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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研究论文推介|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发布时间:2019-10-19


【提要】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发展、运用和特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西方的一些intellectual概念作进一步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研究,同时也能揭示中国学界至今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误读及其相关论说的偏差。汉语“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概念史问题,也是思想史问题;而将“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挂钩,则是理解上的问题。“知识分子”概念史清晰地表明,此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概念。

【关键词】智识者(Intellectual),知识分子,中国特色


中国学界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兴趣和探讨,是在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在20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以启蒙与批判的姿态重返社会以后,在了解了西方intellectual概念以后。“文化热”之后,“知识分子热”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许多学者对知识分子问题做过专门论述。就总体而言,中国知识界、包括世界华人学界几十年来对intellectual概念之定义的讨论,其大概框架都大同小异,方法是西方的,基本观点也是西方的。


本文试图从概念本身出发,(一)反思西方概念给我们的启发、(二)阐述中国“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及其内涵、(三)探讨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发展、运用和特色。笔者的基本观点是:“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虽然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它在中国产生亦即确立之时,几乎完全中国化了,并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本文的基本立论是:知识分子 ≠ intellectual。(出于行文的考虑)为了避免文章中过多出现英语intellectual一词,更为了强调intellectual与“知识分子”的区别,本文将intellectual暂且译为“智识者”。智慧+卓识+学者的“智识者”,比较符合西方对intellectual的一般理解,因为这个西方概念除了它的基本涵义及不同理解外,或多或少地含有“精英”的意味。 


鲁迅与他的同时代人在谈论“智识者”、尤其是“知识阶级”的时候,涉及和援引的基本上是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英文译之为intelligentsia),汉语较为贴切的翻译是“知识群体”(“知识阶层”),也就是当初文化界偶尔用音译方法移译的“印贴利更追亚”。本文的论述范围只限于“知识阶级”概念产生之后的前一、二十年,最晚追溯到1949年之前。在这之后,“知识群体”的自我认识以及社会对“知识群体”的认识,几乎都已见之于前期发展。


01

对“智识者”定义的思考


中国知识界以西方观念论述“知识分子”(本文中的“智识者”)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指称一般不是民间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也不是《现代汉语词典》所列意义上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家、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越用越滥;然而,鉴于《现代汉语词典》毕竟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语言实践,有人提出“一部更负责任的词典应当列出国际通用的intellectuals的意义,作为第二定义供参考。” 毫无疑问,从概念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与西方的“智识者”是不能划等号的。在论述intellectual的文章中运用与之相去甚远的“知识分子”概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换言之,再精湛的论述,似乎也改变不了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已有的“知识分子”概念。这不仅因为语言实践有自己的规律,约定俗成的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更因为“知识分子”概念有自己的产生原因和发展史,有它自己的涵义。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维特根斯坦)。


知识分子 ≠ intellectual。对一个初学英语或其他西洋语言的中学生而言,这个论点肯定有些突兀,双语词典中可是把两者划了等号的。对一个生活在西方或在西方生活过的华人而言,也许多少能够领略两个概念在中国与西方学术和日常生活中的差别。而一个对这两个概念稍有研究的人,也许会说这种说法毫无新意,早有文章谈过它们的差别。本文所要论述的也正是差别。然而,知识分子 ≠ intellectual,说的不是翻译的准确与否,也不是当代中国人对“智识者”在理解和观念上的深浅问题,及其“知识分子”概念的实际运用与观念之间的差距问题。如果真正摸透了汉语“知识分子”和“国际通用的intellectual的意义”,我们也许能发现,其实这两个概念原先就是各说各的,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是不相等和无法互译的。


我们先对西方的“智识者”概念作一个大概考察。罗宾斯(B. Robbins)认为,智识者“具有政治和职业两层色彩” ,这种界定似乎符合“智识者”这个现代概念产生以来的大概状况:智识者既有自己的职业,也有超乎职业的社会影响。笔者赞同一个智识者可以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未必是一个智识者的说法,这也是不少西方学者所认同的一个观点。关键是衡量的尺度,比如,席尔斯(E. Shils)认为智识者的基本特征是“对世界本质和社会规律的不平常的反思” 。另外,笔者以为“职业内职业外”之说言之有理,但不能绝对化。在“智识者”这个现代概念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里,没有职业却不愧为智识者的人大有人在,一个原先有职业的智识者由于种种原因(如坐牢,流放或者失去劳动能力等)而失业者亦不乏其人,社会不会因为其“无业”而剥夺其智识者地位。同样,由于种种原因而只能阶段性从业的智识者,人们也不会称之为“阶段性(间断型)智识者”。这样看来,“两层色彩”恐怕并不是关键性的因素。


