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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的炼金术——在追悼与彰显之间
发布时间:2020-02-27

感情的炼金术


在追悼与彰显之间


本文节选自高桥哲哉:《靖国问题》,黄东兰译,孙江校,三联书店,2007年。为方便阅读,文章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

目录


  1. 强烈的遗属情感

  2. 不同情感之间的对立

  3. 靖国与“血”

  4. 热泪座谈会

  5. 折口信夫眼中的招魂祭(略)

  6. 靖国神社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7. 被压抑的悲哀情感

  8. “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荣誉!”

  9. 感情的炼金术

  10. “圣战”、“英灵”、“彰显”

  11. 尽情表达哀痛

  12. 战死的“大欢喜”(略)



强烈的遗属情感


靖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最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情感”问题。而情感问题的要害又是“遗属情感”问题。

岩井益子的丈夫阵亡后被合祀在靖国神社,2001年4月19日,她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在就任首相后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对此,639名日本人、韩国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首相参拜为违宪行为、要求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为侵害原告的宗教人格权向原告支付赔偿。这次诉讼和其它类似诉讼不同的是,除了首相和国家之外、靖国神社也被告上了法庭。相反,支持首相参拜的人们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裁判辅助参加〉的规定,为靖国神社辩护。岩井益子提起的诉讼便是其中的一例,她的申诉中有如下一段内容:


近来,反对首相于去年8月13日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们,在全国各地提起了诉讼,尤其在大阪,竟然连靖国神社也成了被告。我们作为遗属,决不能对原告们的意见置若罔闻。因为它激起了像我这样的靖国之妻、以及几乎所有遗属们的愤怒和血泪。

如果有人说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创伤的话,那么,靖国神社像现在这样得不到国家的保护、首相因为顾虑外国的反对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参拜、而且也得不到天皇陛下的亲自参拜,作为靖国之妻,我受到的心灵创伤又何止几万倍、几亿倍。丈夫生前从不怀疑假如自己战死的话一定会被祭奠在靖国神社,他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奔赴战场的。对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这比我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为了我所爱的丈夫,这也是绝对不可饶恕的。要玷污靖国神社的话,还不如把我杀死一百万次呢。只要听到哪怕是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似的,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黑体字为笔者所加,以下亦同)。


在公审过程中宣读这份诉状时,法庭上一片寂静。从岩井的申诉中,人们看到了遗属情感强烈的喷发。对于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始终自认为“靖国之妻”的岩井来说,“哪怕只是听到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一样,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



不同情感之间的对立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这是事先经过策划而写成的提交给法庭的诉状,所以其中难免有夸张和润色的成分。这一点当然不能完全否认。但是,不能因为证词中有夸张和润色的成分,就否认证词的有效性。这是对待证词应有的基本态度。如果简单地把这些一概视为过激之辞而置之不理的话,就无法对靖国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既然遗属们对靖国神社始终抱有如此强烈的情感,那么首相就应该去参拜靖国神社、以慰籍他们的心灵的话,那也同样是操之过急的想法。因为对靖国神社始终怀有强烈情感的人,决不仅仅限于这一类遗属。在这起诉讼中,原告的日本人遗属们指出,首相的参拜损害了他们的宗教人格权,为此要求得到赔偿。东京诉讼的原告们称,首相的参拜使他们患上了PTSD症(由精神创伤引起的紧张性情绪障碍),要求得到赔偿。在日本人遗属中,也有一部分人因首相的参拜在精神上受到伤害。

第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与靖国神社有关的日本军发动的战争中受到巨大伤害的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们的“情感”问题。以大阪地方法院的另一起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有关的诉讼为例,作为原日本军的军事、文职人员应征参加太平洋战争而战死的台湾人的236名遗属,控告首相、日本政府、靖国神社,要求法院作出同样的判决。对此,大阪地方法院于2004年5月13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们的上诉。第二天的《朝日新闻》刊载了台湾人原告高金素梅流着眼泪抨击该判决为“错误判决”的大幅照片。高金素梅出身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被称为“高砂族”的原住民部落泰雅族,当过歌手、演员,后来成为立法委员(她的泰雅族名字为吉娃斯·阿丽)。

据原厚生省统计,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约有2,077,000人在战争中作为军事、文职人员被征用,其中有3万人死亡。原住民以“高砂义勇队”的名义被征用参加太平洋战争,战死者中有不少被合祀于靖国神社。高金素梅是以一个偶然的契机而参与小泉靖国诉讼的。有一天,她在朋友处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的日本兵即将砍下一个泰雅族勇士的脑袋。这张照片使她第一次了解到日本对台湾原住民镇压的历史——即后面将要提到的所谓“台湾理番”。从那时起,高金素梅在从事议员活动的同时研究历史,她说:“我的祖先被日本军国主义送上了战场,靖国神社把高砂义勇队的牺牲者和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军人放在一起祭奠,还有比这更令人屈辱的事吗? ”

