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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研究论文推介|张凤阳: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
发布时间:2019-01-09

  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 ——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

  
   摘 要 :以科塞勒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研究,看起来属于史学类型,但它秉持的基本假设,事实上是高度哲学化的。其背负的一项学术使命,是从语言视角把握现代,因而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就思想渊源论,科塞勒克所谓概念嬗变的“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既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获得了重要启示,更受到了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在他眼里,1750年至1850年这一广义“革命时代”的概念剧变,根本说来就是一场体现新旧势力激烈角逐的“语义学斗争”。
   关键词 : 现代性 语义学斗争 科塞勒克 施密特  
   作者:张凤阳,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衡研究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一、引 言

   严肃的学术对话应该以概念的明晰为前提,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满足这个条件事实上非常困难。为了尽可能消除差异化或歧义性理解所带来的交流障碍,研究者出于逻辑自洽的需要,通常会对自己的概念使用予以界说,即要申明,我在某个意义上使用某词。在学术探讨中,只要研究者明确宣布这一约定,并在自己的述论中严格保持前后连贯,大体上就能被接受。
   不过,任何约定性的概念界说都包含了主观任意的成分,或多或少。萨托利曾设想过一个极端情形:如果一个人罔顾交互性对话场景的条件约束,指“白”为“黑”,声称“黑”所描述的就是白种人的肤色,那么,他的约定性界说就不是自言自语的问题,而是混淆视听的问题了。考虑到“民主”概念在当今世界的政治话语表达中常常被用来指称不同的甚或截然相反的东西,以至于某些人所说的“民主”到另一些人嘴里却成了“独裁”,萨托利设想的上述情形便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类似的例子还有“封建”概念。在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不仅存有疑义,而且衍生出了“碎片化”对“大一统”的矛盾取向。
   萨托利是一位政治哲学家。他的民主研究和政党研究,虽说涉及相关概念的词源学考释,但其优先关切,则是通过义理辨析,在现代水平上搭建一个具有基础共识的理论平台,以使学术共同体内部的思想争鸣变得严肃和有效。皮特金(Hanna Fenichel Pitkin)那部讨论“代表”概念的名作亦如此。可是,历史学家的眼光就不同了。在时代变迁中,无论政治概念、社会概念还是文化概念,都实质性地嵌入了特定的历史语义场,因而,其差异化或歧义性的使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独立论题。如果说以今度古会误读历史,那么,要对往昔时代给出尽可能准确的理解,在研究进路上,就应对一系列基本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特定意涵做细致的考察和审慎的甄别。大体而言,德国概念史研究即肇始于这样的问题意识。
   中文学者在引介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时候,差不多都会提及八卷本《历史性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该辞典的编纂聚集了众多学者,正式出版历时25载(1972-1997年),堪称一项浩大学术工程。别的不论,仅只揣度一下组织实施这项浩大工程所必需的思想-智识-方法条件,说它确立了一个新的史学研究“范式”(paradigm)也是不过分的。因为,一个跨学科的团队要在“概念史”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持续性地开展研习与写作,就得接受共同的核心观点、基本假设和研究方法,进而规划一个合乎本学术传统的未来发展方向。库恩关于“范式”的经典说明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德国概念史辞典的三位主编,按年龄大小排序是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孔茨(Werner Conze)和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但学界公认,德国概念史研究臻于成熟并达到第一个高峰,是同科塞勒克的名字紧紧联在一起的。在布鲁内尔和孔茨相继离世之后,科塞勒克独撑概念史辞典编纂的大局,尤为重要的是,借由“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本假设,他将布鲁内尔关于“鞍型期”的初始构想转变成了一套可操作的框架性研究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套研究纲领,我们才可以谈论概念史的德国版本。

   近年来,梳理概念史谱系的中文作品急速增生,由此引发的学术争鸣也颇具声势。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的既有讨论多围绕“语言转向”之后相关史学方法的细部差异展开,但除了这类“局内”热议,一种来自政治哲学的“局外”观察和评论是否必要?鉴于科塞勒克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汲取了重要思想资源,尤其受到施密特政治哲学的深刻影响,笔者以为,这样的观察和评论也许是不可或缺的。本文将重点关注并探讨以下问题:(1)解析现代性的生成机理为什么要补充一个“语言方案”?(2)“鞍型期”和“四化”的基本假设是否蕴含某种超越单纯词源学疏证的宏大思想关怀?(3)政治学理论思考,特别是现代政治话语分析如何从概念史研究方法那里寻求有益的启示?

