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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青年学人系列(8)| 王蒙:“从番”还是“从古”——对太平军礼拜日的考察
发布时间:2020-05-15

学衡青年学人系列

08


“从番”还是“从古”

对太平军礼拜日的考察


王蒙


作者简介


王蒙,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


太平天国研究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积累了众多影响至今的成果,也存在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与本文考察相关的上帝教即是其中之一。关于上帝教的性质,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其争论焦点是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以及中国传统宗教的关系。其实,历史上的上帝教同样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早在初创阶段,上帝教即由于其所带有的基督教色彩被清方人士扣上了“从番”的污名。对此,洪秀全的应对策略是“从古”——宣称上帝信仰其实古已有之,中国只是在秦汉以后才差入了“鬼路”。洪通过重构历史,因循传统,来消解“从番”所带来的异质感,但是,这种混杂了中国传统宗教元素的 “特殊的基督教”并不为绝大多数西方人所首肯。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太平军礼拜日的梳理,审视上帝教在实践层面的意涵,并呈现太平天国基于实践逻辑所制定的“从古”策略在消解中西之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局限性。在太平天国的“十诫”——“十天条”中,每七日礼拜、颂赞上帝位列第四条,作为一个给定的时间,礼拜日被赋予了怎样的宗教性的和非宗教性的意涵?对太平军将士的信仰和行为具有怎样的约束力?以及在调和“从番”与“从古”两种倾向的过程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是本文考察的要点所在。


一、礼拜日,还是安息日


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吸引了众多传教士的来访。9月22日(星期六),洪秀全的启蒙老师罗孝全(I. J. Robert)在苏州谒见李秀成,事后罗孝全回忆道:

那天是太平军遵守的礼拜日,他们用的是犹太人的而不是基督徒的礼拜日,所以对安息会弟兄来说倒很合适。

罗孝全这段话说明太平军误读基督教,混淆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于是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教士对上帝教及其礼拜日的看法。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起之时,西方传教士就对这场运动背后的信仰十分关注,但他们大多缺少直接接触上帝教的机会,因而关于上帝教的知识基本局限于文本上。1859-1860年,随着太平军向沿海地区的推进,西方人与太平天国的接触密切起来,传教士们获得了更多了解上帝教的机会。但是从各种传教士的亲历见闻中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与罗孝全一样,将太平天国的礼拜日等同于犹太教的安息日。

以美国传教士花兰芷(J. L. Holmes)为例,他早在罗孝全之前的6月23日即已来到苏州,恰巧那天是星期六,花兰芷后来给布道杂志《委任》(Commission)的信中写道:“我们当夜留在城里,并在该城度过了第二天,这一天是安息日,也是他们的安息日。”两个月后的8月10日,花兰芷牧师有机会在天京章王府亲历了一场上帝教的礼拜仪式,他讲道:“礼拜是在他们安息日的起始时间,即星期五的午夜进行的”。可见,传教士将太平天国的礼拜日与犹太教的安息日等而视之乃是因为二者在时间上的一致。后来干王洪仁玕在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太平天国守的是安息日,时间定在每周六。

事实上,根据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历法的研究,上帝教的礼拜日在理论上并非设在星期六,而是星期日。概言之,从太平天国的天历编制看,天历中的礼拜日在星宿上与夏历保持一致,且与阳历的星期日对应。但吊诡的是,天历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却比夏历和阳历早了一天。这一结果不仅让西方人疑窦丛生,也让太平天国方面难堪。以洪仁玕的基督教素养,应当能够分辨其中的不同,但为了维护天王的权威与天历的圆满,他只能选择对既定事实的承认。需要补充的是,太平天国对礼拜日的诠释加深了西方人的误解,因为在《天条书》中,其关于“礼拜日”的解释是:“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格外虔敬礼拜,赞颂皇上帝之恩德。”这是一种典型的、旧约式的表述,表明上帝教的礼拜日在教义层面与犹太教的安息日是一致的,均指向上帝创世的神迹,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基督的复活。尽管如此,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仍然指出,“秀全似乎并不充分明白安息日之要义,只以其为上帝六日创造天地,七日休息,乃奉为礼拜及感谢上帝之日而已。”可见上帝教礼拜日仍与犹太教安息日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尽管上帝教裔出于基督教,但它对基督教的吸收极其有限。当太平天国将这种“有限的宗教信仰”转化为行动时,就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使上帝教礼拜日在内涵与实践层面与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发生了歧义,并且由于时间上的重合使传教士产生了“礼拜日”即“安息日”的错觉。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方面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更关心上帝教信仰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如何通过礼拜日这一神圣的时间去规范太平军官兵的精神和生活。


