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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传染病话语——转折期的日本近代国家与卫生
发布时间:2020-02-04

预防传染病话语

——转折期的日本近代国家与卫生

阿部安成著,孙茜译

01

引言

       近代秩序从各个方面规训人的生活,“卫生”所表象的规范紧紧地制约着人的身体和精神。“卫生”一语并非近代翻译语,而是明治政府内务省第一任卫生局长长与专斋从古汉语中借用而来的。长与在视察欧美的医生制度时,常常听到sanitary、health、Gesundheitspflege等语,“起先,仅仅从字义上加以理解,并没有往深处想,但随着调査的深入,发现这些词不单是保护健康的意思,······还具有保护国民健康的特殊行政组织的意思”。这个组织除医学外,还动员其他科学,“是剔除危害人生、完备国家福利的组织”,不仅预防传染病,还“救济贫民、清洁土地、疏浚上下水道、市区邻里的建筑规划······以及对食品的标准的规范”,“举凡关乎人们生活利害,无论大小,尽皆掌管”,是“国家行政的重要机关”。长与看到的这一机关的名称即Sanitts-wesen、öffentliche Hygiene。

       因此,在起草1874年颁布的“医制”之际,围绕“适用于健康保护的事务”一语的翻译,如果“直译原语,就不能使用健康或保健之类的文字,而简单生硬的翻译缺乏明白晓畅的含义,令人索然无味。这时,长与想起《庄子·庚桑楚篇》里的“卫生”一语,“虽然和本书(指《庄子》――引者)的意思稍稍不同,但是,字面高雅,朗朗上口”,于是,长与决定选择“卫生”。这里所说的“本书的意思”即“顺其自然”,用自然方法来治疗疾病。但是,正如后文所述,由长与所开始使用的近代意义的“卫生”的用法,包含了与愿意稍稍不同的个体的、能动性的意蕴。亲身体验欧美近代的长与在欧美的“发现,以及对古典的“重新阅读”,致使“卫生”一语在近代转折期的日本获得了“新生”。

       当然,近世日本,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正如“养生”一语所表征的,存在着如何使人避免生病的规范。因此,近代“卫生”问题实则是从与“养生”有关的问题中派生出来的。在此,“养生”与“卫生”有时是同意语,有时是前者向后者转换,总之,随着近代“公众”或“国家卫生”的出现,经验性的“民众知识”即“养生”被彻底驱逐出近代秩序之外。

       但是,近世的养生论是关乎“日常生活的诸方面”的概念,如果这一概念包含了关于身体和精神的规范的话,需要一问的是,病人的身体和精神在“养生”与“卫生”之间是如何被作为问题提出来的,进而,如果“公众”或“国家”的卫生的出现是以霍乱这种急性传染病的流行为契机的话,对于因病菌而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关注,可以看到人与人在日常生活上结合的规范。

       因此,本文以下将讨论在致使“卫生”观念和行为融入人们的生活上的契机――1870-80年代出现的预防传染病的谱系是如何被叙述的?具有怎样的内涵?也即,本文的课题乃在于讨论生活于近代这一时空中的人们的预防传染病话语的谱系。

       为广大人群所熟知的治病方法到了近代逐渐为成立伊始的权力秩序所否定。作为其代价,要消解不断袭扰人们的各种新的不安,就必须建立新的秩序。近代权力在消解疾病带来的不安问题上,将其试图建立的秩序,置于健康、清洁和卫生等价值的确立上。也即,为了防止疾病的蔓延、使人身体健康,家庭、地域乃至国土保持清洁,必须将卫生的价值内面化为人所公认的秩序。这种关涉人们的身体和心性的生活训练,由于“违式圭违条例”以及将人们的健康问题也视为取缔对象的行政警察而得到强化,但是,依靠强权矫正训练即想顺利推行则未免天真。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压抑和排斥人们熟知的养生法和关于疾病的固有认识,在预防传染病时,很难调动广大人群的活力和能动性,而且,当近代被视为国民国家化的时代,人与人的结合方式恰恰是由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染的传染病而问题化的,因此,以疾病和卫生为媒介而出现的“公众”和“国民”创造是必须追究的问题。

