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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孙江主编《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89-211页。 作者简介:陈力卫,1959年3月生于西安,1982年1月毕业于黒龙江大学日语系。1984年北京大学东语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6年10月赴日,1990年于东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学专业读完博士课程后,去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10个月的访问学者。1991-1993年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做外国人研究员。1994年在日本目白大学就任教职,2005年升为教授。2009年转任成城大学教授。专攻日本语史、中日语言交流史。任多种丛书、杂志编委及审稿人。 一前言 《共产党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不但是一份政治革命的宣言,而且是其后一个半世纪共产党创立、发展的指导性纲领,更是改变中国的主要动力之一。其思想上与理论上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而其语言上的冲击力更是唤起群众、激发革命的一股无穷的、直接的力量。为此,从语言上对这一发行量广、阅读次数多的重要文献加以分析,是我们重审近现代中国史的一个尝试。 众所周知,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可以说是直接由日文版转译过来的,虽然陈望道自己对之语焉不详,但只要比较一下两者的译文译词的类似程度,就可一目了然。而日文版又是根据英文版翻译的,这样我们可以列出一条《共产党宣言》传播到中国的语言链来:1848德文版→1888英文版→1906日文版→1920中文版 仅从这一事实来看,汉语中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方面的语词与日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单是始自“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具体落实到语言文字上,日语反倒是其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来源。因此,从语言上来看,社会主义方面的语词在中国的传播和流通是离不开日语这个媒介的。也就是说,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得以在中国传播是建立在日文文本的基础之上的,至少从语词文字──即新概念的运用上来看,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日文文本的。这种依赖导致了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1日文版翻译是否准确?如果有译错之处,在此基础上译成的中文版是否会沿袭其错误? 2日文语境与中文语境的不同所导致的词义理解的差异。即同形词的照搬是否掩盖了日中词义概念上的某些分歧? 3中文版的译词有哪些地方不同于日文版?这种不同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日中语言的现状? 4中译本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在译词上的趋向是什么?中文版在后来的改译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其它日文版的影响? 本文通过调査《共产党宣言》由日文转向中文这一个案,特别是比较日文版和中文版的不同,从微观的角度阐明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的微妙差别,并着重探讨它丰富了哪些中文的新概念,梳理出语词和概念的形成过程,就近代中日两国的语词交流情况提供一个具体例子。 二由日文版到中文版 日本的裕斋蔵早在1891年出版的《社会党琐闻》一书中介绍当时著名的社会主义文献时,就对《共产党宣言》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两年后,深井英五也在《现时的社会主义》一文里介绍过《共产党宣言》。1898年10月,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之一幸徳秋水与其同志共同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分别在1901年和1903年发表了《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文章。他还与堺利彦一起创办了《平民新闻》,1904年为纪念该报创刊一周年,在报上登载了两人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据英文版,第三章未译),但立即遭到警方查封,《平民新闻》也被迫在两个月后停刊。幸徳秋水也因此因此身陷囹圄数月。1906年两人又创办了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并在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此译本仍是依据英文版,仅在文字上对1904年版作了部分改译。中文版的最早的两个译本均是据此日文译本重译而成的。 有关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词研究,前国立国语研究所研究员宫岛达夫有一篇重要文章就叫《《共产党宣言》的译词》,用近百页的篇幅比较了日语各版本后,对译词的演変过程做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通过比较《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可以看出近代日语的变化。出于这一目的,他在论文的附录里按时代顺序列出了120多条译词的演变情况,以便于对照。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中日文比较的时候,日文方面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比如,就“共产党、共产主义”之概念,日文先是在1870年加藤弘之的《真政大意》里出现音译的コムミュニスメ,后经过“共同党(1878)、贫富平均党(1879)、通有党(1879)、共产论(1881)”等译法后,才在1881年植木枝盛的文章(《爱国新志》34号)里出现“共产党”一词,随后在1882年城多虎雄“论欧洲社会党”(《朝野新闻》)里同时出现“共产党、共产主义”的字样。 下面我们将就日文堺利彦、幸徳译本和早期中文的两个本子作一比较。 三、1908年民鸣译《共产党宣言》第一章 《共产党宣言》在传入中国之前,已有众多的社会主义文献由日语翻译介绍过来。如《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1903)、《社会主义概评》(岛田三郎著、作新社译、1903)《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1903)、《社会主义神髄》(幸徳秋水著、创生译、1907)等书,还有《帝国主义》(浮田和民著、出洋营生译)、《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幸徳秋水著、赵必振译、1902)等著作。进而也有无政府主义方面的介绍和翻译。 当时有代表性的杂志也都对社会主义做过介绍。如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志(会报)《民报》(1905.11~1909.2)在东京创刊,成为革命派的一块宣传阵地,由朱执信和宋教仁执笔的一系列文章,在宣传和普及社会主义思想方面颇具贡献,为辛亥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06年1月《民报》月刊第二号上,登载了朱执信摘译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介绍了《共产主义宣言》的十大纲领。该杂志的编集张继和章炳麟都与幸徳秋水交往甚厚。另一方面(此外),由何震为主笔的杂志《天义》(1907.6~1909)每月发行两次,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志。其简章里宣称:“以破坏固有的社会、实行人类平等为宗旨、提唱女界革命,并同時提唱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为了追求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哲理,留日青年们在东京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而第一次研究会(1907.8.31)便是请日文版《共产党宣言》的译者之一幸徳秋水来讲演。所以,半年以后,即1908年3月15日发行的《天义》16~19合刊号上刊登出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译者民鸣,显然是一笔名,具体身份及履历不详。所译的篇幅只有第一章,是直接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明治三十九年(1906)幸徳秋水・堺利彦译)译出的。民鸣译本与日文版相同,用文语,字句上75%以上沿袭日译。将之与宫岛达夫的译词表相对照,我们会发现110个词中有72词相重。12词类似,类似度约75.1%。当然,如果要加上所有汉字词的话,类似的程度会更高。 异物流行权力者俄皇急进党侦探急进保守诟绅士平民共产党员趋向阶级斗争压制者被压制者秩序阶级中世废灭新绅士社会压制绅士阀平民中世贸易交换机关现时工场之组织中等制造家当代之绅士世界市场第三团级近世代议国家国家行政部诗歌门阀交换之价值掠夺医师赁银劳动者家族间之关系(「覆面」缺)金钱上之关系三角塔国民之移转生产机关工业阶级亵视掠夺生产保守者国民之产业文明国人民(「生产物」缺)交互之关系各民偏执世界之文学交通生产方法半开化诸国民农作国民天然之力交换机关交换‧‧‧诸权财产关系生产过饶衣食工业掠夺防遏兴致价值生产之费近世产业资本家族制手业劳动之器械中等阶级农夫生产法发达者生产之器具小绅士产业低落商业恐慌赁金骚动一巨大之权力阶级革命阶级绅士之有学者‧‧‧者职人平民产业之迁变社会分产力分配法上级社会一国小作人 从以上可以看出,主要的社会主义概念完全照搬日文原词。如:“急进党急进保守共产党员阶级斗争生产机关工业阶级生产方法价值资本家权力阶级革命阶级社会”等后来都用于中文并延续至今。对“绅士阀”这个基本概念,此译文后面还加有刘师培的一段注释: 案绅士阀,英语为Bourgeoisie,含有资本阶级富豪阶级上流及权力阶级诸意义。绅士英语为Bourgeois,亦与相同。然此等绅士,系指中级市民之进为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申叔附识 这段注释里已经用到“资本阶级、权力阶级、资本家”等词。后来的陈望道译本将“绅士、平民”分别译为“有产者、无产者”,可能是受早期河上肇作品翻译的影响。即河上肇著作里出现的“有产者、无产者”被原封不动地用作了中文。 再来看看民鸣译本的文体特征。如下面一段的日中比较: (日文1906)此事實は以て左の二事を知るに足る。 一、共產主義は、既に歐洲の各権力者に依つて、亦是れ一個の勢力なりとして認識せらるゝに至れる事。二、共產黨員が公然全世界の眼前に立つて、其意見、目的﹑趨向を明白にし、黨自ら發表せる所の宣言を以て、此の共產主義の怪物に關するお伽噺と對陣すべきの機熟せる事。 (民鸣译1908)即此事实足知如左之二事。 一共产主义者、致使欧洲権力各阶级认为有势力之一派。 二共产党员、克公布其意见目的及趋向、促世界人民之注目。并以党员自为发表之宣言、与关于共产主义各论议互相对峙、今其机已熟。 从文体上看,两者都是文言文。日文的文言文对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更容易读。民鸣译文基本上是抽出汉字部分加以组合,所以,主要语词均延用日文。如:“共产主义、共产党员、権力、阶级、势力、意见、目的、趋向”等。另外,民鸣译本里的“共产主义者”还不是一个词,“者”只是对译了日语表示主语的助詞“は”。 四、1920陈望道译本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因受十月革命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并阅读了他们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19年6月应五四运动感召回国。在途经杭州时,受浙江第一师范校长聘请,任该校语文教员。