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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研究论文推介|孙江:布鲁门巴哈在东亚 ——“人分五种说”在东亚的传布及文本比较
发布时间:2019-10-18

一、引言

从前,地球上没有人类,太白仙君决定创造人类。他先用粘土捏出人形,然后将其放在窑内烧烤。因为烤得时间长,第一个烤焦了,太白仙君就把它扔到了非洲,这就是非洲人的起源。第二次太白仙君很小心,但烤得时间太短,火候不到,太白就将其扔到了欧洲,这就是白人的起源。第三次,太白仙君吸取此前的教训,时间和火候都掌握得很好,烤出来的人既不黑,也不白,太白仙君很满意,就将其放在地上,这是亚洲黄种人的起源。

这是冯客(Frank Dikötter)《近代中国的人种话语》一书扉页上的一段话。这则台湾客家传说是何时出现的?冯客没有作任何说明。回顾以往关于人种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认为人种作为知识体系是18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其二则认为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冯客显然属于后者,但他将中国古籍中关于人种的奇闻轶事和近代人种知识置于直线的历史序列里相提并论,在方法论上值得商榷,借用顾德琳(Gotelind Müller-Saini)的话,他没有对中国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cultural ethnocentrism)与近代的“人种种族中心主义”(racial ethnocentrism)作必要的区分。此外,冯客对史料的使用很不严谨,误读甚多。比如,他引用徐继畲(1795-1873)《瀛环志略》(1844)“居中土久,则须发与睛渐变黑。其男女面貌,亦有半似中土者”后评论说:“这再一次促使人知道在天朝居住会使外国人(这里应指“野蛮人”——引者)半人性化”。而实际上,在这句话前有“或云”(据说)二字,表明徐继畲对人的肤色、头发和眼睛色彩随环境而变之说也未必尽信。更何况,徐继畲在这段话前对欧洲人溢美道:“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在我看来,与同时代魏源《海国图志》相比,《瀛环志略》是徐继畲根据美国传教士提供的地理学资料编撰而成,除去以阴阳五行解释自然、人文现象外,是当时比较标准的西方地理学知识,书中甚至还触及“人分四种说”。


冯客著作存在的问题说明,在围绕中国近代人种概念的研究中,研究者很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先入之见强加到历史中,创造出“非历史的”人种话语。确实,为了揭露“没有人种的人种主义”的虚构性,研究者涉足此研究,关心的与其说是人种概念本身,不如说是该概念所附着的政治内涵, 而将人种作为一种“近代知识”来考察的研究几乎阙如。


对冯客称赞有加的坂元ひろ子认为,近代中国的人种概念是中国传统人种知识和西方人种知识相结合的产物。中西是如何“结合”的?坂元没有回答。石川祯浩注意到清末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人种知识与日本之关系,特别考察了梁启超所受日本之影响,1892年发表在《格致汇编》上的《人分五类说》被作为人种分类学说传入中国的标志。张晓川认为,早在1876年《格致汇编》创刊伊始即曾刊载过类似文章,至迟在1848年人种分类知识就已进入中文世界。与此不同,前揭顾德琳批评以往研究虽然频频引用《人分五类说》,但没有一位研究者具体考察该文本到底写了什么。正如19世纪欧洲人接受自身属于“高加索人”一样,顾德琳还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自以为肤色为“白”的中国人何以会接受“黄种人”之问题。相反,奇迈可(Michael Keevak)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则考察西方人如何从“科学”的角度创造“黄色人”之问题。综合这些仅有的关于人种知识来源的讨论可知,近代中国人种概念不仅涉及中国如何接受西方人种知识之问题,还涉及所受日本影响之问题,要厘清人种概念的由来演变,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如所周知,17世纪末以降,人种作为一种关于人体分类知识体系,随着欧洲人与欧洲以外地区交往的扩大而出现。法国医生、旅行家伯尼埃(François Bernier, 1625-1688)根据其游历北非和印度的经历,将人群分为4种(1684年):欧洲人、远东人、黑色人、拉普兰德人(Lap/Sami)。  18世纪,瑞典博物学、生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也将人分为四种,分别是红色的美洲人、黄色的亚洲人、黑色的非洲人和白色的欧洲人,并赋予不同人种以不同的性格。与林奈同时代的法国博物学家、数学家、植物学家布封(Georges Buffon, 1707-1788),则将人分为六种:拉普兰德人、鞑靼人、南亚人、欧洲人、埃塞俄比亚人、马来人,他强调非遗传的气候、食物、土壤、地形等环境对人种的影响。但是,其后在人种学∕人类学领域中占压倒性影响的不是林奈的四种说或布封的六种说,也不是其他诸种关于人群的分类,而是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1752-1840)的“人分五种说”。


1775年,布鲁门巴哈向哥廷根大学提交以拉丁文写就的博士论文《人类的自然变种》(“De generis humani varietate nativa”),并以此博得教职。这篇论文先后有三个不同版本。在1776年第一版中,布鲁门巴哈因袭林奈人分四种说,但指出根据有限的人骨标本而进行分类的危险性;肯定布封的环境影响说,同时又指出这容易形成固定不变的人种观点,因为诸如肤色之黑白并非一成不变。在1781年的修改版中,布鲁门巴哈放弃人分四种说,他简单回顾道:1684年出版的“著者不明”(即伯尼埃——引用者)的日记中提到过“四人种说”,其后有林奈的“四人种说”、Oliv Goldsmith的“六人种说”、Erxlebend的“六人种说”、康德(Kant)的“四人种说”、Io. Hvnter的“七人种说”, 而根据在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新发现,应该是人分五种。接着,布鲁门巴哈阐述了五种人的分布地区和身体特征:(1)欧洲人。除拉普兰德人外,这种人分布在欧洲全部、小亚细亚和非洲北部,肤白而容姿绮丽(candidi coloris et pulcerrimae)。(2)亚洲人。这种人肤色不甚白、近乎铜色(coloresubfusco plus minus ad olinaeceum vergente),头发稀疏,北部与南部迥异。(3)非洲人。肤色黑(Nigrihomines),身材不高,卷发、颧骨突出、矮鼻。(4)美洲人。肌肤呈铜色(colorecupreo),体弱而不勇敢。(5)印度南部岛屿和澳大利亚地区人。这种人肤色近黒(coloris intense fusci),有优雅而爱好和平者,有猜疑心重之野蛮人。这便是布鲁门巴哈影响一个多世纪的人分五种说。


在1795年第三版中,布鲁门巴哈对全书进行了修订,他发现以往据以为根据的人骨标本含有因病变而畸形的标本,应该从人种分类中排除出去。对于当时欧洲流行的以肤色作为人种分类标准,布鲁门巴哈还附加了身体尺度、头盖骨的测量(额头的高度、鄂骨的大小和角度、牙齿的排列、眼窝、鼻骨等)等, 五种人具体如下:
Caucasia(colore albo)——the Caucasian race or white race——高加索人种(白色)。
Mongolica(colore glivo)——the Mongolian or yellow race——蒙古人种(黄色)。
Aethiopica(colore fusco)——the Ethiopian or black race——埃塞俄比亚人种(黑色)。
Americana(colore cuprino)——the American or red race——美洲人种(红)。
Malaica(colore badio)——the Malayan or brown race——马来人种(褐色)。


“高加索人”是布鲁门巴哈的发明,分布于欧洲、北非、亚洲西部等地,被布鲁门巴哈归入其中的有印度人,排斥在外的有犹太人,如Nell Irvin Painter所指出的,这显然有语言和政治上的考虑。布鲁门巴哈并不固执于人一定要分为五种,也不坚持白色不变的观点,意味深长的是,正是这两点成为布鲁门巴哈人种论的指标,经过大英帝国的知识中转传播,其人种学说传到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中国和日本。


二、来华西人与“人分五种说”