02

养生与预防

       这里,先看看针对霍乱流行国家所采取的最初处理方法的谱系:一个是将其历史置于处理方法所提倡的“养生”话语内部来考察,其次,考察处理方法是如何通俗化的问题。

       明治维新后,第一次霍乱大流行发生在1877年。其时,在流行前的8月24日,内务省卫生通告第5号发出《霍乱病流行之际,各自需注意养生法,附吐泻物洗浄法》(以下简称《卫报5》)。这个通告刊载于报纸上,广为人们知晓。

       《卫报5》一开始即强调霍乱所具有的传染力,“其来势凶猛,迅雷不及掩耳”。对于这种可怕的传染病,虽然政府部门发布了预防和救济方法通知,但是,个人如果事先不懂得养生法和清洗吐泻物的方法的话,“不啻死于非命,其惨毒必祸及他人,胡知底止”。宣称从“一身之死”到疾病蔓延的传染病的威力。不过,又说明如何不被感染、身体接触病源和发病的原理以及预防的方法。内务省虽然在8月27日发出了最初的霍乱对策法令《虎列剌病预防法心得》(达乙第79号),但是,强调对付霍乱的方法仍止于“养生”这一点上。

       霍乱的病症是吐泻。《卫报5》说明消化机能即肠胃是否健康是关乎感染的重要因素,强调容易下泻的人要注意在霍乱流行之际,必须“节食、不要过度疲劳、保持消化道健康、注意不要感冒和暴饮暴食”。在此,提到六个养生法,即食物、饮水、衣服、身体、精神、探视和居住等。关于食物,要节制生食和暴食,最重要的是“注意烹饪和节食”。关于食物,谷物及牛肉特别是子牛肉和羊、鸡的新鲜肉最好,家鸭肉、雁肉和猪肉因脂肪多应少食。鱼贝类按理应该戒食,但是,常食的地区只要是新鲜的即可。对于蔬菜类,莴笋类不可食,含淀粉的薯类根菜可。水果类应该避免不熟之物,成熟之桃、李、梨、苹果、葡萄和草莓等少食无害。对于饮水,指出应忌“不洁”,在霍乱流行之时,应该“假想任何水都不洁”,所以饮水都必须煮沸。即使煮沸的水,冷下来后,“失去其新鲜之味”,可在其中添进少量的茶或葡萄酒,但带酸味乳、冷水和冰块不可。

       如上所述,虽然提示了戒食之物和饮食法,但是如果认为不吃谷物和蔬菜、经常食用肉、羹汤、粥,并且只饮用葡萄酒,这是错误的。应该注意的是,对于再好的食物,也要比平时少吃,避免严重空腹状态。

       在炎热的夏天,薄衫短袖是非常自然的,但是,在霍乱流行时则被禁止。要常擦汗,全身湿透的时候,尽快换上干衣服,早晚避开湿气,停止冷水浴,等等。另外,要使身心处在良好状态,避免过度运动(宴会、不眠、奔忙等)、精神及身体疲劳、忧虑和愤怒等,使身心处于正常快乐中。指出心态健康与否与疾病关系密切,身体和精神的衰弱会增加受传染病感染的可能性。

       让人动情的探视病人也被视为不合适宜,并不是接触病人,没有感染疾病就完事了,而是因为探视行为“可能成为传染病波及他人的媒介”。在此,我们看到,在以往的不感染疾病的“养生”之外,不传染疾病这一预防规范的确立意味着“养生”不止停留在个人的层次上,还涉及群体。在此,规定不得不去探视病人之时,不可空腹去,回家后立刻用石炭酸水漱口,用石炭酸水和净水洗脸,或用肥皂洗净等。

       最后,人们日常生活的居所也是规律化的对象,要求居所清洁、使室内空气保持干燥,及更重要的是清除成为传媒的污秽物=粪尿。

       由霍乱引起的呕吐和下泻因为来势迅猛,成为传染病的象征,其量一日有数十公升之多,大便像淘米的水一样呈白色或灰白色,因为有特有的腥臭味,很快即可辨别。对于这种大量的吐泻物,《卫报5》附录部分关于“洗净法”指出,这会成为霍乱流行时的问题。

       洗净法必须明确化。对此,《卫报5》谈到“霍乱的传染毒在吐泻物之中”。如何处理含“毒”吐泻物是对付霍乱的重要方法。在此,需要规律化的是“国人原有的习惯”,批评以往即使是含病毒的吐泻物,只要流入河海和下水道即算“病毒已经消灭了”。提醒人们注意,病毒进入水中后,渗入地下后有可能进入井水中,需要通过消毒药来清洗吐泻物的容器、吐泻物和污水地。