我的案头上放着一本在台北购得的题为《无言的幽谷》的照片集,编者就是高金素梅。书中收入了从日本军队以“台湾理番”——即征伐台湾的野蛮人——之名深入台湾的崇山峻岭,袭击和镇压原住民、到庆祝胜利的许多令人震惊的照片。这本书的开头刊载了高金素梅写的题为〈我是谁!〉的序言,还有那张即将砍下泰雅族勇士脑袋的日本兵的照片。在序言中,她首先谈到自己三十八岁时第一次知道那令人恐怖的溅满鲜血的历史时所受到的震撼、以及由此开始研究历史的经历。关于当时受到的震撼,她是这样描述的:“看啊,看啊,我的皮肤上冒起了鸡皮疙瘩,泪水从我的眼里向外流淌,热血往上涌,直冲脑顶。我终于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对日本的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发出抗议的背后,存在着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或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战死者的遗属和他们的子孙们的愤怒和悲哀,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巨大“情感”。日本人有“遗属情感”和“国民情感”,亚洲国家也有他们的“遗属情感”和“国民情感”——如果情感可以进行量化比较的话,应该说后者的情感是前者的好几倍。

岩井益子说,“哪怕只是听到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话,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一样,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

可是,亚洲国家的遗属们也会这样喊:“只要一听到日本的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我的身体就像是被劈开了一样,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放眼望去,我的热血变成了牺牲在日本军刀枪下的家人、同胞们的血的海洋,向四周蔓延开去”。

围绕靖国问题,各种情感相互交错着,即使是遗属情感也不能一概而论。日本的遗属情感和亚洲国家人民的遗属情感并不单纯是两相对峙的。在日本,有像参加靖国参拜违宪诉讼原告团的遗属们那样的“反靖国”的遗属;在台湾,也有像泰雅族出身的陈美玲那样在靖国参拜违宪诉讼中支持靖国神社的“辅助参加者”。在认识到存在如此复杂的“遗属情感”之后,我们必须看到,靖国问题的核心在于两种遗属情感之间的深刻对立,一种是为战死的家人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感到喜悦、对此持肯定态度的遗属情感,另一种是为战死的家人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感到悲痛,对此持拒绝与否定态度的遗属情感,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存在于对前一种或后一种情感产生共鸣的人们之间的情感对立。我们必须正视这些情感的存在,尽可能“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靖国问题的看法。



靖国与“血”

“洒尽血泪”、“全身的热血倒流,溢出体外”等和“血”有关的词句,使岩井益子的申诉给人以夸张的感觉。然而,“战士们的血的海洋”这句话里,却包含着思考靖国神社问题时不可或缺的要素。“护国之神”、“英灵”、“散华”(散华:鲜花凋谢之意,此处指士兵在战场上战死)等等彰显之辞,“奠定战后日本繁荣之基础的高贵的牺牲者”等仪式上的常用的语句,以及最近出现的关于重视靖国神社作为相扑公演、民间庙会场所的娱乐、文化功能的论调,这些都容易使人忘记在靖国神社的背后有着被合祀的大约250万战死者的“血的海洋”,以及被包括这些人在内的数百万日本军官兵杀害的数千万亚洲国家的死伤者们的“血的海洋”。

在岩井益子的申诉和高金素梅的《无言的幽谷》序言里,都出现了“血”的形象,这决不是一件偶然之事。离开日本军发动的战争造成的无数人的“血的海洋”,就无法谈论靖国神社和靖国问题。1944年4月11日,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基督教团发行的《日本基督教新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靖国的英灵〉的社论,里面有这样一段内容。


在南海之涯、大陆之奥,二万五千名忠诚勇武之士为天皇献出了生命。今天,为祭奠二万五千名英灵举行招魂之仪,帝都(即东京——译者注)笼罩在一片肃穆的气氛之中。

……

今天,战事愈演愈烈,决战一场接一场,(是阵亡者们)奉献出的鲜血保卫着国民的生活。怎样才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啊。

只有按照日本的传统把英灵奉祀为神,才能体现血的崇高。在其它国家,为国家奉献的鲜血同样也受到尊崇。他们建造纪念碑,行人过往时向纪念碑脱帽,致以诚挚的敬意。但是,唯有日本,将为国捐躯者奉赞为神、赋予血以崇高的意义。

这是因为,日本国民具有赋予鲜血以崇高而深远意义的优秀的国民品质,也是因为奉献出崇高鲜血的人们的崇高的精神在战场上得到高度发扬,其程度之高实为他国之人难以相像,他们的崇高精神使国民不自觉地跪拜景仰。


“唯有日本”、“将为国捐躯者奉赞为神、赋予血以崇高的意义”等词句,体现了靖国神社全盛时期的靖国信仰和靖国思想。所以说,靖国神社与“血”是密不可分的。


热泪座谈会

岩井益子的申诉表明,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靖国之妻”仍然怀有强烈的“遗属情感”。那么,这样的“遗属情感”是怎样形成的呢?在靖国神社全盛时期的战前和战争期间,人们的靖国信仰和靖国思想是以怎样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呢?