布鲁门巴哈的“人分五种说”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在考察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看看race的汉语翻译。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编纂的《英华字典》(1815-1823)里还没有关于race的翻译,  20多年后,race出现在其他传教士编纂的《英华字典》中。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英华韵府历阶》(1844年):race种类。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英汉字典》(1848年):offspring孽种,苗裔;the human race人类。 
罗存徳(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英华字典》(1866年):类、种。the human race人类,the black race黑种,a mixed race 杂种,a race of giants一种英雄,to exterminate the race 殄灭种类。 


在汉语语言里,“种”、“类”以及“种类”是指依据事物和人群的特点而进行区分的意思,三部字典将race译为“种”或“种类”,可以说传递了race的含义。卫三畏《英华韵府历阶》最早出现race汉译,这说明在1844年之前人种知识已进入汉语世界。张晓川在其论文中胪列来华西方人关于人种分类的言说,可惜对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异缺乏分析。以下我对西方人著述中涉及“人分五种说”的内容作一些阐释。


西方人种知识是作为“科学”介绍到中国的。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在近代第一本中文解剖学著作《全体新论》(1851年)中两处提到和人种分类有关的知识。一是在第一卷介绍人体全身骨骼后,附有一幅“五种人”头骨(见图一)。 

图一:《全体新论》中之“五种人”头骨


在这五个人头骨中,“西洋人头”很像布鲁门巴哈所激赏的美丽的格鲁吉亚少女头骨,她被作为高加索人头骨的典型。合信没有称西洋人头为高加索人,认为人是上帝“造化”的产物:“原始造化,撮土为人,命曰亚当。取亚当一肋,附之以肉,又成一女,赋之以明灵之性,予之以生育之权,使相配合,是为人类之祖。” 与三千年前人的骸骨比较可知,人的相貌在不断变化,基本上不变的只有人的骨骼:“人面各有不同,人骨固无不同也。”根据不变的人头骨骼,他写道:


天下分为四洲,人分五等。欧罗巴洲人,面长圆,皮色白,鼻高颊红,发有数色。亚细亚洲人,须发黑直,颧凸鼻扁,面色赤,眼长斜。亚非利加洲人,皮黑如漆,发卷如羊毛,头骨厚窄,唇大口阔,鼻准耸,下颌凸。米利加洲土人,皮肤红铜色,发黑硬而疏,额阔,眼窝深。吗唎海洲人,皮棕色,发黑密。


这里描述了欧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美洲人和马来人的人体特征,说亚洲人“赤色”,也许是合信根据自己的观察所作出的判断。合信从医学角度描述人体差异,明确否定人的相貌与智慧之间的关系:“人之外貌如此不同,致若脏腑功用,众血运行,无少差异。吁伊谁之力欤?奈何受造蒙恩者而竟未之思也。”


比在香港行医的合信稍早,生长于澳门的葡萄牙人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在《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847年)中,从地理学角度介绍“人分五种说”。他认为,以往人们对地球的动植物、人类所知有限,仅知道欧洲、亚洲和非洲,1492年哥伦布“寻出新域之后”,增加了美洲,后来又知道有大洋洲(Oceania),从此地球被分为五大洲。在这五大洲中,“千亿之众,分为五种,或白,或紫,或黄,或青,或黑,有五色之分”,这里对人种颜色的划分与布鲁门巴哈略有不同。玛吉士还认为,白人居住在欧洲和亚洲“东西二方”,而布鲁门巴哈认为亚洲西部有白人居住,玛吉士加入亚洲“东方”,意味着中国人和日本人也被包含在白种人之列。相反,被布鲁门巴哈视为白色的印度人、棕色的马来人(亚洲“南方”之人),则都被归入红色的美洲人(“南方之人”)之列。与合信说亚洲人为赤色一样,这也许是玛吉士个人的推测,他虽然介绍了“人分五种说”,但认识还很模糊,而且记述混乱。


令人感兴趣的是,玛吉士关于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为白的描述,与16世纪末以降来到东亚的西方人的观察相似。耶稣会士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 1506-1552)曾这样描述日本人:“肤色很白,讲究礼仪。” 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8-1606)将中国人和日本人并视为“白人”(gente Bianca)。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晚年写就的回忆录《基督教和耶稣会进入中国》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人色白,除了南方省份的一些人,这些人因身处或靠近热带而色暗(La gente della Cina bianca, eccetto alcuni delle provincie austeali, che per participare e stare vicine alla zona torrida, sono alcuni di colore fosco.)。” 耶稣会士所说的“白色”,仅仅是人身体的外在可视特征,没有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和政治内涵。在这一点上,玛吉士也持有同样看法。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人分为“下中上三等”,“夫下者,则字莫识,书莫诵,笔墨学问全弗透达,所习所务止有渔猎而已矣”,“夫中者,既习文字,复定法制,遂出于下等,始立国家,而其见闻仍为浅囿,更无次序也”,“夫上者,则攻习学问,培养其才,操练六艺,加利其用,修道立德,义理以成,经典法度靡不以序”。人的等差不是先天决定,是与后天的学习、训练相关联。


玛吉士《新释地理备考全书》(1847)和徐继畲《瀛环志略》(1844)出版时间相近,两相比较可知,玛吉士尽管叙述混乱,但完整地介绍了人分五种说;徐继畲虽然接触到西方地理学知识,却对人种叙述不感兴趣,还停留在中国传统关于“野蛮人”的描述上。魏源《海国图志》也继承了这一叙述风格。


1855年3月,香港发行的《遐迩贯珍》杂志刊载了《人类五种小论》文章。该文泛论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南洋诸岛的人群,认为人的形体和天性本来一样,但水土作用致使容貌和肤色发生变化,“是故西方博士,详察人民,以其同者合之,不同者分之,因分为白、黄、黑、玄、铜五种人之说”。文章详细且准确地介绍了“人分五种说”,并无强调白色人种优越之意图。《遐迩贯珍》同年9月号刊登的《续地理撮要》解释了个中原因:“(五大洲人类)分白、黄、黑、玄、铜五种,而实皆为上帝一家之弟兄”。 


1858年,在上海发行的《六合丛谈》,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191884)《地理·动植二物分界》一文,内容虽不如《人类五种小论》详细,但使用了布鲁门巴哈的语言来叙述人种:

近时地理家分人为五大类:一高加索类,在亚细亚者,为土耳其、亚喇伯、波斯、西域数部、阿富汗、印度,在阿非利加者,为埃及、阿比西尼,而欧罗巴则统洲皆是也;二蒙古类,散居中亚西亚、中华、日本、缅甸、安南、暹罗、日南,或云厄斯几毛亦蒙古类也;三阿墨利加类,南北两阿墨利加之土民是也;四古实类,居阿非利加,除埃及、阿比西尼及北边诸小国之外,皆是也;五无来由类,统无来由地及南海群岛,皆是也。

“高加索类”(Caucasian race)、“蒙古类”(Mongolian race)、“阿墨利加类”(American race)、“古实类”(Ethiopian race)、“无来由类”(Malayan race)分别对应于白色、黄色、红色、黑色和棕色等五种人。对于人的肤色,慕维廉并不感兴趣,和《人类五种小论》的作者一样,他似乎并不赞成人种分类说。他这样写道:

人本于一祖,而格致家察其性情形状,分为数类,地理家又考其言语及行事,分各类为若干支派,又分若干支派为若干种,分各种为若干部落,分若干部落为若干族。然凡人移居异地,数世后则言语形状俱变,故据此分类,无是理也。

在他看来,人随环境而变,根据语言和相貌所进行的分类“无是理也”。但是,慕维廉又写道:“此说人多信之,或云其中或有类,无几时当衰灭,以其地让智慧之族,乃天地万物消长之理也。” 他介绍地理学家将人分为:类—支派—种—部落—族,这五类人中的“某一类”可能会被“某一族”所灭,是否暗示“高加索类”中的欧洲人(应称“族”)对其他“类”的征服呢?慕维廉已经隐约触及到了人种优劣竞争问题。