虽然西方对“智识者”概念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各自都有自己的侧重面, 但是,它基本上指的是一种类型的人(群),这些人因为他们的“才智”(intellect)亦即他们的“理性”(reason)而产生影响,常常获得超出一般人的社会荣誉。或者说,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智识者的时候,主要不是看他的受教育程度(虽然必要的、全面的或比较高的教育程度往往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尺度),而是取决于他的脑力劳动和精神活动的性质。他具有(不是内行或专家意义上的、而是博学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现实、给人启迪的开创精神;不管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还是冷眼旁观者,他的目光是批判性的;或者,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这种说法是德国《迈尔百科全书》对智识者的定义, 是一种强调智识者主导精神潮流的“精英”观念。在整个定义中,当今那种在论述智识者的时候似乎必然提及的批判精神、对公共领域的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介入显得相当淡薄。这大概是辞书定义的特点:就事论事,就词论词。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在接受西方智识者观念的时候,似乎过分看重诸如萨义德(E. Said)所主张的智识者“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 。笔者以为,探讨“智识者”问题的一些名家论说,不仅包括智识者是什么,而且还常常包含智识者应该是什么;说的是一种理想类型。因此,我们应该分清概念与理念或理想的区别。其实,西方在就概念论概念的辞书中或一般人对智识者的理解,很少把那种在一个(人文)学科具有真知灼见、以生产观念和思想为职业的一流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不管他是否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介入。以《迈尔百科全书》中的“他也可以是一个与社会通行的行为方式或观念保持很大距离的人”为例,我们是很难把陈寅恪那样的大学者排除在智识者之外的,他那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无疑是智识者的典范。还有王国维所说的“夫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 ,或如“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 顾颉刚。这里所突出的是智识者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有出众的才智,有开阔的視野,有怀疑的能力,有批判性的思考,有主見、智慧和造詣。需要指出的是,能做到其中的一两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因为智识者毕竟也是血肉之躯。


福柯(M. Foucault)用“特殊智识者”概念与“普遍智识者”概念相对应,视后者为对观念和理想等大问题感兴趣的文人、作家,前者则是一些专家和学者,他们的立足点是自己的具体领域。福柯认为现实生活中只有具体的智识者,比如写小说的作家、绘画的画家、作曲的音乐家、教书的教授等等,专业知识和真知灼见赋予他们质疑和批判的可能性。应该说,福柯只是提出了“特殊智识者”的概念而已,而他的解释或曰他所谈的现象,早就存在于西方对智识者的认识之中:自律的、沉思的、独立的智识者,也就是那些创造“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 的人,福柯本人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J.-F. Lyotard)所说的“智识者已经死亡”, 雅各比(R. Jacoby)关于“最后的智识者”的悲壮警告, 说到底,指的只能是一种类型的智识者、或曰传统意义上的智识者,而不是智识者的全部。“具体的智识者”是死不完的。


西方经典辞书或智识者论中的“智识者”概念,通常都会提及两个源头,一是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二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这里不包括intellectual概念的词源与早期用法)。中国学界在讨论“知识分子”概念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新词亦即“外来词”,所以常常也会追溯这个概念的欧洲本源。尽管对“智识者”起源的译介已经不少,笔者出于后文论述的必要,再对这个概念的来源作一简要叙述:


源于俄国的概念是指那些由沙俄出于改革之心派到西欧去学习、然后回国的青年贵族,他们了解了近代以来的西欧科学文化、思想观念、社会秩序以及生活方式,回国以后深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落后和社会状况的丑恶,因而产生了一种对现行秩序的强烈的疏离感和背叛意识。这样一批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具有强烈的反判精神、尤其是道德批判意识的群体,被称为“印贴利更追亚”(“知识群体”,“知识阶层”)。法国的“智识者”概念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有关。犹太血统的德雷福斯上尉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而被判处终身监禁。1898年1月23日,左拉在巴黎《曙光报》上发表了写给共和国总统的《我控诉》。次日,该报又跟进一篇众人签名的宣言书以示《抗议》,为德雷福斯辩护。在抗议书上签名的,都是些著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后来,这批为社会的正义辩护,批判社会不公的人士就被他们的敌对者蔑视地称之为“智识者”。从法国的源头来看,这个概念一开始其实是贬义的。不管后人对“智识者”概念有多少分歧和解说,这两个源头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不同的诠释中。


对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责难,是中国知识界不少人已经知道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对《现代汉语词典》“知识分子”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之诠释的指斥:


从这样的释义中,不要说已然看不见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就连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被这一释义所掏空,它剩下的只是一个“文化”和“脑力”的躯壳。对知识分子如此理解,应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如果把这种共识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化”,无疑是一种带有历史隐痛的“化约”。[……]因此,由《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共识,对“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概念上的不完整,毋宁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历史性的退步。


这类讥弹指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概念首先不符合俄国和法国传统,其次不符合“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传统,第三,它还说出了“中国化”亦即“历史性的退步”的年代。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本身就过于简单化,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化约。中国是否存在俄法意义上的智识者是一回事,而中国是否存在一个相应的概念来指称这类智识者是另一回事。中国当然也有intellectual,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通用的概念能够与之匹配。如果说“知识分子”概念是对西方概念的一种“化约”,那么,这种“化约”并不是20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事。对此,后文将作详细论述。