之后,陈望道回到家乡,翻译了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的《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 我们在这里(在此)主要通过比较日中两个译本来探讨汉语译词及文体的类似状况,其中,陈译本在语词上沿袭日文版的程度有所下降,名词为多,动词则改动较大。原因有二:一是日语动词的词义较宽、中文翻译时的回旋余地较大,二是陈译努力将动词翻译得更富有煽动力。这一点在他介绍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时就有所反映。从文体的比较中也可看出,陈望道的译本已经改译为口语,这一点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不无关联,明显可以看出白话文的趋向。有些叙述说陈望道的译本以英文为主,参照日文,但我们在比较其语词对日语词的沿袭程度后,发现陈译本依据1906年日文版是不争的事实。 (陈望道译1920)由这种事实可以看出两件事﹕ 一、共产主义,已经被全欧洲有势力的人认作一种有权力的东西﹔ 二、共产党员已经有了时机可以公然在全世界底面前,用自己党底宣言发表自己的意见﹑目的﹑趋向,并对抗关于共产主义这怪物底无稽之谈。 (定译本1949)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比较前面的民鸣译文来看,陈望道译本已经相当口语化了,与49年的定译本也比较接近。主要名词仍沿袭日文:“共产主义、欧洲、势力、权力、共产党员、全世界、宣言、意见﹑目的﹑趋向、怪物”等。拿陈望道1920年的译词与宫岛达夫的译词表相对照的话,可以得出55.7%的一致指数。双音词为: 意见衣食移民一国价值怪物官吏教育权力交换工业交际交通国粹国民产业自觉实际主义集中商业将来上层人民趋向政权政敌政党地方党派道理农业农夫徘徊发达分配平民评论贸易目的懒惰历史离散理想掠夺 而其中,三字词、四字词的一致度更为明显: 委员会科学家急进党急进的旧方式共产党强迫的近世史财产权财产制在野党产业军产出费实业家实际的资本家十字军自由民障害物小册子小地主殖民地新产业新市场人道家生产力制造家全人类全世界全大陆组织的代议制大部分中世纪低水平统治权劳动家劳动者批评的封建的封建党法律家保守派野蛮人理想家流行病 永久真理阶级斗争革命阶级家族关系共产主义共产党员金钱关系近世产业权力阶级交换价值交换机关工业阶级工场组织交通机关国民银行国民开放国家资本财产关系自治团体私有财产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商业恐慌将来社会神圣同盟新式事物生产关系生产机关生产事业生产方式政治权力政治组织制造工业世界市场专制王权专制主义专制政府中间阶级中等阶级特许市民复古时代分配方法文明国民平均价格封建领主封建社会封建时代民主主义两大阶级社会生产力 也就是说,较之双音词来说,在日本新组合的合成词更容易为汉语所接受。其原因当是:新概念、新事物的语言表达在日语里更偏于词的组合所带来的叙述性,而中文里尚未能用既有的概念来取代之时,于是原文借用的成分增多。这一点在后来的日语新词的借用方面也表现得十分突出。 五、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变迁 陈望道的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印刷了一千册,仓促之下,竟将书名印做“共党产宣言”,上端从右向左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字样,署名作者: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全书用5号字竖排,共56页。印刷发行者是“社会主义研究社”。发行时间是1920年8月,定价大洋一角。此本已不多见,常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加以收藏。翌月加印的再版本改正了书名,流传较广,本文所用的文本就是依照的东京大学所蔵本。 随后,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出现了许多译本,在此我们引用杨金海・胡永钦执笔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一文对之做一简单的整理和介绍: 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出版了第二个中文全译本。书名用《1847年国际工人同盟宣言》,1938年武汉天马书局翻印了这个全译本。1938年,中国书店出版了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的《共产党宣言》。1942年10月,为了配合延安整风运动,大量出版马列原著,中宣部成立翻译校阅委员会。博古当时作为翻译校阅委员会成员,根据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对成徐译本作了重新校译,并增译了一篇序言即《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943年8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博古校译本。是年,中共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须学习五本马列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博古译本成为干部必读的书籍。博古译本的特点是,译法更接近于现代汉语;尤其是出版发行量极大,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达数百万册,可以说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 1948年,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该译本由当时在该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根据《宣言》1948年德文原版译出。可以说,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翻译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1949年初该版本运到中国,从6月起,人民出版社和一些地方出版社相继重印该版。解放社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北京版。它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的《共产党宣言》的“百周年纪念版”的中文版翻印的。 中央编译局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1953年1月成立的。同时,作为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承担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1954年初,编译局开始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单篇著作。1955年开始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是根据苏联出版的俄文第二版。1958年8月,收有《共产党宣言》一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样,《共产党宣言》就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译本。此外,文字改革出版社于1958年11月出版了《宣言》汉语拼音注音本。 1992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版的《宣言》,该版的译文在197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的译文基础上重新作了校订。该版的译文最初在1978年中共中央党校所编的《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中发表。1995年6月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共产党宣言》迄今在中国出版的最新版本。 这样,中文版所依照的原文情况基本如下: 陈望道1920(日文)、上海华兴书局1930(德文?)、成仿吾.徐冰1938(日文?)、博古1943(俄文)、百周年纪念版1949(德文)、注音本1958(俄文)、最新版1995(德文) 除日文和德文以外,俄文的影响亦不容忽视。1949年的百周年纪念版虽说是译自德文,但具体翻译和出版都在当时的苏联,这一因素我们不能不考虑。在这里我们主要抽出以下几个版本来看一下译词的演变: a.陈望道1920。本文依照9月再版本(东京大学所蔵)、其简体字本收在《陈望道文集》第四巻(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 b.百周年纪念版1949。现在一般的定译本,发行量最大,传播最广。单行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第一版、本文依据1973年版。 c.注音本1958。1958年以后中央编译局独自依照俄文版进行的改译。本文依据单行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1月第一版。 d.最新版1992年改译并出版。依拠1995年的修订本,没有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只是对个别字句作了订正。 六、《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词趋向尖锐化 百周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是由莫斯科苏联外国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的本子。它鉴于改造社会制度的重要性,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语词的翻译上开始呈现出两极分化,对异己及对立阶级的用词愈发趋向尖锐化。比如我们可以找出一些改译得比较厉害的词来看看(第一个译词为日文1906版,箭头后依次为上述a.b.c.三个本子的译法。参看本文末附表),基本上是两个方向: 转向柔和异物→怪物→幽霊→怪影/标榜→强调/急进的→进歩的 译法不同的一个主要概念是Gespenst/spectre,日文中译为“异物”,因此陈望道采用“怪物”。但是“怪物”太实,与开篇的“徘徊/游荡”不配。定译本“幽灵”当然吓人,但增加了飘逸的动感,比后来1958年的注音本采用过的“怪影”要美,而成仿吾的译本改作“魔怪”更是不为人们所取。 转向尖锐一揆骚动→骚动的事→阶级斗争/保守的→反动的/禁止→废止→消灭/评论→批评→批判/处理→处分→处置→打倒/区别→差别→差异→対立/权力→强力→暴力/强制的→强力的→暴力的/圧迫策→高圧的政策→强圧手段→暴力的处置 我们按词类分别看一下语词的改译程度: (1)名词:突出“民族”“祖国“,抵消“国民·国家”。 本文所说的定译本,即百周年纪念版《共产党宣言》对“国家·国民”一词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动。如: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国家)﹐取消民族(国粹)。 工人没有祖国(国家)。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国家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国民)﹐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国民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国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国民)对民族(国民)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一国里)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国民)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这里把括号里陈译的“国家”改为“祖国”;把“国民”改为“民族”,一是以突出民族和祖国来确立在中国的合法性;二是抵消近代国民国家的概念,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铺平道路。即在尚未取得政权的时候,不以国民的身份出现,而以“民族”代替“国民‧国家”,完全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权宜的做法,这一改译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当今中国的走向。 