       《卫报5》的“养生”继承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近世的养生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养生”是国家行为,通过对付霍乱,权力秩序介入人的身体和精神领域,显示了意欲规范人们的习惯和日常生活。

       《卫报5》发表后不久,霍乱在各地流行开来。接到流行报告后,9月23日,政府发表了内务省卫生局报告第6号《虎列剌病治方概略》,以下简称《卫报6》。这里的重点在于从前文的“个人须注意的养生法”上转移到“治疗方法”上来了。

       让我们看看两个卫生局的报告和《横滨每日新闻》。前文的《卫报5》是在内务省公布后两星期后才刊载的,而《卫报6》在3天后即见诸报端。不难看到,在经历着霍乱之扰的情况下,需要尽快向公众告知“治疗方法”。

       《卫报6》是由东京大学医学部埃尔文·贝尔茨所撰,因此与《卫报5》相比较,有许多专门的医学内容。尽管如此,在开始的部分,即关于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注意事项,与前述《卫报5》大体相仿。

       标题中虽然写出“治疗方法”,但是,《卫报6》在文章开头写道“预防虎列剌病最紧要”的事是“清扫公私厕所和污水沟”。应该清扫厕所与污水的理由是“病毒的发生与蔓延很多都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的”。正因为这些地方是霍乱流行的根源,即使有流行的征兆或者此时再作清扫不免为时已晚,“还是应该施行”,清扫仍是紧要之事。在《卫报5》,关于这一条是在养生法的最后和附录洗净法中附上居所的清洁化与清洗吐泻物的,而在《卫报6》在文中一开始即胪列出来了,而且,强调各个家庭的厕所和污水道必须保持清洁,从这里可以看出预防传染病的主动性:不只是个人的身体养生,在霍乱流行中,不被感染,清洁可能的传染场所。每个人主动地进行清扫而创造出来的预防法,是第一重要的预防法。

       对于生在1870年代的人来说,霍乱至今仍是常见的疫病,当时由于大量发生,很快就为人们所熟知,成为身边常见的病。因此,有关霍乱的叙述很多。特别是有关预防霍乱传染病的话语在1870-80年代开始传播,各种各样的小册子有的少为数页,有的多至数十页,叙述口气各异,其中之一为《假名俗文:小心霍乱》。

       在预防霍乱上,这本小册子是为“教育一个个女孩子,第一把内务省的传达作为范本,再参照诸家的说法”撰写的。因为是用假名撰写的,并且价格十分便宜(仅值三钱五厘),可谓面向大众的书籍。

       这里所说的“内务省传达”,即指《卫报5》中所说的适量运动,保持身心快乐,注意休息,身体虚弱容易感染疫病,探视病人回家后要及时清洗等等。传染之源来自污秽的芥和淤泥等文词也与《卫报5》接近。不止于此,清扫要使“不留下一点毒气”,但是,如果邻里有人患病,“进行大扫除则容易使毒气四散,反而引起扩散,要使不留一点污秽,就应该撒一些消毒药”;要避免传染,就该“不使大小便等留下任何恶臭”;指出霍乱之源和传染来自毒气和恶臭的“气”与“臭”。

       这一年,发生了西南战争这一大事件,以战争来比喻霍乱的话很多,如“比鹿儿岛的贼徒还可怕的、容易流行的传染病的恶症霍乱”之类的言辞。对于霍乱的恐怖,则谓“一个人的粗心大意会导致千万人罹难”,这里也可以看到“一身之死→疫病蔓延”的话语的延续。

       1879年,流行一年的霍乱非但没有扑灭,还有扩大之势。始自爱媛县的霍乱突然以大爆发之势扩散,导致这年是日本疫病流行史上最大的霍乱发病年。让我们看看这年发布的霍乱预防手册《虎列剌病预防心得》。其中写道,少食容易消化的食品、适量运动、避免疲劳、忧愁、愤怒,“如能神思活泼爽快的度过每天,则绝无罹霍乱之虞”,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援用了《卫报5》的说法。另一方面,此处的特征是发现了“臭”这种感觉。这是与“人乃是在空气中生活着的生物”这一对日常的再发现有联系的,空气的好坏和患病与否关系密切。在坏空气中,“自然是一种带菌之草”。这种空气从人口进入人体,“立刻进入胃肠发病,导致吐泻”——指出了霍乱发病的病理原因。在空气与“病”(日语作“病气”―——译者)相同的观念在关于疫病的话语上,出现“臭”这一观念,“厕所、下水道等处常常会散发恶臭,保持空气清洁为第一要务”,即以“臭”的感觉探知为目标,找出预防的方法。