谈到这个问题时,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主妇之友》杂志1939年6月号刊载的题为〈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的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中全面战争的序幕。战争初期,靖国神社为阵亡官兵举行了临时合祀祭典。这篇报道记述了从北陆地区(指濒临日本海的富山、石川、福井、新潟四县)远道赴京出席祭典的遗属老妇们的谈话。





遗属老妇们的谈话


森川  打孩子七岁起,是俺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

村井  是啊,咱们小百姓家的,起早摸黑地拼命做斗笠,男孩子好歹总该让他念两年商校吧。咱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指指戳戳,说没爹的孩子就是没教养,所以俺心里总憋着一股子劲儿。

斋藤  俺哥总一个劲儿说,要是动员来的话,这条命就献给天子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这回他总算如了愿,光荣战死了。

森川  那天晚上白色的御羽车开进靖国神社时,俺心里那个激动呀,激动得不得了。本来一个没用的孩子,这么着派上了用场。真是太好了。

村井  托天子的福啊,不敢当啊。

中村  大家都哭啦。

高井  那是欢喜的眼泪呀。人啊,高兴了也会哭哩。

中村  咱们这样人的孩子能给陛下派上用场,真是感激不尽啊。啊,喇叭响了,那是士兵吧?听到御羽车开来的时候那喇叭的声音,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谢谢。

森川  那声音真是太好听了,能装进那么好的车子里,咱家的孩子真是有福气啊。换了别人,哪来的福气被那样子地祭奠啊。

斋藤  连天子都来了,还下拜了呢。

中村  真的,真的下拜了,不敢当啊。

斋藤  听说天子为了疼爱咱们这些人,吃的是麦粒饭,真是受苦了。仗一打起来,俺心里就总这么想,该怎么报答天子的恩德啊。俺叩拜天子的时候,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往下流。能参拜靖国神社,能叩拜天子,俺还有啥可求的呢?今天就是死了,也能心满意足地笑着去死。

中村  今天还带俺去看了新宿御苑,俺这心里头啊,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儿子被这么风光地祭奠着,还带俺去看这么好的地方……

斋藤  那园子大极了,开满了花,跟天堂似的。

高井  儿子在阴间也会高兴的,死得这么风光。

要是让人看见咱们在哭,那可对不起天子哦。都是为了国家,这么想着,就有精神儿啦。

中村  没错儿,想到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可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奖了,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

森川  本来一个不顶用的孩子,派上了这么大的用场,谢谢。



桥爪文三(1922-1983)在〈靖国思想的形成与变迁〉(载《中央公论》1974年10月号)一文的开头引用了这段文字,并说:“这是我读到过的最能体现靖国信仰的文字”。

桥爪说,他从中仿佛看到了“歌颂原始的妖气”的文字,“这些老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年富力强的儿子,读着这些反映出她们充满悲切的宗教式的幸福情感的文字,我感到了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某种不可思议的颤栗”。“她们的谈话中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软弱”,桥爪为此而感到“不胜爱怜”,因为这让他联想到从小在净土真宗信仰的影响下长大的女性们,那些“无论忍受什么样的世间之苦也决不抱怨,在生活中总是保持谦恭态度”的女性们,她们“内在的坚强令须眉男儿都为之惊叹”。

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时期,靖国神社为成千上万的战死者举行过许多次临时大祭。每当此时,北起桦太(即萨哈林岛,现属俄国领土,是撒哈林州的主要部分,中文名为库页岛)、西到满洲,南到冲绳、台湾,国家出资把遗属们接到东京,让他们参加将阵亡者合祀为“神”的临时祭典。神官们抬着载有灵玺簿(战死者的名单)的御羽车,经过两侧站满死者遗属的靖国神社的参道,走向大殿。天皇作为主祭人,也从这条参道走过,前往大殿参拜。遗属们不仅出席招魂仪式,还被带去游览新宿御园、宫城(皇居)、上野动物园等东京的名胜,摄影留念。然后,他们作为光荣的遗属回到各自的家乡。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这些生活在底层的民众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离开家乡。由于儿子、家人的阵亡,国家出资把他们接到东京,把他们誉为“光荣的遗属”,而且还能近距离地看到被称为“天子”的天皇。虽然与会者事先知道谈话的内容要登载在杂志上,但是,她们的言谈中充满宗教式的幸福感,也并非不可思议。

老妇人们一口一个“谢谢”,这不是嘴上说说的,而是某种真实情感的流露。斋藤说“能参拜靖国神社,能叩拜天子,俺还有啥可求的呢?今天就是死了,也能心满意足地笑着去死”。中村说:“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奖了,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这些话典型地表现出作为天皇的神社的靖国神社在其鼎盛时期所发挥的精神功效——不仅仅激励男人们去当“护国英灵”,而且还规定了“靖国之妻”、“靖国之母”、“靖国的遗孤”等包括女性、儿童在内的“国民”的生与死的意义。



