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信息

论文推介|孙江: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
发布时间:2020-03-16



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


孙 江



本文原载于《读书》2020年第1期。


十年前,中国学界对概念史还很陌生;现在,概念史已然成了学界的香饽饽。提到概念史,首要明确的是,无论是作为研究领域,还是作为研究方法,它都是一门德国的学术传统。因此,要将概念史方法运用于中国进行跨文化的概念史研究,就需要理解概念史的基本内涵。


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给八卷本《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所写的导言是谈概念史时绕不开的文本。在这篇导言里,科塞雷克提出了概念史研究的三个“命题”(These):概念即历史、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以及“马鞍时代”。


第一个命题是概念即历史。在导言的题头,科塞雷克引用了戏剧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一段话: 




恩斯特(Ernst):我对某事有一个概念,我也能用话语表达出来。

福尔克(Falk):并非总是如此。至少一般而言,他人通过(我所表述的)话语不能完全得到我想传达的概念。




这是两个共济会员之间的对话。恩斯特认为言语可以表达心中的概念,而福尔克则认为人们使用的即使是同一言语,也未必能表达同样的概念。这段对话揭橥了概念史研究的旨趣:新词语未必能表达旧事物,同一词语所指称的事物的内涵,可能南辕北辙。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人民”在汉语中古已有之,“民族”在古籍里也能找到出处,但现在使用的“人民”和“民族”毋宁说是外来词;即使如此,当它们分别对译西文people/Volk和nation/Nation时仍然碰到不可通约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被翻译为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按通常的理解应将Remin译为people,如是,则这所中国著名的大学看上去像美国不入流的社区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英文名称是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如果没有学过汉语,绝对不明白Minzu是什么意思。Minzu对译西文nation/Nation,而这里的Minzu实为ethnic group。不要说西文与汉字之间难以通约,即使是在汉字文化圈,也存在容易引起歧义的问题。nation/Nation在日语里有三种不同的翻译:国民(Kokumin)、民族(Minzoku)、那逊(Neshon),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见,如果不对使用的概念加以梳理,我们的历史叙述有可能各说各话,互不相干,更不要说与他者进行有生产性的对话了。


历史书写诞生于人与神分离之后、自我意识出现之时,伴随人的视角的变化,过去呈现出不同的样貌。十八世纪末以来,根据对未来的期待而书写出来的过去,总是与特定的知识/权力有关的。凝聚了“历史”的概念研究要具有历史性的内涵,离不开社会史的支撑,换言之,如果没有社会史做依托,就不会有属于特定社会的概念史。在此,派生出了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不能用后来的术语和概念来诠释此前的事物。据此似可推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形成的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乃是目的论的产物,屏蔽了不符合其要求的过往陈迹。《历史性基础概念》有三位主编,除科塞雷克外,还有属于他长辈的布鲁内尔(Otto Brunner)和孔茨(Werner Conze)。布鲁内尔在一九三九年出版了《领地与统治》(Land und Herrschaft)一书,该书撇开后设的概念,注意以当时的概念解释同时代的问题,因而出版至今未因作者的政治立场或学术局限而被遗忘,被奉为理解中世纪欧洲的名著。实际上,在布鲁内尔之前,日本法制史学者三浦周行就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了一套来自欧洲的法律制度,古代日本则受中国影响实行了律令制度,但这些外来的法律和制度都没有改变日本人生活世界中的习惯法。在一九〇四年发表的《专门学中的概念问题》一文中,三浦指出,要研究日本固有的法制惯习,必须理解日本人自己的观念和术语。