 我们再以一部德国的、或许也是德语最具权威的大百科全书《布洛克豪斯》为例,它对Intellektuelle(intellectual)的定义,就字面而言,似乎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有些接近,认为智识者指的是受过教育并从事精神、艺术、学术或记者等工作的人,他们的能力和志趣建立在才智(Intelligenz)的基础上。这个定义明显侧重于智力,似乎与俄国“印贴利更追亚”的词源相近。其实,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英语:intelligentsia)字根为法语的intelligence和德语的Intelligenz,而这两个词的共同词源是拉丁语的intelligere:认识,理解,选择。19世纪上半叶,德法等国用这个概念指称受过一定教育、经过启蒙、主张进步的人。此词于19世纪六十年代进入俄国以后,逐渐转化成俄国激进派的专有名词。今天,德法两种语言中的Intelligenz和intelligence,指的依然是“知识阶层”(知识界)或“洞察力”。1910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也是从intellect一词出发,强调intellectual不同一般的认识和理解能力及理论水平。 


    中国当初对英语intellectual概念的介绍,很长时期只是停留在“智力”(拉丁词源)阶段,没有把人作为主体。邝其照的《华英字典集成》(1882年一版,1923年七版)译intellectual为“聪明”、“灵敏”;翟理斯的《华英辞典》(1912年版,1892年初版)译之为“心靈”;唐敬杲等编撰的《新文化辞书》(1923年版)译之为“智力的”。这些例子或许能告诉我们,一个概念有其发展过程,而且,我们需要分清(a)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区别以及(b)理念与概念的区别。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智识者”与俄国激进派“知识阶层”是一种政治理念或曰宣言式的概念。但是,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今天所说的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传统智识者)、organic intellectual(有机智识者)和specific intellectual(特殊智识者)是左拉们所不知道的。同样,俄语的“知识阶层”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然而,作为概念的Intelligentsia一词依然如故,也就是鲁迅那代人偶尔提到的“印贴利更追亚” 。


02

中国“智识者”诞生的年代问题


张灏认为1895至1920年前后大约25年时间,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关键年代,其主要变化,一为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林毓生把19世纪末活动于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视为中国第一代智识者。尽管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智慧+卓识+学者的大家,但在时代划分上,他们只能是中国智识者的前身(或曰“前智识者”)。如同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家是现代智识者的前身一样(有人甚至从希腊罗马说起),但是,谁也不会称伏尔泰和狄德罗为智识者。同样,人们可以认为中國的“知識階層”發韌於春秋戰國,定型於秦漢,嬗變於魏晉南北朝,以後各代皆有所傳承,形成了一個綿延不絕的傳統。然而,这里所说的的传统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及“士风”与“仕风”的结合。


中国学界可能或多或少受到鲁迅晚年曾想写一部以中国四代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之启发,常可见到为中国“智识者”排辈数年代的归纳,而且还和鲁迅的小说设想一样,章太炎为第一代, 过一二十年又多一代。毫无疑问,智识者离不开特定的时代;但是,特定的时代有不同的智识者,或曰同一个智识者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活动和反思。一生跨四、五代的巴金属于哪一代智识者?(写《激流》时的巴金是智识者,写《随想录》时的巴金也是智识者。)如果鲁迅用文学的手法、像老舍写《四世同堂》一样写四代读书人的身世和遭遇,应该说是可行的。学术上也一样:不少学科史之分代不但是有益的,而且还是必要的。但是,智识者不是一个学科,或曰是不少社会学科所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在接受西方intellectual基本认识的前提下,给智识者分代(例如许纪霖的研究),甚至用横线切法、以生辰年代断代, 是很值得商榷的。智识者毕竟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写他们也许比写一个时代的工人阶级状况要复杂得多。从思想和哲学角度出发,智识者的思想来源和倾向以及追求目标经常是隔代的、跨国的、越世纪的,不应用第一代过渡、第二代开拓、第三代陈述之类的机械模式分前三代后三代(以1949年为界),“中轴”说(前三代的“五四”,后三代的“文革”)与“轮回”说(即“过渡”、“开拓”、“陈述”之轮回)也只是为模式而模式之设定, 必然会出现漏洞或牵强之处。


还是从西方intellectual基本定义出发,晚清康有为之辈在社会属性上是不应该属于中国第一代智识者的。这样的话,也没有必要(如中国学界常见的)为了顺应西方“智识者”基本定义而把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称为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智识者。照学术常规,Intellectual这个词本来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智识者。
邓腾克(K. A. Denton)联系中国语境谈论literati这个词的时候指出:


英语中的literati这个词常被用来称谓中国的传统儒士,一般而言,他们缺乏我们在运用intellectual这个词的时候所联想的那种自主精神。 


邓腾克一方面指出了士大夫不是西方意义的“智识者”,另一方面强调了英法思维传统中对“智识者”的一个主要特征,即精神和思维的自主性。我们无疑要把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那些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智识者”与以前的士大夫区分开来,这不是因为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晚清士大夫还不知道这个新的概念,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样的社会属性,他们只能是中国最后一代“士”,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有识之“士”。后康、梁时代,中国智识者才登上历史舞台。朱自清的划分也许是有道理的:


 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残余的“士”或“读书人”自然也还有,不过只是些残余罢了。这种变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一段,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在这过程中也曾尽了并且还在想尽他们的任务,跟这时代世界上别处的知识阶级一样,也分享着他们一般的运命。 