靖国神社给人们带来了什么

靖国神社是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支柱。事实确是如此,但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靖国信仰是否曾经使日本人成为“军国主义者”这一层次之上,我认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问题的核心在于靖国信仰在当时所发挥的作用,那就是它规定了日本人的生与死的意义

靖国信仰让人们相信“为国家而死”、“为天子”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是神圣的行为,它给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整个生和死赋予了最终的意义。如果说给人们的生和死赋予最终意义的东西是“宗教”的话,靖国信仰正是这样一种“宗教”。不管人们如何界定“国家神道”这一概念的内涵,它都是奉天皇即国家为神的宗教。正因为它是奉天皇即国家为神的宗教,为天皇即国家而战死的人才被当成了“神”。

从本质上说,这与河上肇1911年发表的〈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载《中央公论》第三号)一文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超国家主义登场之前,河上目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实现“日韩合并”之后国家主义抬头的状况,就一语道破了日本的国家主义是他称之为“国家教”的宗教。

日本是神之国。也就是说,国家即是神。这是日本人普遍的信仰。即使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信仰,但只要提一下,一般的日本人肯定都会赞同的。

对日本人来说,神就是国家。而天皇则是这个神圣的国体的代表者。可以说,把抽象的国家神加以具体化的便是我国的天皇。所以,按照日本人的信仰,皇位即神位,天皇即神人。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河上关于日本人对待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阵亡者的态度、以及关于靖国神社的论述。



现代的日本人没有宗教上的烦闷(尽管在现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本应产生许多宗教上的烦闷),绝大多数人都是坚定不移的国家教的信徒。对他们来说,国家就是人生的目的。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是他们的理想。因此,虽然在日清、日俄两次战争中死去的壮丁难以计数,但是我们日本人没有因此而陷入怀疑和烦闷,也不会陷入怀疑和烦闷。

(中略)

国家主义已经成了日本人的宗教。所以,看呀,为国家主义而牺牲的人,死后都被当作神来祭祀。靖国神社便是如此。所以我的同乡前辈吉田松阴先生也因此而被尊崇为神,伊藤博文公爵也被当作神来祭祀。

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作为殖民帝国成为“列强”的一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大量的“壮丁”死于战争。尽管如此,许多日本人没有陷入对战争和国家的“怀疑和烦闷”,也不会陷入“怀疑和烦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人已经成了“国家教”的信徒。而且,正因为如此,才有把 “国家教”的所有“殉教者”当作“神”来祭祀的靖国神社

朝鲜的死者们、以及作为敌国的中国和俄国的死者们自不必说,日本本国的死者人数之多也是空前的。尽管如此,却没有产生对国家的“怀疑和烦闷”。“把为国家而生、为国家而死当作理想”的日本人的国家教,在经过近一代人的时间之后,与“为国献独子光荣寡母热泪座谈会”、“仰拜招魂之仪”一脉相承。



被压抑的悲哀情感

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上来批判靖国信仰的话,那么,只要用“战士们的血的海洋”和亚洲各国受害者们的“血的海洋”来和“热泪座谈会”、“仰拜招魂之仪”所描述的情景相对峙就行了。在“热泪座谈会”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宗教式的幸福情感”,以及在“仰观招魂之仪”中“透彻灵魂深处的深深的感动”的世界里,由日本军发动的战争造成的“血的海洋”的形象完全被抹消了。这正是“升华”的意义所在。一切附着在战争上的令人厌恶的东西、悲惨的东西、腐烂的东西都被抹去,塑造出一个带有日本土著的“眷恋”之情的独特的“崇高”形象。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并不认为这些言辞,特别是老妇人们在“热泪座谈会”上说的话不反映当时人们的真实情感。它们或多或少都是当时人的真实情感的表露。但是,它们同时也是虚假的。它们既是真实的也是虚假的。说它们是虚假的,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没有触及到战争的现实——即人们在战场上死去这一现实,最重要的是它们压抑或者忽视了对战死的“怀疑和烦闷”、压抑了悲哀的情感。桥爪文三对老妇人们“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软弱”的话感到“不胜爱怜”,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吗?

例如,中村在前面引用的座谈会内容的最后说:“说实在的,想到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可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奖,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在桥爪引用的这一部分里,中村说“想到孩子再也回不来了”就“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刚刚说到这儿,就被“一想到孩子是为国家死的,还被天子夸赞,就像什么都忘了似的,高兴得来精神儿啦”压抑下去了。悲哀的情感一露头,立刻就被“为国家”去死、为“天子”去死的喜悦的情感压抑下去了。

在老妇人们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桥爪没有引用的那部分更清楚地表现出了她们内心的动摇。


森川  明明知道孩子已经死了,可一看到那些精神饱满的士兵们,俺就会想,他在什么地方也像这样子地活着呢。一个人的时候,不知咋的就会这么嘟哝。到了夜里,俺做娘的这心哪,就会一个劲地想,可怜啊、可怜啊。可马上就会想,孩子死得光荣啊,死得光荣。这么着,不知不觉就露出笑脸啦。