现在的49年定译本,即百周年纪念版对“暴力”一词的突出使用也是极为醒目的。我们在1906年的日文译本里找不到“暴力”一词,陈望道的译本里也没有出现。如: (陈译)推倒有产阶级,筑起无产阶级权力的基础。 (49年译)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在早期的译法中,围绕这个词也是采取不同态度的。“一般来说,朱(执信)的译文的语调听起来不像马克斯的那么激烈。有趣的是“暴力推翻”中的“暴力”一词,也从堺利彦·幸徳秋水在另外有关这节更为准确的译文中略去,几个月后,在宋(教仁)的译文中又出现了。” 的确,在其后的译本里逐渐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共产党在要消灭整个阶级这一理论和意识形态下,将暴力合法化,并主张暴力革命。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下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强制) 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我们注意到陈望道的译本基本上用的是“权力、强制”,后来都改译为“暴力”。最后一句“推翻”前面本来没有“用暴力”这一状语,陈译也只用了“推倒”一词,但在定译本里改作“用暴力推翻”。 (2)动词:“消灭”的递增 “消灭”一词在《共产党宣言》里的用法已经有过一些议论,主要是就德文原文应不应该都译成“消灭”,本来还可以有“扬弃”之类的选择等等。我们在这里将日文的两个本子幸徳秋水、堺利彥译(1906)、早川·大田黒译(1930)与陈望道译(1920)、定译本(1949)、注音本(1958)做一比较,看看“消灭”一词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里的数量上的推移。 《共产党宣言》中“消灭”一词的递增 如上所示,“消灭”一词在日文里本是不及物动词,有自然消失之义。日文1906版只出现11次,而陈译本倍增至22次,定译本在其基础上又倍增为50次,到后来的注音本又增加到56次。如德文原文之aufhebung,英译obolition,1906年的日译版为“废绝”,1920年的汉译为“废止”,而1949年版则改译为“消灭”。这种译词的选择,显示了译者对修辞语气的把捏,而修辞选择这一语言策略,无非又是社会、时代变化使然。我们再看几个具体例子(括号里为陈译):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己经被消灭了。(已沉没在无产阶级的状况中了) 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推翻) 其它动词也有趋于尖锐化的倾向,比如“炸毁、打倒、决裂”等词早期的译法并不激烈: 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日文)~が空中に飛ぶ→(若不把‧‧‧抛出九宵雲外) 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必须首先处置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已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急激的破裂・急激的変化) 译词趋向激烈和尖锐化,不光是中文的问题,实际上日语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如下表里日语的译词按激烈程度排比下来,可以看出各个译本的用词趋向。 前面说过,在日语里“消灭”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堺·幸徳译本的多用并不意味着其语词的强烈,而“废绝”一词才是这给语词里程度最激烈的动词。如此看来,日文版中,1930年由俄文版译出的早川·太田黑本用词最为激烈,同样是语词尖锐化的代表;相比之下,1951年的大内·向坂译本就柔和多了。 (3)形容词:变“复古的、保守的”为“反动的” 这也是将语词趋于两极分化的一个典型例子。我们看一下日中两国的译词的趋向: 通过此表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文版幸徳·堺1906中“复古的、保守的”两个词分出现9次和8次,在陈望道的译文里基本上是原封照搬,沒有任何改动。而在1949年的定译本里“复古的”除一处改为“复壁”外,其它均作“反动的”;“保守的”有三处沿袭,五处被改为“反动的”。 从上述改译中我们还会发现其他日文版对汉语译文的影响,比如上表中早川·大田黒1930的译法与1949年的定译本十分相似,早川·大田黒译本是由俄文版(1928年莫斯科国立出版所《共产主义杂志》附录)译出的,与同在莫斯科翻译的百周年紀念本恐怕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环境中的学者在起草《宣言》时有意无意遵守的严谨成分在以后的各语种译本中大幅度减弱,而其宣传鼓动成分则得到了强化。后来的194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百年纪念本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不仅结束了从日文、俄文转译的历史,而且开始了中文本的“尖锐化”过程,后来的各版都没有扭转这个趋势。 七、结语─语言力度和语词的阶级化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为了证实《共产党宣言》的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要千方百计地将历史事实都视为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斗争的历史。用以证明人民对压迫的勇敢斗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丸山真男“致某一自由主义者的一封信”1950.『増补版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动』未来社、1964.5に再録)。 中文版《共产党宣言》的改译过程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把阶级分为有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行两极分化。通过译词的尖锐化来突出阶级矛盾,提高阶级意识,使革命与暴力的选择变得更为合理。 1938年以后,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语言的阶级色彩更加突出。不要说“地主、资本家”这种被打入另册的词,就是象“自由主义、检讨、批判、人民”等词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在这个历史时期,“破旧立新”应运而生,其后的几场政治运动中更是加深了这种语言上的鲜明对照,到了文化大革命则演化为一场巨大的语言暴力。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及改译过程对汉语文体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初译本与白话文运动激进的演说体的发展互为相应。但它超越了个人的特征,作为集体意识的反映,即为斗争的需要和现实生活的需求,在语言上突出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增加暴力色彩,以现代为中心去截断历史。那么,我们看《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实际上是想透过中国近代的这一“日本”视点,或者说是中国现代性的语言视点来梳理汉语文本成立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即语言是如何演变成一种物质力量的。

会议回顾|边缘即中心——第三届钟山论坛亚太社会文化分会场会议纪要 2017年10月21日,第三届“钟山论坛·亚太发展年度论坛”于南京大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论坛以“亲诚惠容、和谐共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为主题,下设“亚太社会文化”分论坛,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孙江教授主持,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边缘即中心——中国历史及其结构”这一中心各抒己见。 在论坛的开幕式上,孙江教授首先就自身经历谈论了与蒙元史的不解之缘,引出举办此次论坛的目的与意义。随后,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华涛教授谈及了自己对“边缘即中心”的理解,并肯定其重要性。 第一场主要讨论有关“新清史”的问题,第一位发言的来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沈卫荣教授将中国、内亚、菩萨皇帝和满文文献都放入“新清史“的语境之中阐述了对其学术主张及学术价值的体悟,表达了对东方学术觉醒、中西学术对话平等的期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钟焓副教授则针对有关过分夸大藏传佛教对清朝政治进程所起作用的学说思路,否定了清朝时期存在一个由满-蒙-藏三大内亚族群构成的“藏传佛教世界”文化圈的命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李恭忠副教授以康熙五谒明孝陵这一历史事件为中心,强调了康熙帝在“优礼胜国”和“以史为鉴”的现实政治考虑之外不可忽略的“文化自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陈波老师站在明清之际东亚的国际政治和文化格局的视角上,借日韩的笔谈资料指出清朝在汉文化圈中的角色定位。发言结束之后,多位学者加入了讨论之中,论及西方学界对“China”的理解,“China”和“中国”的异同,新清史在美国的影响等等。最后华涛教授在总结中表达了国内学界对新清史“敏感”具有一定意义的认可。 第二场论坛的标题为“史海钩沉”,哈萨克斯坦国际突厥研究院巴哈提教授首先通过两件满文文献,解读了“天马”及成吉思汗遗产等历史观念,并由此探讨十八世纪的清哈关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宝音德力根教授结合音韵学的方法,以古音与相关史籍为根据,考察了“鲜卑”、“室韦”的音义,并进一步探究了“鲜卑”与“尼鲁温蒙古”的关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赵树冈教授通过讨论清代的民/苗到民国时期的汉/苗族群边界变迁,重新思考“苗疆”与“湘西”的文化意义及其“边缘性”问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赵光锐副教授重点关注西方的西藏形象,从词汇史的角度,并结合近代中西方知识文化及背后权力政治关系、近代中国政治模式转型等思路,考察西方西藏形象的根源与变化。 围绕“视线的交错”为中心,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哈根巴斯研究员通过考察日本江户时代地图里的满州和蒙古地区的情况,追溯近代以前日本对于满洲和蒙古地区的认知情况,并指出这些地图的绘制受到这一时期传入日本的许多明清时代的地图很大的影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特木勒教授考察了《燕行录》之中朝鲜使者有关内亚人群的观察记录,借以分析领土和人口上的小国朝鲜逐渐培养的文化大国心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于磊老师通过梳理元代文献中有关宋季常州之役之中参与常州守城将领的记载,着重考察了守将陈炤的曾孙陈显曾在《宋史》纂修之际,努力将其曾祖殉节忠义事迹成功表彰于《宋史》的努力,指出这一现象反映出地方家乘资料被采纳至官方信史过程的复杂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元代后期知识人群体对宋元交替的崭新认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于佳灵同学借助碑刻材料,从掌教制度和乡老权力及身份演变的角度,探究了明清至民国时期济南西关回民社区地方权力的历史变迁,同时揭示了这一时期济南西关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第四场以“政治学的磁场”为主题,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凤阳教授引入概念史的方法,从政治学角度考察民族主义之前的“民族”,旨在为古老民族意识何以现代性的问题提供一种知识学的解释,体现了政治学关怀。