科塞雷克提出的第二个命题是衡量“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标准。“历史性基础概念”(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一般译作“历史的基本概念”,我之所以译作“历史性基础概念”,乃是为了避免汉语的暧昧而引起的误解,强调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内涵。科塞雷克认为,历史性基础概念既是历史转折的“标志”(Indikator),也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要素”(Faktor)。在其博士论文《批评与危机》(Kritik und Krise)中,他指出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进步”概念蕴含着“危险”,因为特定的历史意识与所经验的社会危机及其批判有关,它最终与关于未来概念的乌托邦发生了联系。科塞雷克所说的“四化”标准有“民主化”(Demokratisierung)、“时间化”(Verzeitlichung)、“可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barkeit)和“政治化”(Politisierung)。“民主化”指伴随知识的普及,所有特定阶层垄断的概念漫及各个阶层,相关含义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时间化”指概念被赋予了所期待的特征,在实践中内涵不断变化;“可意识形态化”指概念的抽象化一方面使其无法对应事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又因多义而为不同阶级各取所需;“政治化”指使用者按照自身的意图对概念重加塑造和应用。针对科塞雷克的“四化”,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衡量二十世纪历史性基础概念的新的“四化”标准:“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大众化”(Popularisierung)、“空间化”(Verräumlichung)、“液体化”(Verflüssigung)。“科学化”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成为日常语言;“大众化”不同于“民主化”,强调媒体的巨大影响;“空间化”与“时间化”相对,指科技发展造成空间越来越小;“液体化”指多元化和流动化造成概念意义的不确定。根据十九世纪以降中国的历史经验,我曾提出研究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四化”尺度: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大众化(Popularization)、政治化(Politicization)和衍生化(Derivatization)(《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二〇一八年第十期),这里再略作铺陈。


撇开中国的近代到底是“内发”的还是“外发”的争议,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近代”(modern)发生在中国与外界接触之后,这一邂逅引发了文化上的“互译”:无论是中国与西方,还是中国与日本,彼此互为镜像。曾几何时,十八世纪东西接触后困扰西方的问题,一个世纪后成为困扰中国的问题。由不同语言表征的事物,其内涵有很大的差异,比如gentry被译为“士绅”“缙绅”(中国),进而还可追加“大百姓”(日本)、“两班”(韩国)等,细究起来,这里的互译不过是大体相似而已,如果考虑不同术语所依托的不同的语境,相似性还会大打折扣。十九世纪以来,汉语世界出现了数以百千计的新名词、新术语,它们作为外来语进入汉语,是经历了翻译、转位、曲解等“标准化”过程。这是跨文化概念史研究的起点,也是有别于德国概念史研究之处。


“大众化”是指概念由精英层面转向大众层面、由专业化而日常化。概念如果没有在大众中流通,就不能说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概念。起始于十九世纪早期、甚至十七世纪的翻译概念,其“大众化”过程几乎都是在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完成的。这和来自日本的“汉语”不无关系。而日本“汉语”之所以洪水般涌进汉语世界,则又与晚清涌动的社会政治思潮紧密关联,这就涉及概念的“政治化”问题。与科塞雷克所描述的欧洲情形不同,中国历史性基础概念的“社会化”和“政治化”几乎是同步并行的。政治运动、政治革命不断生造出各种话题,令一些对应概念得以普及,如立宪与革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伴随中国革命和现代社会的政治化程度的深化,概念在实践中的“政治化”也在不断强化,并且从概念中派生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这就是我所说的至为重要的“衍生化”问题。所谓衍生化,是指从“大概念”或“上位概念”派生出“小概念”或“下位概念”,而后者后来居上并成为主导性概念。“衍生化”触及翻译概念在本土化过程中创造性的实践之问题,可以说,有关概念“衍生化”特质的揭示,是凸现概念史研究“中国”特征的重要一环,这是跨文化概念史研究的终点。


