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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之场 | 皮埃尔·诺拉:纪念的时代
发布时间:2020-04-14

《记忆之场》有着奇特的命运:起初,这部丛书从步骤、方法甚至到标题,都力图成为一部反纪念的史书,可最终还是绕不开纪念这个词。它们本想避开使自己成为纪念性文字的一切可能,从源头就打破那些长篇大论的固有赞美之辞,力图客观地描述民族史体系,并分解其中的元素。这些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纪念本身也成为了被剖析的首要对象之一。在民族史学上,这部著作可以说是首部对纪念现象予以如此关注的研究。从兰斯加冕到巴黎公社社员墙,从学院院士葬礼上的致哀词到逝者的纪念碑,同时还包括共和国历、先贤祠、凡尔赛历史博物馆、维克多·雨果的葬礼、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仪式及其他诸种活动或纪念碑,这部著作所涉及的纪念现象构成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体系,能够说明纪念的各个层次,甚至令一种类型学的建立成为可能。但是,如今记忆的影响如此巨大,导致时代那强烈的纪念欲甚至吞噬了一切尝试理解这一现象的行为,“记忆之场”这一表达才刚刚被提出,为剖析批判性的距离而专门打造的工具就已然成为纪念的绝佳手段。除了努力理解这一“吸纳”的原因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把纪念作为关注焦点的举动和这个热衷于纪念的历史性时刻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记忆之场》出版的时期,正是法兰西本身频繁举行纪念活动的时期,对这一现象,我们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这一现象也许并不为法国所特有。它触及了一切具有历史性的当代社会。也就是说,这些社会的建立依靠的是建设性的人类自由,而不是神圣意志的支配,它们用本国历史的重大日期取代了基督教纪念日。不过法国赋予了这种现象以特殊强度。这并非出于历史的偶然,而是因为法国历史丰富,革命彻底,走出宏大历史的情感又促使其对记忆进行反思。仅在1984年首卷问世到1992年最后几卷出版的几年时间内,每年都有一场或盛大或节制的庆典活动:南特赦令废除三百周年纪念,人民阵线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卡佩王朝成立一千周年纪念,1968年“五月风暴”二十周年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戴高乐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这还只是一些全国性规模的庆祝活动,每年每月还有各种或必须或刻意的周年庆活动。
    同时性显然并非偶然。当代纪念活动从此成为“记忆的场所”,《记忆之场》中充斥着各种纪念活动:这两者之间距离最终必然会被拉近。这并非是为了研究每一个重大的全国性纪念活动,尽管它们都值得研究;也不是为了对纪念进行理论上的反思——此类反思还处于探索阶段;而是在对历史进行直接而快速的再现中,攫取这些“记忆之场”的诞生地,把握超越并承载这些场所、反过来又被烙上场所之名的时代运动。很少有这样的史书,它们的历史长到足以包括自身的历史。这恰是本书的幸运之处。 


一、纪念的变形

大革命年代和征战连年的第三共和国是国家生命中的两个关键时刻,考虑到那些在这两个时期应运而生的发明创造和新事物,有关这一概念如何诞生的回顾足以让我们想起无穷无尽的纪念日:一百周年纪念、两百周年纪念,同样地还有五十周年纪念,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二十年来直到世纪末,官方的、制度化的纪念日程排满了这样的纪念活动 。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纪啊!正是在此,纯粹的数学计算随时会遇到来自另一极,也就是过往经历这一极的冲击波。这一极的人口和世代节奏给纪念这一责任强行带来了另一种氛围,另一种更加苛刻和紧张的气息,那就是恐怖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害者的气息,他们的经历随时可能从血淋淋的记忆转变成墨写的历史。就以参加过大战的老兵所获得的荣誉,也就是那些双重纪念日来简单举个例子:世界大战和法国解放,1964年也是让·穆兰的遗体移入先贤祠的年份,1984年也是最后一批一战大兵庆祝他们九十岁的生日的年份,1994年也是准备给予特殊荣誉的年份。我们已经可以从中体会到,近二三十年来,在退休年龄和“最后见证者”年龄之间有着怎样一股纪念热。正如从更普遍角度来说,只需把百年和世代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就可以知道,从六十年代到第三个千年,这两种模式不仅仅从象征意义上,给某个单纯从数量增长的角度来说就已经可以被称之为“纪念的时代”的东西划定了范围。

