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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青年学人系列(2)| 王瀚浩:晚清中国的“帝国主义”话语
发布时间:2020-05-09

学衡青年学人系列

02


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成立于2014年,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为职志,以“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为旨趣,以概念史和公共记忆研究为核心,致力于打造创新型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已在国内外学界产生较大反响。

学术的未来和希望,在青年。学衡同仁在深入学术研究、推出标志成果的同时,一直非常注重优秀青年人才的培养,经过数年努力,已然初见成效。几位“80后”教授、副教授、助理研究员开始崭露头角,十多位“90后”博士生初登学术殿堂,研究领域有别,学术风格各异,然皆秉承学衡精神,勤勉踏实,严谨治学,虽是初生牛犊,已有不俗气象。

其特色与优势,一曰跨学科,许多人受过历史学与政治学或其他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二曰多语种,团队成员分别熟练掌握英、法、德、日、俄等语言工具;三曰国际化,半数以上曾在欧、美、日等国知名高校游学或联合培养。

为展示学衡研究院的创新学术成果,本号曾推出“年度学术回顾”系列、“学衡教授论文微合集”系列、“概念研究论文合集”系列、“近年出版著作、译著、集刊回顾”系列,颇受学界好评。本周起,将陆续推出学衡青年学人的系列成果,期待学界先进与同仁继续关注和支持。是所望焉!

——李里峰(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副院长)


晚清中国的“帝国主义”话语

——以幸德秋水《廿世纪之怪物 帝国主义》为中心


王瀚浩

作者简介

王瀚浩,南京大学文学院学士、历史学院硕士。




引言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其被用来总结过去的经验,反抗欧美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的一条主要线索。早在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1889-1927)所写的《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1925)中便以此为切入点确定了延续至今的历史叙述话语 ,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使其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在其刺激下中国各阶层都提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最终的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另一方面,帝国主义批判自列宁(Lenin,1870-1924)《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 a popular outline,1917)出版后便随着共产国际的不断扩张而影响至世界范围。在中国,其最早于1924年5月,即国共合作不久后被节选前6章翻译于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杂志上,1929年该书第一个汉语全译本出版。由此,书中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成为中国共产革命者对世界革命期待的地平,反帝成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任务,而妨碍这一进程实现的敌人也都被冠以“帝国主义”之名,如将赫鲁晓夫(khrushchev,1894-1971)上台后的苏联称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
改革开放后,“帝国主义”在“走出革命”的背景下渐渐远离时代话语的中心,而在西方,此说却被政治经济学者不断修正成为反抗的起点。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断加剧的今天,因经济及权力的愈加集中,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机会日益减少,“帝国主义”依然被视为一个“具有巨大叙述价值和解释力的词语”。这一前热后冷的局面使“帝国主义”在中国脱离了学术性反思而被牢牢限制在曾经的革命话语之中,成为一个不言自命的概念前提,而对其历史性内涵却少有人进行讨论。这一政治的立场显然无助于厘清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关系。
笔者对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关注,不仅基于对上述现实的不满,更因对近代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前现代因素的关注。晚清中国,在面对欧美列强不断入侵的过程中,如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言原有在上层人士中存在的儒教思想“被历史所超越” ,如朝贡体系、夷狄观念、天下思想等都无法适应当时的世界格局。在新的世界认识的形塑中,“帝国主义”(imperialism)这一外来概念的使用却绝非简单的词汇翻译,而涉及一整套以实力竞争为核心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体系。与此同时,产生于战国时期的诸子学说在这一时期得以复兴,占有重要地位的儒家学说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通用话语并未“成为历史”,在儒家文化圈,基于儒家道德学说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批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下,文本将重点考察晚清“帝国主义”话语,需要注意的是,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未完全成立的晚清中国,同样受到儒学影响的日本并不能被排除在视野之外,毋宁说,晚期中国的新兴思想正是借助同属儒学、汉字文化圈,而又不受本国政府干扰的日本的反哺得以产生的。具体而言,第一,考察梁启超(1873-1929)“民族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的内涵及其思想来源。第二,以日本革命家幸德秋水(1871-1911)最早的反帝文本《廿世纪之怪物 帝国主义》为核心,讨论其通过儒学性的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展开批判的思想形成过程,并对刘师培(1884-1919)等无政府主义者所产生的影响。最后,基于以上考察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义做一讨论。