   二、“鞍型期”预设
   及其隐含的两个研究路向

   有学者曾以塞万提斯的小说创作类比德国概念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故事情节是我们熟知的:蛰居在西班牙一乡村的穷绅士吉哈诺,读骑士传奇入迷,遂把曾祖留下的一套生锈的盔甲穿在身上,易名堂吉诃德,立志弘扬骑士遗风。但他不明白,构成骑士精神的那些道德符码,例如“荣耀”“行侠”“历险”等等,在他所处的时代已成过眼烟云了。按照当今的某种流行意见,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乃一荒诞形象,但是,换作德国概念史家的学术口吻,这个荒诞形象所折射的则是两种“概念化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而导致这个落差的社会转型过程,便可称之为“鞍型期”(Sattelzeit/Saddle-period)。
   在德国概念史家的论述中,“鞍型期”意指连接两座山峰的低落过渡地带,表征的是一道将“旧”欧洲与“新”欧洲分割开来的鸿沟。谙熟本国学术谱系的冯凯(Kai Vogelsang)教授特别指出,概念史在发生意义上是一门“德国的学科”,跟域外思想没多大关联。照他的说法,德国本土的诠释学传统历来强调“语言”之于“理解”的重要性,而伽达默尔的一个洞见则将问题直接摆在了概念史研究者面前——在过去几百年里,历史意识的呈现构成了一种深深的断裂,以致西方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只是扭曲地存在。按诠释学原则,切勿用时人无法理解的方式对文本作强制解释,然而,历史变迁却又造成了今人对古人的陌生感与疏离感。此即德国概念史家自觉意识到的问题情境。

   在德国概念史家那里,“鞍型期”起先仅仅是一个比喻,用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严格实证标准来衡量,无疑显得粗糙。即使科塞勒克尝试划出一个貌似精准的区间——1750年至1850年,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譬如,若是由英国史家作勘定,就至少还要再前推一个世纪。在这个意义上,争辩“鞍型期”的准确起讫年份是不得要领的,毋宁说,只要弄明白看似模糊的时间尺度指认的是一个确凿的宏大历史事实——从前现代到现代的变迁乃一总体性的结构转型,“鞍型期”的精髓也就把握住了。耐人寻味的是,德国概念史家的这一研究设定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判断存在某种形式的耦合,尽管不能妄下“思想承续”之类的结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共产党宣言》于欧洲爆发大革命的1848年问世,再往前追溯近百年,差不多就是后来德国概念史家所谓的“鞍型期”。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百年剧变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蕴含,不妨重温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精彩论述: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解析现代性的生成机理渐次成为西方知识界的关注热点,并于20世纪上半叶达到了一个研究高潮。古典社会学大师认识到,作为整体的社会现实极其复杂,要想予以完全的理论把握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为了理解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变,一条可行的进路是采用“类型学”(typology)方法,通过概念上的选择性重构,就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某些典型特征做比较分析。由此形成了所谓的二元对分模式。仅以德国知识界为例,这样的模式即有韦伯的“巫魅-理性”、滕尼斯的“共同体-社会”、西美尔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舍勒的“信任伦理-市民德行”等等。一个不可忽略的教育背景是,德国概念史研究的生力军多在二战后成长起来,从读书到执教,都深受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影响。据此领会概念史的学术旨趣,是否可以将它看作考察和解析从前现代到现代结构转型的诸多进路当中的一种呢?
   20世纪50年代,孔茨牵头创立“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组”,致力于探讨18世纪以来德国及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吸引了一批年轻学者,其中就包括科塞勒克。后来,科塞勒克撰文《“社会史”与“概念史”》,专题讨论了这两个学科领域在德国语境下的亲缘与共生关系。按他的看法,实际发生的事情与该事情的语言表述总有某些差异,可是,一旦将目光转移到职业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即“过去的历史”,语言在认识论上的首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过去的历史”无非是“被表述的历史”,对于那些已然发生而我们却无法亲历的事情,我们只能通过存留下来的语言记录或文字书写加以认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概念史实乃一体之两面。但科塞勒克强调,历史上发生的个体性事件虽值得研究,却不是社会史与概念史的首要旨趣。从长时段来看,任何个体性事件都深植于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此,社会史与概念史应充分考虑那些使个体性事件成为可能的经久有效的条件和状况,即要着力探讨“结构以及结构的转型”。一个合乎逻辑的追问是,作为结构转型的“社会剧变”是否连带着一场“概念剧变”?倘说这场“概念剧变”确已发生,其行动效应及现代性后果又是什么?

