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国际歌》，就会想起小时候在边陲小城的生活。在我居住的地方，除休息日外，早晚都有广播，大喇叭里传出的声音是公共生活本身，也是公共生活的媒介。晚间播音结束前，照例会放一段《国际歌》，迟暮中听起来别有一种高扬感。

中文《国际歌》有三段歌词。第一段呼吁奴隶们（全世界受苦的人）站起来，打破旧世界，做天下的主人；第二段呼吁奴隶们（我们）解放自我，世上没有救世主，要让思想冲破牢笼；第三段呼吁奴隶们（劳动群众）准备斗争，将最可恨的敌人消灭干净。三段歌词有两个共通项：团结和英特纳雄耐尔。既然团结能使人摆脱奴隶的境遇，为什么少数人能团结而多数人不能团结呢？相关字句在我脑海里反复排列组合。最感魅力无穷的是“英特纳雄耐尔”。奴隶们只要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就可以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且“英特纳雄耐尔”就在夜的尽头——不远的明天。

《国际歌》的音声让我浮想联翩，有一天我忽然明白“英特纳雄耐尔”就是“国际”，而且还是确有所指的“第一国际”时，颇感失落。词语越抽象，越能给人以想象。革命是需要想象力的。离开小城后，我的生活离《国际歌》越来越远，但早年的经历不知不觉地构成了我思考世界的一个角度——人和人的结合原理。人与人之和不一定等于整体，可大于整体，亦可小于整体。

阅读历史，离不开对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由个体的经历可以反观群体的感受——《国际歌》诞生后在世界上的传播。本书是一部关于《国际歌》在中国的接受史，共有三编，分别为“译本”、“底本”和“传播”。第一编“译本”收录了三十三种《国际歌》中文译本，有列悲、张逃狱、耿济之、郑振铎、瞿秋白、萧三和陈乔年等人的翻译，展示了《国际歌》从1920到1962年四十余年间歌词的变化。1920年，同时出现了列悲和张逃狱的两个节译本，译笔相似：“做奴仆的人呀！起来！快起来！不要固执古人的谬误！世界的基础快改变了，无产者将成为万有者！”（列悲）。“把过去一扫平，众奴隶快起身。世界基础要更新，我们合起做一人。”（张逃狱）此后的翻译，歌词趋于尖锐化。1921年耿济之、郑振铎的译本作：“我们破坏了全世界的强权，连根的把彼来破坏了。”1923年瞿秋白译本为：“旧社会破坏得澈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两个译本均呼唤“破坏”，这是新世界诞生的前提。

《国际歌》在中国的传唱始于“国民革命”。一般认为，最为流行的是1925年刊载于《工人之路》和《中国青年》未署名的译本（萧三、陈乔年译），其实另有译本，即1926年11月7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庆祝苏俄革命纪念大会”上印发的版本。据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11月8日的报告，当天约有两万五千名工人和学生参加了纪念大会，人们齐声高唱《国际歌》：

《国际歌》既然有众多的译本，就可能有不同的底本或对同一底本的不同译法。本书第二编收录了《国际歌》外文本十一种，计作者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受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影响而作的“草稿本”，以及1887年定稿出版的“通行本”，余为俄译本六种、英译本二种及德译本一种，这些文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际歌》的中译本。

《国际歌》草成于对敌斗争的紧要关头，鲍狄埃的悲愤之情跃然纸上。歌词第一段第5-8句写道：

1887年鲍狄埃修订《国际歌》时，对歌词赋予了一些思辨性的内容，如“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等。第一段5-8句改为：

站起来的奴隶大众不止要向眼前的敌人索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还要改变世界，拥有整个世界。鲍迪埃的“草稿本”是按《马赛曲》的旋律填写歌词的，1879年《马赛曲》成为法国国歌，1888年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为《国际歌》重新谱曲，从此社会主义者有了属于自己的旋律。1902年由柯茨（А. Я. Коц）改译的俄文版对中译本影响最大，这固然与中国革命受苏俄影响不无关系，还与歌词本身有利于传唱有关。第一段5-8句歌词，俄译文更有跃动感：

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歌》一身而二任，既是苏联的“国歌”，也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歌”。本书第三编为“传播”，辑录了1949年前近百种中文印刷品中涉及《国际歌》的文字，有关于《国际歌》及其作者的介绍，有报道政治活动中演唱《国际歌》的新闻，有文艺创作的资料，等等。1927年国共两党分道扬镳后，《国际歌》作为中共革命的专有歌曲一直被传唱，1962年形成了传至今日的定本。

收入本书的资料系宋逸炜博士独力完成，第三编的录入和校对得到了其他诸位同学的协助。逸炜博士是我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指导的学生。犹记，他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六月末的某天，我偶然讲起早年听唱《国际歌》的经历，建议他查查这方面的资料，没有想到一个暑假过后他竟收集了构成本书的最初的资料集，同时还写出了一篇长文。阅读这本资料集，不时想起昔日的我，物是人非，不胜感慨，正所谓：教学相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