从上文可见,在19世纪40-50年代,“人分五种说”是作为解剖学和地理学知识介绍到中文世界,无论介绍者的身份是否为传教士,都没有强调人种高下之分,甚至有的人还对以肤色区分人群表示怀疑。1870年代,伴随清朝“洋务运动”的展开,来华西方人开始大规模译介西方科学知识。1876年英国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创办的《格致汇编》是晚清中国第一本科学杂志。

                                           1876《格致汇编》中之“人分五种”图


《格致汇编》该刊第一年冬季卷刊登的《格致略论·论人类性情与源流》中,有一段介绍“人分五种”的图(见图二上)和文字,内容如下:


动物门中,人为最贵,较诸他物,识见尤高,故曰人为万物之灵也。且于见识之外,另具是非之心,有辨善恶之性,兼能言语工作,考求事理,故特别之曰人。但各国之人有不同处,约略言之,可分五类:一为高加索类,如第一图,其人皮肤色白,形体俏丽,须髯盛而识见广,身躯壮而性情勤,居于欧罗巴及亚细亚西偏,并阿非利加北鄙与亚美利加及新金山等处。二为蒙古类,如第二图,其人肤赭发黑,须髯稀疎,识见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高加索类为略次,居于中国、蒙古、西藏、高丽、日本等处。三为马来类,如第三图,其人皮肤棕色,发黑而粗,知识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视前两类为又次,居于马来与越南、暹罗、加拉巴等处。四为黑番类,如第四图,其人皮肤黑色,面目粗黧,见识甚浅,毛发黑而短而拳,若羔皮,大半居于阿非利加,又为西人带至亚美利加者甚多。五为红番类,如第五图,即亚美利加之土著,其人皮色如铜,居无定处,以游猎等为业,俗无文教。


这段文字不仅介绍不同“类”的特点,还作出高下判断:(1)高加索类,肤色白,形体俏丽,识见广,身躯壮,而性情勤。(2)蒙古类,肤色赭,识见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较高加索类略次。(3)马来类,肤色棕,知识性情与身体之强壮,较前两类又次。(4)黑番类,皮肤黑色,见识甚浅。(5)红番类,肤色如铜,俗无文教。在这段文字之前,讲述的是植物和动物,之后谈论的是人的身体和灵性,内容井井有条。紧接着又称:“高加索类之人,最讲究格致之事与各种学问,每易一代,则较前代更有进益。其余四类,学问与格致之事,久不追究,而进益之处亦少。”这和上文“见识甚浅”(黑人)、“俗无文教”(红人)在语气上很不协调。据译者称,该文“自英国《幼学格致》中译出,此书共有三百款,以后于每卷陆续印之”。《幼学格致》即Chambers’s Educational Course,《格致略论》原来译自其中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原文是怎样写的呢?


Man has been describe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as forming a special order in the range of animated beings. He is distinguished from all others by a great superiority in intelligence, and by his possessing a moral nature. He is not, however, in every country the same creature. Europe, the western part of Asia, and the north of Africa, have been possessed, since the dawn of authentic history, by a white-skinned race, the highest in intelligence, and the most elegant in form, named the Caucasian variety, as being supposed to have originated among the mountains of Caucasus, between the Black and Caspian Seas. The remainder of Asia has been at the same time occupied by an olive-coloured race, of less intelligence and vigour of character, named the Mongolian variety, from Mongolia, a country to the north of China. A third race, of black skin, coarse features, and small intelligence, have inhabited the greater part of Africa; they are denominated the Negro or Ethiopian variety. In America, when it was discovered nearly four hundred years ago, a fourth race of a copper colour, and of great intelligence, was found in a generally barbarous condition.


The white-skinned variety are remarkable for their cultivation of letters and science, and as the only race amongst which any considerable progress is made in intelligence from age to age.



将上述中文和英文原文比较可知,译者在翻译中添加了地名、国名和人种身体特征等内容,其中最大改动是,增加了原文中没有的“马来人”,将原文中人分四种改作五种。显然,除了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外,译者应该还参考了其他文本(从后文可知,日译文比较忠实地翻译了原文)。在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红番类”之后还有一段话:“此类为古人所未知者,略四百年前查得亚美利加之后,方知有此类人也。近来大半迸诸境外,任其猖獗,而所余者亦蛮憨梗化,无法以教之。” 这也是译者添加的。这段话还出现在16年后《格致汇编》刊登的《人分五类说》(1892年)一文中, 据此可以推断两篇文章的译者和作者或为同一人,很可能就是慕维廉。但是,两篇文章的风格完全不同,如果说前者是编译文,后者则是针对中国人而改写的文章。


首先,《人分五类说》的作者有意识地改动了五种人的排列顺序,具体而言改动了高加索人(白色)和蒙古人(黄色)的位置,蒙古人的头像也不同于以往的人头骨,而是一个满人男子的素描。其次,在对五种人的介绍中,关于黄种人和白种人特点的描述,与其说是人体的自然差异,不如说强调文化上的不同。有意思的是,该文并没有歧视黄种人∕中国人,但却被研究者当作人种歧视的范文来阅读。让我们来看看具体内容。 


蒙古人亦名黄人,略如第一图。



在介绍完黄种人的相貌特征后,文章写道:“心性沉静,才智灵敏,教化古远,习尚文明,喜守成规,拘泥旧见,不甚翻新立奇,别裁花样。惟性敏易学,见人新益之法,每每依样葫芦,故各种文学极易兴于此类人中,技艺精致,不殚辛劳,文教畅明,古为灵敏之最,纲常伦理亦为诸国之冠。惟好恶之性,是非之心,尚未十分精警。文弱之态,积习之气,犹未速加开通。此就大概常人而言,非尽皆如是也。”与汉人尚文的文化相对,古代蒙古人、满洲人有尚武的文化传统:“秉性刚强,习尚武事,由东而西,屡着战功,大拓疆域,以人无恒心未能久守所据之地。”


高加索人亦如白人,如第二图。


在介绍完上图欧洲白人的相貌特征后,文章刻画出与黄种人相对应的另一种文化特性:“顶圆颧高,身躯高壮,肢体勤敏,性情活泼,心思缜密,好恶分明,是非果断。喜新好奇,时欲别出新裁,竞异斗巧,不肯袭人旧套。善于运思,精于制器,金木之工,巧慧绝伦。运用水火,备极奇妙,造作舟车,更为精良。才能既高,敏慧超群,文学、政治、物理靡弗尽心讲习,格致技艺,代有进益,贸易通商,善权子母。”


阿非利加人亦曰黑人,如第三图。


在此,对于黑人的介绍,有“面目粗陋”,“性情蠢昧,识见浅隘”,因此被贩往美洲为奴,“不啻牛马”等语。非洲南部人,外貌稍有不同,如第四图。


亚美利加土人亦曰红人,如第五图。


美洲土著人肤色红棕,“体段中等,甚壮而野,孔武有力,文教最难化之。喜游猎生食,居无定处”。接下来叙述上文提到的印第安人被驱赶的历史。


马来人亦曰棕色人,如第六图。


肌肤棕黄或暗棕色的马来人,“善恶不明,好恶偏执”,“文学不多,才干颇有,变动无常,喜新好奇”。


比较上述关于五种人的介绍可知,文章虽然名为《人分五类说》,所用篇幅是不对等的,黑色、红色和棕色人完全处于陪衬位置,且对其充满贬低之词。在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对比中,蒙古人(黄种人)代表过去,高加索人(白色人)代表未来;前者内向而保守,后者开放而好动。通过这种对比,作者乃是要敦促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人之为人,总属一类,不能截分,蒙古人未尝无圆额广颡,聪明绝世者,高加索人亦非尽貌扬相美,颖悟超群者。人肯上进,何类非人;人甘暴弃,人亦非人。”


从1840年代到1890年代初,来华西方人介绍的人种知识不止布鲁门巴哈“人分五种说”,还有“三种说”、“四种说”等。但是,不要说用英文撰写的文字,即使用中文撰写的文字,长期以来也很少为晚清知识人所关心。这种情况发生改变是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由日本传入的“人分五种说”在晚清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三、“人分五种说”在日本的传布