    在这里,重要的并不是纪念这一现象的扩张,而是其内在的变化:由大革命创造并由穷兵黩武的第三共和国确立的全国性纪念活动的古典模式遭到了颠覆和瓦解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形形色色的纪念语言构成的并不统一的体系,这一体系体现了与过去的一种不同的关系,与其说是强制性的,不如说是选择性的,是一种开放的、可塑性强的、具有活力的体系,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仅以发生在我写这些文字的这几个星期的几场游行为例吧,为纪念加拿大部队登陆六十五周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对阿尔图瓦地区的维米进行了官方视察,还有《纯粹理性批判》出版两百周年国际研讨会,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三十周年纪念,博堡建成十五周年纪念,冬季赛车场大逮捕五十周年纪念,保罗·西涅克到达圣特罗佩一百周年纪念,这些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呢?钟声依旧敲响,可时刻已不尽相同。现在起作用的显然是一种全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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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化、公民化的纪念已沦为政治。主要原因在于,大战以来,没有哪件事能顺理成章地进入民族统一记忆中。法国解放开启了记忆的战役,每一段记忆都是好斗的,因为它们都要求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家级的象征,而这要求又是合情合理的。1945年戴高乐和共产党的竞相许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一战的记忆曾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即使是关于维希之后的贝当的记忆,也不能阻止凡尔登成为整个国家公认的象征。二战则始终是一股分裂力量,甚至无法举出一个唯一的、不容置疑的胜利日期,因为各地不是在同一时间以同种方式获得解放的。而5月8日在11月11日停战日和圣女贞德节(戴高乐更喜欢把5月8日这一天视为圣女贞德节)之间摇摆,一直没有找到一席之地。但当1975年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取消二战胜利纪念日时,还是立刻引起了大战老兵的强烈反应。纪念政治化是纪念泛滥的部分原因,它实际上完全改变了纪念的体系:使之世俗化,民主化,更接近游行。这造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一方面,纪念的规章和意义被交到了特定团体,如政党、工会、协会手中,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内部斗争和不可避免的抗议,斗争和抗议都是有关仪式本身的组织的,因为每个细节都关系到整体的意义;另一方面,全国性的游行不再是某个团体之统一性的战斗性表达,而成为了民主内部所有团体一致的冲突性。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是肯定共和国大家庭的团结的契机,而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是所有政治派系各抒己见的场所。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只会加剧这一现象:在最为官方的宣言中,民族记忆在至高无上的官员和所有者手中,其本身只能具有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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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传统模式尤其受到来自地方和文化的强有力竞争,它们都对“民族性”构成了极大威胁。而文化部长的努力,地方分权,旅游业的发展,学者协会的发展,地方团体和文化机构的利益,这些都促进了地方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发展。这便是核心现象之所在,它对纪念造成了全新的冲击,颠覆了它的机制:纪念不再是高高在上,根据民族和爱国主义价值提炼而成,而是服从特定团体、地区、行会或机构的利益,实现了由手工业向工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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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颠覆的是纪念机制本身。记忆模式战胜了历史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对难以预料、变化莫测的过去的完全不同的运用。过去失去了其有机性、确定性和强制性特征。重要的不是过去强加于我们什么,而是我们投入了什么。这是导致无论何种信息都会被干扰的原因。是现在创造了纪念的工具,追寻要纪念的日期和人物,要么忽略它们,要么丰富它们,要么在规定的日程中享受自由(比如把瓦尔米归入1789年事件),要么遵循日期却改变其意义(比如1994年德雷福斯事件的纪念是批判而非平反)。谋事在历史,成事在当下,发生的事情一般来说总是同我们的需要是相左的。这就可以解释最近接踵而来的几场全国性纪念的奇特结果了:那些无纪念对象的纪念是最成功的,那些从政治和历史角度看最空洞的纪念从记忆价值角度看却是最具深意的。