       从《假名俗文:小心霍乱》中“毒气之消毒”到《虎列剌病预防心得》之“臭气止臭法”,把霍乱流行的根源归之于传染的源头和渠道,并提出了预防的方法。

       如所周知,贝原益轩的《养生训》中也有适度饮食、着衣厚薄、身心平衡以及居所干净等说词,《卫报5》以来的养生法可以置于18世纪初以来的养生法的谱系上。但是,近代由国家所指导的“养生”已然不再是停留于个人层次上的他者的存在,提示了强化“人的集合体”的预防的“养生”,这种养生法是借助对“臭”的感觉使之通俗化并用以教育人们预防传染病的。

03

预防与制伏

       上述内务省报告是在霍乱流行之前或流行时发布的,那么,在霍乱大流行停止,即经历了霍乱之后,国家是如何拿出对付的方法的呢?国家话语在直接传达给人们时是怎样文本化的呢?这里略作考察。


1、内务省编《虎列剌病预防谕解》

       在经历了两次霍乱大流行后,1880年4月内务省出版了《虎列剌预防谕解》(以下简称《谕解》)。对于前一年霍乱流行时未能取得应有的预防效果,序言对此憾恨不已,分析了原因所在和今后改进的方向。

       关于预防失败的原因,认为“普通民众未能了解其宗旨,不知病毒之可怕,或者不愿隐蔽,或者逞强好胜,很少有人诚实地加以遵奉执行”。这里所说的“忌讳躲避”是指忌讳与住院病人隔离,把病人住家和附近区域的交通割断,即“隐蔽”病人之意。而“逞强好胜”则将埋头指向1879年各地发生的霍乱骚动,指出必须纠正反对预防措施的行动,扭转人们采取反对行动的心理,“要开谕启导民众,必先对其启蒙”,并且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规则”。

       关于预防,内务省认识到启蒙的重要性,认为教师可以承担此责。对于预防传染病的启蒙教育,本来就以教化人为本职的“教导职”最合适不过了。《谕解》之所以是内务省卫生局和社寺局共同编写的,其原因正在于此。《谕解》成为依靠教导职进行预防传染病说教的原典:不分昼夜,谆谆晓谕各家各户,渐触其良心,解顽启愚,以拯斯民脱至惨至毒害之境。这是赋予教导职的任务和对其成果的展望。幸运的是,通过教导职的教育活动,人们得以知道传染病的恐怖,了解了养生自卫的方法。在“日本全国的健康即富强他日可待也”的目标下,必须开启人们认识到“保护自身健康的良心”。

       面对霍乱这一在短时间即可导致大量人群死亡的传染病,权力秩序认识到预防比任何措施都重要,开始进行宣传=强制,这个认识可以归结为“一身之健康”→“日本全国之健康”→“富强”这一运思路径,是前述“一身之死→疫病蔓延”话语的回转。

       让我们看看《谕解》的结构。第一章<虎列剌和其他传染病的预防及其制伏>、第二章<虎列剌和其他传染病预防的注意事项>、第三章<制伏虎列剌及其他传染病须注之事项>。在《谕解》第一章,指出“不断妨碍人的生活,损害人的健康,甚而夺取人的尊贵生命,是必须根绝”的大敌,这种敌人有“有形之敌”和“无形之敌”两种,前者有战争、饥馑、地震,后者“其攻来之利刃实多变难测,潜隐于何处,以何法击之,颇难知之,非呈于吾人目前”之无形之敌,然对人之“毒害”远甚于前者,这个无形之敌即霍乱等传染病。

       尽管如此,不管怎样的灾害,都有其“天然道理(常理)”,而非“神佛之冥罚”或“恶魔之所为”。但是,即使理解了其中的道理,如地震是不能预知其发生的,而饥馑、传染病等如能尽力的话,则可以预防。但是,《谕解》采取的立场不是要彻底否定人们的信仰。正因为如此,社寺局参与编辑和出版,教导职将其作为课本进行教化,揭明各种疾病内在的天然道理=原因,并找出治疗的方法,不是将希望尽皆寄托于医药上,正如农民耕作、商人作生意,“各自尽其力,了解灾害原因”,旨在发挥人的能动性。