作为民族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

晚清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起源于战争,这使得日后认识的目的大都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如何取胜。最直观者便是武器战术,由此引申出工业、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其次是群众动员,在1901年发表于《清议报》(东京)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针对中国所面临的危局,最早使用“民族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对当时的欧美国家进行描述,并逐渐形成了以“新民”为具体目标的民族主义实践方案。 
梁启超在文中明确提出希望通过改变国人的国家思想以实现其改革目的,认为国家思想的演进脉络大致可归纳如下:

当时的中国,处在第三阶段的乙种,即非神权帝国主义时代,而西方则处于第五阶段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两者虽同为帝国主义,但却以是否经历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分水岭。梁认为,西方世界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便已成为主流的民族主义随欧洲民族国家渐次成立,各国实力渐趋平衡,在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为代表的强权派的影响下已转变为新帝国主义。其特点在原本为民重于国,现在为国重于民,故为谋求本国的继续发展,西方列强遂得以调动全民力量向外扩张。面对这一世界大势,中国既不能坚持已有的君主至上主义,亦不能学习今日欧美各国以政府为重的国家学说,而应遵循国家思想的发展顺序,以发展民族主义为第一宗旨。

此文的思想来源有二,一为德国学者伯伦知理(Bluntchli,1808-1881)的国家论学说,一为美国学者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1869-1923)的民族帝国主义理论。针对前者,其所依托的文本当为曾翻译连载于《清议报》的《国家学》第四章“立国之渊源”。文中指出,古代以国家源于天帝之意而成立,在中世纪后经宗教改革及专制制度的确立而将国家归集于“威力”,由此造成君主暴虐,人民叛乱。到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以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为代表者提倡“社会契约”,不久遭到德国国家学者的反对,将国家归结于人民共有的建国心,这也可视为对“威力”与“契约”说的调和。巴斯蒂(Bastid)指出这一翻译出自吾妻兵治(1853-1917)所翻译的平田东助(1849-1925)与平塚定二郎《国家论》的《国家学》,而《国家论》一书则是伯伦知理德文版《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Deutsche Staatslehre fur Gebildete,1874)的日文节译本。 
对于后者,其依托的英文文本World Politics :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作者芮恩施,民初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其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1861-1932)攻读博士,作为边疆学派的开创者,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奠定了其美国的历史便是一部边疆拓展史的认识,这对芮恩施的远东认识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芮恩施在1900年出版的World Politics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认为民族主义潜藏着扩张性,并受到商业因素、人口扩张、思想学术潮流的变化、爱国心这一感情因素的催化,而成为今天的民族帝国主义。他还对两种帝国主义进行区分,指出其根本区别在于“罗马的帝国主义是令一切文明国民都包括在世界帝国的支配之下,与之相反,近代的民族帝国主义承认民族国家各自的生存”。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受到时任日本首相、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创办人大隈重信(1838-1922)的帮助。在此期间,梁发愤阅读日文书籍,并写下《和文汉读法》鼓励国人借助日语学习西方政治、经济相关学说。以上两种西学源流,都可从当时东京专门学校政治学教员高田早苗(1860-1938)的作品中找到影子。高田作为早稻田政治学的奠基人物,以立宪帝国主义作为政治追求。其自1896年起担任“国家学”课程的教学,并在1903年将讲义录《国家学原理》集结出版。通观全书,篇目与伯伦知理的英译本著作《国家的理论》(The Theory of the State)大致相当,在第四章中专以“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为题进行论述,将“民族帝国主义”解释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即为了国家的兴盛而不择手段。