二、从民族性到遗产性

纪念的变形只是表明了纪念的终结,而变形本身也不过是一场更大范围的变形的结果,那就是在二十年不到的时间里,法国从单一的民族意识过渡到了某种遗产性的自我意识。我们需要弄清这一变化的步骤并估量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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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再回到整个现象,这个现象在于从历史到回想,再从回想到记忆的过渡。之所以要回到现象,是因为在显而易见的、一贯的经验背后,是这几个术语寻常意义的彻底颠覆,而纪念的真正变形正是由这种颠覆产生的 。过去,历史在通常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正如国家主要是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一样,它通过学校和时间,成为了我们集体记忆的框架和模型。科学的历史学本身,正如其是国家的教导者一样,在对记忆传统的修正中变得丰富起来。但是,无论它想表现得如何具有“批判性”,它代表的始终是记忆传统的深化。它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亲缘关系来确立身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记忆不过是同一种东西;历史就是被验证了的记忆。
    今天被我们通称为记忆的东西,正如我们说工人记忆、奥克语记忆、女性记忆,它却是对某种已逝传统的历史意识的回归,是对离我们远去的某种现象的重构,而这种现象最直接关系到的,就是那些自认是其子孙后代的人。对于这一传统,官方历史毫不认为有重视的必要,要么因为国家集团通常都是建立在其消亡或沉默基础上的,要么因为这种传统并没有以历史的形象出现。但那些开始融入民族历史的集团却迫切感到需要用从土法到科学方法的各种手段来重构这种传统,因为这种传统是他们身份的构成因素。这种记忆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历史。
    需要强调的正是这简单却并不显著的颠覆,因为它正是遗产性纪念的源头;遗产性纪念也经历了同样的颠覆。纪念现象是对民族历史的浓缩和概括,是少有的庄严时刻,是集体返本归根的艰难形式,是对血缘关系的象征性确认,是对传承形式的选择,是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过渡。纪念被分化了,对每个相关集体来说,都成为了分散在社会这块大布上的游丝,使之在现时能与消逝的过去建立起一条回路。游丝散布各处,又无处可寻。纪念摆脱了传统空间的束缚,但整个时代本身都变成了纪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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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纪念的界线变得细长、灵活,却又清晰。有时我们知道它从哪里开始,却不清楚在哪里结束。再没有什么比航空照片这种高清技术更不具备纪念价值的了。可是,在人们原先以为只有平原和森林的地方,北方二十年来最密集的、几乎证明了“高卢人,我们的祖先”存在痕迹的高卢-罗马农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本书中分析过的让·麦特龙的《工人运动传记词典》(见前文《工人生活》)不正是成为了死者的纪念碑吗?当勒华·拉杜里展开了对无法复活的朗格多克农民的调查时,“朗格多克的农民”这个简单的派生词正是为了读者而非作者的利益,将这些农民从众多地区研究中挑选了出来,从而使他们成为了某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无名构成者,这个“历史人物”即十八世纪之初用黑死病包围法国乡村的马尔萨斯大循环 。民间传统艺术博物馆对于其馆长来说,没什么特别有纪念价值的,可当艾尔维·吉贝尔在某个复原一个世纪前的欧布拉克农庄起居室的展览前驻足,看着那活板门、洗碗间和烟草罐时,这位25岁的年轻作家“惊呆了,仿佛触及到了过去的边缘”,他发现,在“这部真正的时光机前”,“照相、立体技术、甚至全息摄影,都不能带来如此强烈的对过去的向往”。这不正是纪念吗?就我所知,让·拉库蒂尔关于戴高乐的优秀传记并没有想成为一种纪念。然而对于一个本身研究黎塞留的年轻史学家来说,这部传记“相当于十个花岗岩的洛林十字架”,其所揭示的政治文化,“效力相当于一座真正的纪念碑”。而传记这种体裁的流行本身,不也正昭显了时代的纪念精神?当每个人意欲纪念的事物不同于他者时,强制性的、集体性的纪念变得面目可疑,而个人的、自发的纪念却总是出人意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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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世俗化的兴起表现在遗产的爆发上,最终颠覆了概念本身。正如仪式是传统纪念的结晶,一个半世纪以来,“历史遗迹”是遗产的结晶。“历史遗迹”是对一个逝去的、脆弱的过去的不容置疑的见证,民族集体是承认这个过去的,并将其指定为自身身份的代表。因为,用一战后出任美术学院校长的保罗·莱昂的话来说,“它们的形象反映出法兰西的永恒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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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的性质乃至地位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数以千计的乡间小型博物馆里的展品。十年来,这些小型博物馆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栗子博物馆,玻璃博物馆,木鞋博物馆,等等,并自认为属于“文明”、“社会”、“身份”以及“记忆”。它们与那些被称为“第三类”的遗产没有任何区别,都体现了同一种颠覆,也就是说,遗产代表的不再是整体的集体身份,不再是整个社会机体,从此以后,它成为了区域身份和仅以文化维度来考察的社会等级的组成部分。遗产从历史时代——行政是为历史时代而生的——过渡到了记忆时代,行政要依靠现有的一切来适应这一变化。