       关于治病和预防传染病,对于求助神佛之行为,一般是持否定意见的。在致神道诸宗管长的教部省达第22号·同达乙第33号(1874年6月7日)的信件上,虽然声明可以“呼应人民要求,沿袭以往的教法”,但视“只行符咒、祈祷,而不用医药等行为”为取缔之对象,认为不用医药之行为有立刻“妨碍政治”的严重性。进而,指出一方面发挥人们“心力”,按照符合天然道理预防方法来制伏疫病是“今日吾等之最切义务”。接着,《谕解》考察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朝那个方向发挥的问题,提出了“预防”和“制伏”的方法。防止霍乱的第一个方法即是“预防”,这是“不使疫病进入町村须注意的方法”,第二是“疫病进入后对付的方法”即“制伏”。可见,预防在此被赋予了优先的、绝对的重要性。

       在第二章预防知识中首先讲到“传染病原因的制伏”,这包括空气、饮水、饮食及与他人交往等四个领域。如果和前述《卫报5》比较一下的话,可以看到这些预防事项与近世的养生论不无内在联系。

       在第三章所列举的十项制伏方法中,首先回顾了前一年的经验教训,指出制伏法是要让人事先周知,否则,“自我与疫病的隔绝会影响预防的有效性”。在制伏法中,非常重要的是第十条对病于霍乱病人尸体的处理。最好的方法是将尸体的病毒进行净化,然后将消毒过的尸体入棺火葬,但是不愿火葬的人还是很多。

       《谕解》在最后一部分指出,“从世界各地的例子看,大抵患虎列剌的人中,一百人只有五十人肯定能治愈”,内务省不得不声明该病治愈率仅有五成。据此强调把“病人与健康人分开,防止其传染”的重要性。如果怠慢,一人患病可能殃及全家,导致血统断绝。因此,“参照前一年的例子”,遵守《谕解》内容,则可能保证每个人的安全。在结尾处,《谕解》写道:“一人安全,家庭、町内、村内皆安全,天下自然太平”。序言中“一身之健康→日本富强”的话语在末尾又被提出来。“一身之死→病之蔓延”的话语,虽然是在明治维新初期、霍乱流行前夜颁布的,历经两次大流行后的1880年的《谕解》中又得到了强调。这种反复强调在致死率高达五成的恐怖的霍乱流行面前,乃是激发人们的内在活力的工具。


2、说教文本

       预防霍乱启蒙书《谕解》由于是内务省编辑和出版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在关于预防霍乱的小册子中,占有不容质疑的位置。这本书在各地广为出版,有时为了便于说教,还加上了编者自己的解释,使其更加通俗易懂。

       关于后者,以岛根县日光寺住持吉冈信行为“传说者”而出版的《说教虎列剌预防法手册》(1880年7月1日,以下简称《手册》)为代表。本书也写成《内务省虎列剌预防御谕解之说教手册》,可见是内务省编《谕解》的说教本。书价便宜,仅值四钱。两年后,一本名为《虎烈剌预防法》(以下称《预防法》)的书由石云寺住持宫城县志田郡吉冈信行为“著述人”的小册子出版了。这两本书无疑都出自一人之手。另外,《预防法》中有《手册》中没有的绪言,在绪言中,吉冈自述自己身为教导职,根据政府的《预防疫病方法的旨意书》,“稍稍加上俚言俗语,辅以佛教之说,增加可信度”。因此,这两本书乃是面对广大民众直接讲述预防传染病的说教=启蒙课本,将其与原典《谕解》相比较,可知乃是内务省话语的通俗化。

       在《预防法》绪言里,作者自称因为不是医生,所以不了解霍乱的“病理”,而预防之方法则为“融会旨意书和如来之意,讲解平常注意事项和非常之时注意事项”。吉冈的叙述常常以二分法的言辞展开,但并不使二者对立,而是使二者互相补充。在没有绪言的《手册》里,这种二分法言辞见诸预防分论(相当于《谕解》第二章)。即,在谈到空气之时,在说完“仰承官之意即是天子之意”,附加“教导职所为乃奉释迦如来之思”;在“饮水篇”中,“释迦如来的十善十恶戒救今世而成大利益,天皇天职的预防制伏戒是为救目前将来、成就大利益”。