长期笼罩在中国文化影响下的日本,17世纪以后出现以“国学”为代表的寻找日本“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思潮。与此同时,在德川幕府“锁国”政策下,从长崎吹来的“兰学”新风和19世纪来自新教传教士的“西学”信息,使一些知识人觉察到世界的变化。“明治维新”前30年,田原藩藩士渡边华山(1793-1841)向往西学,声言“古代的夷狄在古代,今日的夷狄在今日,不能以古代的夷狄来对待今日的夷狄”, 承认西方人的长处。他在文章中广征博引中国汉籍地理志、耶稣会士著作和兰学著作,时常提到新教传教士的著作,“莫利宋”(Dr. Morrison)的《英华字典》即是一例。在《慎机论》(1838年)中,渡边言及欧洲、美洲、非洲、澳大利亚洲和亚洲,认为欧洲诸国“政治的浊清,风俗的美劣,人物的贤否,虽然各不相一,大抵根据人的性情(原文:性质沈忍),以一国之法来治理······”,在“性质沈忍”之后,他写道:


在地球上,人分四种,为鞑靼种(タルタリ)、埃塞俄比亚种(エチヲヒヤ)、蒙古种(モンゴル)和高加索种(カウカス)。另,リヒウス又将人分为七种,认为诸种以鞑靼、高加索为最。西洋人属于高加索种,我国人属于鞑靼种。


“高加索种”(カウカス)是布鲁门巴哈人种学中的名词,这说明渡边已经间接地接触到“人分五种说”。但是,渡边的认识还很混乱,他的四种说不同于一般关于人分四种的分类。他说“リヒウス”(Rihiusu∕林奈)主张人分七种,到底是哪七种?没有说明,而林奈认为人分四种。此外,他将鞑靼种和蒙古种一分为二,而与高加索种相提并论,这是“兰学”者的误译,还是渡边的误解?渡边认为人类文明由东而西、由南而北移动,他确信鞑靼人素质不低于高加索人。


渡边接触“人分五种说”三十年后,即1868年,“明治维新”使日本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文明开化”(启蒙)话语下,近代人种学成为日本启蒙学者关注的对象,各种翻译∕编译作品纷纷问世。1869年,钱伯斯兄弟(W. & R. Chambers)编纂的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s被翻译为《博物新编补遗》出版,这比《格致汇编》刊登《格致略论》要早7年。该书卷之下“人种论及纲鉴”一文,相当于《格致略论》中的“论人类性情与源流”,内容很简单,以下原文与中译并列:

人ハ動物中ノ特種ニシテ聡明ト良善トヲ以テ万物ノ上ニ擢抜ス然レモ天下ノ民皆同一種ナラス世ニ正史アリテ以来白皙ノ人全欧羅巴、亜細亜ノ西方及亜非利加ノ北地ニ居リ之ヲ“コーカシヤ”種トス蓋シ黒海ト裏海トノ間ニ在ル“コーカシュス”山中ヲ此種始誕ノ地トスレハナリ此種ハ特ニ聡明ニシテ容貌文雅ナリ又“モンゴリヤ”雑種アリ皮色微黄亜細亜ノ余壌ニ居ル此種ハ聡明神気稍弟(第)一種ニ及ハス第三種ヲ“子グロ”雑種ト云フ膚色漆黒ニシテ容貌野鄙ナリ亜非利加強半ノ人民是ナリ第四種ヲ亜米利加土人種トス(マーレー人種ヲ加ヘ五種トスルアリ)此種ノ人四百年前閣龍(コロンビス)氏始テ此州土ヲ発見シタル時マテハ全ク州土ニ擾レリ膚色銅ノ如ク其ノ性魯ナリ其風俗凶暴ナリ。


人在动物中,系特殊种类,就聪明与善良言,远在万物之上。但天下之民非出同种,自有史以来,白皙之人在全欧罗巴、亚细亚西方及亚非利加之北,曰高加索种。唯黑海与里海之间之高加索山中为此种诞生之地。此种尤为聪明,容貌文雅。又有蒙古杂种,肤色微黄,散布于亚细亚。此种聪明、神气稍逊第一种。第三种为黑色杂种,肤色漆黑,容貌鄙野,亚非利加大半人民皆是。第四种为亚米利加土人种(如加马来人种,则为五种),四百年前为阁龙氏(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此洲前,此人种盘踞全洲,肤色如铜,其性鲁钝,其俗凶暴。


与《格致汇编》中译文相比较,日译文基本忠于原文,只增加了“马来种”和“阁龙氏”等。但是,日译文关于人种固有名词的翻译和来华传教士地理书中的名词相似,显然受到了传教士汉译的影响。1877年,松村精一郎在《万国地志阶梯》一书“凡例”中写道:“书中所载地名、物名之汉字,一则以《瀛寰志略》、《地球说略》、《地理全志》等为据,一则采用惯用词语,如无现成汉字,则以国字(假名或日本造的汉字)对译,外加括号标出。” 《地球说略》即1856年由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美国人祎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的著作, 该书没有讲人种,但五大洲名词皆已出现。《地理全志》是指1853-1854年由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慕维廉著作,该书第五章提到人分五种说:高加索种、蒙古种、马来种、黑种和亚米利加种。两本书加上《瀛寰志略》,成为明治初期地理书翻译参考的样本。


无论就影响而言,还是就书写模式论,福泽谕吉(1835-1901)的编译著作都值得特别一提。福泽谕吉翻译于明治以前的《西洋事情》(1866年)附有一张五种人图(下左), 从该图题字可见,这时他还在使用儒家普遍主义话语来理解“人种”:四海一家,五族兄弟。


图三 《西洋事情》(1866年)  《智慧之环》(1870年)


明治维新之后,福泽紧跟时代变化,1869年出版了《世界国尽》一书。该书由正文5卷和附录1卷构成。在第1卷“世界人民之事”,福泽采用布鲁门巴哈“人分五种说”,称“欧罗巴人肤色白,人口有4亿2千万人;亚细亚人种肤色黄,人口在4亿6千万人;居住在亚米利加山中之人肤色赤红,人数在1千万人;阿非利加人种肤色黑,人数为7千万人;住大洋洲岛上之人肤色呈茶色,人数在4千万人”。附录人文地理学(“人间之地学”)中,他又写道:“世界人种可分为五,容貌智愚各异,各国风俗生计亦不相同。”按开化的程度可将他们细分为四种特点:

野蛮人。这种人还处在混沌蛮野状态,最下等之民与鸟兽无异,非洲土人为野蛮人。该种人以狩猎为业,或食虫,或以野果、草根果腹,无慈悲心,相互争斗,甚而食人啖肉。居无定所,不事农业,衣服简陋,多近裸体。其知识固狭,不识文字,不知法律,无礼仪。
半野蛮人。这种人远高于野蛮混沌,中国北方之鞑靼、北非洲土民即此。此类人逐水草而生,食牛羊肉,饮其乳汁,偶有从事农业、食五谷者。虽有文字,然识字读书者甚少。
半文明人。这种人为未开化或半开化者,较之蛮野之人远为上等。农业发达,食物充足,艺术繁荣,追逐淫巧,文字学问兴盛,然嫉妒心深,嫌憎他国之人,蔑视妇女,有凌弱之风,“支那(中国)、土留古(土耳其)、边留社(波斯)诸国可谓半开化也”。
文明人。这种人重礼仪,尚真理,人情温和,风俗纯净,各业日新,学问月进。勤农业,事工作,百般技艺无不精进,国民安居乐业,乃得天之佑也。美利坚合众国、英国、法国、日耳曼、荷兰、比利时等国臻于文明开化之域。 


《世界国尽》问世后,一版再版,发行数不亚于福泽另一部启蒙名著《劝学篇》——其中也有类似的人种描述。“文明开化”既然是明治初期最流行的话语,自然也是利益之所在,深得此中三昧的福泽,同时还刊行《世界国尽》简本和便于携带的《掌中万国一览》, 这些书籍的不断再版,为福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