三、记忆的时刻

在过去,存在着一种民族历史和各种团体的内部记忆。这种历史无论在结构还是功能上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即使每个内在要素都有分裂倾向,它仍是单一的,一般由学校教授。这是一个在结构、时序、必经阶段、固定人物、事件等级等方面都同质均一的叙述体,它使得在某个次序明确的制度内部,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历史能实现学术版本和基础版本之间的贯通,并令一切都浸润在社会组织中。编撰这种历史是为了对抗宗教教育,可这种历史本身却成为了具有世俗和公民目的的神圣历史。从韦辛格托里克斯到殖民帝国,再到儒勒·费里的世俗义务教育,这种举动的演变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个人发展的神话时代的投射和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是特殊的记忆,即历史的那些无声的时刻,这些记忆受家庭和环境传承,由个体坐标和集体习俗构成,与地方、地区、宗教、职业和风俗传统相连;还有有关个体学习和相邻关系的记忆。过去,民族的集体身份正是在这双重结构中构成的。对于国家来说,要确保整体的平衡性,并让所有人接受其政策和法律;对于个人来说,则要在这种对社会关系的集体基本信条下,协商其参与的方式和程度。现在,这种双重结构在其组织的稳定中溶解了。

    历史作为承载民族命运的神话,一个世纪来在战争影响下逐渐瓦解。这些战争的后果三次损害了历史的核心要素:1918年,受灾的欧洲;1945年,假胜利;1962年,世界性影响的终结。历史的瓦解同时也出于,而且尤其出于两个核心概念的逐渐解体——民族和文明——启蒙运动把二者联系了起来,大革命实现了二者的结合,而共和国教育则使之深入人心。从这两个重要观念的结合中引申出一个简单却极具活力的三段论:人类通往进步的道路是通过对理性的征服完成的;而民族国家是这场理性进步的历史推手,其中革命的法兰西的历史是其最好的例证;因此法兰西的历史就是理性进步的历史。法兰西价值的普世性正是建立在这一已融入民族意识的三段论基础之上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选举,由某个民族的经历所体现的可普及的原则,从家庭小说的曲折情节中提炼出的可输出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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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与未来的结合被现时与记忆的结合取代。但我们不得不采取预见性的目光,将这个现时与记忆的迫切性牢牢地联系起来。社会愈具有历史感,对变化的普遍感知愈发展,对未来、对预测未来局限性的方法愈不确定,那么以下事物就会愈加发展起来——一方面是预测机构和规划政策,另一方面是保护机构和保护政策。两种运动同时前进,记忆的兴起与从历史意识到社会意识的变化是同步的: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之时,它们集中了最富创新性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效力于相似的团队和机构,后者在战后分别被归入了全国统计及经济研究所、国家人口研究所和高等研究院;在六十年代的转折点,法国式规划的流行与新史学广为公众接受的事实相符;而未来学的蓬勃发展又碰上了遗产热。“现时”曾因某种对国家的纯历史性意识变得透明、可传承甚至——就该词的本意来说——转瞬即逝,如今却在未来的压力下,必须承担整个过去的重量。正是这种历史化的现时的出现使得“身份”随之诞生。“身份”一词在民族意识的旧体制下,只用于行政和公安领域。它只有在其所处和所表达的不确定性中,才能获得发人深省的中心地位。作为“人”的法兰西曾召唤它的历史。作为身份的法兰西只能在对记忆的解读中才能拥有未来。