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苏德毕力格教授利用近年发现的档案资料,探讨了1920年代蒙古人民革命党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接触问题。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介绍了自己关于穆罕默德·伊敏·布格拉——“东突”理论之父思想与行动研究:批判性的考察——研究之一部分,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伊敏鲜为人知的归附国民政府的经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黄兴涛教授探究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名称究竟始于何时的问题,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不如说“中华民国”是以否定帝制之王朝国家的新的“共和国”形式,再次确认了“中国”这个历代王朝共享之通用国名,从而实现一种独特的历史延续。 文:龚静怡、葛晓雪、麻笑婉 编辑:麻笑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诗词是谈论“历史与记忆”这个话题时,孙江教授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回乡偶书》在孙江看来并非一首该给儿童念诵的古诗,它讲的是“过去之‘在’”,时间与空间流转,过去在当下留下了痕迹。“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一个交错,我们的历史书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孙江在关于《记忆之场》的讨论会上说。 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是《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的主编,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新史学”研究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和一行历史研究者共同创办了“新史学”丛刊,探讨的问题在国内历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前卫性。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贯穿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研究主题涉及政治思想史、社会史、概念史等,“历史与记忆”也一直是孙江关注的领域,并在“记忆研究”领域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借《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围绕着“历史与记忆”问题,与孙江展开了对话。 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 新京报:诺拉创造了“记忆之场”概念,其中的“场所”指涉留在当下的历史痕迹。可以谈谈这些“记忆之场”这个概念,以及它对于重构历史的作用吗? 孙江:“记忆之场”(lieuxdemémoire)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皮埃尔·诺拉(PierreNora)创造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来源于拉丁语locimemoriae。场所和记忆是建构历史叙事的重要元素。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Cicero)在《论演说家》中提到一个名叫西蒙尼德斯(Simonides)的古希腊诗人,此人号称“记忆天才”,他利用“场所”和“形象”的记忆方法,从记忆场所出发,一步步迈向回忆的场所,再现事件。 场所是事件发生地,但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带有重构性特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记忆的场所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可以感知的经验对象,又是抽象的创作,记忆的场所既指实际的自然空间中的场所,也可以是象征和仪式。诺拉认为,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等,因其成为仪式中的对象,从而走进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可以被视为象征的极端例子。记忆和历史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与历史的实在指涉性不同,记忆之场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对象,它只是一个指向自身的符号。记忆的场所有三种特征: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 新京报:我们当下通过“场所”所窥到的事件,离历史真实总是有距离的。 孙江:一般认为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我们离真相愈来愈近,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很容易成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同谋,陷入修正主义者的陷阱中。 比如,几十年来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而戛然中止,这说明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还涉及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领域。在涉及权力博弈的历史问题时,有时候历史学者应该退场。 就“记忆之场”而言,历史学者的退场,意味着场所不再是当下叙述中的客体,而是有主体性的记忆。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历史或场所不仅仅是客体,它们是有话语权的。恰如历史学家卡尔(E.H.Carr)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诺拉告诉我们要倾听历史的声音,而不是随意增减其意义。 记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吗? 新京报:如何理解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孙江:我想强调的是,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指那种记忆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时代结束了。这涉及记忆和历史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记忆与历史是对等的,还是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诺拉继承了记忆理论大家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的看法,他认为记忆与历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Ricoeur)尖锐地批评诺拉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见证人正在消失,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战争记忆的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新京报:诺拉研究了很多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符合,可他为何反对“纪念”? 孙江:诺拉虽然组织了大规模的记忆研究,但他反对相关的历史性纪念,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之所以开展记忆研究,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历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的不满,以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忽略事件性,在诺拉看来,这无疑是对事件史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此相关,年鉴学派重视中世纪晚期(前近代的历史),忽视当下,它虽然也含有心态史研究,但心态史关注的是过去的积淀和作用,而不是当下具有再生产意义的记忆;记忆的历史是与过去保持连续性,并由现实的集体所承载的历史。 对“记忆之场”的研究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层。然而,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随着前两部《记忆之场》(共三部)的成功出版,“记忆之场”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逐渐沦为单一性、物质性纪念场所的代名词。诺拉无奈地说道:“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其实,《记忆之场》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困境,原本打算解构以往法兰西历史叙述的图景,无意中却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历史;原本打算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终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式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新京报: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记忆之场”,我们不断地在书写民族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创伤的记忆是不是形塑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因素? 孙江:当然。历史既是荣耀的源泉,也是悔恨的根据。黑格尔说,“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通过创剧痛深的历史叙述可以营造集体的记忆,从而建构共同体的意识。我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的“落后挨打”话语,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民族认同”的“认同(identity)”又可译为“同一性”,同一性具有排他性倾向,有的学者甚至说具有排他的暴力性。倘若过分强调这种悲情,无疑增加了认同的暴力色彩。 新京报:诺拉所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超越? 孙江:记忆研究想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必须处理好“差异性”问题。首先必须包容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法国人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差异性”的肯定基础上。诺拉书中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有这个指向,它超越了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单一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叙述维度。例如,在《记忆之场》中法国南部人的记忆和巴黎人的记忆就不一样,左翼与右翼群体对大革命的解释也不相同。 新京报:可是不同族群的记忆也是有秩序和层次的,在“差异性”中,如何看待具有话语权的记忆与被压制的记忆间的博弈? 孙江:历史是复数的,叙述自然也是复数的,从中并不能抽象出一个绝对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法兰西本身在书中也体现出多元存在的价值。