不是“没有丝毫抱怨、也没有丝毫软弱”。只不过桥川没有引用“抱怨”的话罢了。


高井  当爹妈的,谁当了逃兵,谁没当逃兵,听人家说这说那,俺就想,俺家的孩子可不能做那样的事。(中略)孩子出征的时候,俺嘴上是说“不准当逃兵啊”,可心里还是觉得可怜,怎么也不想让孩子去死。虽是这样,可孩子是送给天子的啊,怎么能当逃兵呢?像咱们这种啥都不是的人家的孩子,还能给天子派上用场呢。



高井上面这一段话,直率地表达出对战死的独子“还是觉得可怜”的“父母心”,流露出了“哀痛”之情,那是一种完全接受独子之死的悲哀之情

虽然这一类情感不管是否诉诸语言,一概被压抑下去,而代之以“光荣”的情感、“送给天子的孩子”、“给天子派上用场”的情感,但是,它至少揭示了遗属们内心中悲哀的情感和光荣的情感之间的冲突

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遗属们拥有的最自然的情感便是悲哀。作为一个个体的人,从亲人的死里能感受到的只能是悲哀(当然,亲人之间互为仇敌的特殊情形另当别论)。一般来说,尤其是在亲人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死于非命”的情况下,遗属们的悲哀、无奈和怨天尤人的情感就越发强烈。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在突然失去自己或多或少爱着的对象时,他的情感是“由丧失而来的悲哀”。在亲人阵亡之后,遗属们陷入悲哀的情感之中。正如前面引用的“光荣母亲”森川所说的那样:“明明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但一看到充满活力的士兵,俺就会想,他在什么地方也像这样子活着呢”。这正是无法立刻接受所爱的亲人在战争中死去这一现实的心理状态。这时候,遗属们对于自己所爱的亲人——对森川来说,死去的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为什么要在战争中死去,他们试图寻求一种解释,用来填补对于丧失亲人的悲哀、无奈、怨天尤人的情感。为什么亲人——唯一的儿子——必须战死?如果遗属们获得一种能让他们接受的解释的话,他们就会从无尽的悲哀、无奈、怨天尤人的痛苦情感中解脱出来。

这时他们得到的解释就是:他们的亲人“为国家而光荣战死”了,他(她)们因此而成了“拥有一个能给陛下派上用场的儿子”的“光荣母亲”。在当时的日本,“国家”和“天子”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没有比“国家”和“天子”所赋予的意义更崇高的意义了。河上肇所说的日本的“国家宗教”,给日本的战死者的死赋予了意义、进而给“为了国家”奉献出生命的日本人的生与死赋予了意义。它是得到被称为国家的神即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保证的体制。


“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荣誉!

那么,国家为什么要赋予战死者这样的意义,使遗属们感激涕零呢?国家根本不是出于“善意”来慰籍遗属们的痛苦,这样做是经过冷静算计过的。

我认为,从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895年11月14日《时事新报》的社论〈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的标题中,可以找到答案。《时事新报》的创办人和所有者是福泽谕吉。在此,笔者不想深究该文是否出自福泽之手的问题。仅凭该文是刊载在近代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主办的《时事新报》上的社论,就已经足具象征意义了。作者在〈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的开头这样写道:


据截止九月二九日的报告,日清战役及台湾战争中,我国军人阵亡者为八百五十一人,负伤而死者为二百三十三人,病死者为五千三百八十五,共计六千四百六十九人,其后又有不少人死去。


甲午战争是日本成为近代国家后经历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那么,“台湾战争”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后,与清朝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为殖民地。然而,台湾决不是毫无抵抗地纳入日本统治之下的。台湾人为反对日本的统治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抵抗。为此,日本派出军队镇压。日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局面,但是在镇压过程中,台湾人自不必说,日本军队中也有不少人战死。

在靖国神社开列的〈历次战役事变合祀祭神数目〉一览表中,“台湾战争”和甲午战争不同,现在还被称为“台湾征讨”,也就是说它是对不驯服的台湾人进行征伐的正义战争。据截止2004年10月17日的〈历次战役事变合祀祭神数目〉统计,甲午战争的合祀者为13619人,“台湾征讨”的合祀者为1130人,共计14749人。在前引《时事新报》的社论刊载之时,死者的人数还不及半数。关于这些“为数不少的阵亡者”,这篇社论关注的是什么呢?