    身份,记忆,遗产:当代意识的三个关键词,文化新大陆的三个侧面。这三个词彼此相连,极富内涵,具有多重含义,每个含义之间又互相回应、互相依存。身份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自我选择,一种特殊的自我承担,一种稳定的自我辨认,以及一种亲身经历的与自身的团结互助。记忆同时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覆盖了一个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而遗产则直接从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转向了构成我们自身的财产。三个词可以互相阐释,几乎是近义词,而三者的结合展现出一种新的内部结构,某种事物的另一种布局形式,对于这种事物,我们无法用“身份”以外的词来称呼它。
    从前有的是民族的历史,个人的记忆;如今有的是民族的记忆,而这种记忆的统一性却由不同的遗产要求构成,始终在弱化却始终在寻求凝聚力。一方面,三十年来,人们感动地发现了这本家庭相册,并虔诚地用从仓库发掘出来的各种新发现丰富了它,它是日期、图像、文本、人物、情节、词语甚至价值的巨大清单,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共识中,它从前拥有神秘的权力,如今这权力已演变为日常神话,成为了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话题 。另一方面是那些集团,对他们来说,“记忆”,也就是——让我们再重申一次——对他们历史的回收,它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却始终是他们“身份”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也就是他们存在的组成部分。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重建已经破碎的社会组织。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在一种认为公民身份受到威胁的传统思想中强化民族感。对还有一些人来说,则是用被压抑或被边缘化的历史来丰富这种民族感。对记忆的社会运用和身份逻辑一样多样且富有变化。不过运用记忆的机制,与将记忆神圣化的动机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因不断活化而变得牢固的根基上,令不断变化着的集体进行相互对抗。这种对抗通常会引发争论和冲突,尤其是诸如犹太记忆这种例子。而且或多或少是一种抗议。正是这种希望获得承认的要求令民族记忆没有变成确定的成果或封闭的清单,而是变成了一个处于不断构建和变动之中的力场,因为一部分人的记忆成为了所有人的记忆。
    民族记忆意味着民族历史框架的破裂。意味着与传统传承阶段和模式的决裂,意味着类似学校、家庭、博物馆、古迹等被优待的启蒙场所的去神圣化,意味着本该属于上述领域的东西大量涌入了公众空间,意味着媒体和旅游业对其的接手。历史的民族将细致的叙事、细心的保养、宏大的规模和纪念的时刻托付给了具体的场所、确定的环境、固定的日期、列入保护名单的古迹以及程序化的仪式,因此把过去禁锢在一个由象征物组成的系统中,同时对其余一切不闻不问。而记忆的民族则恰恰相反。它将整个空间都填满了潜在的身份,将一切现存的事物都添上了一个过去的维度。那些自以为毫无缘由地在空间轴上扩展的东西,从此通过时间轴得到了理解。这是石块和墙壁的苏醒,是遗址的复活,是风景的重生。现在,内在呼唤外在,私有逐渐成为公有,神圣事物被世俗化,地方要求登上全国舞台。一切皆有历史,一切皆有权如此。在成为法兰西历史,尤其是成为复数的法兰西的历史时,法国历史由此不可思议地播撒开来。法国的历史从“人”变成了“拟人”;还是按米什莱的说法,我们只能在它与它留下痕迹的客体之间的个体关系中抓住它的“灵魂”。这也许正是“记忆之场”这一表述得到反响的原因吧,尽管这是两个表面看来互相矛盾的词的组合,一个代表远离,一个代表接近。它把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集合在一起,在分裂中重构了已分裂的民族性。正是因此,此次百家争鸣的三卷书再加上此前的四卷,它们的抱负也就变得合情合理了,这抱负便是在法国历史的连续性链条中,建构出一个法国人凝视法兰西的时刻。

本文节选自皮埃尔·诺拉:《纪念的时代》,查璐译,曹丹红校,皮埃尔·诺拉 主编:《记忆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由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领衔的《记忆之场》全本翻译项目业已启动,预计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