意味深长的是,《世界国尽》介绍的人种中没有日本人,福泽既没有指出日本人属于哪一种人,也没有指出日本人位于四个等级中的哪一级。在《世界国尽》“凡例”中,福泽自称该书是根据英国和美国人著作翻译而成的,“没有加入丝毫我自己的见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福泽所使用的所有参考书,仅就其参考的米切尔(S. Augustus Mitchell, 1790-1868)地理教科书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在从文明到野蛮的四等人中,福泽说“支那、土留古(土耳其)、边留社(波斯)诸国可谓半开化也”;米切尔书则道:“in disposition they are patient and industrious, but limited in genius and slow in progress.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comprise a large portion of the Mongol race.” 也就是说,日本和中国均处在“半文明开化”状态。


日本人“不在”,而在“五种人”的图像中频频出现的则是中国人的形象。《西洋事情》所附五种人图也为1870年古川正雄所编《智能之环》采用,图中亚洲人种的代表是戴小帽、留长辫的清朝男子像(见图三右)。1874年出版的慕维廉《地理全志》日译本略去有关人种叙述的文字,附有一张九种人图,图中紧接着“欧罗巴种族”的是“支那种族”。



与福泽《世界国尽》相对照,被文部省指定为地理教科书的内田正雄编译的《舆地志略》是另一种书写模式。这本书详细介绍“五种人”的身体特征、地理分布,而未进行所谓文明∕野蛮之区分,书中关于人种的汉字名词如下:莫古种(黄人)、高加索(白人)、以日阿伯哑(黑人)、巫来由种(棕色人)和亚米理加种(铜色人), 成为后来有关人分五种名称书写的参考。


当“人分五种说”在明治初开始普及时,“人分三种说”也在传播。1872年,堀川建斋撰写的《地球产物杂志》自称是根据法国地理书翻译而成,书中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种和黑人,继而又分出马来人等三种。“人分三种说”是法国解剖学家、古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 1769-1832)的学说,他早年倾向于“人分五种说”,根据布鲁门巴哈分类法解说人分五种的理由, 继而提出自己关于人分三种的主张:白色的高加索种(la blanche, ou caucasique)、黄色的蒙古种(la jaune, ou mongolique)和黑色的内革罗种(la nègre, ou èthiopique)。不过,与人分五种说相比,居维叶人种说的影响要小得多。


福泽谕吉和内田正雄的书中没有出现布鲁门巴哈关于人种的专有名词。1870年,自称根据美国地理和历史书编译的松山栋庵《地学事始》出现了布鲁门巴哈的专有名词:高加索人种(白色)、蒙古人(黄色)、卷毛人种(黑色)、美理格人种(红色)、马来人种(褐色)。蒙古人种有支那人、鞑靼人,没有日本人,该书所使用的人种图沿用前揭古川正雄《智慧之环》中的人种图。1874年,深间内基根据William Huse, Ogustin Michel, Gold Smith等人编撰的英国地理学著作编译的小学地理教材《舆地小学》,开始使用布鲁门巴哈的语言介绍五种人:

(1)高加索种或白色人种,又称欧罗巴人种,“骨相最正,容貌极美,为诸人种中改良最佳、最富才干者,宜率先臻于文明之极致”。
(2)蒙古种或黄色人种(日本、中国等多属该人种),“天性善于忍耐,勤于学业,宜升入文明之境地”。
(3)埃塞俄比亚种或黑色人种,“习性怠惰,尚未进于开化之境”。
(4)马来种或褐色人种,“性格刚烈,常怀复仇之念,极少开化”。
(5)美洲人种或赤色人种,“富于复仇之心,好战斗狠”。

和福泽一样,该书随后按照蛮夷(最下等)、未开化之人(略胜蛮夷)、半开化之人和文明开化之人四个等级来描述不同人种的特征,认为最理想的国家是美国、英国、法国和日耳曼。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874年,石黑厚《舆地新编》将人种分为“开化人种”、“半开化人种”和“未开化人种”三个等级,罕见地称日本和中国介于开化和不开化之间。1876年,千叶师范学校编辑的《初学地理书》写道,地球上有黄人种(蒙古人种)、白人种(高加索)、黑人种(亚弗利加)、红人种(亚米利加)和棕色人(巫来由),“此五种人中,最进于开化者系白人种,次则应属黄人种”。 


从以上概观可以确认:第一、人分五种说在明治初期已广为传播;第二、分类标准是基于可视的肤色和骨骼等身体特征;第三、身体差异被赋予文明∕野蛮的内涵。各类书籍介绍的“人分五种说”底本舶自英美,与布鲁门巴哈的国家普鲁士∕德国没有任何关系。


在日本近代教科书的编撰历史上,明治10年(1877)是一个重要年份,当年文部省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从此所有教科书均需文部省“检定”,国家意志体现在教科书的书写上。1894年,太田保一郎编写的《中等新地理》由东京八尾书店出版后,送往文部省“审定”。作者是“学习院”地理学“助教授”,该书供“寻常中学校”使用。一位姓“小川”的文部省审查员用朱笔批道:“不认可”,理由是“体裁疏漏,不适宜作教科书。谬误甚多”。但通观全书,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仅在人种叙述上跟其他教科书有所不同,和前揭堀川建斋《地球产物杂志》一样,采用的是居维叶的人分三种说:白种、黄种及黑种。但是,该书也夹杂着“人分五种说”:“棕色的马来人、铜色的亚米利加人都属于黄种统”。


据我所知,经由文部省审核合格的教科书均采用“人分五种说”。1879年,须川贤久《小学口授博物谈》称:“蒙古种(黄)、高加索种(白)、巫来由种(茶棕色)、以日阿伯种(黑色)、亚米利加种(铜色)。” 该书附有一幅五种人图(见圖四)。1883年出版的三桥惇《小学舆地志略》写道:“世界人类,大别有五,即蒙古种(黄色人)、高加索种(白人)、以日阿伯种(黑人)、巫来由种(马来,棕色)、亚米利加种(铜色人)。” 1886年,冈村增太郎《新撰地志》第九课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美洲人种、非洲人种和马来人种。关于人种的书写,这些经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只在人种排列顺序和汉字翻译上略有出入。

                                   图四:1879年《小学口授博物谈》所附五种人图


福泽《世界国尽》开启的以“文明开化”程度区分人种高下,仍是教科书叙述的主流。1879年,山田行无《新撰地理小志》第3章写道:“欧罗巴位于亚洲之西,为高加索白种人居住之地,土地虽最小,然人民富有智识,巧于工艺,居壮丽之家宅,着轻暖之衣服,食鲜美之食物,堪称当今世界之乐土。” 1886年,高桥熊太郎《普通小学地理书》第9章写道:“此人种中,欧罗巴人种最富有知识,学习农工商,诸事开化,故在五种人中位居最上等,又亚弗利加人种,愚昧而不事事,习惯于怠惰,堪称野蛮,是为五等人种中之最下等。” 1887年,前川一郎《万国地理小学》则有“黄色人种曰蒙古人种,住亚细亚,世界开化之始祖。白色人种曰高加索人种,散处欧罗巴、亚米利加,系人类最优秀者”;“其余三种人为人类中最劣等者”。1889年小笠原利孝《小学万国地志》很罕见地写道:“五种人中,蒙古、高加索二人种达于文明开化之境,亚弗利加以下三种皆未脱离野蛮之境”、“半开之民,自大而沉溺于虚妄之迷说,智识贫乏,器械粗糙,君主独专威权,任意抑制万民。蒙古人种多属此类”。这里所说的与高加索人一样进入文明开化之境的无疑是指日本人。