二、作为仪式的礼拜日



上帝教的礼拜仪式在星期五午夜举行,而在当日昼间,各地方会以不同的方式宣示:次日为礼拜日,各宜敬虔。接下来,各个太平军馆署要着手为晚上的礼拜准备祭品。太平军在城市中,则打馆居住;于乡野间,则筑营垒以为据。但凡打馆、筑营之处,往往宽敞开阔。接下来,他们即根据实际条件布置天父堂(也称作天厅,礼拜堂等),以做礼拜用。三更交子时,馆署头目集合众人礼拜,一齐颂念赞美诗,其内容如下: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念完,众人下跪,由首领或掌书先生带头默念礼拜奏章。礼拜奏章通常由馆中先生事先拟好,奏章中列有馆中所有人之姓名。在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实践中,奏章是一种实用且便利的祈祷形式,“凡事必写表申天”。《天条书》收录了各种不同的奏章范本,举凡生日、满月、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动土以及丧事等,皆可参照。现存的史料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有青浦守将张有才等所拟的奏章,其内容如下:

信真道仝众小子一起跪在地下,祈祷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情因恭承天命,现下镇守青浦,今礼拜之期,小子张有才仝众兄弟等人,理宜虔俱香茶,敬奉天父上主皇上帝酹(酹即酬)谢天恩。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祝福众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一当拾,拾当百,百战百胜,杀进妖魔,早归一统,早安圣心,共乐太平之春,永享荣花(华)之福!父皇所有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保佑阁(各)队、阁(各)衙,【佑】个个平安,人人吉庆,扶持众小子有勇有谋,有胆有量,早将小丑扫尽,早日升平一统,扶助我真主江山永远万万年。又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个个心诚所愿!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  月  日 礼拜奏

这篇奏章的主题是祈祷战争胜利,并兼顾了一些日常性的祈福,其中“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个个心诚所愿”句为各种奏章范本所通用的祈愿收尾句式。

奏章阅毕即焚化,一般礼拜仪式至此就结束了。但是,由于礼拜日的重要性,以及人群集聚的场合便利,太平军有时还会追加一些活动,如洗礼仪式、讲道理仪式等。那么,身处其中的太平军士兵是如何体验和实践礼拜仪式的呢?限于史料,且看两个因被掳而加入太平军的人的回忆。

一个是名叫周邦福的商人。1854年1月14日(星期六),四更鼓甫过,周邦福所在的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次日正午,周邦福及四个伙计被一队太平军掳走。太平军头领名为陈享荣,广西人,官居“翼殿右参护听使”。定更时分,一名太平军士兵向周邦福等人讲解基本的上帝教教义和太平军的作息制度,重点为如何礼拜敬天父。一周后的1月20日(星期五),周邦福迎来了他在太平军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礼拜日。入夜,馆中照例委派一名牌尾烧敬茶,以备礼拜时用。本来该日预定由周邦福的蒯姓伙计烧茶,但二更过一刻,馆中士兵寻蒯某而不得,原来蒯某业已逃走。不过这个小插曲并未影响礼拜仪式的进行。三更交子一过,馆主陈享荣命人将油灯点上,厅堂外鸣钲数十下,馆中所有人齐到前厅参加礼拜。厅堂正中桌案上摆着三盅茶,一对灯,以及其他供品。陈享荣等首领端坐厅头,众人则分立两旁,一齐诵念赞美诗。念毕,则众人跪下,默诵“悔罪奏章”。之后众人即起身各散,礼拜结束。