   时至21世纪,我们对这个问题或能有更深切的体悟。因为,当今世界的话语权争夺虽呈白热化之势,但论战各方借以编织其政治话语的基本概念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些概念包括:“人民”“民族”“国家”“主权”;“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战争”“和平”“安全”“秩序”;“革命”“解放”“进步”“发展”;此外还有作为污名化符号的“专制”“独裁”“暴力”“恐怖”,以及表达各种价值取向的“主义”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假如全盘抛开这些概念,生活于现代的政治家就不会演讲,政论家就不会写时评,政治史家就不会作记述,政治哲学家就不晓得怎样展开规范性讨论。但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王朝的政治话语表达也使用这样的概念吗?即使某些概念在字面上没有变化,其含义也保持了前后的融贯一致吗?进而言之,前现代的政治话语系统如何实现了一场现代性的结构转型?一些看似相同的基本概念为什么能在现代政治博弈中用以表达不同的甚或对撞的价值诉求?透过以上问题,我们可以在德国概念史家的“鞍型期”预设背后发现两个有所区别的研究路向。
   一个研究路向是“怎样理解过去”。在德国概念史的发展历程中,最初用“鞍形山体”比喻欧洲社会剧变与概念剧变的是布鲁纳尔。也许是因为研究中世纪史的缘故,这位立场保守的大学问家对横亘在“旧”欧洲与“新”欧洲之间的那道鸿沟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职业性敏感。照他的看法,19世纪造成的断裂不仅表现在政治-社会结构层面,还表现在认知方式层面,因为,伴随现代民族国家的成长及定型,“国家-社会”“公共-私人”“主权-治权”“强力-正义”等一系列对立的概念,也逐步形塑了现代学者的某种“分离性思维”。这种思维一旦定势化,就会给现代学者戴上一副有色眼镜,据此观察中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免不了要以今度古,造成所谓的“时代错置”。此即布鲁纳尔在名作《领地与支配》中表达的核心观点。布鲁纳尔强调,要准确描述既往的时代,不好生搬硬套今天的分类范畴和评价尺度,而必须使用那个时代的语料,仔细分辨那个时代常用词汇的本然含义。如此,概念史就被定位为“历史学的一个辅助学科”。这是德国概念史的早期版本。

另一个研究路向是“怎样把握现代”。如果将“旧”欧洲和“新”欧洲比作两座山峰,那么,“鞍型期”作为连接两座山峰的低落过渡地带,便象征着一个新旧交替的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往昔的旧词退出了历史舞台,保留下来的获得新意,与此同时,还有大量新词的发明与流行。像布鲁纳尔一样,科塞勒克也认为,任何史学研究都不能规避特定时代的语言表述,但比较起来,布鲁纳尔更擅长用概念史这一辅助工具来复原转型前的旧欧洲的政治-社会生活实况,而科塞勒克的研究重心则聚焦于转型过程本身,即要在概念史的视野中分析“旧秩序的瓦解和现代世界的呈现”。正因如此,“鞍型期”之于科塞勒克也就不再是“外部性”的参照,而是一种“内在性”的装置。按学界的一般评论,科塞勒克因提出“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基本假设,而将“鞍型期”这一意象式的比喻发展成了一套系统性的分析-解释框架。这是德国概念史的升级版本。

   德国概念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是进行辞典编纂。但古往今来的语言变化无穷复杂,纵使最具雄心的辞典编纂计划,也不可能一网打尽。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科塞勒克特别强调“概念”与“语词”之间的区隔。科塞勒克辩称,概念系于语词,却又不仅仅是语词。仅当语词在使用中产生的丰富意涵浓缩进一个固定的语言符号,从而形成某种“多义性”的内在张力的时候,才可以谈论基本概念。但问题是,这样的区隔很难在语言学水平上加以证明,因此,为便于理论把握和实践操作,或可将“四化”径直视为词条遴选的复合性技术标准。分别而论,“时间化”,意味着在大浪淘沙的话语变迁过程中沉淀下来,不仅能用以描述既往的经验,还能打开一道指向未来的期待视野;“民主化”,意味着越出狭小的精英圈,被底层民众广泛接受和使用;“政治化”,意味着融入革命与战争一类的博弈场景,充当政治动员的工具;“意识形态化”,意味着抽象水平不断提升,以致浓缩为形式上高度简单却又聚合了多重含义的能指,可以在论战中给各种各样的政治诉求贴标签。
   显然,就像德国概念史辞典的副标题所限定的那样,“四化”标准只适用于基础性的“政治-社会”概念,而不能随意推及其他。如果试图去验证,类似康德“物自体”这样的纯学术概念有没有通过书斋里的知识旅行达到“四化”标准,无异于缘木求鱼。事实上,在德国概念史家眼里,“政治”与“社会”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认同并倡导一种“政治的社会史”或“社会的政治史”。深受施密特政治哲学影响的科塞勒克尤其强调这一点。在回应学术界相关批评的时候,科塞勒克明确地说,他的研究兴趣,既非局限在书斋或学院的纯学术词汇,亦非流行于民间的俗语和俚语,而是在“鞍型期”由精英提出并扩散至普罗大众的那些反映并牵引政治-社会变迁的“斗争性概念”“运动性概念”“预期性概念”“目标性概念”“宗旨性概念”“整合性概念”等等:
   基本概念联结各种经验和期待,从而与既定时代最迫切问题的型构密不可分。所以,基本概念是高度复杂的;它们既充满歧义,又伴有冲突。正因如此,才赋予它们历史性意义,并区别于纯粹的技术或专业术语。没有什么政治行动或社会行为,能在缺少最起码的经久有效的基本概念的情况下发生,不管它们是突然出现、消失、重现,还是骤变或渐变,我们都必须诠释这些概念,厘清它们的多重含义、内在矛盾及其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应用。