严复说,1905年废除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梁启超认为现代观念出现的“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 。智识阶级便是废除科举之后的产物。然而,(如康、梁对后代的影响)从它的发展而言,可以追溯到新式学堂的开设,如杨荫杭回忆所说:“清季学堂初开,凡称学界中人者,自成一阶级,民间则呼为‘吃学堂饭者’。” 不过,当时的“吃学堂饭者”,一般还是“学而优则仕”。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后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之废除,则彻底切断了读书人与官僚阶层的自然联系。


胡适1918年回国以后,发现新学堂的学生“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種无能的游民” 。教育制度的改革,从体制上造就了智识游民。辛亥革命之际,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成了一支可观的“游民”大军。曼海姆(K. Mannheim)认为“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是智识者的两大特点。然而,独立漂浮的群体并不就是智识者。按照葛兰西(A. Gramsci)对传统智识者的著名界定,智识者通常是独立的、自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集团利益之上,代表着社会之普遍的真理、正义和理想。


废止科举的同一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中国第一代智识者,大多是新派留学生。同盟会之前,中国各省留日学生于1901年秋冬组织“中国留学生会馆”,学界代表吴禄贞致词中说:“此会馆之于中国,无异美国之独立厅。” 1902年冬,“中国青年会”在日本成立,宣告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在反清救亡的运动中,中国的智识者诞生了。如果说废除科举造就了智识阶级,那么,我们或许可以把1905年前后的一系列反叛活动视为中国智识者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把废止科举与同盟会成立的前后三五年视为中国智识者之诞辰,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1903年暮春的《革命军》则可视为中国智识者登上历史舞台的一篇最响亮的宣言。 


    “大将军”、“女侠”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与俄国“印贴利更追亚”有不少共同之处:一、这些与众不同的新人,多半都是接受了西方教育,具有西方知识背景的年轻人。二、他们回国以后所面对的是(至少在他们眼里)处于蛮荒和落后状态的国家,因此他们要求改革和西化。三、他们所面对的大众基本上是“愚昧的”文盲,因此他们自觉担当起启蒙的重任。四、他们多少与1860年以后常被用来指称俄国积极的、常常是搞极端的革命者的“印贴利更追亚”有相通之处。


03

“智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的产生

中国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产生于民国以后,早期的通用说法是“智识阶级”(或“知识阶级”),后来才渐渐派生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约定俗成、沿袭至今。鲁迅于1927年10月在上海劳动大学作的一个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指出:“‘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 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 其实,爱罗先珂的演讲是在1922年;在这之前已经有“知识阶级”的说法。在西方(中国亦然),很多人对intellectual(智识者)和intelligentsia(知识阶层)不作明确的区分,甚至把它们同等看待。但从欧洲概念史的角度来看,两者毕竟不是一个词,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这不仅在词义的层面上,更在于俄国和法国历史上的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以及那些被称作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的人在他们国家所起的社会作用。从中国的“知识阶级”这个新词的组合来看,它更多地取自俄国的“知识阶层”概念,而且,它一开始就被看作“群体”“阶层”或“阶级”;“智识者”概念中的那种个体性和独立性几乎完全缺席。另一方面,与俄国概念相比,中国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俄国传统的“知识阶层”词义,也不是十月革命前的“知识阶层”词义。“知识阶级”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与我们今天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俄国的“知识阶层”和中国的“知识阶级”概念的诞生毕竟相差半个多世纪,而且它们各有自己特有的语境。虽然俄国也说一个阶层,然而它的精英特色是很明显的。到了19世纪末,精英化愈演愈烈:当时的知识阶层中有革命与保守之分,立宪与民粹之别,还有少数坚持传统、为人民代言的人,所有这些人的精英特色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中国“知识阶级”在其产生的时候,精英观念是极其淡漠的,至多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而感到高人一等而已。不仅如此,这个概念产生以后便马上出现了“淡精英化”趋势,或曰“平民化”趋势(后文还将详述)。


章太炎似乎对“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颇为不满:“实则吾国阶级制度向不发达,自总统以至仆役,仅有名职之差别,何必多此智识阶级之名称,[……]” 看来,时人不一定都把“智识阶级”视为一个西洋特殊概念的汉语译词,只是“智识”加“阶级”而已。何为“智识”?梁启超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广求智识于环宇” ;他论教育应当“品行、智识、体力皆包于是” 。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发刊词中说“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他在《隨感錄》中谈论“国民底智识快点普及” 的重要性。以上所引“智识”,也就只是“知文识字”而已;当时还有音乐智识、历史智识等等“知识”。当初的“智识阶级”与“知识阶级”两种用法也没有高低之分,似乎只是各人喜好而已。1928年10月24日,弘一大师致信丰子恺谈论他对《护生画集》读者对象的意见:“[……]今所编之《护生画集》,专为新派有高等小学以上毕业程度之人阅览为主。”又说画集编辑之宗旨:“第一,专为新派智识阶级之人(即高小毕业以上之程度)阅览。至他种人,只能分获其少益。[……]” 


