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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记忆研究 | 艾瑞克·梅耶:记忆与政治
发布时间:2020-05-04


记忆与政治

[德]艾瑞克·梅耶 著 

李恭忠 译

本文载《文化记忆研究指南》,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李霞、李恭忠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即将出版。


政治科学主要关注记忆文化的各个侧面,因为它自认为是一门构成了民主状况的根基的学问。根据这一议程,并且考虑到议会民主制作为一种政府形态在全球范围取得的成功,这一路径就不去处理政治系统的常态性。相反,它集中关注特殊的体制变迁案例,这种变迁一般都会导致一种跟此前体制的对抗:无论哪里突然发生了从前民主、专制或者都在体制向民主治理的转型,它们都需要接受过去。德国人目前使用“直面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这个术语来讨论这种转型过程,不过该术语是有争议的。争论过程中,这个术语与历史语境的联系发生了转变。以前该术语仅意味着德国有必要从伦理上处理纳粹历史,现在却变成了一个类别术语,意思是废除独裁体制、用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它指那些信奉民主和人权原则的社会和国家在应对此前政权的罪行和独裁历史时所展现出来的行为。罪行和责任问题不仅在政治和司法层面得到处理,也在道德和形而上学方面得到讨论。民主理论研究会论及所有这些方面,而经验研究则倾向于考察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采取了哪些制度性的措施来处理加害者-受害者的关系。


转型正义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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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层面,不同学者从比较历史视角出发,在“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这个术语之下对此主题进行了探讨。涉及特定人群的各种措施,不管是刑事制裁、剥夺资格、恢复名誉还是物质赔偿,都跟已经垮台体制的时间间隔紧密相连:只有在受害者和加害者还活着时实施,这些措施才有意义。这一点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影响着其他国家或者公民,只要他们曾经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话。因此,转型正义的各个侧面也许会变成对外政策或者外交方面的一些问题。毕竟,这种观点强调必须正视过去,认为这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行并且能够在国际关系当中展开行动的前提条件。

同时,“直面过去”并不局限于上述措施的实施:这一概念包含着新的民主制度用来对待先前状态的一整套知识和行动。制裁过去的行为,不仅具有实质性的影响,也有象征意义:它设立了一个标准,使人们可以对先前的体制作出评估。由此,它的合法性和被接受情况,就取决于公开的沟通。对过去的研究,以及关于行为、机制和模式的信息,成为一种话语的组成元素,后独裁社会通过这种话语来说明自己对历史的把握。在认知层面正视历史的过程,既包括市民社会的发育行为,也包括政治-行政系统的行为,它们影响到了政治公共领域、学术研究、政治教育、借助艺术作品实现的文化表征,以及纪念碑、博物馆、纪念日等体制化的纪念活动。如何去正视历史、在多大范围内去正视历史,这可以被视为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状况的标志。政治文化概念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社会成员如何将自己安置于政治系统中。传统的政治文化研究是这样界定的:“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就是跟政治目标有关的价值取向模式在一国成员当中的特定分布”。该视角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假设,即稳定的民主制度的确立,是跟特定个体的价值取向相匹配的。因此,政治文化研究和转型正义研究都对转型中的系统有兴趣;不过二者也有区别,前者聚焦于态度和价值的延续性,后者的关注中心则是政治制度变迁的各个方面。在此语境下,我们可以通过社会调查研究的途径,来批判盎格鲁-萨克逊公民文化模式的价值取向,以及对相关态度的经验判断。作为研究讨论的结果,我们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得到了拓宽,以至于它不仅被视为一套固定的程式,也被理解为一种行为和过程。相应地,不仅内在态度可以作为合适的指标,外在的理念、文化的表现性一面,同样也可以承担这一功能。“正视过去”的政治文化维度,就是这条路径的一个要素。

比如,借助于德国围绕国家社会主义而发生的冲突,托马斯·赫兹(Thomas Herz)和米歇尔·施瓦博(Michael Schwab-Trapp)勾勒了一套政治文化理论。他们将这些论争理解为一种必须采用话语分析手段才能得到重构的诠释冲突。概念的核心是政治叙事模式,即如何构筑社会与其历史的关系。从具体情况出发,一些相互竞争的对于过去的诠释,其合法效力得到公开的磋商和讨论。这些“冲突揭开了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面纱,使我们得以感知到权力的结构,以及一个社会赖以为基础的利害关系、准则和价值观念”。跟传统的政治文化研究相比,这一路径以冲突导向的文化观为基础,聚焦于共享意义的协商过程。