   三、历史时间的张力结构

   科塞勒克的成名作是1959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批判与危机》。研究者认为,这个论题的选定同科塞勒克本人的亲身经历有关。1941年,刚满18岁的科塞勒克应征入伍,到苏德前线服役,后来成为苏军俘虏,在战俘营被羁押了15个月。1947年夏,接受了去纳粹化教育的科塞勒克入海德堡大学读书,但二战经历所造成的幻灭感,却无法从他的精神上根除。这是其终生对“危机”“冲突”“战争”“革命”一类的政治论题感兴趣的心理原因。
   科塞勒克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历史学家屈恩(Johannes Kühn),而他很少谋面的精神导师则是政治哲学家施密特。在二战前的德国知识界,施密特以批评自由主义国家理论,提出并阐发危机和冲突情势下的“政治决断论”与“敌友划分说”而闻名。这样的政治哲学基调,还有施密特专题研究霍布斯政治思想的论著,对科塞勒克构思和写作《批判与危机》产生了直接影响。按照科塞勒克的分析理路,近代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兴起,乃是回应宗教战争的一种政治方案。依据这种方案,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使用,要求臣民“外在”的服从,而作为代偿,又允许其在宗教和道德上享有“内在”的自由。但是,这样的两分也诱发了绝对主义国家的危机。因为,臣民在被逐出政治权力体系之后,他们便将自己过剩的自由导入一个正在形成的公共领域,进而站在一个新的道德制高点上对君主集权的正当性展开了舆论围剿。科塞勒克特别指出,以批判专制政体为基本指向的启蒙思想家,通过建构一个自由、平等、公正的理想王国,而为现代性的政治行动下了一个“未来主义”的赌注。可以说,启蒙历史哲学的精要,不过是这个赌注的合理化罢了。科塞勒克转向概念史研究之后的历史时间分析,即以此为重要切入点。
   作为历史学家,科塞勒克当然晓得编年史的书写规范。但他格外属意的是,在1750年至1850年的欧洲,由于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发生,历史时间仿佛不再是日复一日的均匀流逝,而表现出了某种形式的间断、弯曲及骤然提速。从思维方式上看,科塞勒克之所以把“时间化”当作概念史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因为他认识到,一系列现代性的政治概念,例如“民主”“共和”“自由”,也包括“革命”在内,都隐含了某种具有乌托邦意味的“未来”指向。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基于这种指向的感知和评价,会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张力,从而极大地提高人们情感体验的负荷及价值诉求的强度。科塞勒克将历史时间的这一特殊维度称之为“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 Horizon of Expectation)。
   德语“视域”(Horizont)一词,意为“地平线”,通常用来指人的视力范围。按胡塞尔的现象学解释,即使不为外物遮挡,人的远望极致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因此,“视域”是有限的。但随着主体的运动,地平线可以不断延伸,且永远也无法到达,所以“视域”又是无限的。在体验结构上,“视域”的有限性与生理感知的实在性相关;“视域”的无限性与精神直观的开放性和可能性相关。海德格尔将作为现象学范畴的“视域”整合进一个存在论框架,认为本真的“此在”是以“领会”方式呈现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此在”向着一种“能在”筹划自己,因而,阐明生存意义的那个“为了……”,意味着“先行”的“将来”实质性地构成了“此在”领悟自身的基础。科塞勒克在海德堡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定期参加伽达默尔组织的研讨课,而海德格尔就是经常受邀的嘉宾。如此难得的机缘,使平素硬啃《存在与时间》的青年学子,得以向哲学大师当面请教。几可确认,科塞勒克之能把“期待视域”用作一个严格的历史时间分析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海德格尔。
   不过,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与形而下的历史疏证终究分属不同的层次。“接受美学”的创立者尧斯(Hans Robert Jauss),当年也是伽达默尔研讨课上的学生,曾说德国伟大的智识传统,在20世纪是由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界定的。但科塞勒克认为,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语言与存在问题的思考,只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本体论,他们从未主动调整各自的理论框架,以便恰当地运用于社会史研究。在二战前后的德国学术发展中,将概念史从哲学诠释学传统中剥离出来,而与社会史相对接的是布鲁纳尔,尤其是孔茨。科塞勒克是孔茨创立的“现代社会史研究小组”的青年骨干,孔茨去世后,又成为该小组的领导者。他明确指出,“社会史”与“概念史”联合起来加以矫正的一个偏颇,就是脱离了社会-政治语境的纯而又纯的“观念史”和“精神史”。这意味着,概念史研究不能忽略客观历史条件,而必须联系特定的政治-社会结构及其转型来展开。