舒衡哲(V. Schwarcz)曾试图在五四运动的框架内概括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过渡,认为那些不再能够保留自己原先那种启蒙先知的自我形象、然而却想跟上时代变迁的人,改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也就是政治化的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成员,或曰属于一个大的、富有阶级意识之政治体的“知识分子”(knowledgeable elements)。舒衡哲这里所说的“改称”时间与历史事实有差错,开始使用的是“智识阶级”。另外,舒衡哲所说的“政治面貌”,也不符合当时知识阶级的整个“阶级”状况。尽管如此,她所用的knowledgeable elements把握住了概念的内涵,它不但是“知识分子”、也是“知识阶级”的本义。也许是中国人用惯了“知识分子”概念而不再推敲这个词组,舒衡哲所强调的knowledgeable elements可以让我们在词组的层面上重新思考“智识阶级”或“知识分子”概念。舒衡哲所说的“知识分子”,强调的是“有知识的”人,是群体的一个“分子”或“成员”。如同俄国的“知识阶层”更多的强调“知识”和“群体”,这些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以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不管“智识者”概念与俄国19世纪有多么深厚的血缘,人们(至少在欧美)在谈论“智识者”的时候,无疑更亲近于西欧传统,或者说,很少把“智识者”说成一个阶级或阶层。中国“智识阶级”概念在产生的时候,已经偏离了当时西方对“智识者”的一般理解,而成了俄语“知识阶层”的汉语字面转译。


王立达认为现代汉语的“知识”一词借自日本的佛教语汇。其实,羅存德的《英華字典》(1866/1869)已经把knowledge与“知识”相对应,19世纪直到五四前后的双语辞典几乎都是如此。明治早期,knowledge意义上的“知识”一词由中国进入日本。“分子”一词也在《英華字典》里已经用来翻译“part”、“portion”、“share”,当时这个词在中国和日本基本上只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 明治后期,“分子”获得了“整体之一部分”或“组成部分”的意思并用于人类,这个新的语义于19、20世纪之交进入汉语。《新爾雅》便把个人称为社会的基本“分子”。 


笔者所见的中国最早用“智识阶级”翻译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出处,来自一篇译自日语的文章。《东方杂志》第十五卷第四号(1918年4月15日)登载一篇由君实译日本国《外交时报》的文章,题为《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文中保留了原文中翻译Intelligenzia的“智识阶级”:


赫善及巴枯宁皆出身贵族,然继其后之崔涅许斯克,乃为农民出身僧侣之子,此亦可注目之事也。自是以后俄国之社会运动,渐次脱离贵族,而入于“智识阶级”(Intelligenzia)之手。 


“知识分子”一词也许是日本的山川均所创,他于1920年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发表题为《苏维埃政治的特质及其批判—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文章;1921年,这本杂志又发表了山川均和山川菊荣合作翻译的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知识分子”明确作为俄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译词。然而,“知识分子”概念没能在日本站住脚(日语用“知识人”指称知识阶层的成员),却在二十年代中期开始被中国人使用。李柏(W. Lippert)认为,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用“知识分子”代替“知识阶级”,更明确了这个概念指的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社会阶层。中国“知识分子”概念的“版权”是否属于共产党人,是值得商榷的。无论如何,“知识阶级”在二、三十年代依然还是相当流行的说法,而且明显多于“知识分子”。


    宽泛的“知识阶级”以及后来的“知识分子”概念并不把智识者排除在外,讲的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以及社会分工而产生的阶层。因此,汉语中才有可能存在“小知识分子”这种说法;而一个博学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智识者,也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已。一个能够包容乡村教师和萨特这样的思想家的概念,显然不符合西欧历史经验,也不符合俄国传统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宽泛的概念必然使之失去锐气。法兰克福学派向来以为智识者应当是每一个时代的批判性良知的承担者。


04

“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在中国的特色及其命运

有学者认为,左联之后“知识分子”概念开始含有贬义,且“智”被改为“知”。这与史实不符。鲁迅说爱罗先珂在中国提出“知识阶级”概念的时候,“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 骂知识阶级的人往往来自知识阶级。“智识阶级”似乎一开始就略含贬义,批评知识阶级几乎是一种时尚。1919年,杜亚泉在《知识阶级之团结(谈屑)》一文中说:“此八九年中,吾国内一切罪恶,皆当由智识阶级负责任。” 钱穆亦说中国知识阶级“于民国初年,加倍捣乱之功[……]。知识阶级,日愚日腐[……]。” 梁启超1923年1月13日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里说:“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 如果说上述议论多少出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时事发展有感而发,那么,在一个激进的时代,瞿秋白之所谓“知识阶级,究竟是什么东西?” 已经属于基本属性上的贬责。1919年12月6日《平民教育》上的一篇文章谈论“知识阶级”的口气是:“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 不错,这正是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倾向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以及相当一部份激进青年中开始滋生的时候。“知识阶级”概念在中国确立和普及之初,也是中国人跟着苏联人骂知识阶级之时。可见,这个中国概念先天不足,反智主义使“知识阶级”概念一开始就遭到了被贬低的命运。


“知识阶级”以后的世路又怎样呢?笔者想简要地从三个方面或三条路考察“知识阶级”概念的境遇:首先是民粹主义,它是“知识阶级”概念登场时的“伴娘”,一开始就使这个概念失去了精英色彩。民粹主义与反智主义联手,造就了中国化的、民间俗称的“受过教育的人”的“知识分子”概念。第二是左派路线,视“知识阶级”为“社会赘疣”,不但“没有真实的智识”,而且成了打击的对象。第三是自由派观点,多少给中国的“知识阶级”增添了一点光彩。然而,就总体而论,自由派“知识阶级”概念的精英色彩不涵盖整个知识阶级。 