 社论说,从甲午战争和“台湾战争”中归来的将士们不但被授予最高的荣誉、得到国民的感谢,他们被授予爵位、勋章,还得到了奖赏金。而阵亡者呢,没有爵位和奖赏金,无法接受国民的迎接,也不能像凯旋将士们那样沐浴荣光。他们的遗属们虽然靠一些补助勉强能维持生计,但是,他们祈祷建立功勋、平安归来的“父兄”已经不在人世。看着“父兄”的“战友”沐浴荣光,他们只能在一旁流泪。凯旋归来的将士们获得了最高的名誉和荣光,而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呢,没有荣誉、也没有荣光,就这样被社会遗忘了。这太不应该了。这样下去不行。也应该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尽可能高的名誉和荣光。

为什么呢?阵亡者们舍弃生命为国而战,他们对国家的贡献本来就不比凯旋归来的将士们少,不仅如此,必须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荣誉的最大的理由在于:


东洋的局势日渐紧迫,无法预测何时将会发生何种变故。万一不幸再生干戈,靠谁来保卫国家?还得靠将士们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精神。应该把培养这种精神作为保卫国家的当务之急。要培养这种精神,就应该尽可能地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荣光,应该让他们感受到战死疆场的幸福。


一旦发生战争,靠什么来保卫国家?只有靠士兵不畏死亡、奋力作战的精神。因此,培养这种精神才是保卫国家的关键。“必须让他们感受到战死疆场的幸福”,也就是,应该让他们感到战死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

国家为什么要把阵亡者誉为“为国家而死的光荣的死者”,原因在这里说得清清楚楚。要是对失去亲人后终日悲叹、以泪洗面的遗属们置之不理的话,就无法在下一次战争中激发人们不惜生命为国而战。所以,只有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国家级的荣誉,才能动员士兵为国家而“光荣地战死”。

那么,应该怎样给阵亡者和他们的遗属以荣誉呢?


近来,虽然各地纷纷为战死者举行招魂仪式,但这还不够。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在帝国之都东京择地设立祭坛,邀请全国的阵亡者遗属前来参加仪式,使他们感受到亲临现场的荣耀,我们诚惶诚恐地恳请大元帅陛下亲自主祭,率领文武百官出席仪式,颁发诏书褒奖死者的功勋,以慰藉英魂。


社论接着写道应邀出席佐仓兵营招魂仪式的一位老人,在失去独子后起初每天哭泣,但是在招魂仪式上看到儿子的死被誉为“光荣的战死”后为之感动,仪式结束时说,失去独子也不足为惜,心满意足地回家乡去了。关于国家为什么必须彰显阵亡者,再没有比这说得更清楚明白的了。


感情的炼金术



前面说到,作为阵亡者的遗属,一般说来,他们能感受到的只有悲哀。可是,国家举行的仪式使他们的悲哀一下子转化成了喜悦。从悲哀到喜悦、从不幸到幸福。仿佛施了炼金术似的,“遗属情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前引社论的作者说,如果帝国陆海军最高司令、“大元帅”明治天皇亲自主祭,举行临时祭奠仪式的话,阵亡者在九泉之下将会感激天皇的恩德。虽然谁也不知道九泉之下是个什么样子,但这样做至少可以使遗属们感到慰籍,使一般国民对“天子”怀有感激之情。

 最为重要的是,让遗属们感激涕零,让他们为亲人的战死而高兴,让具有同样感受的一般国民在一旦发生战争时自觉自愿地为天皇、为国家去死。必须平息遗属们的不满,绝对不能让国家——把他们的亲人送上战场的国家——成为他们们攻击的对象。最要紧的是,必须通过彰显阵亡者,让遗属们为此高兴,使其他国民自觉自愿地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为此“无论花费多少,也不足为惜”。也就是说,国家应该投入大量资金,把全国各地的遗属们召集到东京,让他们知道“国家”和“天子”是多么令人感激,让他们怀着无比“感动”的心情回到故乡去。

这正是靖国信仰得以维系的“感情的炼金术”。

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在这篇社论中一次也没有提到“靖国神社”,只是说“在帝国之都东京择地设立祭坛”。靖国神社的前身是1869年设立的东京招魂社,在十年后的1879年改名为靖国神社,成为“别格官币社”(神社的级别之一。在日本古代,官币社是指由神官奉纳钱帛的神社,明治以后改由宫内省奉纳钱帛)。在这期间,靖国神社为1874年“台湾出兵”到甲午战争中在海外阵亡的将士举行了合祀仪式。在这一时期,靖国神社的信仰体系还没有确立。

然而,在〈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一文刊载大约一个月后的1895年12月15日,靖国神社为陆军少将大寺安纯等一千五百人举行了招魂仪式。仿佛是呼应《时事新报》的主张似的,从12月16日起,为甲午战争中的阵亡者们举行了为期三天的临时大祭。在大祭的第一天,天皇派来了敕使,第二天,“大元帅”明治天皇亲自参拜了靖国神社。此后,《时事新报》又发表了题为〈应厚葬死者〉的文章。文章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此次靖国神社为死者举行临时祭典,承蒙天皇陛下亲自出席,礼祭极为隆重。若合祀者地下有知,定会感激涕淋。推察遗属们和一般人之心情,其感激之情当不在其下。热切希望向遗属们支付津贴,以酬死者之功。

 就这样,靖国神社的地位逐渐升高,日俄战争后,它成了日本祭奠阵亡者的核心设施。河上肇把靖国神社称为日本“国家教”的设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圣战”、“英灵”、“彰显”