  

   科塞勒克还指出,“社会史”与“概念史”联合起来加以矫正的另一个偏颇,是堕入琐碎细节而不能自拔的“事件史”。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偶发的个体性事件不值得研究,也不单单是因为网罗对应于每一个体性事件的语言材料会使概念史辞典的编纂变成一项永远无法结束的烂尾工程。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着力揭示使个体性事件的发生成为可能的经久有效的条件和状况,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由此凸显了长时段结构分析的重要性。科塞勒克举例说,在日常生活中,每桩婚姻都有其独特的一面,但是,若把特定时期的一桩桩婚姻联系起来,却能发现某种“预先给定”的社会性和语言性前提。主要有三个历史类型:一是基督教神学把婚姻诠释为不可分离的神圣结合,这种观点直到18世纪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二是启蒙运动兴起之后,婚姻被赋予新的契约基础,原来为神学禁止的离婚逐步变得合法。三是浪漫主义在19世纪铸造出一种全新的婚姻概念,据此,婚姻的神学理由彻底为两情相悦的人类学理由所取代,甚而没有爱情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科塞勒克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每桩看似独一无二的婚姻事实上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呈现了某种“可重演的结构”。当这种结构在语言形式上被概念化,并作为给定前提对人们的生存感知形成框架性作用的时候,便是所谓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 Space of Experience)。
   像“期待视域”一样,“经验空间”也是科塞勒克化用的一个哲学术语,其蓝本出自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但研究者认为,科塞勒克对这个术语做了适合长时段社会结构分析的再造。在“共时”意义上,“经验空间”是一个横向展布的语义场,置身其中的众人,熟悉一系列通行词汇的常规用法,所以,他们可以在视域融合中达成相互间的理解。从“历时”的角度看,任何语义场都有一个型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步一步地沉淀于特定概念,犹如地质的层累,又像是树木的年轮。重要的是,一旦贮存着政治史、社会史和生活经验史的基本概念在某种水平上稳固下来,就会作为前置性框架对时人的感受、认知和评价产生影响,用科塞勒克的话来说,可以通过“关闭或开放特定的选择空间”而界划人们的行动方向及范围。显然,这是一种“社会结构”优先于“个人意图”、“长时段历史”优先于“偶发性事件”的方法论假设。作为社会概念的“婚姻”是佐证这个假设的例子,比较起来,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People)或许更具有典型性。
   在西方政治文化史上,“人民”一词自古沿用至今,看起来是连续的。但是,考察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大公教会、近代绝对主义王朝等不同类型的历史语义场,就会发现,该词的意涵及其指称对象的价值位阶,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又是间断的一面。只不过,前现代诸种历史语义场之间的非连续性,远不能跟“鞍型期”发生的结构性翻转相提并论。因为,在这一时期,“人民”不仅最终占据了原本属于君王的宝座,而且罩上了连古典共和作家也难以想象的神圣光环,一如施密特所说:“在民主思想中,人民居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上,就像上帝居于世界之上一样,成为万物的原因和目的,万物生于兹又归于兹。”只要想一想当今世界诸多版本的政治论述都宣示“人民”的至尊地位,自不难体会,现代政治家和政论家的言说怎样对高度抽象的“人民”概念产生了仿佛是不二之选的路径依赖。缘此,正当性的话语表达空间就只向某个维度开放,而另外的维度则被遮蔽或关闭了。


  

   按照科塞勒克的历史时间分析,“现在”是枢纽,连接“过去”与“未来”两端。如果做简要区分,大致可以说,“经验空间”意谓的是针对某一特定的“现在”所编排的“过去”;“期待视域”意谓的是指引某一特定的“现在”所走向的“未来”。在“经验空间”中,“过去”的事务被储存或记忆;在“期待视域”下,人们面向“未来”而抉择和行动。尽管从原则上讲,每个世代都有各自的“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但科塞勒克的研究重心,却在“鞍型期”的百年剧变。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再到1848年欧洲革命,基于乌托邦式的“未来”取向而创造或再造概念,成为一股愈益强劲的政治文化风潮,于是,那个昭示抉择和行动意义的“为了……”,就呈现出世俗救赎主义特征,其省略号喻指的目标,一边联系着“人民”“民族”“祖国”“人类”等主体,一边对应着“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权利”“尊严”等价值。这样,现代性的“期待视域”就跟所有前现代的“经验空间”拉开距离,或者说,两者之间发生了一场结构性断裂。接下来要探讨,除了概念的“时间化”,能否及如何透过概念的“民主化”“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从语言视角对这场断裂作进一步解释?