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出版不久,《清议报》开始连载由独醒居士所写,原刊于日本《国民新闻》(东京)的《帝国主义》,可视为中国最早对“帝国主义”这一概念进行详细介绍的文章。作者将“帝国主义”视为人类竞争的必然产物,是由民族国家为单位,为谋求人口及商业扩张而产生的积极行为。其与古代列国征战不同而重视国民的力量,故对日本而言必须顺应这一潮流,打破原有的小国意识,谋求日本的崛起。此后,梁本人将之改写为《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发表于《新民丛报》(东京),基本延续了此前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政治目标,其中特别强调虽然经济竞争在当时变得日益重要,但不能追本逐末,“未有政治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称雄者”。 
由上可以看到,构成梁启超“民族帝国主义”论述的有两个基础。第一,有别于日后以人种为区分的民族主义,通过对君主之争与国民之争进行区分,提倡以国界为范围的民族主义。第二,承认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对抗,弱肉强食。为此,梁提出“新民”方案以实现民族主义。所谓新民,概言之即以“利一群”为目的建立公德,提升国人的国家思想、政治能力,产生进取冒险、权利、义务、自由、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尚武等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儒家的道德观,梁认为在当今生存竞争、弱肉强食之世其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空言道德只能自取其辱,唯能战者乃能和。以此为起点,其学生蔡锷(1882-1916)的“军国民主义”、留日学生杨度(1875-1931)的“金铁主义”纷纷出台,前者试图通过军事训练熔铸“国魂”,后者则认为当今世界对内文明,对外野蛮,为求生存必须通过经济的军国主义改造中国,即通过对内工商立国扩充民权,对外军事立国巩固国权,为此必须实行君主立宪制。而晚清赴日考察宪政的大臣达寿(1870-1939)也在大致相同的时间明确将“立宪”视为培养国民“战斗之竞争力、财富之竞争力、文化之竞争力”的手段,而以最终实行“帝国主义”作为目标。 
然而,在梁启超于1903年赴美考察后,却基本结束了对“民族帝国主义”的讨论。其原因,一方面因美国之行使他看到在美华人在议事、选举等民主生活中或唯唯诺诺、不敢发声,或拳脚相向、以权谋私,遂丧失了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期待。另一方面,则是他对原本关于“帝国主义”产生原因的判断产生了怀疑。回日后,他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将托辣斯(trust)视为生计界之帝国主义, 明确将美国近来帝国主义盛行之原因归结于因托辣斯而导致的资本过度,认为其扩张将决不止于古巴、菲律宾、夏威夷,若中国不能迅速团结力量与之对抗,因其入侵之力远甚于帝国主义之武力侵略,或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由此,梁一改此前的革命倾向,甚至帮助清廷官员起草宪政视察报告,投向了立宪改良道路。 
应该看到,在梁启超的叙述中有着“国家至上”的绝对底线。因此,本文对以往学者重视梁启超的民主思想报以怀疑的态度。在梁启超赴日之前,主要受到其师康有为(1858-1927)“大同三世说”的影响。其本人曾将之概括为“三世六别”,三世为“据乱世(多君为政)”“升平世(一君为政)”及“太平世(民为政),三世又分别各分为二,有酋长、封建及世卿、君主、君民共主、有总统、无总统。一方面从国家而言,中国处在由君主向君民共主的过渡时期,而欧美列强基本已经实现了民政。另一方面,从世界角度而言,仍处于多君为政时期,各国皆自私自利。其一方面借此提倡君民共治,希望光绪能广开言路,另一方面也以“大同”,即无总统的万国同一为追求目标,与西方民主政治并无太大关系。赴日后梁抛弃这一理念,专注于以国家作为自己的论述主题,渐与依然试图建宗立教,追求终极理想的康有为分道扬镳。的确,热衷于以“今日之我”对抗“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在游美前后改写了自己的论述,这体现于其对“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从政治转向经济的改写之中,但其背后的竞争逻辑却并未改变,无论是民主学说还是立宪政体,都服务于对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这一问题的回答之上。

儒教社会主义的反帝国主义

与梁启超在承认帝国主义竞争的基础上对国家认同进行强调不同,刘师培试图通过消解因国家差异而形成的竞争实现对帝国主义的批判。1907年8月,刘师培在《天义》(东京)报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一文,对“帝国主义”如此评价:

近世以来,欧美各国,侈言帝国主义,挟其兵财,雄视世界……行此主义者,犹假二说以自饰:一曰强权,二曰爱国心……人人自私其国,于己国人民以外,不复以人类相视,故强权横行。 