周邦福在太平军中时日甚短,在求得陈享荣的同意后,周于27日返回家中,他关于礼拜日的记述止于外在印象。相比之下,《避寇日记》作者沈梓提到的一名同窗高老春的回忆则有较深的内涵。高于1861年1月18日被太平军俘虏,从此在太平军中生活了八个月左右。10月5日,侥幸脱身的高老春为躲避乱兵避居沈梓家,在沈家,高讲述了礼拜日情形:

每月朔、望则烧香烛,合馆子长毛跪念一赞,则曰敬天父。其赞云:‘赞美上帝为天圣父,圣父耶稣为救世人主。人主神圣,封为神灵,神灵三位,为合一真人。真道岂异。世道相同,能救神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主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息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无灾罪孽。人主悔感,天子万年。’……念赞后,其先生念一奏章,众长毛跪听,其奏章云:‘小子□□共同众小子一同跪在地,恳求天父上王主皇上帝老亲爷爷,周扶大众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害。今世平安,时时看过,洪荒吾主,时时看过,永不准妖魔逆□。时时看过,永不准妖魔侵害。托救世主天兄天嫂天兵天将,受济攻难。再求天父上主主皇上帝在天圣旨诚行,在地如在天焉。俯遵所求,心诚所验,大吉大昌。’

以上,高老春主要讲述了赞美诗和礼拜奏章,除此之外,他还向沈梓提到赞美诗的一处实用功用,原来,太平军的防敌口令——如见可疑之人,则以口令对质查验,是从赞美诗中抽取的。

综上可见,上帝教的礼拜仪式隐含着不同的信仰元素,具体而言,是西来的基督教与本土的道教元素。

1860年8月11日的《北华捷报》曾刊载了一篇艾约瑟的文字,是他在苏州期间与洪仁玕的谈话纪录。在所提出的第六个问题中,艾约瑟向洪仁玕询问了礼拜仪式中何以使用肉、茶等物作为祭品?这是所有目睹太平军礼拜仪式的传教士的疑惑,因为使用祭品供奉上帝是不合基督教的仪轨的,是对《圣经》的背叛,对基督教真理的误解。洪仁玕对此搪塞道,他和天王知晓这种作法是无用的,之所以仍旧保留不改,乃是“为了适应那些刚刚脱离异教的人的粗鄙观念”。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上帝教的绝对影响无可置疑,《贼情汇纂》中的记载上帝教礼拜仪式不用香烛,即基督教做法。在整个礼拜仪式中,最具基督教特色的是赞美诗。罗孝全曾致信《北华捷报》的编辑,声称太平天国的荣耀颂和赞美诗是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从他那里学来的。需要补充的是,罗孝全以及美国南部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其他牧师们所使用的中文赞美诗都是叔未士牧师(J. L.Shuck)翻译的《三一颂》,兹节录一段如下: 


赞美真神是圣父爷/赞美耶稣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是圣灵/赞美三位是一圣神


对比上文所引上帝教赞美诗不难看出,上帝教赞美诗的前四句与浸信会的《三一颂》相似,因此不止罗孝全,赫威尔(J. B. Hartwell)、戴作士(Charles Taylor)等传教士也注意到这一点。不同的是,戴作士牧师并没有像罗孝全那样表现出忧虑,反而认为在这个异教的国度能听到念诵赞美诗的声音,殊为不易。