       接着,看看吉冈的病理观。《手册》谈论无多,而《预防法》则涉及:“大体,人体充满正气之时,则无邪气介入的缝隙,如若不在意,一切惨祸皆自粗心大意而起”。即正气/邪气的“气的对抗”给人带来健康/病患。

       在《手册》中也有将“奉行预防制伏之功”与“信奉般若念佛智慧之力”并置,所谓才力之功即“坚固一县一村天下一身的堤防”,智慧之功即“防止一切病魔侵蚀”的效力。后者是“一町一村同心合力祈祷大般若经,念佛百万遍”。

       再看看《手册》和《预防法》的预防体会。在《谕解》第二章罗列了四项。《预防法》也称四项为“一个人一生必须做的人道”,包括在传染病流行时。

       进而,看看吉冈独特的说词。他说将水过滤后再喝,源于“释迦如来法律”(《手册》)或“如来的戒律”(《预防法》)。同样,佛教的教旨中涉及食物的内容也很多,“信佛之人总是喜好素菜干净的食物,保持身体清净,方能获得健康”。在与人接触上,基本内容与《谕解》大同小异,但是增加了“把佛菩萨的守护袋系于身上”(《预防法》)的内容。

       《预防法》在关于和人接触的项目上,值得注目的是,把神武天皇和日本武尊东征的神话和释迦如来说法相提并论。据说,在东征期间,神武一行在大和山中为妖气所“迷”,日本武尊用“胆吹山”迎接“蟒”的毒气。与此相对,释迦如来的说法会上,聚集了大批的群众,由于“如来的神力所净化,众人无为传染病所染”。当此霍乱流行之际,按照“政府的尊意”,“避免与虎列剌患者接触,避免与其家庭接触,避免与霍乱患者的町村接触”,是“如来的难所戒护身戒”。

       《谕解》的最大目的是防止病人忌医和隐瞒病人的所在。在政府看来,所有的病人都不能避开医生的检查,如果得了传染病,就要告知卫生委员、在警察署登记、并被送往“避病院”。那么,吉冈是如何讨论该问题的呢?在《手册》里,吉冈认为由于隐瞒导致传染扩大,“其罪甚深”,“生时难逃他人的怨毒,死后必受冥罚”。在这种“违背天朝政府所获之罪→冥罚”的逻辑下,批评隐藏病人,认为安置病人是“制伏方法的根本所在”。

       在对尸体的处理上,常常引起纠纷,对此,《谕解》谈到的处理方法,在这里也被提到,观点大体一样。

       至此,吉冈的说教告一段落了。在结尾处,写道:释迦如来的戒法是解决现在与未来问题的,而《政府长官的规则》则是开启现在与未来的“智慧”,对所有人而言,《预防安乐的要点》在于随时随地注意清净:“今世清净人,来世清净佛”。

       而《手册》,则在旧执—开化、如来神力—医生治疗的二分互补的论调下展开议论——“不管以往怀有怎样的旧执,都相信现在的医生的治疗,不管拥有怎样的开化学识,都信奉往古如的神力”,虽然有从开化的医疗的角度攻击相信神佛之旧习之嫌,但是吉冈还是从调和二者、追求净化的角度展开说教。如果总结吉冈的言说可以看到,他所强调的如来神力、诵念大般若的预防力,尽管有将预防法通俗化的作用,但是严重悖离了教导职的立场。

       但是,从《手册》到《预防法》,吉岗的语气越发加强,居然搬出神武、武尊以上的如来力。因此,吉冈从作者的角度,在《预防法》前加上自己的序言,表明自身与《谕解》之不同。1882年11月,《预防法》得以出版。在这一年的1月,教导职被改革(内务省达丁第1号),7月即使信徒有要求,在证明是否服用药物后,只有在医生诊断施治中,才能进行禁厌、祈祷等活动(内务省达戊第3号)。随着该制度的改变——即以教导职的改变为推进力,在反对禁厌、祈祷的形势下,吉冈的说法得到强化。

       但是,在含有背离秩序的同时,由于隐瞒了病情而于死后遭受冥罚,诉诸违背“国恩”,《预防法》使得教导职所使用的教材多少保持了内容上的平衡。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境界”的问题。在每一町、每一村举行有关大般若、百万遍的仪式,使之作为预防“病魔”侵入境界内的效力。进而,在对人们交往的限制上,警告人们远离病人、病人家和其所在的町村,使得霍乱病患者与社会隔离,与病人家、甚而所在村町隔离。可见,对付凶猛的流行性传染病蔓延的方法就是,把病人和病区隔离开来。

