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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作为“记忆之场”的江南文脉
发布时间:2019-10-30
回顾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悖论:从打倒孔家店到重建孔家店。前者基于现代国家的建构欲求,试图挣脱传统的束缚;后者因应全球化的大潮,亟需寻找支撑健全社会的传统资源。确实,急速来临的全球化造成了一个单调的后果:匀质化。我在拙著《重审中国的近代》序言中称之为:天下很近,家乡很远不是吗?多样性被同一化,边缘性被中心化,许许多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不复存在;伴随历史见证个体自然生命的终结,活生生的记忆正在消失。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在其主编的《记忆之场》导言中劈头写道:“历史在加速”(Accélération de l'histoire)。鉴于这种危机感,十年前(2009年),我们南京大学组建了记忆研究团队,通过对南京记忆场所的寻寻觅觅,发现南京的本真性,进而捕捉现代中国社会巨变的痕迹。本次会议的主题名为“江南文脉”,何谓“江南文脉”?我觉得可以置换为“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生造的词汇,由场所和记忆两个词构成。在诺拉那里,记忆之场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记忆之场有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三个特点。就江南文脉而言,其实在性与其说是地理的、自然的空间,毋宁说是表象的、再生产的空间。惟其如此,其象征性才能或抽象或具体,其功能性方能勾连过去、现在与未来。文化记忆理论大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在阐释文化记忆的功能时认为,“功能记忆”(das bewohnte Gedächtnis)就是主体通过记忆来取舍过去,在时间性中再构事件,从而赋予人生以价值标准。基于对“记忆之场”的认知,作为记忆之场的江南文脉应该具有以下三层意涵。

无锡寄畅园  图片拍摄/孙 江 教授


第一层意涵是当下主义présentisme)。江南文脉具有历史的实在性,关于江南文脉研究的当下主义看似体现在文献的整理、纪念物的修复、口述的记录等方面,实则不然,这仅仅是表层的,远远不够。请注意,江南文脉的英译文:Jiangnan Contexttext是文本,con是将文本勾连起来并形成连绵不断、断断续续的关系。因此,强调江南文脉的功能性很重要,这种功能基于同一性原则赋予集体认同以轮廓——如纪念活动、复兴地方传统等,从而将所需之记忆现在化。另一方面,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江南文脉不仅是人们追寻的客体,更是自身能说话的主体,具有回忆功能。集体记忆理论创始人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说,回忆是进入集体记忆的前提条件,不管何人或何种历史事实,只要进入记忆中,就会转化为教养、概念、象征,从而成为社会观念体系中的一部分。

关于江南文脉的研究不限于给职能部门提供方案,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团体策划文化活动,组织各种展览、音乐会、地方性的群体活动等。为避免当下主义的滥用,强调江南文脉的“过去主义”(passéisme)的掣肘作用是有必要的。简言之,构建和诠释过去不应忘记对本真性authenticity)的追求。江南独特的历史传统、语言和习俗凝聚了本真性的要素,它所涵盖的历史不是缩小版的普遍历史;江南有自己的文脉,其历史/记忆即便是他者表象的产物,也蕴含杂质性中的本真性。有朋友问文明和文化有何区别?在我看来,文明侧重外在,可以输出;而文化强调内在,不可输出。你可以把无锡的园林搬到北方,但你无法把园林所依托的文化打包运走。

仅有当下主义和过去主义还不够,有关江南文脉的挖掘必须有“未来主义”(futurisme)的牵引。这里的未来主义不是单线的,而是复线的,源于过去、指向未来,惟有缩短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期待之间的距离,有关江南文脉的挖掘才可能是一种具有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的行为,借用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江南文脉应是“未来的过去”(future’s past)。为此,必须铭记在江南文脉作为“记忆之场”之前,还存在记忆之穴trou de mémoire——共同的忘却,而对后者的眷顾必会唤起我们对江南文脉自身多样性、边缘性的渴望。

(本文系孙江教授于20191030日在“第二届江南文脉论坛——家在江南分论坛”上的发言,文字由孙江教授本人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