   四、百年概念剧变中的
   “语义学斗争”

   概念史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在知识呈现上,终归属于讲求实证的史学类型。如果再考虑浩大辞典编纂工程的团队协作之需,因而,怎样收集和使用资料,便成为一个最基本的方法论问题。科塞勒克将概念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分为三类:(1)经典文本,包括哲学、神学、史学以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代表性著作;(2)通俗语料,包括官方文件、会议报告,民间的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私人性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等等;(3)工具书,包括各时期有较大影响的词典、手册和百科全书等等。据说,科塞勒克对文献使用的时间精确性要求近乎苛刻:“不标年份切勿引注!”
   由于经典文本历来为思想史研究所重视,因而,征引相对“低级”的通俗材料并考虑其与“高端”作品的平衡性,称得上是德国概念史研究的一大特色。用不着反复思考就能明白,这样的文献使用要求,与概念嬗变的“民主化”假设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有评论者指出,在启蒙运动之前,一些重要的政治-社会术语已经专门化,只不过仅限于教士、贵族、法官及其他接受正规教育的精英阶层。到18世纪,印刷术的改进和识字率的提高,带动起一个愈益庞大的受众群体,而且,普通平民的阅读方式,也由以前那种对经典文本的反复咀嚼逐步变成了对报章、杂志及小册子等等的快速浏览。如此一来,熟悉政治-社会术语的读者规模就成倍增加了。这是一种从知识普及角度验证概念“民主化”的分析理路。
   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问题可能并不这么简单。且不说直到19世纪中叶欧洲国家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口比例依然很低,退一步,就算底层平民都读书识字,假如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仍旧发挥强势影响,他们也只能使用被贵族和教士定型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托克维尔关于“民主化”趋势的基本判断——不断走向“身份平等”的运动,显然更关乎问题的根本。依据德国概念史家的考察,在旧制度的合法框架下,“荣耀”“尊严”等概念曾明确地专为“贵族”集团所保留,但是,随着等级制度的瓦解,这些概念也就失去了同高贵血统相勾连的显要地位。一部法国共和革命辞典记述了发生在无套裤汉与大贵族之间的一场对话,堪为概念“民主化”的鲜活例证。有一天,一位接受了“平等”思想洗礼的无套裤汉,决定用“你”称呼一位大贵族,争论由此展开?
   大贵族:你胆敢如此和我说话?
   无套裤汉:平等允许我这么做。
   大贵族:什么平等?你应该始终尊重你所没有的,我的出身(naissance)。
   无套裤汉:什么!如果我没出生(naissance),我就不会存在,也就不会和你交谈了。
   大贵族:你胆敢将你的出生同我的出身相比较?
   无套裤汉:它赋予你什么权利,让你认为你的出生比我的优越?
   大贵族:我的家族有着高贵的出身(haute naissance),而你的没有。
   无套裤汉:你已经错到极点了。我知道你降生在平原上,而我却出生在一座高山上。
   大贵族:相信我,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思考方式,你将走向一条死胡同。
   无套裤汉:我无法对你的预言不表示关心。我的母亲经常和我说,一位占星家看我的生辰(ma-naissance)时,说过我会有好运。但是,当我看着你,我能从你的脸上看出你将以上断头台结束你的生命。
   围绕“出生/出身”问题的这场绵里藏针的对话,反映了新旧秩序之间的尖锐冲突,而其在语言维度的表现,按科塞勒克的说法,就是“对政治立场或社会立场进行定义的语义学斗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在近代欧洲,这场斗争最初是在知识精英群体展开的,尔后才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驱动下造成了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卷入。于是就有两个依次递进的研究环节。一方面,一种旨在对抗或颠覆旧秩序的政治立场,在获胜之前首先要从理论予以阐明,因此,考察概念的“民主化”,必须从分析思想史上的经典作品入手;另一方面,为了使新的政治立场得到广泛理解和支持,还要对包裹在复杂理论系统中的核心观点进行直白的表达和通俗的宣传,所以,分析报纸、杂志、小册子等“低端”资料,也就成了评估概念“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步骤。


  