       但是,即使是在传染病流行时,这种方法将被打上“负”的烙印的集合体孤立起来,致使作为一体的“国民”失去了应有的活力。隔离造成的对立根深蒂固。因此,在解说病情时的“一身之死→病情蔓延”的言说在《谕解》中被反转了,变成预防传染病是可能的“一身之幸福→天下之幸福”的言说,将个人的身体健康、安全与全体国民与国家的安宁、富强相连接,把传染病蔓延的恐慌下人心凝聚在一起,进而使之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活力,这样,说教教材可以说完成了其使命。

04

清洁、摄生、隔离、消毒

       在经历了霍乱大流行后,1880年出版了预防和制伏传染病的《谕解》,继而又出版了全面预防传染病的最初的规则。太政官布告第34号《传染病预防规则》(7月9日)对传染病的类别归纳如下:“虎列剌、肠窒扶私、赤痢、实布利亚、发疹窒扶私、及痘疮”等六种(35)。如果从预防的言说看,就规则之各条目内容而言,此后两个月公布的内务省达乙第36号《传染病预防法心得书》(9月10日,以下简称《心得书》)更为重要。

       生活于近代的人们,“被各种各样不知其名的病所困扰的时间变长了”(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世相史篇》1930年)。各种传染病一旦蔓延开来,便横行肆虐,危害甚毒。因此,严守预防法,防患于未然为《心得书》之立场。《心得书》进而认为只要严格地执行消毒法,就能消灭各种病毒。上述六种传染病各有预防之法,其要点有四,即“除去病毒的萌动及蔓延之因”的“清洁法”,“利用各人体中所有之感受性”之“摄生法”,“隔离病毒传播之媒介”之“隔离法”,“消灭传染病毒”之“消毒法”。

       《谕解》中所述患病之理,在此被说成“细微的有机物”“窜入人体”。这种有机物=“毒物”“大多在地下和水中萌动,通常混入气中,然后进入人体”。进而,患者的排泄物混入土和水中后,“其毒散漫”,成为流行性传染病的源头。这种“有机性病毒”在土、水、气中繁殖后,在和“鱼市、屠宰场等不洁之地”粪尿堆积地的腐烂物,“污染的土地成为传染病蔓延的媒介”。因此,“其病发生时,一定要打扫房间,清扫沟渠、芥溜、厕所等处”。

       《卫报5》说及传染病的感染涉及卫生法。作为个体,通过对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规律,摄生论为这里的卫生方法所继承。过度的劳动、不良的饮食会导致身体衰弱,“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不仅如此,“精神极度不安”也可能招致病毒的侵蚀。因此,如果能够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卫生和健康,“就能预防所有的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

       至于隔离法,传染病毒不仅存在于病患者的排泄物中,还通过呼吸和空气传染。在家庭内,将病患者移入单间,门上贴上有患病者的标志,或者将其送入医院,必要的话,还要实行交通隔离。在非常严重的传染病的情况下,不仅病患者,看护人也应该和一般的健康人隔离开来。

       病毒是眼睛看不到的微小物质,通过消毒法可以消除其传染物。以“烈火”烧尽的消毒法最为理想,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则可以以药剂熏蒸、洗涤等法。在预防心得四项中,消毒法内容最为详细,对于消毒对象、消毒方法和消毒药等都有具体规定。在此,如果对预防法加以区分的话,可以看到,清洁法和摄生法是不管发病如何,要求日常生活的规律;隔离法和消毒法是在一旦发病的时候,防止传染病流行和蔓延的方法。

       在以往的预防传染病的话语中,都对养生与清洗或者预防与制伏的方法有所规定,但是,到了此处的《心得书》,预防法被分为四个层次,且统一于一体,这在传染病预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以往的需要矫正的地方、东西和习惯等预防传染病话语,到现在新的预防法,提出了发挥人的理智和能动性的清洁、养生、隔离和消毒的方法。确实,在霍乱流行之际,采取有预防效果的对应法是简单易行的。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学会使用言语化清洁、养生、隔离和消毒,一开始并非容易之事。