通过反对“强权”及“爱国心”对“帝国主义”的军事及经济扩张进行批判。该文以《孟子》中的“孺子坠井”为例,认为人类拥有自然而生的良善之心,儒家称为“仁”、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称为“博爱”、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称为“互相扶助之感情”,试图通过回归本心构建人类同一性,打破阶级、职业、男女进而政府与人民、资本家与佣工、强族与弱族的界限,实现人类的平等。这一反帝逻辑,来源于幸德秋水的《廿世纪之怪物 帝国主义》。
幸德秋水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报人、革命者 ,一方面曾师从民权运动理论家,有“东洋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1847-1901)攻读《孟子》等儒学作品。另一方面凭借其在东京“国民英学会”学习英语的经历,在阅读德国经济学家谢夫莱(Albert Schäffle,1831-1903)Die Quintessenz des Sozialismus(1875)一书的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译本(The Quintessence of Socialism,1889)后接受了社会主义, 与当时日本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安部矶雄(1865-1949)、工会运动家片山潜(1859-1933)等人一同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1898-1904,1900年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
1901年出版《帝国主义》一书的背景当为反对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9)借口发展帝国主义提出的增税扩军提案。近年来西方学者多试图挖掘出其“反帝”思想的东方资源。2008年,此书被法国学者Christine Levy翻译为法文 ,2015年,美国学者Robert Tierney亦将之翻译为英语,指出其提供了一种非西方的反帝视角,一般而言“帝国主义”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但幸德此书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何日本在并未获得经济强势的情况下凭借政治因素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而同样受儒教影响的朝鲜,自1906年起便将此书陆续节选刊登于《朝阳报》,但因国情关系并无法接受其中彻底废除军备的论调而在翻译过程中进行了部分“偏移”。 
关于此书的内容,在《帝国主义》中幸德劈头指出帝国主义乃“以所谓爱国心为经线,以所谓军国主义为纬线,编制而成之政策” 。针对其“经”,他将见到孺子坠井,不论何人都会急往救之的“恻隐之心”视为人类最高的道德体现,因其不会区分亲疏远近。但对于“爱国者”而言,在战争中却会为本国战胜别国而欢呼雀跃,反之则将被斥为没有爱国心(patriotism)。由此可以判断,爱国心中的“爱”是有界限的,只及于自己的国家,而无法达到他人的国家,这并不是普遍的“公”心,而只是“私”念。针对其“纬”,幸德认为军事训练只能培养士兵的服从性使之变为王侯的奴隶,而通过军备竞赛实现的消极和平也并不能带来彻底的和平。由此提出各国应当撤裁军备,以此享受积极和平。由此,他并不承认所谓个人帝国主义(personal imperialism)与因国民膨胀所产生的国民帝国主义(national imperialism)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的野蛮程度并未有多少差异,期望以正义、博爱之心压倒乖僻之爱国心,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消灭野蛮之军国主义,以brotherhood的世界主义扫荡掠夺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这一文本的思想来源,大致有东、西两条主要的线索。就“西”而言,主要是John M. Robertson (1856-1933)的Patriotism and Empire一书。Robertson曾于1899年加入由自由党、费边社及社会主义者组成的Rainbow Circle,该组织试图对现行自由贸易及自由放任主义进行社会改革,以此解决贫困及失业等社会问题。在其成员中,正有于1902年出版了《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 A Study)的霍布森(Hobson,1858-1940)。Patriotism and Empire1899年由Grant Richards出版社,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包括“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泉源”(the springs of patriotism and militarism)、“军国主义方案”(the militarist regimen)以及“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mperialism)。《帝国主义》除行文结构外主要有两点受到该书影响,一为将“爱国心”视为“动物天性”的反“爱国心”论述,二为从古代至近代的西方历史及以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为代表的西方文学知识。 
就“东”而言,则为《孟子》。幸德曾回忆,自己因家道中落所导致的生活贫困及《孟子》、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等书籍让他成为一名热心的民主主义者,且对社会问题抱有深深的兴趣。前已提及,在《帝国主义》中幸德针对“爱国心”的批判建立在以“恻隐之心”为基础的道德论上。1903年,社会运动者山口义三(1883-1920)出版《破帝国主义论》,在为其所写的序言中幸德如此说道,“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犹同孟子之时,彼等皆藉帝国主义之美名,以行当年霸者之事,轻民之命,如同土芥”。此句出自《孟子》,其中的“霸者”则应理解为与“王道”对立的“霸道”,《孟子》以“力”与“德”作为“王道”与“霸道”的分歧点,幸德将今天的列国竞争理解为当时的战国争雄,只重视军事力量对外扩张便是“霸道”,而“以民为本”实行“仁政”(policy of benevolence)便是“王道”,在《帝国主义》中也可归结为社会主义。虽然他自言在“帝国主义”时代号召和平及德行,只不过是“崖山舟中讲《大学》” ,但当时遍及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却为其以《孟子》为基础的道德观提供了具体的行动力。在《帝国主义》中,幸德号召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如《孟子》中梁惠王、滕文公等当权人物,而是在下的“志士义人”,通过他们进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