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要赋予天皇的神社靖国神社以特权,不断举行祭奠活动,把阵亡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彰显为“英灵”,既是为了慰藉遗属们的不满,绝对不能使国家成为遗属们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同时,更是为了通过赋予阵亡的军人和军队中的文职人员以最高的荣誉,确保继他们之后有人愿意“为国家而死”。凡是阵亡的人,哪怕只是一名小小的兵卒,也能得到“天子”的参拜,也能感受到“天子”的恩德。其威力是极其巨大的。

下面这则资料虽然与靖国神社没有直接关系,但它揭示了这种“感情的炼金术”的内在机制。其实,早在〈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一文发表十多年前的1883年,明治政府为祭奠西南战争中阵亡的政府军死者,在大阪的中之岛树立了一座“明治纪念标”。净土真宗大谷派的法主和神道的神官、以及佛教其他宗派的法主一同出席了祭奠仪式。下面是关于这次仪式的报道。 


因物而生之感动,人各不同。此前在明治纪念标的祭奠仪式上,看到本愿寺住持在标前参拜、举行法会,被祭奠者的父兄妻儿们流下了随喜的眼泪。不难想像他们一定为亲人的死而不胜悲伤,然而,正是因为他们亲人的战死,才会有连平时我们得见一面都感到荣幸的住持都前来敬礼。许多以前对自己的儿子被征兵忌如蛇蝎的人,由于深深羡慕死者的荣光,一下子改变了态度,盼着儿子早日被征兵,早日战死疆场,以享今日这样的荣光。阿弥陀佛的光辉普照人间,开启了愚夫愚妇们的冥顽之心,真是好方便啊。(载《朝日新闻》1883年5月13日)


 本愿寺法主所做的和靖国神社为阵亡者举行祭奠仪式、即“彰显英灵”几乎完全一样。如果把报道中提到的“住持”即本愿寺法主换成天皇的话——本愿寺法主之职由开山始祖亲鸾的后代世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可以说其地位近乎天皇——那么就不难发现,这篇报道所描述的祭奠仪式,和“光荣母亲热泪座谈会”,还有〈应为阵亡者举行大祭礼〉所揭示的“情感的炼金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

1,看到本愿寺住持“参拜”纪念标、向阵亡者敬礼,遗属们由于“无比感动”而流下了“随喜的眼泪”。

2,遗属中有些人起初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征兵,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起初只是为之“悲伤”的亲人的战死变成了“荣誉”,处于对死者荣誉的“羡慕”,便立刻改变了态度,盼着儿子早日被征兵、早日战死疆场、也能享受荣光。

3,记者看到这番光景,确信借“阿弥陀佛的光辉”为阵亡者举行彰显仪式,乃是让那些不愿被征兵的讨厌的家伙们改变态度的“方便之法”。

菱木政晴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净土真宗举行的祭奠阵亡者的仪式具有以下三层意义,即把本国的战争视为正义的“圣战”,把阵亡将士美化为“为国而死”的“英灵”,以及“彰显”“英灵”,号召其他国民“继承英灵的遗志”。这也正是构成靖国信仰的三个最根本的要素。这决不是什么不可思议之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以“感情的炼金术”为核心的“英灵彰显”仪式既可以以神道方式,也可以以佛教甚至基督教方式进行。在近代日本,只不过神社神道[2]的“国家祭祀”的方式被特权化了而已。

在靖国信仰确立的初期阶段,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从靖国信仰的利用者的立场出发,不加掩饰地道出了靖国信仰的内在机制,这一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到了时隔四、五十年之后的“热泪座谈会”、〈谨观招魂之仪〉时,这个策略已经几乎不为人们所察觉了,那时视战死为荣誉的情感基本上压倒了失去亲人的悲哀。



尽情表达哀痛


然而,即使如此,靖国信仰的鼓吹者们为了把遗属们的情感由悲哀转化为幸福,还是要不断地进行宣传。高神觉升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始终不断地进行鼓吹,他撰写的《靖国的精神》(1942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收入该书中的一篇题为〈靖国的精神〉的论文——正如该文的副题〈赠忠灵遗属〉所表明的,目的就是向遗属阐述靖国的精神。高神在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靖国的精神,不仅仅属于战场上的士兵。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平时,它是所有日本人都必须坚持的日本精神。那么,怎样才能发挥靖国的精神呢?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为国家高高兴兴地流血,为社会高高兴兴地流泪,为自己高高兴兴地流汗。






作为“靖国之母”、“靖国之妻”,必须具有“所有的日本人”“都必须坚持”的作为“日本精神”的靖国精神。这只有通过把遗属的悲哀转化为喜悦才能做到。






为孩子、丈夫能出色地为国效劳而高兴,为不幸失去精心抚育的孩子——虽说是为了国家——而悲哀,二者的心情大不相同。感到高兴还是感到悲痛,全在一念之间。原以为是自己的财产的东西,实际上并不属于自己,都属于国家。不仅仅是财产,连自己的身体、生命都是天皇赐予的。所以,为了一旦发生紧急情况时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平常要珍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现在遗属们为了保卫天皇,毫不怯懦地献出了自己精心抚育的儿子、恭敬侍奉的丈夫。他们是把天皇赐予的东西还给了天皇。而且,他们的儿子、丈夫现在被作为靖国之神受到祭奠,永远永远地,在上受到陛下的亲自参拜,在下被国民景仰为护国的忠灵。我认为,男儿的夙愿无过于此。

