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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新宇著《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
发布时间:2023-12-20

曹新宇:《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

学衡社会史丛书

商务印书馆,2023年


后记


《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简体字本出版,让我有机会重校旧著,并向支持与关注此项研究的广大师友表示一下感谢。

写这本书前后历时十多年,实在不算短。书中集中调查的万全县,就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 CICM)神父,带领研究生李世瑜、张冀文,最早开展人类学调查的地方。不过,相比辅仁师生利用暑假完成的方言、民俗调查,我的田野工作花去了太多时间。

一个体会是,这种复杂的历史调查,要多去几次,甚至多年往返,才容易取得当地朋友的信任。事实证明,蹲点、往复,虽然费时,但效果不错。我们发现了一个罕见的民间经卷宝库。这批珍贵文书经整理、修复,已于2013年出版,公诸学界。令人感慨的是,李世瑜在1947年夏天,其实已经访问到了这批文书的藏主家里,可惜所获无几。显然,在陌生环境中建立信任还是需要投入时间。最好,再加上那么一点儿运气。

发现大宗史料,对史学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又何况是在苦于“文献不足”的秘密社会史领域。2013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召开“新发现黄天道帛书写经”学术研讨会,  万全县文联主席张振山及当地学者王德山,作为合作调查者及人大清史文献馆兼职民间文书资料馆员,为与会学者现场展示了新发现的一种孤本宝卷。牟宗鉴、秦宝琦、程歗、马西沙、郝春文、刘成有、尹虎彬、郑永华、邓庆平、陈侃理、张梅雅、孟宪实、黄兴涛、杨念群、夏明方、陈昊等前辈学者及中青年专家,共同赏鉴这部长达12米的卷轴装帛书宝卷,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朝阳老爷遗留文华手卷》。未能参会的余欣、王媛媛,通过邮件,提交了意见。韩秉方老师没来开会,会后专程来人大清史文献馆,详细询问了这批文献收藏情况。

与会专家充分肯定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但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批新发现文书中,是否发现了摩尼教或白莲教的线索。

摩尼教与中国本土教团的关系受到关注,起初是由于敦煌文书中发现了汉文及粟特文的摩尼教写经。抗战期间,牟润孙《宋代摩尼教》、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等论文,都是在敦煌学鼓舞之下的“预流”之作。待金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文学想像渲染之后,整个华语圈的“金庸迷”,都知晓了元末红巾军实为明教,即华化的摩尼教。连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女儿,都知道朱元璋、常遇春是明教中人。

而在田野调查中,我还真的遇到几位老先生,坚持说自己手里的经文,就是明教经书;他们的法会,就称明会。其中一位见多识广的,还告诉笔者,朱元璋也是明会。晋剧里有一部戏《火烧庆功楼》,讲朱元璋诛杀功臣,就是要铲除明教。明初以降,明教只好改了装,由原先的白衣道,改着青衣。说话者是认真的,我亲眼看见他保存着《人民日报》刊登关于吐鲁番发现摩尼教遗存的报道剪报,虽然不够专业,但与学者做研究的资料卡片,道理上没什么不同。

摩尼教或明教是否在元末传播到了华北?北方民间宗教文书里真的杂糅了摩尼教教义?我一直疑心。然而,“杂糅说”影响很大,不少书上,就是这么依样画葫芦写的。但我核对各种“杂糅说”征引的史料,至今未找到有力的确证;相反,倒是发现有些学者,基础史料即引错了。

证据的稀薄,也刺激了学术界从另一个极端,对中国民间教派历史作出大胆推论。荷兰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提出,白莲教是明中叶之后,被逐步“制造”出来的一个污名化“标签”。“标签论”对研究白莲教历史有一定的解释力。这种现象在清代档案里更加明显:某些时候,审案的官员确实会诱迫被捕的教派头目,供认自己是白莲教。

田海这一理论在欧美汉学界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国内也不乏追随者。当然,梳理某个污名化标签的形成过程,并不代表真正弄清了标签背后的历史,特别是当历史家并不拥有理想的史料前提下,将历史约化为概念史,或者某种诠释学,同样面临极大的反历史风险。白莲教问题非常复杂。除了事涉历史上下层社会的反抗运动,史迹晦暗不明之外,还有一个困境,就是文献释读。哪怕就传统史料的解读而言,似乎也不应过于乐观。

举个例子,明朝官书上,特别是官府查案的公文中,“白莲教”一词并不少见。以往论者多将之与《大明律》上加以禁止的“白莲社”,混为一谈。但细说起来,二者并不一致。明初的白莲社,是在“禁淫祀”的名目下被禁的,与之并列提到的,还有明尊教、白云宗,甚至“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淫祀”“左道”“妖言”,这些概念在现代人听来,似乎都差不多。但在古代法理上,却有本质的不同。熟悉明初以降律例的学者应该知道,“禁淫祀”更代表着儒礼世界的神权灰色地带。长远看来,淫祀从来都是越禁越多的。措之刑罚,淫祀过犯颇轻,而妖言则不同。与淫祀相比,妖言是另一极,特别是“大逆妖言”之类。明代的妖言罪,往往是要处以极刑的。而官书上说的白莲教,更近“妖言”;因此也有文书上干脆称其为“莲妖”。问题来了,如果白莲教本系子虚乌有,明朝官员何必用这个概念,指称如此重罪?  