德国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她说诺拉意欲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结果却建构了以超越时空的象征为媒介的抽象的共同体。 呼唤“多样的”记忆 新京报:能否谈谈“遗忘”?为什么勒南说“遗忘是民族-国家形构中的关键因素”? 孙江:如果只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Derrida)曾经谈及康德(ImmanuelKant)所说人性中的“根本恶”,在哲学上讨论过宽恕“不可饶恕的恶”的问题。民族-国家内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谓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比如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岳飞庙进行祭祀,并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乾隆在字里行间表达了“满汉和解”的愿望,可以说岳飞英雄形象的定型与乾隆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是他使岳飞逐渐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 《记忆之场》这部书所叙述的场所的历史,显示了去中心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本来有着强烈对立倾向的记忆之场,成为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场所。反过来说,记忆的场所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单薄,越能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如诺拉所说“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似乎永远在场。 孙江:确实,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权力的制约,哪些可以记忆,哪些需要被遗忘,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个人的经验,具有不同于集体的面向。真的吗?诺拉认为口述史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过个体经验来检验集体经验,甚至是反集体经验、反集体记忆的。但按照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说出来就是真实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个体经验塞入其中,如果个体经验没有反集体经验的指向,它就是集体经验。 新京报: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于谈论“集体记忆”,似乎“个人记忆”是心理学的范畴。诺拉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是否对“民族的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或是重构? 孙江:理解诺拉,还是要回到记忆理论的谱系上,回到哈布瓦赫这个源头上。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被社会框架所制约,他的“个体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的论述要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圣经》构筑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法国这一经验世界。战后伴随多元价值的不断推进,个体记忆日益凸显,人们注意到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都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多样的”记忆。“复数的法兰西”可以说在承认法兰西的框架中,包含了“反法兰西”的记忆。 学术书签:关于记忆研究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cisBaco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FriedrichWilhelm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是的,当知识和学识不再是写作的目的,文字(letter)即垃圾(litter),印刷物(Druck)如排泄物(Dreck)。 方法论的洗礼 新京报:所以,你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上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turn)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以往谈历史,追求的大多是和当下人类情感不太有相关性的主题,而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历史,现实集体所传承的历史。此外,我们以往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有所偏颇,因为“未来”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其实“历史时间”包含了“未来”,用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的话说,历史书写是缩短过去与未来的距离,是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ofexperience)和未来的期待视野(horizonofexpectation)的混合。 新史学的实践 新京报: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视野中处在什么位置?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为“记忆研究”贡献什么?在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孙江:如果以2002年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算起(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的“新史学”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出版了我主编的《新社会史》丛刊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改为今天的《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可以说,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论文被翻译为英语、日语和韩语,还有国外学者专门撰文评论这个丛刊。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它具有“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视野。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全球化的关怀和本土化的实践。 就记忆研究而言,我主编了《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后殖民记忆”,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一向认为只要紧扣中国本土问题,一定能写出傲步于国际学界的记忆研究。顺便做个广告,在我主编的即将刊行的“历史与记忆丛书”中,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一本是我们的博士生写的,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业已成为一个国际话题,但关于它的研究的国际化尚有一段路要走。 (原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16年4月2日)

学术研究工作坊 2016.3.28 中国·南京 上午(9:30-12:40) 旨趣:链接性转向与近代知识的考古孙江(9:30-9:40) 第一场(9:45-11:00) 主持人:李恭忠 发言人 李汉燮:梁启超与近代韩国 李里峰:翻译的政治:严复译著与东亚近代知识的传播 蔡毅:当日本史书遭遇中国——赖山阳《日本外史》在中国的流布 王晓葵:“民俗”概念的产生与民族认同——以清末民初为例 茶歇(11:00-11:10) 第二场(11:10-12:10) 主持人:李恭忠 发言人 陈力卫:“教育”与“文学”的时间差 张勤:自白语言与对话语言 孙建军:湛约翰《英粤字典》词汇的演变——以前三个版本为中心 综合讨论(12:10-12:40) 午餐(12:40-14:00) 下午(14:00-18:00) 第三场(14:00-15:00) 主持人:姚远 发言人 阎小妹: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的建构过程 彭曦:九鬼周造的日本文化观 王奕红:熊野的可能性,批判的可能性——以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对谈为中心 茶歇(15:00-15:05) 第四场(15:05-16:25) 主持人:姚远 发言人 宋黎明:利玛窦新称谓“道人”考释 闵心蕙:文本中的“福音” 曹龙虎:“资本主义”:一个基本概念的生成及其使用 徐天娜:近代中国的“资本家”: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 综合讨论(16:25-16:50) 茶歇(16:50-17:00) 圆桌会议(17:00-18:00) 主持人:张伯伟 发言人:闾小波 张凤阳 孙江

学衡历史与记忆论坛 过去之"在"文学,事件和空间中的记忆之场 时间:2016年03月26日(下午) 地点:先锋书店 黄荭:大家下午好,先锋书店已经成了南京的一个地标,也成了南京某种程度上的记忆之场。我们来相遇中国的两位新史学的大家,一位是杨念群教授,一位是孙江教授。孙江老师在南京大学读了历史系的本科硕士之后又到了日本在东京大学读的博士几经辗转,近几年又重新回到南京。我觉得这也应该算是有一个机缘,因为他本来就是在南大的历史系当过老师,这次是重新回到南大,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孙老师回到南京?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是记忆在作祟搁不下南京呢?会不会跟《记忆之场》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联系? 孙江:问到我的这个阅历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一旦问到我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先锋书店对我来说是一个记忆之场,至少是在25年前这个地方楼顶上有一场崔健的音乐会。崔健的歌里面有一句话是说"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快",恍如隔世。这也是和这个记忆之场有关系的,在记忆之场的导言,第一句话里面我引用了诺拉的一句话叫"历史在加速"。诺拉在1980年代组织了120个作者花了12年时间,写了130篇论文,有大有小,编成了三部七卷本的《记忆之场》,一下子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以前大家不知道诺拉是谁,说实在的,即使到今天我也没有把他定位为一个学者,因为他真正的身份是编辑,他编了很多书。在编书的过程中他利用他的这种人脉关系,就花了12年时间作出了这样的伟业。因为这个事情他获得了两个殊荣,一个是法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称号,他们那里院士不像我们这里的,我们这里没有限制的,他们那里只有40个人,走一个补一个,人家不走的话你进不去的。还有一个殊荣是记忆之场这个词收入了法国的大辞典里面,变成了一个固有名词。 同样我刚才说他的那句话,历史在加速,实际上这20多年中国高速的发展,使我们以前很熟悉的历史正在从身边有知觉的、没知觉的消失了。每次回国我都觉得我是个他乡人。有时候我回来之后朋友问我回来感觉怎么样,我说独在故乡为异客。