普通的人死了之后会得到同情,但决不会受到尊敬,也决不会受到感谢。

遗属们托为君国献身的儿子、丈夫的福,受到了素不相识的人们极大的感谢和尊敬。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摆脱靖国信仰并不困难。一句话,不要明明悲痛却把悲痛说成欢乐。只要这样做就够了。首先,按照人类最自然的情感,对亲人的阵亡有多么悲痛就表现出多么悲痛。要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而不是明明心里很悲痛,却硬要装出快乐的样子。决不能为了拂去内心的悲哀、无奈和平息不满,就接受国家编造的故事和国家赋予的意义,不要匆忙地结束自己的悲痛,尤其不要匆忙地按照编造的故事和国家赋予的意义来结束自己的悲痛。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国家就无法动员人们参加下一次战争了。这样,国家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其作为战争主体的功能了。

关于这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下苇津珍彦的议论吧。

苇津珍彦批评村上重良在战后对国家神道进行的批判,认为村上只不过是在GHQ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发布的〈神道指令〉的影响下,先捏造出国家神道的罪行,再攻击自己制造出来的假想敌而已,苇津主张应该恢复国家神道。在这里,我不准备就苇津的神道论进行全面探讨,我想讨论的是他关于靖国神社的议论。下面引用的一长段文字反映了他的主要论点。


世人一般都认为靖国神社宣传“将士们战死之后能成为神”这一宗教信仰,说这是一种让人们舍弃生命的宗教,这种说法太浅薄了。在日本的将士中,的确有不少人在国家遇到危难时,不贪生怕死。但是,他们并不是指望“死后能成为靖国之神”,而是源于他们在此之前形成的人生观和国家观。抱有此种人生观、国家观的将士,在世时对靖国神社当然充满了崇敬之情,但是,大多数国民都祈祷将士们“武运长久”,将士们当然也希望能得胜而归,这是人之常情。当这种人之常情无法实现,当将士们不得已而死于非命之后,才为哀悼他们的死将他们祭奠在靖国神社。靖国神社的祭典是明治天皇亲自主持的特殊而庄重的勅祭,它不象一般的别格官币社那样追忆著名的特殊功臣,将其祭奉为神,靖国神社不论死者的功绩大小,哀其死于非命,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进行追悼合祀,决不是教育人们“由阵亡而获得极乐往生之道”。明治天皇的皇后(昭宪皇太后)在一首和歌里写道:“双手合十面神龛,父母妻儿盼汝归”。这首和歌写于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它痛切地咏出了父母妻儿盼望亲人“生还”的心情。这才是靖国神社祭奠死者之心,是切盼将士们能够生还、但因他们不得已而阵亡、悲其结局而举行的庄重的祭典。有人却把哀其结局而举行祭典,歪曲成仿佛是“为了让人去战死”,这就是“反靖国”、“反国家神道”的理论。这种新奇的主张能持续流行,反映出战败后日本人的浅薄而不可思议的想法。如果认真思考一下人类的心理,就不难明白,无论举行多么庄重的祭典,普通国民中有多少人会选择“以死为代价成为神”而不选择“武运长久,平安生还”呢。(载苇津珍彦《什么是国家神道?》,神社新报社,1987年)


在这里,苇津把靖国神社的祭典说成仿佛不是为了彰显死者似的好像因为每个人本着“人之常情”,盼望将士“平安归来”,就不可能有美化、褒奖战死之事似的。在他看来,靖国神社的祭典是在将士们不得已而阵亡之后,“为他们的死而悲痛”、“为他们的结局而悲痛”,是“作为悲痛的结果”而举行的,仿佛是为表达对阵亡者的悲痛而举行的祭典似的。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且在本书下面的内容中将要看到的,靖国的逻辑从本质上说不是为战死而悲痛,而是把对战死的悲痛转换成欢乐,靖国话语里充满了对战死的美化和彰显。

无论是天皇还是皇后,无论是父母还是妻儿,只要有“人之常情”,首先会为战死而悲痛。但靖国的逻辑却是压抑这种作为“人之常情”的悲痛之情,引导人们从战死中感受到欢乐。战死的不幸必须转化为幸福,战死的悲剧必须转化为光荣,否则,国家就无法在新的战争中动员国民。就算没有一个将士是为了战死而奔赴战场的,但是,一个在战场上只是一个劲地盼着“平安归来”的将士,是不符合靖国逻辑的。靖国神社所要求的,是知道如果自己阵亡的话将会得到国家的赞赏和国民的“感谢和尊敬”,因而哪怕牺牲生命也要争取胜利的“忠勇义烈”的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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