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可视为其接受《孟子》学说的中介。中江留学法国时,曾将《孟子》翻译为法语,可见对其重视。此书1887年5月由集成社出版,正值幸德拜入中江门下之时。书的主要内容是洋学绅士、豪杰君及南海先生三人围绕当时的国家及国际问题展开的一次对谈。三人意见各异,洋学绅士认为人民不论战时或是战后都会受到巨大损失,其参加战争只不过是因君王所迫,为此只有实行民主制度才能实现永久和平。由此不仅能使人人享有平等,还能通过撤裁军备,用道义停止战争,促进和平。而豪杰君则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为了抵御外敌,获得发展,资源有限的小国必须侵占大国。这一将《孟子》“王霸之辨”融入现实语境的写作,为幸德思考“帝国主义”提供了直观的素材。
《帝国主义》出版时,东京正聚集着大批留日国人,作为当时言论界的天之骄子,梁启超的国家学思想无疑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虽然幸德所写作的《帝国主义》、《长广舌》(1902)、《社会主义神髓》(1903)等书都甫一出版便被翻译为汉语,但在当时却并未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刊于1900年的《译书汇编》在讨论“帝国主义”时最早提到幸德《帝国主义》一书,但却认为“怪物既出,与之为敌则受害固无穷,与之合体,则获利亦无穷。是在善驾驭之而已。” 1903年9月,通雅书局出版发行的《新学书目提要》也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介绍,认为其全文以用兵尚武为非,为此痛诋欧美日各国对外扩张殖民之事,其中虽有乱极思治的用意,但对于现实政治而言并无借鉴之处,特别是对中国,当下正应积极发展军事实力,希望读者能有所辨析。 
当然,对于《帝国主义》这一文本的中国影响而言,最为重要的当属1902年由赵必振所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译者赵必振与康梁师徒都曾有过往来,1900年因起义勤王失败逃至日本,成为《清议报》馆编辑,此时的他已对革命排满有所倾心。1902年,他潜回上海,“在沪两年,译出之书四十余种,综为二百数十万言,皆不胫而走” ,除《帝国主义》还包括幸德秋水的《长广舌》。之后他离沪赴港,担任康有为等人筹办的《商报》编辑,旋因抨击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被香港当局驱逐出境,其对外态度可见一斑。 
赵必振所译《帝国主义》,就文本而言与日文本少有差异,但依然存在误读,其中最重要的是将书中对“国家主义”(Statism)的负面评价进行改写。在日本底本中,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都是藩阀元老进行专权统治的借口,是幸德的批判对象。但对于当时的弱国中国而言,爱国心与国家主义正是迫切需求之物,这一点在朝鲜也同样如此。由此,建立在反“爱国心”之上的反“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便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毋宁说赵必振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借“反帝”确立“爱国”目标。在其此前所写的《说败》一文中,就曾号召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外敌。 
在译本出版两年后,1904年5月被清廷禁毁,然而其在中国的影响却没有因此消失。1905年,因翻译《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League)而被日本政府密切关注的幸德秋水锒铛入狱,狱中他阅读了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田园、工厂、手工场》一书的英译本(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1898),出狱后便渐渐转向无政府主义。此后幸德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往来密切,包括去函刘师培等无政府主义者在东京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天义》报,参加他们所组织的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发言,还邀请刘师培及革命者张继(1882-1947)等人参加自己组织的“金曜讲演会”。相信刘师培正是在此时受到了幸德的影响。
颜世安认为,儒家的道德主义和平理想主张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对立与冲突,即以德服人,这一思想被孟子系统表述,但近代以来却被知识分子所抛弃。在近代儒家文化圈的历史上,幸德秋水是少有的继承这一和平理念的人物。虽然除影响极小的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外少有人追随其以反爱国心为主线的反帝和平话语,但不能否认其暗示了一种儒学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可能性。通过将人作为思考的起点,以道德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减少以军事、经济实力为标准的衡量,这是否能在依靠民主制度获得和平的期望失败后提供一种永久的和平可能?在民族主义不断深化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思考。