所以,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要对身边的事情要发出声音来。我想发出声音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先介绍回来,这是我的一个动机。 黄荭:我知道杨老师你和孙江教授是30年的老友,他这次回国,包括选这套书,包括你们两个一起组建新史学,在你们的思路上你们是有一个共同点还是说你们两个有的时候私底下其实还是会吵吵架拌拌嘴? 杨念群:人的记忆是和时间和空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孙江老师的研究非常有意义,我觉得记忆和空间和时间虽然是有关系的,但是空间和时间是不断的改变的,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你的记忆也在不断的被修正、不断的被发生变化、不断的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个也是我们在办的新史学杂志特别倡导的理念,就是说你所有的历史的事件是在某种意义上被塑造的,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里面被塑造的,在这个塑造的过程中你的记忆也在不断的被改变。他引进诺拉这本书,这次他只是引进了11篇文章,没有全部引进,但是他的这个导论里面已经特别提到了。一个是历史在加速,时代在变化了,我们的记忆也在不断的被修正。但是有些东西被沉淀下来了,沉淀下来之后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来重构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三观。 孙江:当时回到南京,实际上我在南大的高研院组织了一个团队,叫南京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研究团队,我们想复制一下诺拉的这种文本,就是通过对南京各种各样遗迹的研究来复制一下。当时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咱们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醒的早起的晚,什么意思呢?他对新事物的敏感度真的很厉害,但是动手起来很晚。更糟糕的是有的人醒的晚起的晚,他还装着醒的早起的早。所以我说要做好《南京现代中国的记忆之场》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你先把西方人、国外人怎么做的先引借过来,通过比较寻找出我们自己的方法论和基础。 比如说诺拉的记忆之场这个词,这两个词实际上是有典故的;这个场非常重要,为什么重要呢?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和一个到过我们南京来的意大利人有关系,叫利玛窦,利玛窦是很聪明的,他到了中国来以后想说服中国的读书人来信耶稣教,他发现有一个门径。你不是喜欢科举嘛,昨天杨老师在我们那里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科举方面的报告。那些四书五经怎么背下来,我教给你们记忆之法,你们就自然把这些书都背下来了。他在教的时候引用了一个人叫西莫尼德(音),你们看他写的一篇小文章叫《西国记法》。这个西莫尼德是什么人呢?这个人首先出现在西塞罗的《论演说家》这本书里面,他是一个抒情诗人又是当时希腊特别有名的记忆大师,过目不忘。当时在希腊如果举办宴会一定会请当地的名人,也就是诗人来给他唱赞美诗,歌颂主人的富有、智慧。这老兄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捎带着自己喜欢的两个双胞胎神,完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这个主人就不高兴了,为什么呢?我专门把你包过来给我唱歌,你怎么把别人带进来了?我只能付给你一半的费用,另外一半的费用你找那个双胞胎神去。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厮进来说门外有人找你,他就先离开了席位走出门。他走到门外以后四下一看没有人,就在恍惚之中背后的大厦轰然坍塌,出席宴会的所有的人全死去了,用现在的话就是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地震之后咱们要收拾废墟里面的死者,但是死者的面目全非。这时候西莫尼德说我有方法把他们全部识别出来,他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场和形象来复原当时的情景。也就是从他的记忆之场出发,通过回忆的方式走到这个回忆的场所里面把所有的死者的位置找到,谁是谁都辨别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 我们现在讲记忆的时候,汉语这个记忆有点名词化了,它变成一个物了。我实际上更喜欢咱们古代还有一种用法,就是“忆记”,一边回忆一边记,这是动词,它是希腊语里面原来的本意,它是回忆。讲到回忆的时候有一个点,就是伯拉图在美诺篇里面提到的一个故事,美诺篇很有意思,大家只要一看开头看个结尾就知道他讲什么了,一开头就是美诺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问苏格拉底你不是很有才学嘛,请告诉我们什么叫德国。苏格拉底说我不知道呀,但是我可以探索出来。那美诺就恍惚了,你既然不知道你怎么能探索呢?苏格拉底说我有回忆之法,通过回忆,我能把它找出来。所以诺拉这个记忆之场这两个词实际上是有点的,这两个词整合起来之后创造了记忆之场这样一个专有名词。 记忆之场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固定化为一个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实际上在我们的五台山上面还有一些历史建筑,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它不仅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具有一定功能化的东西,这是记忆之场的一个基本的内涵。 黄荭:当两位老师提起80年代的一些符号和记忆的时候,这些记忆和符号其实随着时光在慢慢的流失,甚至被慢慢的被淹没。在这样的场景下再提记忆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你被淹没的这些记忆又去了哪里?在诺拉的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比如说提到了大革命、提到了7月14号,这相当于是法国的大革命。我们也知道法国大革命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时期对它的看法其实是不一样的,它在不断的被重新审视,不断的被重新修正。从这个角度两位老师是否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见解? 杨念群:我这里面举一个例子,我们怎么样把记忆放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实背景之下来看。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对历史的记忆往往是被修正的,有的是从官史的记载里面是有一套记忆系统,还有就是野史或者小说。你对宋朝的认识可能从《水浒》中得到。你对三国的认识可能从《三国演义》里面得到,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记忆在塑造我们对一个朝代认识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作用。很简单,如果从正史的角度来讲,宋朝是一个经常打败仗的王朝,打辽人打不过,打金人打不过,最后龟缩到江南,就咱们这一块,杭州建立起了南宋的王朝。但是我们要现听评述,听《杨家将》、《岳飞传》,我们会觉得宋朝这个朝代非常能打。就是因为秦桧讲和把岳飞用12道金牌调回之后宋朝就完蛋了,原来也很能打。但是实际上你要仔细分析这个小说话文里面所谓的记忆的塑造的话,就会发现里面透露出一种无奈。你杨家将都是寡妇出征的你能打好仗吗?岳飞实际上到最后你要直捣黄龙也不可能,岳飞打胜仗的这个机率其实是很低的,宋朝的军队其实是不行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塑造这个记忆的过程,实际上我称之为补偿心理,或者叫补偿记忆。就是因为我们得不到那个东西,或者历史上恰恰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失败的东西,我们通过记忆的塑造使这种失败的东西得到一个补偿,变成一种正面的、成功的东西。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时时受到的教育、时时受到的影响的这种记忆所造成的一个后果。 第二个例子实际上是跟这个例子有关的,最近上映的《叶问3》,叶问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号。但是我们要看《叶问》整个这个故事的原形,跟日本打、跟那个打,现在又加了一个泰森,这里面就非常有意思了。本来是跟日本打的,较着劲,现在又把泰森进来了,跟西方也较上劲了。整个这个记忆实际上是带有一种所谓的近代民族主义记忆所构造出来的一套中国人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很简单,跟宋人的那个形象,跟我们对宋朝的理解是一样的。我们被打得很疼,近代以来见谁都打不过,到最后受英国人欺负也就罢了,但是鸦片战争直接把中国人打得够呛、够疼的,但是我们还扛得住。再经过几次战争我们都能扛住,我们认了。被日本打败了,这个是创身剧痛,日本是什么呀?是藩属国,是进贡的国家居然把中国给收拾了。所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他们提出的变法什么的都是受不了,小岛国把中国打的这么痛。所以到最后就形成那种恨恨的情绪在里面,所以你看中日关系老是在这里别别扭扭,跟这个创身剧痛的记忆很有关系。但是后来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个记忆又沿着这个近代民族主义这个路子一直往下来,它需要有一种补偿。包括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抗日战争是不是中国打赢的,现在日本是不承认的,他觉得是因为美国和苏联干涉才打赢的这场战争。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创身剧痛的那种记忆里面得不到一种真正的补偿,所以它会转化,转化成李小龙。李小龙我们知道,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就是东亚病夫,一脚把那个牌子踢碎了。这个就变成一种象征的记忆,其实你看这个象征记忆一直到叶问。中国功夫总是跟日本打的时候,而且那个武侠片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一开始肯定被打的很惨,打的爬起来,到最后突然想出一个绝招来一招致命把对方打倒。大家整个记忆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补偿心理,就是说这里面是个隐喻,这个记忆实际上跟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的这个过程的这种创身剧痛的这种受伤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就是我们一直在打,在倍打、挨打,到最后突然起来了,但是也没有某种意义上真正起来。我们就用补偿的记忆去弥补这样一个心理缺陷,所以武侠片整个这样一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构成一种补偿心理。大家可以去看,实际上跟对宋朝想象的那种补偿心理是同构的。这个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就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和过去种族之间族群关系的那种产生出的记忆之间是有重构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看的还是《水浒》、《三国演义》,还是看武侠片、看叶问、看李小龙。这些跟我们过去的历史之间的那种真实的历史是有一定关系,但同时又不是吻合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忆和真实历史之间会出现反差和隔阂。 补偿的记忆就是我们研究记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切入点进入的话我们就会被误导,我们以为宋朝很强,我们有岳飞、杨家将、杨六郎,我们有叶问,我们有李小龙,我们有李小龙扮演的那个所谓的侠客。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记忆是什么呢?