历史政策和历史政治

02

尤其是在德国的历史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政策”(Vergangenheitspolitik)和“历史政治”(Geschichtspolitik)这两个概念的系统实施。诺伯特·弗雷(Norbert Frei)采用“历史政策”一词来解释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即一个延续了大约五年的政治过程。其结果是,一方面,针对纳粹政权下的加害者和同路人,德国实行了一些免于惩罚的规章和措施,意在将那些被怀疑、被控告而且许多情况下被宣判有罪的人重新整合起来;另一方面,德国同时采取了一些努力,以在政治和司法上都跟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残余划清距离。所谓“历史政策”包括三个不同的因素:赦免、整合、划界。弗雷将“历史政策”概念化为“正视跟第三帝国有关的过去”在政治-司法层面所体现出来的一个固定阶段,但这个术语同时也以更普遍的形态得到了运用,脱离了德国历史的具体语境。尽管如此,“历史政策”仍旧取决于涉事个体的存在与否。在上述条件之下,我们也可以基于比较的视野,将“历史政策”理解为一个类型性的术语,来指称后独裁国家通过法律规章而实施的一些临时性政策,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应对体制变迁导致的问题。

相反,“历史政治”的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埃德加·沃尔夫隆姆(Edgar Wolfrum)以1990年以前联邦德国的历史为例,将其勾勒如下:“‘历史政策’……主要指实用的政治措施,它们服从于公开的、象征性的行动;而‘历史政治’的特征,正好是对立关系”。此外,“历史政治”既不是专门用来处理独裁体制的后续影响,也不取决于所涉及主体的时间间隔。相反,它处理的往往是一个共同体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诠释和意义往往被认为是有分歧的。相关的诠释之争往往遭到政治上的控诉,这个事实源于历史被赋予的价值取向功能。跟人们可能设想的情况不同,“历史政治”领域的冲突所处理的,主要不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所讨论的历史重建是否符合史实、相应诠释是否合适等问题;相反,其兴趣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意义关联,后者往往又是行动的参照。在此视角之下,问题就不在于传达出来的历史形象是否科学、是否真实;相反,关键在于过去的经验如何、由谁、通过何种途径、出于何种意图被拿出来并且变得与政治相关,这样做又有何效果。

沃尔夫隆姆将“历史政治”界定为一个政治领域,在这里,不同角色不仅试图为历史注入各自的特定兴趣,还出于各自的政治利益来利用历史。他采用了该词的贬义用法:它往往意味着以政治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和历史学,目标在于影响当代的争论。在此视野下,“历史政治”就是一个公开的政治沟通问题,主要发生在大众传媒领域。这个过程体现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对于话语霸权和诠释模式的相互竞争。因此,该路径假定存在着一种多元性的公共领域,其功能是为这些论争提供舞台。参与其中的不仅有来自政治-行政系统的代表,也包括那些占据优势地位、可以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个人和团体。除了政治家,这一精英群体还包括新闻记者、知识分子和学者。

沃尔夫隆姆还区分了另一种情况下对于历史的故意工具化,以及它对多元民主政治论争的短期影响,即公开的、蓄意的诠释冲突的间接后果:“可以这样来理解,历史政治领域的冲突,表达了对于特定价值模式、行为模式以及信仰系统的确认和更新,从长期视角来看,这些东西塑造并改变了政治文化”。因此,“历史政治”不仅服务于将当代政治项目合法化的目的,从冲突理论的视角来看,还促成了应该适用于整个社会的规范性价值取向的协商和厘定。在此背景下,情况再度变得很明显,沃尔夫隆姆将“历史政治”概念化为主要是一种话语实践,跟“历史政策”刚好相反。

其他一些关于“历史政策”和“历史政治”的概念大多与上述理解相对应。经历了1980年代所谓“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以后,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使用“历史政策”这个概念来批评那种政治化的历史观。随着东德政权的终结,人们的兴趣焦点转向了“历史政治”在冷战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彼得·雷赫尔(Peter Reichel)以东德为例作出了如下概括:“历史政治是……德国制度冲突中的一种方便的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政治上非常重要的象征资本”。这样,我们当然可以觉察到一种语义学上的归纳,不过“历史政治”作为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经验现象,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却仍然是有疑义的。这种质疑不再指向具体的政治行动者或者政治系统,相反,它假定历史已经被政治普遍工具化了。在文化记忆研究的背景下,这条法则似乎是有问题的: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根据这种概念,对过去的记忆是不可能不包含当下利益的。