礼拜仪式的最后环节是焚化奏章,很显然,这源于道教科仪与民间祭祀仪式。在上文所提到的谈话中,艾约瑟也曾向洪仁玕求证过这种做法的含义,洪仁玕的答复是:焚化奏章之举与使用祭品的行为在含义上是相同的,但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赞成这样做,以后也会予以废止。为此,洪仁玕还专门写了一篇新的祈祷文,收录于《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要求信徒人手一份,诵后无需焚化。杨笃信(Griffith John)、艾约瑟等看到这篇祈祷文后称赞有加,干王也热情地希望他们能够为太平天国再写几篇简单的祈祷文,并承诺自己会积极地将这些祈祷文散发给众人。但是根据前文所引用的张有才礼拜奏章可知,洪仁玕的努力并未收到成效,因而两年过后,礼拜奏章的形式依然如旧。 


三、作为日常的礼拜日


午夜的礼拜在一天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时间,剩下的礼拜日时间太平军将士是如何度过的呢?英国海军中校吴士礼(Garnet Joseh Wolseley)在《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中表达过疑惑:


我未能发现他们是如何守安息日的,因为他们毫不禁止进行任何类似公共礼拜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位热诚的拥戴者告诉我,我会在这一天的某个时刻听到鸣炮,那时全体居民都要跪下礼拜上帝。在那里度过的星期六这一天,我一直关注着这个信号,但并没有听到,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有什么人做祈祷,虽然我整天都在城里漫游。





吴士礼的失望不无道理,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的礼拜日在集体祈祷、公众布道等方面是有缺失的。尽管如此,从留存下来的史料碎片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些礼拜日的日常痕迹。

太平军在礼拜日的特定时间点上配置了一些制度,如物资领取、礼拜钱、体恤、刑罚等。1856年4月5日,年仅12岁的江苏仪征人刘贵曾被掳入镇江总制沙意菁局中充任牌尾。后来刘回忆道:“阅七日名礼拜期,三更即起诵经,买辨(办)衙致米、盐、食品,嗣后以为常。”也就是说,每逢礼拜日,太平军士兵会去买办衙领取米、盐、食品等生活用品。

至于礼拜钱制度,太平天国规定,散卒每人一礼拜期给钱约五十文,头目百文,由头目开单至圣库领取。以上内容出自《贼情汇纂》,系编者张德坚根据三位逃难衿民和两名太平军俘虏得到的信息,这两名俘虏也都曾在天京总圣库当过差。

所谓“体恤制度”,是指太平天国印书《行军总要》中发布的“体惜号令”,其中规定在“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伤未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并令医生格外小心医治。这一制度早在太平军起事初期就已实行,1851年8月15日,天王曾颁布诏旨:“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正是出于这种带有家庭情结的上帝教信仰,太平军中才会有“体惜号令”的条规,其时间定在礼拜日无疑有助于强化礼拜日在上帝教信徒心目中的重要性。

上述围绕礼拜日所设计的制度,将礼拜日这一具有宗教内涵的时间融入到了太平军官兵的日常生活中,从而赋予了礼拜日以“礼拜”之外的意义。事实上,太平军无论军事、民事,甚至连刑罚也往往以礼拜期为尺度,“如枷示,必以礼拜为断,或过三次礼拜,五次礼拜,始行释放。”“凡传令讲道理,如有各官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贼情汇纂》有道:“贼中有喜庆事必礼拜,又以寻常礼拜日为喜庆事”。