科塞雷克的第三个命题是“马鞍时代”(Sattelzeit),或译为“鞍型期”。所谓“马鞍时代”,指的是大约在一七八〇至一八八〇年之间欧洲所发生的近代性变化。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说法,现在除西班牙语圈学者在使用外,已经少有人提及了。比较而言,我觉得科塞雷克所说的“过渡时代”(Übergangszeit)可以置换为概念史研究的第三个命题。关于过渡时代,科塞雷克的论述散见于其著述中,一九七八年访问日本期间的演讲对其予以了详细阐释。他认为,所有的“现在”都是“过渡时代”,因此“未来”总是在成为“过去”;十九世纪之所以是“过渡时代”,乃是因为过去正在消失,而未来尚不明朗。在这个世纪诞生了三个世代:第一世代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统治以及复辟。如果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第二世代就是经历了“七月革命”和铁路时代的一代,铁路使日常生活的节奏加快了。过了半个世代,到遍及欧洲的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及德国工业化和围绕德国统一的战争,欧洲出现了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十九世纪后半叶城市与农村人口比例逆转,工业化的深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科塞雷克从迅速化、政治和农村三个方面具体描述了“过渡时代”的特征。要之,迅速化使人们无法从过去的经验来推知未来;政治变化体现在宪法制度上,以往各种圣俗权力在消失,形成了联邦制国家;而在农村,领主与农民的复杂的人身和土地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村从身份制社会转变为面向自由市场的经济社会。“过渡时代”提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的地平线,但正如一八五〇年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所预言的,德国将在普鲁士的引领下统一,接下来社会问题将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


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时人惊呼中国历史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这种“变”比之十七世纪中叶满人铁骑征服中原的“天崩地裂”更加强烈,借用科塞雷克的话,乃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已经无法解释和对应当下了。一九〇一年梁启超以“过渡时代”来表述之。在《过渡时代论》一文中,梁启超承袭西方的中国停滞论,认为“中国自数千年来,皆停顿时代也,而今则为过渡时代也”。这个过渡时代在人群进化、级级相嬗之中,既有“进化”的可能,也有因“停顿”而“易退”的危险。“国民可生可死、可剥可复、可奴可主、可瘠可肥。”国家则面临政治、学问和理想风俗的“过渡”。作为同时代人,梁启超的“过渡时代”话语是在进化/进步语境下的展开,在未来的地平线上展现出来的是可以把握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梁启超在《新史学》(一九〇二年)一文中所慨叹的反面:“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梁启超所呼唤的国家、群体是有日本的背影的。一八八一年,渡边修次郎在《民情如何》一书中回顾明治维新的成就时指出,以往日本知识阶层——武士只知为主子卖命:“即使说到国,其区域甚小,非指日本全国,仅指主君一家而已。此外,即使对作为同胞的日本人,完全视若外人,不屑一顾。士人相见,必先问藩名,然后寒暄,仿佛是与外国人邂逅。幕士不知有皇室、藩士不知有幕府者不在少数,更勿说知有日本国。”


如何解释过渡时代的巨变,存在一个语义学上的问题,回到上文两位共济会会员的对话: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用语言来表达事物,我们所使用的术语与概念若合符契吗?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一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打一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德国概念史采用的是一种“从猴到人”的研究方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跨文化的概念史则试图“从人到猴”进行回溯,即,基于“现在中心主义”(presentism)原则,在确认概念的当下含义后,以逆推的方式探讨其来路。比如民族概念,德国的概念史大辞典将Volk、Nation、Nationalismus、Masse放在一起按时序进行考察。在给这组词条撰写的导言里,科塞雷克首先从语义学上阐释相关概念在结构上的相似点,进而按照“四化”标准解释概念的变迁,最后则以“德意志”为例讨论Volk与近代历史的关系。与这种手法相反,跨文化的民族概念研究似可从“中华民族”概念入手。“中华民族”概念原本是来自“民族”的下位的、衍生化概念,但在中国语境中是比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更为关键的历史性基础概念,可以如弹簧般地自由伸缩,内涵“华夷”、人种、民族、国民等内容。“从人到猴”的研究手法可以避免漫无边际的词汇索引,把概念研究紧紧地定位于可以把握的时空中。


历史对于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有益亦有害,奢谈历史未必是一件好事,各种言说的流行往往令人感到恍惚:是我们把历史“现在化”了?还是现在已经“历史化”了?跨文化概念史研究可以让我们沉静下来,重新端视镜像中的自我/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