鲁迅以19世纪俄国知识阶层为说,提出了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因此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鲁迅的“真的知识阶级”定义包含了社会关怀和批判精神两个重要因素,而“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的看法,早已见于李大钊之辈所鼓吹的民粹主义(populism,又译平民主义,大众主义,群众主义)。李大钊虽然认为知识阶级应该“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 但是,这在他那里是建立在民粹主义基础上的:“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 李大钊甚至认为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是打破知识阶级的运动,是加入劳工团体的运动。” 中国知识界开始运用知识阶级概念的时候,虽然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民粹主义亦即其最著名的主张:“到民间去”。中国教育界接过这个观念,也就引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中国的民粹主义也发端于此。确实,在五四后期,一种新的观点,或曰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在中国蔓延,宣传知识阶级不仅要教导劳工,而且也要向劳工学习。虽然民粹主义没能在中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社会思潮,但它作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精神要素,深深地影响了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群体,如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列主义者,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激进派,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知识界人士。中国共产党一再宣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思想,早已见之于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民粹主义,见之于“到农村去”的口号,或“工人即学者,学者亦工人” 之观念。这是中国早期“知识阶级”概念最重要的思想和社会背景。民粹主义尤其为以后的马列主义知识阶级观铺平了道路。


中共“一大”会议在智识阶级问题上存在分歧。李汉俊认为应该联合智识阶级,使党成为公开的组织与和平的政党;李达和陈公博拥护他的观点。刘仁静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智识阶级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一般应拒绝他们入党;同情他的观点的有鲍怀璨。一年后的中共“二大”申明,“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 之后,瞿秋白划分了新旧两种知识阶级,“一部分是士绅阶级的,是以议员、政客为职业的旧的知识阶级,他们是‘社会赘疣’”;另一部分是“学校的教职员,银行的簿记生,电报电话汽船火车的职员,以及最新鲜的青年学生,是新经济机体里的活力,正在膨胀发展,—这是新的知识阶级。” 瞿秋白认为“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阶级意识和经济基础是早期共产党人论说“智识阶级”的主要依据。张太雷在《少年共产国际》创刊号上署名 Chantaly 发表文章,开篇便说:“智识阶级,因为他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并且因为统治阶级需要他做压迫他阶级的工具,他很有钻到统治阶级里去的机会—所以常常是一个反革命的。”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将买办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化入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智识阶级(“极端的反革命派”);华商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属于中产阶级之高等知识者,也就是“半反革命派”。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此文引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共产党成立后五年半时间里的各种言论,几乎都为以后的知识分子概念和政策埋下了伏笔。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里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同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了“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与这篇高度赞扬知识分子的文章相比,延安整风运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知识分子一落千丈。1942年2月21日,康生传达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目前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最无知识,工农分子反而又一点知识。” 毛泽东有关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所谓新概念迅速传播开来。其实,早在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就说过:“中国的知识阶级,刚从宗法社会佛、老、孔、朱的思想里出来,一般文化程度又非常之低,老实说这是无知识的知识阶级,科学历史的常识都是浅薄得很。” 1949年1月7日,“中央组织部对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的含义的解释”中写道: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 


“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 确实,从二十年代起,左派贬斥知识阶级,自由派以知识阶级为骄傲。胡适等人在1922年5月创刊的《努力》周报上代表自由派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倡好政府主义,这些人的观点就是胡适后来所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义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膀上” 。这里表达的主体性的诉求,很可能来自留学欧美的人对西方“智识者”概念的认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在智识阶级” 。从二十年代的《努力》、《现代评论》到三十年代的《独立评论》和四十年代的《观察》、《新路》、《世纪评论》等,如果说胡适以及胡适派学人群主持的这些刊物能够充分体现那个时代中国自由派的价值谱系,那么,这些多少属于同仁性质的刊物,亦能反映出他们的知识阶级观和知识阶级立场。胡适创办的以评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刊1923年10月停刊一年多以后,《现代评论》于1924年12月创刊。发刊词中说:“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科学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是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现代评论》的骨干力量,大部分是出入于欧美同学会的年轻教授。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创刊,出自胡适之手的《〈独立评论〉引言》中称:“我们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智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精神。”胡适以后还说,创办《独立评论》是为了“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应该说,胡适标榜的独立精神以及良知和对绝对权力的怀疑, 最能体现西方“智识者”概念。胡适之辈不仅毫无附庸感,而且自我定位为现代中国的指导者和精神领袖。例如段祺瑞提出召开以军阀、政客为主体的“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之后,胡适那批“现代评论派”(因其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也有“东吉祥诸君子”之称)对此极感兴趣。《现代评论》发表文章,说当时中国政治上有三大势力,除了有兵权的军阀和有政治势力的政治家之外,还有“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此,善后会议必须有“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亦即“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鲁迅时而把这些留学归来的“现代评论派”教授亦即“特殊知识阶级” 称作“正人君子”或“文人学士”。这些称呼出自向来刻薄的鲁迅之口,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就连自称“平常是对于私怨最不计较的人”的周作人,也“不惜抹下脸来与曾经有过交际的现代评论及陈源先生吵闹”, 尖锐地说“一部分‘知识阶级’作段[祺瑞]章[士钊]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 当然,自由派知识阶级中有各色人等,各时期也有不同特色,本文无法面面俱到。二、三十年代较为有名的还有与“现代评论派”分庭抗礼的《语丝》派,其中包括后来自认为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 的鲁迅和林语堂那样的“吾民”(林语堂在其作品中常以“吾民”称中国的知识阶级)。也有被视为自由知识界言论阵地的《大公报》报人。1917年7月1日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大公报》第二天起便开始评述复辟闹剧。7月5日,主笔兼经理胡政之在论评《忏悔之机》中说,张勋复辟“则历来之政府、各派之政客、有智识之国民,要皆不能辞其咎,故今日实予吾人以忏悔之机。今后国中智识阶级之人务当各养实力,各尽职责,勿图利用他力以排异己,勿更逾越常轨以致两伤。”另外还有那个当年自办《文化评论》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或“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至于西南联大学者群,还得另写一章。