   从狭义上说,概念的“政治化”指的是相互竞争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论战中实施的语言操纵,但就行动逻辑而言,无论满天飞的“口号”还是随意扣的“帽子”,都不过是基于“敌友划分”的“语义学斗争”罢了。考虑到科塞勒克对政治的本质持有一种施密特式的理解,或可认定,“政治化”构成了其全部概念史研究假设的中枢。在讨论概念的“时间化”时,科塞勒克曾举过一个“共和”(Republic)的例子。按他的说法,长久以来,亚里士多德关于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的理想型与衰变型的政体分类,一直足以处理政治经验,然而到了“鞍型期”,这种弹性的政体分类却被“要么专制要么共和”的必然选择打破了。在这样的选择格式中,“共和”意味着同过去的“专制”决裂,从而获得了与未来绑定的专一属性。毫无疑问,像解构等级秩序的概念的“民主化”一样,表达理想期待的概念的“时间化”,也只有透过语义学斗争的“政治化”情境才能得到准确把握。
   依照逻辑规则,任何单一的概念都不能封闭地界定自身,否则就会陷入同义反复。所以,科塞勒克特别强调概念的“关系结构”的重要性。基于这种思路,考察某个特定概念,需要对与之关联、类同、对立的其他概念一并予以分析。例如,在科塞勒克的解释框架中,“革命、叛乱、暴动、内战”就构成了一个具有连带关系的概念群。按中立性的历史记述,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暴力冲突称为“内战”,可是,如果再导入价值评判,说法就大不一样了。在传统时代,“叛乱”“暴动”等术语多用来指控那些被统治者发起的破坏和平、危害君主、颠覆正统秩序的非法暴力行为;而“鞍型期”则绽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哲学视野,据此,本义为“循环”的“革命”(Revolution)一词被赋予通达未来的进步主义意涵,它所指称的政治行动,因追求“共和”“民主”“自由”之类的理想目标而被解释成了反抗“专制”“独裁”“暴政”的正义之举。从这个例子引申开去,岂不可以说,基本政治概念在“关系结构”中的相互界定,就像是合法性争夺在语言维度呈现出来的合纵连横吗?
   科塞勒克的一个核心观点是,“鞍型期”的概念剧变不仅是折射政治-社会剧变的“表征”,而且是驱动政治-社会剧变的“因素”。在发生机制上,概念剧变之能够牵引政治-社会剧变,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未来期待,可以规范人们的现实感知,强化人们特定的情感体验和价值诉求。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这种情感体验和价值诉求往往被置于一个“敌友划分”的行动框架,因此,作为思想编码的概念,也总是为了打击谁、反抗谁或者团结谁、联合谁而被定义和使用的。有学者指出:“语言被重复一次,思想就复活一次。”在启蒙思想家那里,挑战旧秩序的语义学斗争采取了思辨的理论形式;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复杂的义理之辩就在政治动员中转化为俗白的标语和口号,其仪式化和高频率的宣教、复述与呼喊,犹如集体洗脑术,将一种全新的概念图式灌输给了普罗大众。

   按科塞勒克的说法,当概念的抽象程度越来越高,以致作为聚合了多重含义的价值信条而在政治论战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时候,便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化”。在语言形式上,“意识形态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若干关键概念从多样性向单一性过渡,出现了“集合单数”的构词。科塞勒克举的是“历史”(History)的例子,其他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在旧欧洲的制度框架中,“自由”一词通常被用来指称不同等级各自享有的法定特权,因而呈现为复数形式(liberties)。但是,到了“鞍型期”,复数形式的“自由”则逐步浓缩进集合单数的“自由”(liberty),其含义也在“免于无理支配”或“不受无理干涉”的抽象水平上得到理解,从而实现了对具体的日常经验的超越。余此类推,我们熟知的“共和”“民主”“宪制”以及“人民”“民族”“国家”等等,也都是集合单数的政治概念。从长时段的结构视角来看,概念之为集合单数,意味着丰富而多元的意义在历史变迁中嵌入了形式上高度简单的语言符号;反过来,这类语言符号的社会化使用一旦定式,又会作为前置性条件,对人们的话语实践产生框架性作用。只要揣摩一下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政治修辞——“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就不难体会,基本概念如何在长时段的结构变迁中获得了超然的生命,借黑格尔的话来说,它们仿佛变成“自在自为”的了。
   不少学者注意到,科塞勒克的一些重要论断,譬如,一个概念也许是“明晰”的,但一定充斥着“歧义性”;又譬如,“语词”的含义可以确切地“界定”,而“概念”的意义则只能被“诠释”,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会让人大惑不解。但是,如果引入一个政治学视角,问题就容易澄清了。以“民主”(Democracy)概念为例。经由“鞍型期”的变革,“民主”已成为流行于当今世界的一个大词,不用说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普通公众也对它十分熟悉。然而,浓缩进这个语言符号的丰富政治意涵可以通过一个完备的定义而道尽吗?谁也不敢妄言。唯一可确定的是,随着“民主正当性”完成对“王朝正当性”的终极置换,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强势的“民主”已使那些与之抵牾的政制形式变得“不合法”。由此建构了现代意义的政治正确和政治禁忌。于是,一方面,要想占据道德制高点,就必须高举“民主”旗帜;另一方面,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又会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要对“民主”给出差异化或歧义性的理解。在这种情势下,概念的“意识形态化”就表现为争夺“民主”的正宗定义权和代言权,进而给论战对手贴上“反民主”或“非民主”的标签。这当然也意味着,“民主”概念的诠释不仅是学理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科塞勒克在回应学术界相关批评的时候,曾对“概念史”与“话语史”的关系作深入反思,下面这段话颇能体现其理论认识的新高度:
   尽管基本概念总是在话语中铺陈的,但它们是话语的核心,所有的论证都围绕它们展开。职是之故,我不相信“概念史”与“话语史”可以被看作是对立的和不相容的。“概念史”与“话语史”必定相互依赖。为了表达所谈论的东西,一种话语需要基本概念;而关于概念的一种分析,也需要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背景,包括那些由话语提供的背景。只有掌握了这种背景知识,分析者才能辨识一个概念的多重意义,厘清其内容和重要地位,进而判定一个概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竞争性的。