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呢?跟记忆之间的反差还是很大的。可能就是把记忆理论或者说记忆的那个东西通过引进来看待我们自身的历史、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看待我们这个时代跟我们自身的关系是什么,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深入。 黄荭:孙江老师在日本待了特别长的时间,你在这么别别扭扭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中,你自己有没有一种什么切身的体会?就是有没有两边的记忆在打仗?你自己的记忆最后又怎么挣扎着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孙江:多年前我在上海一次演讲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位听众站起来给我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孙先生你在日本当大学教授,我请问你一句话,你是日本国籍吗?当时场上一片肃静,我就是笑了笑。我说同学,我给你出个对子,你如果把下联对下来了我就告诉你答案。什么子对呢?我也出给大家,就是“华籍美人嫁美籍华人”,中国籍的美人嫁美国籍的中国人。你们对下联。那个小伙子一愣说答不出来,最后我说你肯定打不出来,这是一个绝对,至今没人破掉它。但是谜底我要告诉你,不告诉你的话你会说孙老师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他的这样一个提问是很有意思的,在他的这个提问背后实际上隐喻着两个东西,如果孙老师是美籍华人的话那他真的有本事呀,到了帝国主义的怀抱里面而且获得一席之位。如果孙老师跑到危地马拉那他真能混呀,也是杆子,他在日本那边不是投奔敌国吗?所以他的纠结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纠结,我们当时是一个历史产物,中日关系非常好。这样一种纠结肯定是有的,一个学者如果没有对自己现实没有一种紧张感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学者。 刚才杨老师没有回答黄荭老师的一个问题,我想说的这本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固定化的、本质化的一些关于法国的形象;比如说马赛曲、巴斯比监狱起义、埃菲尔铁塔,这后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纠结的故事。马赛曲在座的同学有听过吗?真的很难听的马赛曲,它的音和词不配,但就是流传下来了,想改也改不掉。7月14号真的是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吗?同学们,那天完善路易十六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几个字"今日无事"。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当天晚上巴斯比狱起义了。就几个看守,里面关了7个犯人。 埃菲尔铁塔是干吗的呢?那属于商业行为,环法自行车旅行那汽车商想做做广告,没想到变成了象征法国人的这样一个领土观念的这么一样一个仪式了。这些象征的背后就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也就是研究民族主义的大家乐来(音)说过的一句话,“遗忘是建构民族国家的关键因素”。比如说关于我们杨老师的这个大本行,他写的书我想这书店里面一定是有的。我进到这里头就特郁闷,因为我的书全是外文的,再等一两年就慢慢进来了。他的书有《再造病人》,看他想不想病人?《何处是江南》,你看他眼睛很恍惚的,还有《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这里面肯定有他的书。杨老师写的这个书里面实际上也有这样一种遗忘的问题,比如说岳飞,现在咱们都是民族英雄。兄弟们我告诉你们,岳飞成为英雄是谁造出来的?知道吗?是乾隆皇帝,我有研究的,是个满族人造出来的,类似的事情是有很多很多。所以遗忘在这个记忆的或者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中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是在内部来讲的。从外部来讲的话,刚才黄荭老师说日本的中日关系有没有什么纠结,这肯定有纠结的,但是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观念就是什么呢?怎么样来超越民族国家所塑造的记忆,实现这样一个和解。但这种和解当然用我的话来说必须建立在一个政治正确的前提之上,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正确的前提的话,一切无从谈起。 黄荭: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会被世界大同的这种现象所欺骗,但是我觉得从真正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像巴斯比狱、埃菲尔铁塔,的确它们现在大家认同的这个心目中的位置,其实在历史中它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路易十六到了那个时代,君主制到了那个时候已经穷途末路了,已经没有办法了,他也愿意改革,他也成立的三级会议,只不过是大势已趋,已经没有办法了。这段历史跟清末的那个时期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有相应的对照,在这点上不知道杨老师是否可以发表一点意见? 杨念群:以前社会学有一个学者做了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就发现我们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做调查,做口述,采访一些当事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大的问题,当采访人的时候他是会接受一些潜见的,也就是说我采访某一个人的话,我就会预先设想一个历史框架,然后提出自己的问题,用这个历史框架里面所提出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和事件去诱导、引诱这个被访人来回答问题,这个里面的问题就非常大了。 刚才黄老师提到晚清、民国、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最后到新中国这段时间,这个历史如果按照我们教科书的安排的话,我们已经被从小训练教育的基本上是按照一个一个非常重要历史事件为标志来构造的。比如说我们读教科书第一反应的就是近代史就是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当然是我们教科书里面从官史的角度做的一个限定。但是我想大家可能毋庸置疑对这个重大历史实践的意见和价值,但是如果你要用这个事件作为标志去采访一个老百姓,比如说你采访农村里面的一个老百姓,你用这套东西去限制他,他有可能就不知所云。为什么是这样?比如说有一个社会学家去调查一个老太太,他说您觉得抗日战争时期你在干什么?老太太说什么叫抗日战争。然后一会说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在做什么?她就更加糊涂了,什么叫三年解放战争?她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在她的意识和头脑里建立不起我们用标志性的事件框架所构成的一种历史的连续性的脉络。这就是我们所构成的一种法定的记忆和老太太本身的记忆之间出现了脱节和错位。 不同的历史记忆会塑造不同的人群对历史真实的看法。历史的真实可能是老他太的两个儿子一个参加解放军一个参加国民党,但是在老太太的眼里他们都是军队。这叫无事件境,就是在这样一个没有事件的脉络里面我们怎么看这个历史的真实,这也是记忆理论使用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这个使用可以在我们看待历史的过程中,就是说我们的历史是不是太受我们官方的或者我们法定的事件的标志性的制约。我们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或者看不到一个普通的人民怎么看待这个历史。所以我就不断的在强化,就是说我们研究记忆或者说我们采取记忆理论,把它引到历史过程中的重要性何在,这是我特别想补充和强调的。 黄荭:我觉得从诺拉的这个角度来看。《记忆之场》书中提到,历史是我们想象中的替代品,历史传奇的复兴、个性化沦陷的复兴、文学中历史记的兴起、口述史的成功,如果不把它们看作虚弱的想象力的替代品,还能怎么解释呢?历史是一个失去了深刻性的时代的深邃所在,一个没有真正的传奇的时代的真实的传奇,记忆被推到了历史的中心,这是文学辉煌的葬礼。在这里我就觉得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文学辉煌的葬礼?难道它就不是一个历史辉煌的葬礼?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做了一个陪葬吗? 孙江:刚才杨念群老师说今日无事,这个到底是什么事?这个就牵涉到了事件的发生,所谓历史就是事件,它是具有实在性的,就是它真的是有那个"在"在里面。另一方面它是怎么回到了我们当下的书写里面呢?我们是通过方式来表述出来的?这时候我经常引用一首诗,就是贺知章的那个《回乡偶书》。我们都读过,但我们的理解都有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八旬老者辞官后回乡的一个追忆似水年华的一种感慨,可我们的天下父母把它当成一个儿童诗来教小孩,可笑。所以你们以后有孩子千万别教这首诗,这首诗讲的什么故事呢?第一句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它是讲的时间和空间的流转。接着第二句是乡音未改鬓毛催,是讲过去的痕迹。第三、第四那就更有意思了,第三句是儿童相见不相识,它讲的是从过去看现在。接下来大家别以为这个儿童不知道他是谁,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个笑里面实际上是隐含着对他那个乡音未改鬓毛催的那个乡音一种疑惑。就是从现在看过去,就是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一个交错。我们的历史书写就是这样形成出来的。 从大的方面来讲,记忆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对抗这种书写。诺拉就是想把历史和记忆区隔开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他要把它区隔开来,他继承了一个传统就是欧洲的一个绵绵不断的传统,就是对书写的不信任。大家记得在伯拉图的书里面就提到一个故事,就是埃及那个神发明了文字以后很高兴要献给这个国王,国王一看说这是什么东西呀?他说这个好,你把它传给你儿子,你儿子什么都能学到。他说不行,我儿子一旦学到了这个技法以后,从此在他的心中播下了遗忘的种子。就是记忆的再次兴起实际上是对抗这样一种文字书写,有这样一个脉络在里面。从历史书写来讲的话,记忆能够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也是对以往的书写产生了一种质疑的反映。 黄荭:杨老师作为历史学的,或者历史社会学这个角度来讲你觉得你的历史学的那个学术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在这个娱乐时代,你觉得对你的书写方式会有影响吗? 杨念群:其实这个话题稍微有点远,但是刚才黄老师和孙老师都提到了历史书写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做一点交流。我觉得中国历史的书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它的书写刚才孙老师也做了比较,就是说拉维斯的法国史和追忆似水年华。历史包含着文学,文学又同时包含着历史。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非常好看的,可以当做文学著作来读的,但是同时它又是个历史,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我们现在专门化历史研究中的那个信史。因为司马迁里面包含着很多的传说,比如说鸿门宴那个项庄舞剑都已经舞的那么近了,感觉他就在现场一样。 他的著作里具有现在戏曲化的一些成份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涉及多一个中国书写传统的问题,我觉得司马迁的这个书写的传统已经越来越丢失掉了。当然文学和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后现代的问题,就是后现代的认为历史跟文学之间的边界非常模糊,就是说历史也可以设置情节。