事实上,田海是繁体字版《祖师的族谱》(2016年)最早的读者,我拿到样书的当天,田海教授正从五台山的学术会议上赶来,计划参加我组织的长城沿线调研。当然,第一个问题,便是书名副标题为什么使用了“白莲教”一词?南京大学李恭忠教授、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赵涛博士、牛津大学的李娜博士也参加了这次小型研讨会。稍后,台湾学者王见川教授和李世伟教授,几乎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北京大学刘永华教授也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指出:笔者考证教派宝卷的早期谱系言之成理,但关于其背后的教派脉络、组织体系、人际网络,仍有待继续深入探讨。

但显而易见,学界关于摩尼、白莲源流谱系这些复杂问题,不是《祖师的族谱》这本社会史小书能够容纳的。从民间文书自身的脉络,全面梳理这些源流谱系的工作,只好以待来日吧。

田海知道我对其学术观点不尽同意,但仍在多种场合下,尽力提供各种帮助和推荐,胸襟之广,令人钦佩!而上述文献发现以来,笔者应邀参加了日本学习院大学(2012年10月)、中国台湾“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1月)、德国莱比锡大学(2014年1月)、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2014年2月)、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2014年11月)、瑞士日内瓦大学(2016年6月及2018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16年10月)主办的专题报告会或学术研讨会,收获意见良多。笔者特别感谢孙江、武内房司、王见川、范纯武、李丰楙、刘苑如、柯若朴(Philip Clart)、苏为德(Hubert Seiwert)、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汲喆、宗树人(David Palmer)、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王大为(David Ownby)、丁荷生(Kenneth Dean)、杜博思(Thomas Dubois)、周越(Adam Chau)、范华(Patrice Fava)、戴文琛(Vincent Drand-Dastès)、裴凝(Benjamin Penny)等组织者及参会师友提出的问题及建议。

另外,倪来恩(Brian Moloughney)教授寄来有关贺登崧在辅仁大学期间的相关史料;钟思第(Stephen Jones)博士提供了他在华北调查的田野手记和大量照片;高士达(Blaine Gaustad)教授将本书的第一章译成英文;小友朱明川将自己收藏的黄天道《佛曲》清抄本见赠,均让笔者感激莫名。还要感谢赵昕毅教授多次邀请笔者撰写相关田野调查的论文,惭愧由于当时身体欠佳未克交稿。

人大清史所的师友学长,长年支持我的这项“试错性”研究,在量化考核几乎要摧毁人文学术研究的今天,我的这类近乎任性的历史田野调查,得到了所领导黄兴涛、夏明方、杨念群的鼎力支持与最大程度的宽容。时任国学院副院长的孟宪实表示对这类研究一定要支持。历史学院的学友陈昊(现已就职北大)多次帮助我组织学术活动,并介绍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给我。

张家口市当地学者张克东、张振山、王德山、佟建华、谢绍坤、姚卫平,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关键性材料和照片,振山与德山与笔者一道,多次采访过当地乡亲。受访者的名字恕不一一列出。这些田间炕头的促膝长谈,与我们共同走过的沟沟坎坎,一直是这本小书重要的灵感源泉。

在山西省寿阳县的调查中,笔者临时返校。赵涛博士按照我们讨论好的调查提纲,创造性地在多个村镇中开展调研。所到之处,赵涛与乡亲们同吃同睡,很快就掌握了重要的线索,并获得了珍贵的族谱、家布与口述材料,实在是功不可没。

最后,笔者要特别感谢商务印书馆的杜非博士。在万全县新河口堡长城遗址,怀安县牛家堡村、狮子口村,以及蔚县各村镇最初的几项摸底调查中,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车载导航、通讯信号也还不能全面覆盖偏僻山区,是杜非承担了驾车下乡的任务,在手持卫星GPS的指引下,一路前往长城沿线的各个堡寨墩台的。在通往新河口堡长城遗址的山路上,山野静谧中安然踱步的雉鸡,突然受到汽车的惊吓,纷纷张开华丽的尾翎,扑棱棱地从车头前飞过。奔波之余,惊魂又难忘的那一抹绚烂,定格在我的记忆当中。或是预示,在坎坷的尽头自有令人惊叹的宝藏,值得再进一步,勇敢地探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