   五、结 语

   (一)关于概念史进路在现代性研究中的独特地位
   任何学术创新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累进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常识。撇开启蒙思想家的早期探索不谈,自1848年欧洲革命以后,如何解释现代性的生成机理也引起学院派知识分子的浓厚兴趣,并逐步发展为一个关涉众多学科的宏大论题。至20世纪上半叶,“传统-现代”或“前现代-现代”的二元对分模式已高度定型,在这类框架下,各路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分析和研判现代性的发展趋向,得出了某些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例如经济上的市场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组织上的科层化以及观念上的理性化等等。但问题是,随着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大师将现代性研究推向一个高峰,后续的学术创新何以可能?国内有学者评论说:“提倡概念史的一切尝试,都旨在为失去后劲的文化研究寻找出路。”笔者深以为然。
   以科塞勒克为代表的德国概念史家,从语言视角切入现代性论域,聚焦“鞍型期”的社会剧变与概念剧变,同时向前后两端延伸,通过精细的知识考古,一方面揭示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结构差异,另一方面解析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结构转型,这在20世纪后期的西方学界,称得上是现代性研究的一个重大推进。在知识学意义上,概念史辞典的煌煌巨制所蕴含的语言变化信息已惊人地丰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科塞勒克还为跨学科的团队协作拟定了一套包括核心观点、基本假设、材料选取等等在内的框架性研究纲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套纲领既对概念史本身的跨语境拓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也对其他学科,譬如政治学学科的相关问题讨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关于“四化”假设的适用性边界
   在德国概念史辞典的三位主编中间,科塞勒克对政治概念感兴趣,也以分析政治概念见长。严格说来,当科塞勒克将目光投向1750年至1850年这一欧洲历史上的广义“革命时代”,并借助“四化”假设去分析这个时代的概念剧变的时候,他所出具的不仅是一个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而且是一个政治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时间化”强调未来期待对当下行动的引领作用,“民主化”突出平权时代的大众地位,“政治化”隐指话语竞争中的敌友区分,“意识形态化”喻示基于政治正确的道德制高点争夺,凡此种种,岂不就是语言之维的政治现代性特征吗?可以认为,科塞勒克不仅是一位实证功夫深厚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擅长深度理论思考的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
   准确把握科塞勒克的思想逻辑,应对“四化”假设的适用边界作必要的限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研究对象上,“四化”假设只适用于那些最基本的政治-社会概念,而不能随意推及其他。学院式的专业术语和日常性的生活术语当然值得研究,但这类研究应基于不同的假设,如果需要以假设为理论支撑的话。其二,在时空范围上,“四化”假设主要反映“鞍型期”的语义变化走势,至于在前现代和后现代能不能适用,还须做审慎考量。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把20世纪看作是另一个“过渡期”,并用“科学化”“大众化”“地域化”“流动化”来概括这个时期的语义变化特征,就反映了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新进展。同样的道理,倘若把概念史方法应用于中国语境,也得根据本土现代性社会变迁和概念演化的特殊情况,对科塞勒克的假设做必要的修正或补充。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科塞勒克在概念史研究中所做的理论思考及其达到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高度。


  





〔本文为2016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全球治理研究”(16JZD00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