尽管如此,从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之当代意义的具体冲突情况来看,“历史政治”这个说法仍然被理解为一个分析范畴,可以将其普遍化。由此,雷赫尔将记忆场所理解为一个政治行动领域:“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创造,纪念物和纪念场所的解体和转型,因而都是象征性的政治以及由此构成的多元记忆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此他诉诸于表象与真相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象征政治这一概念中是隐晦的。因此,“历史政治”不是指作出一些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定,而是指一些重要的目标,其意义类似于与从政治上建构某种真相。从这个观点来看,“历史政治”跟“仪式”、“政治神话”等象征形态很接近,尽管这些东西在政治科学当中都显得可疑,因为它们都是被有意创造出来的。这一判断对应着如下假设:象征政治并未构成政治行动的沟通框架,相反,它是一种有缺陷的真相模型。通过“历史政治”来建构真相,其焦点在于合法性的维度。它可能是集体认同的合法性、新秩序的合法性,也可以是多元社会当中政治行动者的合法性。如前所述,对某个历史参照点的否定性区分,或者是正面的指涉,都可以激发起合法性的信念。因此,“历史政治”和“历史政策”也可以被置于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理论的背景之下。

至于正视过去的具体案例,我们很难将“历史政策”和“历史政治”视为一个历史阶段,即赫尔穆特·科尼希(Helmut König)简洁地描述为“从决策到传播”的阶段。他以德国为例:“同时,处理国家社会主义时的侧重点,从与政策制订和资源相连的实质性政策,转向了话语和象征的维度”。他还具体指出:“今天如果做出一些有关于历史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治决定,它们极有可能就会试图去规制有关于历史的政治传播”。概言之,“历史政治”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政治传播和象征政治,实际上体现为“没有政策的政治”。“也就是说,公开论争并不指向行动,也没有宣告某种行动或者决定,但它们本身实际上即已构成了行动”。


记忆文化的政策研究视角

03

然而,从文化记忆的视角来看,这一判断又很难成立:比如,扬·阿斯曼区分了沟通记忆与文化记忆,二者跟要记忆的事件相连,构成了两种连续的“记忆模式”。沟通记忆由亲历者这一代的传记视界所塑造,阿斯曼假定存在着一道划时代的门槛,其特点体现为一个事实,即由于同时代目击人的死去,有生命力的记忆只是在转换为制度化的形态之后才能持续存在下去。可以这样认为,尤其是在有着歧异的群体记忆的多元社会里,传统的建构过程不可能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四平八稳地推进。相反,从沟通记忆到文化记忆的转型,使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政治决策的必要性。

比如,即便康斯特拉克将“记忆的政治”(Erinnerungspolitik)概念化为主要是一种沟通行为,他还是声称:“如果不把政治责任和决定、体制以及资源考虑进来的话……记忆的政治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探讨”。如果我们将记忆文化理解为一个寻常的政治领域的话,这一假定与持续相左的概念之间的矛盾即可得到化解。因此我们建议采用一种政策研究视角,作为对“记忆的政治”这一既有概念的补充。尽管相关文献中的主题范围始终适合于作为一个政治行为领域,不过研究工作还是集中于对大众传播的诠释。从这个视角来看,当行动者在政治公共领域提出自己对于社群历史的诠释、去竞争文化霸权的时候,“历史政治”就发生了。实际上,理论和经验研究同样揭示了政治对记忆文化的影响。不过由于它们专注于政治行为的传播维度,它们只是大体上确立了一种模糊的联系:支配性的诠释模式使自己在公开、正式的纪念活动领域得到了物质化。

以稍微苛刻的话来说,大多数路径的认识论偏好都不适用于记忆文化本身:假如记忆文化的政治性质最终乃是服务于合法性的建构,那么对行动者内在动机的辨别就显得令人瞩目。这个核心假说应该是毫无异议的。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一路径也会导致逆差,特别是涉及到对于相关政治过程及其后果的描述时。视角的转换,也许能够让我们进一步认清政策制订的必要条件,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去设计这一主题的范围。为了理解纪念物、博物馆和纪念场所的具体构造,我们必须考虑到行政方面的问题,比如冲突得以解决的财政和法律前提,以及政治系统的兴趣。因此,我们提议将记忆文化当作与其他政治领域相似的东西来处理,并对有关记忆的公共政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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