05

“受过教育的人”

不管是民粹主义、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三者使用“知识阶级”一词的时候,均视其为一个(“附庸的”或“主导的”)群体。就概念本身而言,“知识阶级”在中国产生的时候,似乎和“智识者”或曰左拉式的法国传统没有多大关系,与俄国的“知识阶层”(知识群体)却有着血缘关系。时人论述知识阶级的时候,一般也以俄国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据。当鲁迅说“其实中国并没有俄国之所谓智识阶级” 的时候,他当然知道这个概念的来源,更何况他以为“知识阶级”一词是爱罗先珂引入中国的。然而,这个词在“引进”中土的时候, 已经不完全是人们在讨论“智识者”时常常提到的那个俄国源头的1860年代的“印贴利更追亚”了。从19世纪六十年代人的斗争和颠覆精神,到19、20世纪之交,尤其是1905年革命失败之后俄国知识群体的重大转折,偏离了原有的革命精神,“几乎全部叛变和变节。” 接着是十多年的脱离现实、不得民心。十月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能够独立思考的“印贴利更追亚”受到排斥,剩下的大多是附属于无产阶级的印贴利更追亚了。这些便是中国“知识阶级”概念的俄国和苏联背景。而从这个概念在五四时期开始确立的时间来看,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波及。


斯大林统治下的、相对于西欧还极其落后的1920年代、1930年代的苏联的实际情况是:初中毕业就成了(或被称作)“印贴利更追亚”。这个界定已经使俄国传统意义上的“印贴利更追亚”面目全非,也与西方通常的“智识者”之特定含义相去甚远。这种大众主义的诠释也完全体现于“知识阶级”这个中文概念(“中学以上学校的学生”)。换言之,中国的“知识阶级”以及后来由此派生出的“知识分子”概念,主要是苏联模式的:知识分子是与工农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


什么是1920年代、193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回到“knowledgeable elements”的说法,也就是说,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被视为知识阶层的一员。“印贴利更追亚”之汉语表达“知识阶级”在中国产生不久(几乎在它产生的同时),它的“定义”就是宽泛和笼统的,而不是智识者的那种“精英化”的定义。很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文学研究中诸如“五四时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像”之类的文章,我们见到的是涓生、子君之类,《沉沦》中的他,《一件小事》中的我;当然,孔乙己也是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说智识者是带有精英色彩、对观念感兴趣的人,而“印贴利更追亚”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那么,中国的“知识阶级”在它产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它与俄法概念的区别。如前所述,中国的“知识阶级”与俄罗斯的相同,是一个集体概念;然而,把中国的“知识阶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共同观念或社会理想,只是“受过教育的人”。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亦即知识阶级的成员或者真正的“智识者”,我们也许只能从历史的角度作历史的考察。对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存在大量文盲的国家来说,至少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众眼里,一个知文识字的小学教师便也成了“知识阶级”的一分子,“书呆子” 则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这便是当时的中国产生和运用“知识分子”概念的语境。他们可以是怀揣中学文凭的青年,也可以是一般记者,庸俗文学作家,文化部长,贫庸的数学教授或哲学教授等等,或者是那种西方意义上的智识者。虽然(尤其是民间俗称的)“知识分子”似乎也有一些精英化的味道,但却让知识阶层的成员与真正的智识者之间的区别荡然无存。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应该用“知识分子”翻译intellectual或者反过来用intellectual翻译“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显然,汉语中至今还缺乏翻译intellectual概念的词汇;或者说,表示水准、洞察力和造诣的intellectual在汉语中至今没有概念范畴上的公认表达。还言之,《现代汉语词典》“知识分子”定义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假如把它翻译成intellectual或者把intellectual翻译成大众所理解的“知识分子”,那便是错误。错误的环节不在定义,而在于用两个不相等的词进行对译。把“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对应,只能是方枘圆凿。比如,把“倪奂之这个小知识分子”一类的句子译成英语或其他任何一种西洋语言,西方人是看不懂的,“臭知识分子”之类的表达更会让西人惊讶。