       由于预防的层次化和言语化,一旦学会了这些方法,就可以对应各种传染病流行。也许,生活于近代这一时代的人们正是通过学习预防经验而得以过上“健康的生活”。此外,预防传染病话语在权力秩序的日常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即国家通过使人的生活不受传染病的影响,就必须使之过上“健康”的生活,当这种要求与现实结合后,独立的个人之间产生了连带关系,即使霍乱和鼠疫等流行性传染病肆虐,町内会可以展开“卫生日”、“健康周”,可以发给人们消毒药剂;即使传染力变得非常微弱,也可以对麻风病人进行隔离。



结语



       以1870年代霍乱流行为契机而出现的预防传染病的话语,继袭了此前关于心和身体的个体的养生的想法。但是,由于霍乱是一种很容易广泛蔓延的传染病,人的身体和心性以及人与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关系重新被作为问题提了出来。古代汉字卫生在近代重获新生,并被赋予了两个新的意义。

       第一、不再使用自然法治疗疾病,而是试图以能动的方法对付疾病,并创造不生病的身体、精神以及社会,这些意思都涵盖在卫生一语里。为了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内务省发布了预防公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方活动的教导职的说教中,作为“人们生活经验的历史集合”的民俗学也被派上了用场。但是,民间传说却也造成了令巡查出动的霍乱骚动。民间传说所内涵的反秩序的活力和能动性,以及祈求平安生活的“内心的力量”,随着被导入卫生之中,成为有助于安定秩序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霍乱骚动几乎都是集中于1879年的原因所在。

       第二、正如“公共卫生”一语所显示的,卫生不是仅仅止于个体层次,而是涉及众人的身体和精神,并且普及于社会;不止于能动地治疗疾病和患者,更重要的是不让疾病传染给他人。因此,以上本文所讨论的“人们”不仅出现在传染病预防的话语中,还是作为“公众”而存在的。这里“人们”还伴随着近代国民国家的形成,成为构成近代国家的“国民”。正是如此,所谓“国家卫生”、“国民卫生”才能得以成立。

       对于霍乱这样的流行性传染病,由于会在人之间传染,大家开始考虑人结合的形态,以及如何将附着于个体和集体的传染病隔绝开来的效果。但是,在近代这个时代,需要“国民”的活力和能动性,即使是出于扑灭传染病的要求,也不能将人与人的联系割断。正因为如此,集合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由此而获致的幸福就与日本的富强和幸福联系起来了,当给作为“国民”的能动体注入更大的活力,就会使之成为权力秩序本身。因此,预防传染病话语的出现也是创造国民活力的一环。

       创造“公众”或“国民”的预防传染病话语,是人所熟知的福泽谕吉的话语——“一身独立、一国独立”(或者“谋一身之独立,进而达到一国之富强”。《劝学篇》三编,1873年)的视点。即创造近代国民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福泽的话语,当以一个个“国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安宁为媒介叙述的时候,就置换为“一身的健康→日本的富强”或“一人之安全→天下太平”话语。因为,健康是直接关乎人的生死的切实问题,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不能无视或否定的领域,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威力。

       但是,这里所预设的日本富强和天下太平、以及健康幸福的个人集合体根本就是一个虚构,就现实而言,排除病弱、不洁、不卫生才能构成“日本国民”,而确立健康、清洁和卫生的价值就必然在人心中根植排斥和歧视的种子。另外,在近代通俗化的病理观中,继袭了近世养生论中的“气”的话语或“臭”的感觉,它们在与外来的瘴气说结合、并进而摹拟科学化后,在“文明”的名义下,成为排斥、歧视的“规范”。在此,正因为排斥和歧视基于传统化的话语和感觉基础上,而成为了强大的力量。

       人的生活在预防传染病过程中,按照清洁、摄生、隔离和消毒的指标而得到进化。这四点合为一体对于遭受传染病流行威胁的人们的身体和心性加以规训,用细分化的预防技术改变人的日常生活。《谕解》中关于应该规训化的对象,继承了近世养生的话语知识,到《心得书》由于对预防话语进行细分化,才发生了根本的话语转变。但是,由于必须强调个体摄生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近世的养生论仍得以存续。

       一般而言,无病的人生是一种幸福。正因为如此,制伏疾病作为绝对价值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因此对病弱、不洁和不卫生的歧视,也影响了人的心性。如此一来,人的身体、心性和生活被重重束缚的近代来临了。如何长生不老是不可否定的价值观念。为了唤起人的自觉性,控制健康/生病的领域,对权力而言,随着秩序的正统性的确立,具有战略意义的近代开始笼罩人的生活。

本文原载黄东兰主编《心性、身体与权力》(新社会史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