部)的成功出版,记忆之场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逐渐沦为单一性、物质性纪念 场所的代名词。诺拉无奈地说道: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其实,《记忆之场》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困境,原本打算解构以往法兰西历史叙述 的图景,无意中却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历史;原本打算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终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式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 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新京报: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记忆之场,我们不断地在书写民族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创伤的记忆是不是形塑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因素?

  孙江:当然。历史既是荣耀的源泉,也是悔恨的根据。黑格尔说,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通过创剧痛深的历史叙述可以营造集体的记忆,从而建构共同体的意识。我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的落后挨打话语,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民族认同认同(identity又可译为同一性,同一性具有排他性倾向,有的学者甚至说具有排他的暴力性。倘若过分强调这种悲情,无疑增加了认同的暴力色彩。

  新京报:诺拉所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超越?

  孙江:记忆研究想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必须处理好差异性问题。首先必须包容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法国人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差异性的 肯定基础上。诺拉书中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有这个指向,它超越了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单一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叙述维度。例如,在《记忆之场》中法国南部 人的记忆和巴黎人的记忆就不一样,左翼与右翼群体对大革命的解释也不相同。

  新京报:可是不同族群的记忆也是有秩序和层次的,在差异性中,如何看待具有话语权的记忆与被压制的记忆间的博弈?

  孙江:历史是复数的,叙述自然也是复数的,从中并不能抽象出一个绝对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法兰西本身在书中也体现出多元存在的价值。德国记忆研究 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她说诺拉意欲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结果却建构了以超 越时空的象征为媒介的抽象的共同体。

呼唤多样的记忆

  新京报:能否谈谈遗忘?为什么勒南说遗忘是民族-国家形构中的关键因素

  孙江:如果只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谈及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人性中的根 本恶,在哲学上讨论过宽恕不可饶恕的恶的问题。民族-国家内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谓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比如乾 隆几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岳飞庙进行祭祀,并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乾隆在字里行间表达了满汉和解的愿望,可以说岳飞英雄形象的 定型与乾隆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是他使岳飞逐渐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

  《记忆之场》这部书所叙述的场所的历史,显示了去中心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本来有着强烈对立倾向的记忆之场,成为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场所。反过来说,记忆的场所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单薄,越能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如诺拉所说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似乎永远在场。

  孙江:确实,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权力的制约,哪些可以记忆,哪些需要被遗忘,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个人的经验,具有不 同于集体的面向。真的吗?诺拉认为口述史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 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过个体经验来检验集体经验, 甚至是反集体经验、反集体记忆的。但按照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说出来就是真实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个体经验塞入其中,如果个体经验没有反集 体经验的指向,它就是集体经验。

  新京报: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于谈论集体记忆,似乎个人记忆是心理学的范畴。诺拉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是否对民族的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或是重构?

  孙江:理解诺拉,还是要回到记忆理论的谱系上,回到哈布瓦赫这个源头上。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被社会框架所制约,他的个体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的论述要 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圣经》构筑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法国这一经验世界。战后伴随多元价值的不断推进,个体 记忆日益凸显,人们注意到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都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多样的记忆。复数的法兰西可以说在承认法兰西的框架 中,包含了反法兰西的记忆。 


学术书签:关于记忆研究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 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cis Baco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 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 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 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 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 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是的,当知识和学识不再是写作的目的,文字(letter) 即垃圾(litter),印刷物(Druck)如排泄物(Dreck)。

方法论的洗礼

  新京报:所以,你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上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 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 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 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一手史料之外,日 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以往谈历史,追求的大多是和当下人类情感不太有相关性的主题,而诺拉 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历史,现实集体所传承的历史。此外,我们以往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有所偏颇,因为未 来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其实历史时间包含了未来,用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历史书写是缩短过去与 未来的距离,是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和未来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混合。

  新史学的实践

  新京报: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视野中处在什么位置?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为记忆研究贡献什么?在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孙江:如果以2002年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算起(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年),中国的新史学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出版了我主编的《新社会史》丛刊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改为今天的《新史学》丛刊 (中华书局),可以说,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论文被翻译为英语、日语和韩语,还有国外学者专门撰文评论这个丛刊。为什么能 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它具有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视野。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全球化的关怀和本土化的实践。

  就记忆研究而言,我主编了《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 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 的,我一向认为只要紧扣中国本土问题,一定能写出傲步于国际学界的记忆研究。顺便做个广告,在我主编的即将刊行的历史与记忆丛书中,有两本关于南京大 屠杀事件的研究,一本是我们的博士生写的,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业已成为一个国际话题,但关于它的研究的国际化尚有一段路要走。

 

(原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4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