将人分为五种并分别配置在不同“开化”层次上,这种叙述模式直到1890年代末一直没有变化,是学生考试时经常出现的问题。为此,各类参考书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岩崎铁次郎《受験必携地文学问答》(1890年):高加索(白)、蒙古人种(黄)、以日阿比亚(黑)、马来人种(褐)、亚米利加(铜)。 
渡辺松茂《试験答案万国小地志》(1891年):高加索人种(白)、蒙古人种(黄)、马来人种(褐)、以斯于伯亚(黑)、亚美利加人种(铜)。 
谷口政德《受験応用万国小地志》(1891年):高加索(白)、蒙古(黄)、马来人种、亚弗利加(黑)、亚米利加(铜)。 
吉见経伦《受験応用万国地理问答》(1892年):高加索(白)、蒙古人种(黄)、马来人种(褐)、以斯于伯亚(黑)、亚米利加(铜)。


1886年,中村正直用汉文给松村精一郎《万国地志阶梯》一书作序,称:“今日教童蒙之急务,在于使其悉知海外事情形势,以渐进于开通其耳目,启发其心智而已。” 可以说,经过近三十年的教育,“人分五种说”已经成为明治日本社会的常识。


20世纪初,日本地理教科书涉及人种的内容突然减少,叙述风格也发生根本变化,甚至不再专门谈论人种。究其原因,这和1902年2月文部省颁布的“训令”有关,该“训令”规定地理教学要按洲、国顺序叙述,强调关注“日本在世界的位置”、“留意于与我国关系多的地区”。另一方面,文部省的“训令”也是教科书编纂变化的反映。甲午战争后,伴随日本民族主义的高涨,教科书关于人种叙述的内容开始发生变化。1899年,著名的金港堂出版的《小学外国地志》称世界人民分为四等:野蛮之民、未开之民、半开之民和文明之民。文明之民“崇尚礼仪,精于学术技艺,农工商兴盛,广开交通贸易,系人类中最高等,谋求快乐生活。吾之国民即是也”。日本俨然已经达于“文明开化”境地。同年,三省堂出版的《外国地理教科书》非常简单地介绍了黑种人、黄种人(蒙古种)、白种人(高加索)的身体特点,然后写道:“人类分三大类,乃是依法国人居维叶之说,然德国人布鲁门巴哈进而将黑人种分为亚米利加种(铜色人种)、黑色人种及马来人种(褐色人种),将世界人类分为五种。” 该教科书叙述混乱,仿佛先有居维叶“人分三种说”,后有布鲁门巴哈“人分五种说”。该教科书的阅读对象是中学生,不但在不同人种旁标出英文字母,还罕见地出现了布鲁门巴哈(Blumenbach)的名字。


中村正直曾经批判道,明治教科书编纂者“苟且剽窃,以射利者”。自福泽谕吉以下,地理教科书好一点的直接编译自英法文,差的一点就近“剽窃”日文书,同时教科书之间大多互相模仿。1902年,井原仪《中等教育外国地理教科书》仿照三省堂的做法,在短短数行人种介绍文字中也提到了布鲁门巴哈的名字。早见纯一是英文专家,其1902年出版的《中等地理教科书》在简述蒙古人种(Mongolian race)、高加索人种(Caucasian race)、亚弗利加人种(African race)、马来人种(Malayan race)和亚米利加人种(American race)之后,与三省堂《外国地理教科书》相反,在文中加入几行小字:“又,法人Cuvier将其区分为白人种(White race)、黄人种(Yellow race)和黑人种(Black race),白人种指高加索种,黄人种只蒙古种,黑人种中有亚弗利加、马来亚和亚米利加三人种。” 


撇开抄袭问题不谈,换个角度看,“人分五种说”在教科书中的淡化以及与“人分三种说”并列记述,标志着布鲁门巴哈学说在明治日本传播三十年后地位发生动摇, 而大致在同一时期,“人分五种说”通过日本传入了中国。


四、“人分五种说”在清末民初的传布


甲午战争给中国知识界以巨大冲击,在致力于政治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保种”、“保教”话语里,人种是时时被言及的话题。


1895年3月,严复在《直报》发表的《原强》一文写道:“天下之大种四:黄、白、赭、黑是也。”严复似乎赞成人分四种说,但这不妨碍他的文化种族主义优越感:“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区以别之。” 即,中国从来就没有被其他种族统治过,在人种分类的差异结构中,“黄”并不意味着半文明、半野蛮。1896年8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载的《变法通议》写道:“数千年来,蒙古之种,回回之裔,以虏掠为功,以屠杀为乐,屡蹂名国,几一寰宇,力之强也。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 古今人种兴衰经历了从“力之强”到“智之强”的转变。和严复一样,梁启超也把近代欧洲的人种话语置于中国历史中来把握。由此可见,与明治日本启蒙学者不同,两位中国启蒙学者关心的不是人种学说本身,而是与人种话语有关的历史和政治问题。


戊戌变法前后,真正以人种为题撰文的只有唐才常。1897年,唐才常在《湘学报》发表连载文章《各国种类考》,不仅告知读者其知识来自何处,而且随处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写道:

《万国史记》亚细亚为人类初生之地,他洲人民皆自此转徙,阖洲人口约五亿,人类大致三种,曰蒙古种,曰高加索种,曰马来细亚种。案此指亚细亚大洲言,非西人所言巴比伦犹太之亚细亚也。盖人类之生,中国最早,他国皆由中国转徙,毫无可疑。若西人谓挪亚之子闪,居亚细亚大洲,不足据。

《万国史记》是日本人冈本监辅用汉文撰写的历史教科书,传入中国后被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唐才常这段话涉及与人种有关的三个重要问题:


第一、关于人种起源。唐才常否定《圣经》中的人类起源话语和中国人种“西方起源”学说,认为中国是人类文明的起源地。


第二、关于人种分类。文中出现蒙古种、高加索种和马来细亚种等,这些都是布鲁门巴哈的用语,如果结合文章其他部分所谈到的黑种人和红种人,可知唐才常了解“人分五种说”。其时,以往传教士所介绍的人种知识开始为人们关注。如,1898年3月《知新报》刊登的广东番禺人黎祖健撰写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夫大地既划为五洲,而人类亦界以五种焉,曰中国蒙古人,曰高加索人,曰阿非利加人,曰马来人,曰亚美利加土人,以肤色辨之,则所号为白人、黄人、黑人、棕人、红人是也。” 从人种译名看,其与《格致汇编》上的《人分五类说》完全相同,黎祖健大概阅读过《人分五类说》。


第三、关于人种等差。唐才常将黄种和白种置于同列,将其他人种置于另一序列。和严复一样,唐才常提到“马来西亚种”,但除了身体上的可视差异之外,涉及该人种的历史则付之阙如,也许在他们看来,与非洲黑种、美洲红种被征服的历史相比,“马来西亚种”不具警世作用。唐才常写道:“黄白智,红黑愚;黄白主,红黑奴;黄白群,红黑散。” 但是,黄白并不是对等的:“惟高加索族,技艺精微,冠绝五洲。”此外,高加索族还具有征服他者的能力。因此,唐才常虽然主张文明起源于中国,但中国人∕黄种的优越性在“过去”,不在“现在”,他实际上承认白种∕高加索族的优越性。关于这一点,可从他关于黄白“通婚”的“通种说”中看出。


在“通种说”中,唐才常认为“通种”乃是“立天国、同宗教、进太平”的必然途径。在他列举的“通种”十条理由中,其中第六条透露了这一想法的来源:“日本怵欧种之强,闵亚种之弱,乃下令民间与欧仁婚姻者不禁”。唐才常显然知道福泽谕吉弟子高桥义雄(1861-1905)所提倡的通过黄白通婚将日本人改造为白人的主张, 所不同的是,唐才常的“通种说”不是将“黄”改为“白”,而是通过与白种通婚,强化“黄种”。他写道:“吾故谓能速通黄白之种,则黄人之强也可立待也。”在这里,“通种”不仅是人类进化的必然,也符合人类大同趋势:“故夫通种者,进种之权舆也;进种者,孔孟大同之微恉(旨)也。” 