06

总结:“知识分子” ─ 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

伏尔泰之后最让法国政府头疼的,当数萨特。当法国政府镇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斗争时,萨特公开反对法国的非正义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右派势力中有人主张以叛国罪逮捕这个狂妄的人。戴高乐总统却说:没人敢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让智识者爱怎么搞就怎么搞吧。这大概就是法国民主、自由、宽容的立国原则。俄罗斯及苏联的智识者却多半受到排挤和打击。智识者在现代智识者两大源地的命运告诉我们,研究智识者,应将他们置于一定的时代和社会体制中,并考察他们在特定时空中的思想和行为。同样,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关于智识者的著名论说,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特定的时代与环境,其分歧也或多或少地来自历史的变迁。


中国和世界华人学界对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非难,一般以为“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之定义是1949年共产党执政以后的事。这是对历史的误解。“知识阶级”亦即“知识分子”概念在它产生和确立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非精英化的、描述“受过教育的人”的概念,其语境是一个落后愚昧的中国,思想背景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这三个主义的主要引进渠道以及俄国“知识阶层”概念在构词上给中国“知识阶级”打上的烙印来看,中国“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至少在它产生和最初发展的时候是俄国以及苏联式的,与法式概念或传统几乎无缘,并与世界发展长期脱节。


自法国大革命起,艺术家与作家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化运动中不断步入社会广场;随着印刷媒体的扩张和改善,这些人至19世纪末找到了他们的用武之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智识者团体的成立(比如国际笔会)以及智识者的许多宣言、公开信、集体行动和大会,形成了欧洲智识者的鼎盛时期(R. Rolland 罗曼·罗兰,S. Freud 西格弗里德·弗洛伊德,H. Hesse 赫尔曼·黑塞,P. Valéry 保罗·瓦莱里,H. Mann亨利希·曼,C. von Ossietzky 奥希耶茨基,K. Kraus 卡尔·克劳斯,J. Ortega Y Gasset 奥尔特加-加塞特)。研究智识者的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也产生于这个时期(J. Benda 朱利安·班达,K. Mannheim 卡尔·曼海姆,A. Gramsci 安东尼奥·葛兰西)。虽然不能说中国的同时代人对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与实践一无所知,然而,当时少得可怜的一些“即兴”译介,基本不在讨论智识者的框架之内。之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社会由于其封闭的体制,对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智识者的一些重要反抗行动,更是所知无几,比如乔治·奥威尔(G. Orwell)和亚瑟·凯斯特勒(A. Koestler)对斯大林专制统治的批判,让-保罗·萨特(J.-P. Sartre)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柏特兰·罗素(B. Russell)抗议原子弹的活动,诺姆·乔姆斯基(N. Chomsky)反对越南战争,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大赦”)的成立。中国几乎一直被排除在世界关于智识者的讨论之外,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补课。


虽然中国的“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概念是苏俄的舶来品,但是,它明显缺乏俄国传统的“印贴利更追亚”根底,而十月革命后的那种被阉割的“印贴利更追亚”观念在中国生根。当论述智识者的经典观念在欧洲产生的时候,1936年的苏联宪法将“印贴利更追亚”定为“中间阶层”,也就是敌我矛盾中与工人农民划在一起的非敌对力量。这种苏联模式对中国“知识分子”概念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正因为苏联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已经变质,已经不是人们谈论智识者时所理解的真正的“印贴利更追亚”概念,中国舶来的只能是赝品。问题是,苏联人至少还有寻根的可能,挖掘“印贴利更追亚”的真谛,而中国说来说去只能是“受过教育的人”而已。换言之,借鉴“印贴利更追亚”而在中国产生的“知识分子”概念,是一个中国化的、自成一体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法式和俄式概念相比,“知识分子”概念只能是非驴非马,是中国自己的“牛”。因此,中国才会出现“妇女知识阶级”、“流氓知识阶级”、“伪知识阶级”、“中产知识阶级”、“人文知识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穷苦知识分子”、“农村知识分子”、“普通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等等数不清的说法。其根源是“知识阶级”或“知识分子”被视为集体,一个阶级或阶层中自然会有各色人等。


当时的中国是否缺乏对西方“智识者”的角色及作用的理解、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智识者”呢?我们知道,像鲁迅那样的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智识者,反社会潮流,反国家权威,完全起到了西方所理解的智识者的作用。胡适以知识和社会良知为基点的独立精神,“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充分体现了智识者的风范。大义凛然的闻一多无疑具有萨特的秉性。然而,汉语中却没有出现如同intellectual一样的特殊范畴或概念来形容这类人。中国自有“印贴利更追亚”或“智识者”,但没有特指这部分人的概念,而且至今如此。这里说的不仅是汉语语境里缺乏“智识者”概念的位置,实际生活中的智识者也常常因此而失去应有的“名分”,他们只不过是“知识”“分子”而已,因而时常会出现将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所说的智识者相混淆的现象。论述intellectual的文字已经不少,对汉语“知识分子”定义的指责亦很常见,然而,论述者无奈还得用“知识分子”一词阐述问题,常给人捉襟见肘之感。瞿秋白在谈论中国革命实践急需无产阶级思想代表的时候曾说:“‘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 ,我们也许可以用“狗耕田”的比喻来形容用“知识分子”概念套用intellectual概念的情状。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191-204页,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