结语:帝国主义与中国的“近代”

“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法国(impérialisme、impérialism),用以指称拿破仑三世的对外统治与扩张,其后在1858年首次出现英译(imperialism),用于说明针对自由主义而起的膨胀主义或殖民主义。东亚地区,日本作家高山樗牛(1871-1902)最早于1898年9月使用了“Imperialism”的音译片假名“イムビリアリズム”,此后不久便改用汉语词“帝国主義”。在晚清,当“imperialism”这一西方概念最初以“帝国主义”之名进入中国,时人便用《孟子》中“开彊拓土扩张己之国势为主,即梁惠王利吾国之义”对其进行解释。此后,其一枝二表,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述。
一方面,梁启超将“帝国主义”安置于国家思想演进的脉络之中,作为欧美国家实现民族主义后的必然结果,催促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被用来指代“强权”,是“膨胀主义、扩张版图主义、侵略主义”,总而言之是“强盗主义”(Dick Turpin主义)。为了抵抗这一强权,章太炎(1869-1936)等晚清革命者1907年在日本组织“亚洲和亲会”,联合印度、越南等亚洲受侵略国家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以求重获主权。两者都承认因实力不同所造成的差别。在此之外,以幸德秋水从儒家角度开创了第三种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方式。对于幸德而言,日本作为一个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君子之国,绝不应该放弃曾经的道德观念而投入武力的角斗场,而应追求科学的知识,文明的道德,谋求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幸福。
遗憾的是,幸德死后这一批判的声音逐渐销声匿迹。1924年,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1866-1925)在北上与北京政府进行和谈前取道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演讲。大体而言,其源起于此前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的出台对当时的日本帝国所造成的冲击。在日本方面出现对此前的亚洲侵略进行反省的声音后,孙中山试图与日本当局结盟但遭到失败,所以孙将视线转到了日本国民,试图以孟子的“王霸之辨”唤起日人的道德之心,遂有了“大亚洲主义”这次演讲。演讲中他将世界文化分为欧洲的霸道文化与亚洲的王道文化,提出在东西文明的冲突下,亚洲人应在保存原有仁义道德的基础上学习欧洲科学,联合起来恢复亚洲的地位。同时将此前国民党的改组纳入这一论述体系,认为今后的历史是王道压倒霸道的历史,如俄国便已经完全抛弃霸道。演讲最后,孙中山警醒日本,“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 
就在《孟子》“王道论”出现回响的次年,报人曹聚仁(1900—1972)将赵必振所译《帝国主义》一书重新标点出版,在所作序言中这样写道,“幸德秋水所说的话,不但依然有‘时效’,并且,三十年间历史故实的证明,更觉得他的话,是可宝贵的真理!”。三十年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帝国主义国家俄罗斯经历“十月革命”成立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成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也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定义成为过街老鼠。然而与幸德不同的是,此时的“帝国主义”批判,更多关注于其经济层面而非道德层面,这一“覆盖性”的定义,最终使得幸德《帝国主义》中的道德观销声匿迹。
曹聚仁此后于全国大示威日,即五卅反帝示威游行(The May 30th anti-imperialism movement)当日草拟了《读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此次运动中,“打倒帝国主义”成为斗争口号,此后大量有关“帝国主义”的书籍也接连出版发行。在这一浪潮之中,作为先驱的幸德秋水之《帝国主义》,也只能成为大时代下的一个注脚。


本文英文版原刊信息:Hanhao WANG,"Discourses of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Cultu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Axiologyvol.15no.2, 2018.
封面图片来源:https://ww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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