历经戊戌变法、义和团之后,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有关人种的叙述总是与满汉民族问题相关联:满汉是一体,还是完全不同的族群?赞成前者的是改良派,赞成后者的则是反满革命派。在前述唐才常所提到的三点中,人们关心人种来源和人种等差,对于人种如何分类不甚关心。在反满革命派的文章中,一般只是象征性地提到人分五种,相比之下,更常提及的是黄白黑三种说,因为后者简洁地表征了中国的处境:强者为白种,弱者为黑种,在白种和黑种之间的是黄种。1903年,上海发行的《外交报》刊载一篇文章,在详细介绍地球分为五大洲后,说:“其居民分为三种,曰多雷利亚种,曰高加索种,曰尼格罗种。多雷利亚种居亚细亚洲、南北美洲,高加索种居欧罗巴洲,尼格罗种居亚非利加洲。三种之中,以高加索种为最强。”


曾经赞成人分四种的严复,其看法似乎有所变化。1905年,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提到人可区分为戈哈赊、蒙兀、尼古罗三种。“戈哈赊”即Caucasian的音译。1906年,严复在其编译的《政治讲义》中介绍最新的人种分类知识,内容如下: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列支孺斯(Ru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以割面为椭圆。黑人色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


在这里,严复关于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肤色区分人种的说法并不准确,但中国人直接提到布鲁门巴哈名字的并不多。此外,他还注意到人种乃是不同分类标准的产物。最后,严复说:“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他似乎阅读过著名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的著作,后者力倡人种同源说,试图证明汉语和古希伯莱语之间的相似性。


尽管人分五种说在清末思想界鲜有论述,但在普及公共知识的教科书里却被广泛提及,这和清朝政府推行的政治改革密切相关。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以后,各地建立的新式小、中学校对教科书的需求量迅速增大。1902年和1903年,清政府先后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1904年1月13日,又在正式颁布的一系列章程里具体规定各学科的教育目的和内容。如,《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对于地理教学要求:“其要义在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其爱国之心,兼破其乡曲僻陋之见。”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地理课:“其要义在使知地球表面及人类生计之情状,并知晓中国疆域之大概,养成爱国奋发之心;更宜发明地文、地质之名类功用,大洋五洲五带之区别,人种竞争与国家形势利害之要端。” 根据清政府的教育方针,黄英在《蒙学地理教科书》中称传达知识的目的在于启蒙, 管圻《中国地理新教科教授法》强调“凡教小学校地理,须授以本国国势之大要,使之理会关于人民生活之状态,且以养成其爱国之精神”。


清末中国的教科书大都根据日文教科书改编而来,但就地理教科书而言,与日本教科书强调“文明开化”不同,中国教科书偏重“种族竞争”。1904年钱承驹《蒙学地文教科书》直接了当地称:“我国民,黄色人种也。二千年来汉族文明,焜耀大地,今几为白人所掩并焉。为国民者,果何以洗雪斯耻,以无负亚洲大陆地文之发达乎。” 在人种排序上,日本教科书是白种和黄种互有先后,而中文教科书一般是先黄种后白种。钱承驹《蒙学地文教科书》写道:“动物类中之最占优等者曰人,人种有五,一黄色人种,二白色人种,三红色人种,四棕色人种,五黑色人种”,“黑种最下,生于斐洲及绕赤道诸部,所谓黑奴是也”。此外,中文教科书很少推崇白种人,相反常常歌颂黄种人。陶浚宣《地学歌》有道:“五方之土中央黄,黄种贵于白,赤棕黑蚩氓”,“亚洲本为文明祖”。因此,中国的教科书虽然脱胎于日文教科书,却很少完整介绍“人分五种说”的内容。1905年出版的谢洪赍《学部审定最新地理教科书》是不多见的例外,该教科书写道:
全球人数,共约十五万万,可分为五大种。一曰黄种,亦名蒙古利亚种,肤色黄,面平鼻低,发黑而直,居亚洲之东部北部,数约六万万余。一曰白种,亦名高加索种,肤白眼碧,广额隆鼻,毛发褐色,居欧洲及亚洲西南部,而移殖美洲、澳洲、及非洲海滨者亦多。人数略同黄种。一曰棕种,亦名马来种,其貌与黄种略通,而肤色黝黑,居南洋诸岛,数约五千万。一曰红种,亦名印第安种,目深发疏,肤现铜色。美洲之土人也。数只一千五百万。一曰黑种,亦名内革罗种,厚唇缩鼻,肤黑如墨。非洲之土人也。数约二万万。

清末教科书一般以肤色和地区来表述人种, 很少出现“高加索种”名词,而文中“内革罗种”(黑人)则是日文教科书中所没有的。接着,谢洪赍在《文化》一课中将人种与野蛮、半开化、文明等结合起来叙述:“今惟白种人日近文明,而黄种人则犹有滞居半化之列者。若夫黑棕红三种,则大都野蛮而已。”所谓“文明之民”,是指“工商记忆,穷极精巧,智慧发达,学术深邃。尊德义而贵礼让,人民又富,国家巩固”。谢洪赍在该教科书第四册《外国地理》下卷欧洲部分,将白种人进一步分为腊丁、条顿和斯拉夫三个民族,称“三族之民,播迁各洲,以其才艺高出他族,故所至握其大权。民俗知耻自重,不拘小节。教育普及,风俗敦厚。……土地既沃,民多智巧,故农业繁兴,工艺竞起,而航业商务,遍及地球”。如果说上述长段引文依据的是19世纪日本地理教科书的话,其后半部则参考了20世纪初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内容。


与谢洪赍《学部审定最新地理教科书》不同,两江学务处审阅的黄世基《初等小学地文教科书》书名仿照日本地理教科书,内容却更像19世纪来华传教士撰写的地理书,第四课《人种》写道:
人亦动物而最灵者也。然性情状貌,因所居而异。居热带者,物产丰饶,衣食易足,故性多昏惰。居寒带者,资生甚难,终身拮据,故性多愚鲁。惟温带气候温和,物产均足,最适于蕃息发达。全球人种,大别之有无。一蒙古种,即黄色人。二高加索种,即白色人。三内格罗种,即黑色人。四马来种,即棕色人。五亚美利加种,即铜色人。

人的身体和智慧差异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该书附有五种人图像(见图五),图中蒙古种是没有辫发的汉人形象。


图五 《初等小学地文教科书》所附五种人图像

同样由两江学务处审阅的王邦枢《初等中国地理教科书》,采用同一图像(见图五),措辞大致相同,第十二课《种族之别》写道:

五洲人种,族派甚繁,而大种凡五。居亚洲东北部及北部者,为蒙古利亚种。居欧洲及亚洲西南部者,为高加索种。居大洋洲及南洋群岛者,为马来种。美洲之土人,曰印第安种。非洲之土人,曰内革罗种。大抵居温带者肤黄色,居寒带者肤白色,在热带者肤黑色。


在强调“种族竞争”上,很多教科书都将“苗族”作为反面教材,称其为竞争失败的典型。由蔡元培校订出版的《最新高等小学地理教科书》有所不同,第15课《人种》称:“我国人概属黄种,细分之有六(汉族、蒙古族、通古斯族、土耳其族、西藏族、苗族)”;“新疆西北部,则有高加索种,南洋琼州岛,则有马来种”。即,作为黄种人的中国人是由蒙古种、高加索种和马来种所构成的混杂民族。


“人分三种说”在教科书中也有呈现,但并不多见。余謇《地理略说》写道:“人类不齐,近世学者皆谓其同出一祖,其后因所居之地气候不同渐致改变,遂有种族之分,分之之法,或以毛发,或以头颅,或以皮色。今就毛发,分之为三大类,每类又可析为若干支。”“直发种”为有色人种,“思想较高于绒发种”;“拳发种”大半为白色,故称白种,“此种中多数人之智识高于他种”,“高加索族为拳发种内思想最高之族”;“绒发种”淡棕色到黑色,“此种人思想极劣,无有能光于历史者”。该书对黑种人充满歧视之词。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人分五种说”仍然是教科书人种叙述的主流。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新系列《新国文》第六册“人类一源说”课写道:“世界人类之种族,大别之有五。曰黄种,曰白种,曰黑种,曰红种,曰棕种,肤色同矣。而以风俗语言之歧异,又各别为无数种族,如黄种有汉族、蒙古族,白种之有条顿、腊丁族是也。” 继而写道:

当今之世,黄种最繁,白种最强。我国人民,皆黄种也,余则日就衰减矣。太古之人,穴居野处,茹毛饮血,所谓野蛮之民。越时既久,始有畜牧之业,家室之居,而民智固陋,民心涣散,所谓半开化之民。沿及近世,智慧发达,学术开通,道德高尚,政治完备,则所谓文明之民矣。今日世界之人,文明者存,愚昧者亡,乃自然之道也。


在经历从清朝到民国的政治变革后,关于黄种的叙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口“最繁”一词替代清末教科书常见的“半开化”一词,将黄种与红、棕、黑三种区别开来,但黄种是否已经成为“文明之民”呢?文中的表述很暧昧。有意思的是,在后来的修订版中,编者在《中国人文地理概要》一节中写道:
世界人民,黄种最为繁盛,而我国尤繁盛中之代表也。开化既早,学术奥深。惟多不适于今世。近年逐事变更,已日进为文明之民矣。苟能实事求是,共励进行,则语言、文字、宗教、政治、实业诸端,何患不臻优美之点哉。

几年间,作为黄种的中国人俨然成为“文明之民”了。高扬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说是民国教科书有别于清末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新成立的中华书局在1913年刊行《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该书在介绍世界人分五种后称:“五种中,欧罗巴种最强,差足颉颃者,惟我亚细亚种,余非奄无生气,即行将澌灭。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天演之公例也。”


1915年,上海会文堂书局发行的《高等小学新国文模板》认为部落和国家分别为人种进化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声称:“世界人种,分黄白红黑棕色五类。黄白二种,早已由部落而成国家,红黑棕三色人民,则未脱野蛮旧习,散为部落,甚且并部落而未成者。呜呼!优必胜,劣必败,红黑棕三种,民质陋劣,已渐归淘汰矣。” 在人分五种的序列里,白种为优胜劣败的正面教材,红黑棕为反面教材,黄种唯有发奋图强,方能免于落入红黑棕种被淘汰的命运。这种叙述在1920年代的教科书中仍不难见到。如,陆费逵等编《新式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写道:“吾人黄种也,鉴于棕红黑三种之衰亡,将速筹自振之策乎?抑甘蹈其覆辙乎?” 该书附有一张五种人图(见图六),图中着汉人装的男子与白人并肩而立。


图六 《新式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所附五种人图


五、人种概念:一个比较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


从时间上看,中日接受“人分五种说”既各有自己的路径,又互相影响。1838年,渡边华山提到布鲁门巴哈学说中的“高加索种”,不过,准确地介绍“人分五种说”的是来华西方人士,明治日本人在编译地理学和科学书籍时,从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著作和《瀛寰志略》的汉译名词中受惠甚多。当1870年代“人分五种说”在日本迅速普及并成为公共知识时,来华传教士所译介的人种知识在中国影响甚微,鲜为人提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人分五种说”逐渐淡出日本中小学教科书时,中国新式小学校课堂却渐采用此说。除去少数例外,中国教科书里的人种知识均来自日本,可以说,“人分五种说”的传布既是由西到东被翻译和改写的过程,也是中日双方知识互动的产物。


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在谈到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时,强调概念史研究要打破从词语到事物和从事物到词语的简单循环。来华传教士选择以“种”、“类”或“种类”翻译race,传达了race所具有的差异特征;而被翻译为人种或种族的race,受中日两国不同政治文化的制约,在使用中各自又呈现出不同的内容。


在日本语境里,比较1838年渡边华山和1869年福泽谕吉的人种叙述可知,渡边在坚持儒家“夷狄”话语的同时,试图将人种分类说纳入这一话语体系之中,而福泽则撇弃儒家话语,在文明∕野蛮二元对立下表述近代人种概念。然而,对于福泽等明治启蒙学者而言,接受“人分五种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难言之隐,即“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如果肯定“人分五种说”是科学,日本尚处于“半文明、半开化”的地位,那么是否意味着天皇也是“半文明、半开化”的存在?正如将“国家神道”置于所有宗教之上一样,要想回避天皇在“人分五种说”中的尴尬处境,只有将其视为超历史的存在:现人神。


“文明开化”可以让日本摆脱黄色人种在文化上的劣等地位,但无法抹去作为“半文明、半野蛮”烙印的“黄色”。围绕如何与白种人同一化这个问题,1884年,高桥义雄刊行了一本震世骇俗的著作——《日本人种改良论》。高桥认为,日本人在身体上劣于白种人,唯有采取与白人通婚的方式,混血、再混血、再再混血,如此下去,日本人最终可以变成白人。高桥是福泽谕吉的学生,福泽给这本书作序,无疑赞成以通婚进行人种改良。与白种人同一化和对黄种人的差异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脱亚论》,公言“谢绝亚洲恶友”,要与邻国中国、朝鲜等非文明国断绝来往。1904年,倡言“文明开化”的田口卯吉(1855-1905)甚而从语言上论证日本人非黄种人,而是属于印度-雅利安语系的白人种。一方面接受“人分五种说”中日本为黄种人的话语,另一方要从黄种人中挣脱出来,这种思想分裂是近代日本的一面镜子。


在谈到戊戌变法前维新知识分子人种知识的来源时,顾德琳质疑石川祯浩将《人分五类说》视为对布鲁门巴哈学说的忠实介绍,这无疑是正确的。我想进而补充的是,传教士小心剔出黄种人在人种分类中的不利地位,强调人类一元、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其叙述策略可谓深思熟虑,深得中国士人之心。无论在政治上主张改良,还是倡导革命,他们都从中国文化和历史中获得了对未来的乐观看法,认为通过“种族竞争”可以达到与白种人同等地位。


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在接受和讲述“人分五种说”过程中,很少有人关心布鲁门巴哈学说当中那些生硬的专用名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发行的《清议报》刊登许多涉及人种的文章,“高加索”一词只有一次指称白种人:“自欧土以外,莫不为高加索族所蚕食,臣妾而奴伏之,其幸未饱虎狼之饕餮,为黄种留一块者,独亚洲耳。” 大致与此同时(1899年4月),滞留英国的清朝外交官张德彝(1847-1918)在日记中写道:“西国以天下人之面色分五大种,曰白黄红紫黑。”精通英语的张德彝将五种人名称音译如下:白人为“阔喀西安”,黄人为“蒙勾瑞安”,红人为“印的安”,紫人为“普欧里内斯伊安或马来安”,黑人为“呢格娄”。在日记另一处,他提到了“杜尔文”关于“人近猴类”的进化论。作为满人,张德彝对于汉人世界喧嚷的人种话语似乎感受到了某种危险。政治赋予人种意义,也在改变人种的原有含义。在反满革命派的“人分五种”言论中,人种概念与民族概念常被混在一起使用,大多数情况下说的不是人种问题,而是作为与满人区别的政治武器。比较而言,清末教科书里的“人分五种说”因为传递的是被视为“科学”的知识,在“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初期被原封不动地作为“共和国教科书”来使用。


冯客在其著作开篇引用客家人关于人种诞生的故事,乃是要表明中国人对“黄色”的认同(identity)伴随着对“黑色”和“白色”的否定。如果将客家故事置于中日近代“人种”概念再生产的过程中加以咀嚼,文中出现的“亚洲”、“非洲”、“欧洲”等名词是到20世纪才普及的,19世纪比较流行的名词是“亚细亚”、“阿非利加”和“欧罗巴”等。同样,文中“黑色人”、“白色人”和“黄色人”等“人分三种说”也是到20世纪初才为中国知识界所议论。在近代中日两国泛滥的对黑种人、棕色人和红色人差异化的文本中,人们很难找到白种人“劣等”的内容。台湾客家人当中的人种话语是何时被制造出来的?它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有无关系?冯客在引用时似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

孙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院长。本文收录于孙江所著《重审中国的“近代”:在思想与社会之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