因为文学是以设置地的清洁、以设置整个场景著称,而且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但是历史是严格的按客观的历史的记录来进行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的没有什么真正客观的历史。客观性的历史可能在发生,但是你书写历史的过程一定是个主观的过程,这两者之间的不断碰撞才构成了我们一个历史书写的基本脉络和基本风格。 所以为什么历史书写会五花八门,会有更多元化的一种趋向,就是因为历史跟文学之间永远是联姻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但是现在我们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把两者完全对其起来。你看那些学术文章不忍逐读,现在那个学术文章变成了提教授、骗职称,就是谋生的饭碗,大家都往这一个模式去走,所以就不忍逐读、不堪逐读。但是如果你要用一种文学的或者稍微文字好的一点表述去书写某一段历史,你就变成了罪过,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把我们中国历史最原始的,把祖师爷的司马迁的传统彻底抛弃,把你的学术变化职业化、谋取饭碗和现实利益的一种职业化的手段,但是大家都这么去做。 黄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说要有另外一种活法,不管是研究的角度还是文学的角度、历史研究的角度,其实另一种写法,我月的另一种或者是别处的这个想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说我们现在经常在研究上,我们也是好像都觉得法国的学者、德国的学者、美国的学者,甚至是日本的学者我们都会感觉好像这个贩卖来的就是好的,经常就会辗转一下,经常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会成为学术的二道贩子。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关键性的一些理念和一些思想,其实在中国从我们自己的传统上去寻找其实都有。 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当下,其实我们一直要给自己一个另外的空间,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个平行世界,但是你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你要足够的给自己一个出走的这么一个空间,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可能杨老师也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学术研究然后走到写自己的,有自己风格的,要摆脱《郁闷》的这个书写的过程,可能我觉得也是经由了这个《读书》,你可能那段时间给《读书》写了很多文章,是不是《读书》属于过渡期,现在已经过渡到了业余爱好,用你自己学术的专长写你想要表达的内容。 杨念群: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说《读书》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最好的媒介和平台,我给《读书》写的时候大多数还是表达学术转换的一种关怀。真正有人文的那种感觉的一些东西的话我其实并不多,但是我自己的这个《郁闷》实际上过渡和尝试。我认为就是说你也不能写的太多,所以我花了两年时间去写随笔,但是我现在又回来了。我发现我还是要关心一些比较大的问题,回到真正的学术的这条道上来在探索另外一条道路,要走这个随笔的路可能也是暂时的一个生活的调剂和选择,我最终志愿还是学术研究。我对学术的理解的风格,可能我一直坚持就是要不断的改变和超越自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20年前写的书,和你20年后写的书的风格是一样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是一个悲剧,就是你没有办法超越自己,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那么你做的学术有多大意义,我是提出质疑的。我曾经有提出一个极端的口号叫形式大于内容,你的内容不重要,关键是你如何去书写它,如何去用你更新的方式去表达你的这个内容反而更重要。也就是说可能你一辈子三本书,但是这三本书一定是不一样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形势上的突破和它的不同,这才是你做学术的意义,这样你的生活才有质量,才变得多姿多彩。否则的话别人看了你可能是个大佬,有人一辈子就吃一本书。但是你从自己的生活来说,从你自己的生命力来说,你已经提前的枯萎了。这是我的看法。 黄荭:孙江老师在这个《记忆之场》之后,就是在这一个系列的研究,你们有没有一些后续?想请孙江老师谈一谈你们近期的一些研究或者说你们研究的一些思路、想法、宏大的计划。 孙江:不管太史公怎么写历史,他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他的一个调查的基础之上。大家都知道鸿门宴,鸿门宴是一个文学作品,但是里面是有迹可循的。那里面的主人公是谁呀?樊哙,总共出现了12次樊哙,他自己都烦了,就干脆全都是“哙曰”。主人公是樊哙,这其中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这故事一定是从樊哙那得来的,但是他们两个人相差那么长时间,史书里面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痕迹,就是太史公壮游江淮,他一定到了徐州。樊哙回了老家肯定跟子孙说爷爷当年怎么怎么样在那里,这个代代相传,这是传家宝,一代一代往下传下来的。它是有迹可循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书写越来越糟糕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教书的时候我就痛骂我的学生,你们只会作文,你们是被作文坑害的一代。昨天杨念群老师讲八股文,讲科举制。我们的这个作文是真糟糕,我们的中学生、高中生能写世界一流的作文,但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包括我不能写出一流的文学作品、一流的论文来。原因在什么呢?用尼采的话:一夜之间满头挥发。这么小的小孩就把一种原理性的、固化性的知识学会了。今天在黄荭老师的车上我们在说某某孩子在学画,某某孩子在学钢琴。我说废了,这么小的小孩,你看他弹一手好钢琴、画一手好画,他实际上已经固化了。我们的教育问题出在这里,历史的书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一个大计划,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一百多年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概念高清楚,如果不搞清楚的话,我们写的东西永远是一地鸡毛。

《点石斋画报》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画报之一,它于1884年~1898年在上海出版,共发行528期,是一个巨大的图文数据库。2016年10月31日下午,台湾政治大学郑文惠老师就做客学衡名家讲坛,从图像史的视角解读《点石斋画报》,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智识洗礼与视觉盛宴。 知识权力、意识形态与视觉文化竞技场 讲座的开始,郑老师首先对于《点石斋画报》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她指出,《点石斋画报》在晚清时期开创了一个兼重美术性、新闻性、知识性、启蒙性、教化性、趣味性和通俗性的新式画报美学体式;在图/文/印一体化的互文性美学修辞策略下,开展出兼容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叙事方式,兼具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命题与雅俗、事实与虚构、报道与评论的美学张力下,呈现出近代中国迈向现代性历程的独特的文化叙事。 郑老师指出,《点石斋画报》作为近代重要的视觉叙事,是结合图/文/印的互文性美学结构,以一种混融着西方透视画法与中国绘画传统,以图像作为视觉叙事主轴的新图说形式,再现于大众传播的媒体空间中,除涵具中国近代知识普及化的文化启蒙意义与价值外,也触及近代不同阶级、性别、宗教、族群、国家等界域的划分,及不同界域间的相互关系与彼此定义。在画报中,视觉场域俨然是一个文化竞技场,新/旧、雅/俗、中/西、传统/现代等文化结构中的差异、矛盾、混杂,再现于其充满裂缝的观念系统与意识形态中而动态地叠渗、多元地协商着。 而这种互文性美学修辞空间中共构而成的视觉文化竞技场所生产出的文化命题,尤须关注新闻事件文本视角与再现模式如何被视觉想象再一次地挪引、重述、再造,需要我们透过并置差异而产生互涉、融摄、转换、抗拒、僭越、悖反的运作机制,再现出晚清的在地观看、城市想象及跨地域、跨国界的文化译介,乃至于其中所隐匿的性别意识形态与权力结构,以及西方文化扩张主义后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力交锋的文化网络与彼此交流的竞逐关系等诸多重要议题。 现代性与文明转译 《点石斋画报》关乎妓女、妓院的视觉图像,以上海居多,又旁及中国各区域,乃至台湾、香港、新加坡、苏门答腊、日本、法国等地;在杂糅着乡野传奇与城市想象、异国情调的视觉叙事基调下,明显呈现晚清情色书写的在地观看及城市情欲地景的建构与跨地域跨国界的文化想象,其中尤突出表现了妓女的形象展演与身体移动、妓院空间视觉现代性的物质性审美序列与情欲流动等感官叙事,及妓女与妓院空间作为现代性表征或国族隐喻。 上海妓院作为时尚社交消费的主要场所之一,往往构筑出一种兼具中/西微物而又讲究流行时尚的消费氛围。郑老师以《点石斋画报》中的《雉鸣求牡》、《龟嫖龟》等几幅图像为例,说明了晚清时代的消费时尚与现代生活。而在画报《花样一新》、《不甘雌伏》、《愿效雄飞》、《元宝翻身》的视觉叙事中,叙事者尤标显上海花界空间作为引领流行时尚及性别置换与文化扮装的独特性。 上海花界空间作为妓女/嫖客欲望竞逐的游戏场域,无疑为各种交际活动提供了一系列文化展演的机会与形式,在画报的互文性疆界空间中,宴饮、娱乐、应酬等一一纳摄于视觉图像的叙事进程中,同时,画报也再现了西方他者物质文明拜物化的欲望结构。马车、时钟、玻璃灯等物质文明及花界空间作为一种媒体景观及官能化消费的审美编码,一一被嵌入城市空间内部情色欲望的叙事结构与观看视角中,并进而改写了城市文化地景与消费文化景观,甚至揭露了性别移动与城市空间流动的复杂关系,从中也再现出西方文化扩张主义后及全球性发端下所形成的知识/权力、技术/文化相互交流的网络与彼此竞逐、抗斥、斡旋的复杂关系。 女体/国体与国族认同 关于《点石斋画报》中所呈现出的女性,郑老师认为,女性的身体符指往往是都市空间中日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性作为世俗大众日常消闲与狂想之物,《点石斋画报》实质上集中谱写了一出都市日常生活对性享乐与性欢愉的狂想曲。女性身体也往往与国体及国族认同息息相关。 画报中女体一方面承载着阳性文化/国族认同的表征;一方面也赋予了妓女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有智有武、任侠好义的新形象与引领风潮、标新立异、参与新知新技术与经济自主、生命自主的新形象。此外,图/文/印的互文性疆界空间中,也呈现为一种果报之验,及以儒家为本位的道德批判,其中尤突出表现为一种注重耻感文化的道德指向。 《点石斋画报》中的视觉叙事,仿如珠花般的结构,多向、立体、回旋交错而不离中心。在珠花般的图像叙事结构中,《点石斋画报》开启了一种新的多门多窗多围观群众的叙事修辞策略,使得都市空间中日常生活如同恒常处于一种无处不有的窥视之眼的监视下,无所不在的看与无所不在的被看相互交织在一起。 在讲座的最后,郑老师总结道,近代中国妓女作为以男性凝视为中心的情欲想象,却又联结着新兴的世俗大众的消费欲望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主体与生存;媒体空间中视觉化的图像叙事编配了性别权力与国家话语,因而作为观视技术的视觉叙事复制了现实却也可能翻转了现实,成为反抗的位址,而再生产出新的权力关系。妓女在新型理性时间与视觉现代性的历程中,随着身体在妓院与公共空间、观视媒体中移动、展演,也为妓女主体性的生成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与可行性;妓女身体越界于妓院与公共空间,既展现为社会关系的一种空间化表征,也具体呈现为一种身体空间化的新型权力关系,性别身份可以操演、置换,性别关系可以易位、翻转,社会关系可以重新建构和转化。在某一程度上或消解了社会结构与文化体制的传统规训,或消释了国族认同的内在焦虑与文化危机,而释放出女性/国家主体建构的可能,一种黏合着欢愉与苦涩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