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歌>在中国:
<国际歌>的译本、底本与传播》
宋逸炜 编、孙江 审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5月
欧仁·鲍狄埃作词、皮埃尔·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性符号,列宁曾赞誉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1920年以降,《国际歌》通过法、俄两条不同渠道传入中国,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见证。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编“译本”,汇集了33份来自不同译者的《国际歌》中文文本;第二编“底本”,收录了影响《国际歌》中文翻译的法、俄、英、德等语种的外文文本;第三编“传播”,通过对1920至1949年间报刊文献的梳理,呈现了《国际歌》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
序 言
孙江
想起《国际歌》,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边陲小城的生活。在我居住的地方,除休息日外,早晚都有广播,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是公共生活本身,也是公共生活的媒介。晚间播音结束前,照例会放一段《国际歌》,迟暮中听起来别有一种高扬感。
中文《国际歌》有三段歌词。第一段呼吁奴隶们(全世界受苦的人)站起来,打破旧世界,做天下的主人;第二段呼吁奴隶们(我们)解放自我,世上没有救世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第三段呼吁奴隶们(劳动群众)准备斗争,将最可恨的敌人消灭干净。三段歌词有两个共通项:团结和英特纳雄耐尔。既然团结能使人摆脱奴隶的境遇,为什么少数人能团结而多数人不能团结呢?相关字句在我脑海里反复排列组合。最感魅力无穷的是“英特纳雄耐尔”。奴隶们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且“英特纳雄耐尔”就在夜的尽头——不远的明天。
《国际歌》的音声让我浮想联翩,有一天我忽然明白“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国际”,而且还是确有所指的“第一国际”时,颇感失落。词语越抽象,越能给人以想象。革命是需要想象力的。离开小城后,我的生活离《国际歌》越来越远,但早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地构成了我思考世界的一个角度——人和人的结合原理。人与人之和不一定等于整体,可大于整体,亦可小于整体。
阅读历史,离不开对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由个体的经历可以反观群体的感受——《国际歌》诞生后在世界上的传播。本书是一部关于《国际歌》在中国的接受史,共有三编,分别为“译本”、“底本”和“传播”。第一编“译本”收录了三十三种《国际歌》中文译本,有列悲、张逃狱、耿济之、郑振铎、瞿秋白、萧三和陈乔年等人的翻译,展示了《国际歌》从1920到1962年四十余年间歌词的变化。1920年,同时出现了列悲和张逃狱的两个节译本,译笔相似:“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误!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列悲)。“把过去一扫平,众奴隶快起身。世界基础要更新,我们合起做一人。”(张逃狱)此后的翻译,歌词趋于尖锐化。1921年耿济之、郑振铎的译本作:“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的把彼来破坏了。”1923年瞿秋白译本为:“旧社会破坏得澈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两个译本均呼唤“破坏”,这是新世界诞生的前提。
《国际歌》在中国的传唱始于“国民革命”。一般认为,最为流行的是1925年刊载于《工人之路》和《中国青年》未署名的译本(萧三、陈乔年译),其实另有译本,即1926年11月7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庆祝苏俄革命纪念大会”上印发的版本。据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11月8日的报告,当天约有两万五千名工人和学生参加了纪念大会,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作一最后的战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
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
全靠自己救自己
要杀尽那些强盗狗命
就要有牺牲精神
快快的当这炉火通红
趁热打铁才能够成功
谁是世界上的创造者
只有我们劳苦的工农
一切只归生产者所有
那里容得寄生虫
我们的热血流了多少
只把那残酷猛兽
倘若是一旦杀灭尽了
一轮红日照遍五大洲
这是最后的争斗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尔纳雄纳尔
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争斗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尔纳雄纳尔
就一定要实现
《国际歌》既然有众多的译本,就可能有不同的底本或对同一底本的不同译法。本书第二编收录了《国际歌》外文本十一种,计作者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受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影响而作的“草稿本”,以及1887年定稿出版的“通行本”,余为俄译本六种、英译本二种及德译本一种,这些文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歌》的中译本。
《国际歌》草成于对敌斗争的紧要关头,鲍狄埃的悲愤之情跃然纸上。歌词第一段第5-8句写道:
1887年鲍狄埃修订《国际歌》时,对歌词赋予了一些思辨性的内容,如“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等。第一段5-8句改为:
站起来的奴隶大众不止要向眼前的敌人索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还要改变世界,拥有整个世界。鲍迪埃的“草稿本”是按《马赛曲》的旋律填写歌词的,1879年《马赛曲》成为法国国歌,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国际歌》重新谱曲,从此社会主义者有了属于自己的旋律。1902年由柯茨(А. Я. Коц)改译的俄文版对中译本影响最大,这固然与中国革命受苏俄影响不无关系,还与歌词本身有利于传唱有关。第一段5-8句歌词,俄译文更有跃动感:
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歌》一身而二任,既是苏联的“国歌”,也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歌”。本书第三编为“传播”,辑录了1949年前近百种中文印刷品中涉及《国际歌》的文字,有关于《国际歌》及其作者的介绍,有报道政治活动中演唱《国际歌》的新闻,有文艺创作的资料,等等。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国际歌》作为中共革命的专有歌曲一直被传唱,1962年形成了传至今日的定本。
收入本书的资料系宋逸炜博士独力完成,第三编的录入和校对得到了其他诸位同学的协助。逸炜博士是我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指导的学生。犹记,他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六月末的某天,我偶然讲起早年听唱《国际歌》的经历,建议他查查这方面的资料,没有想到一个暑假过后他竟收集了构成本书的最初的资料集,同时还写出了一篇长文。阅读这本资料集,不时想起昔日的我,物是人非,不胜感慨,正所谓:教学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