礼拜日的制度化对一般太平军将士兼具约束和福利的双重意义,那么对于王一级的领袖又是怎样的呢?1860年8月8日,花兰芷牧师访问天京,在章王林绍章府中落脚。接待花兰芷牧师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此人与花兰芷无拘无束地谈论了许多基督教问题,给花兰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很快就被章王府中不合基督教规范的礼拜仪式所抹去。8月10日,星期五,这天夜里,花牧师目睹了章王府的礼拜仪式。仪式于章王府中的一个大厅中进行,章王本人也亲自参加。仪式开始于众人的赞美诗吟诵,接着一名官员手捧一篇写好的祈祷文(即礼拜奏章)朗诵并焚化,最后众人再次唱歌,礼拜仪式到此结束,众人散去。章王在离开前问花兰芷是否明白刚才仪式的意义,花兰芷回答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礼拜仪式,并表示西方人的礼拜仪式完全按照《圣经》的记载来实施,任何不符合《圣经》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章王显然明白花兰芷的话外音,于是对花牧师说,西方人的启示是一千八百年前的,而天王曾经升天见过天父,并带来了新的启示,因此太平天国采用了一种新的礼拜方式。花兰芷则表示,他只接受与《圣经》相符的启示,如若不然,则所谓新启示就不是真理。这次围绕午夜礼拜仪式的论辩,表明章王所代表的王一级高级首领对上帝教及其礼拜日具有高出普通太平军士兵的理解,而非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圣俗结合的行为规范机械地予以执行。

天亮后,花兰芷随章王前往天王府,参加例行的礼拜日朝觐——这是除礼拜仪式之外,所有身在天京的各王及官员、将领必须额外参加的仪式活动。途中,他们与多个王侯的队伍相遇,仪仗、鼓乐、彩旗、护卫,相互陈杂,场面十分热闹。穿过上书“天堂路通”四个大字的天朝牌坊,跨过五龙桥,朝觐队伍来到天王府的大门——真神荣光门前。门上绘以双龙双凤,门扇糊以黄缎,饰以金瓯兽环,奢华无比。二门是真神圣天门,穿过二门就进入内廷了。在真神荣光门前,有引赞官传呼各官进府,但是只有王一级的高级首领才有资格穿过真神圣天门进入内廷,经过门后的殿前广场,抵近天王的金龙殿。正式的朝觐仪式通常安排在正午,之后的仪式程序大致如下:


首先面向天王宝座下跪,并向天兄祈祷;然后转过身来下跪,向天父祈祷;接着再一次面向天王宝座下跪,并向他祈祷;最后以站着唱赞美诗结束。殿外的庭院中摆有桌子,上面放着烤猪、一只山羊身子和其他一些食物。在天王宝座前,即介于王座和通向王座的通道尽头之间的中庭,有一个烧着火的石炉。仪式结束后,众人等了一些时候,但天王仍没有出来。他始终没有露面。


天王并未亲临朝觐仪式的现场,可见在他看来,这一活动的重要性远不及午夜的礼拜仪式。未能见到天王的花兰芷不无失望,但更令他失望的是上帝教,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此次前往南京,原想借此得到良好的印象,……可是回来时,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教义尽管是粗糙的错误的,我曾期望它总会包含一些基督教的原理,但很遗憾,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内,只是徒具基督教的虚名,并且加以滥用”。

通过花兰芷的案例可以看出,礼拜日是西方人观察上帝教时大多都会特别关注的宗教元素,也是他们一直以来评判上帝教与基督教关系的重要凭据。在《中国丛报》1851年7月的报道中有提到,当时在广东一带广泛流传着广西叛乱与外国人以及基督教有关的传言,其主要依据就是叛军“不敬拜任何中国本土的神灵”,并且“遵守第七天休息的做法”。十年后,慕维廉牧师(William Muirhead)在太平天国诸王的近距离接触中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不论在家里还是在战场上,宗教活动总是同样受到诸王的重视。他们每个人都要遵照规定,同他们周围最卑贱的平民百姓一起参加礼拜仪式,其中包括一日三餐的谢恩祷告和星期五晚上的齐声欢唱荣光赞歌。而此次欢唱赞歌正是他们的安息日的开始”。慕维廉说,太平天国的诸位王爷都断言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当慕维廉指出基督教与上帝教在观点和实践上有差别时,诸王都会解释道:“我们信仰基督教比他们要早得多,还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之所以如此,是根据各地情况的需要,至少要根据他们首领的命令的需要。”很显然,诸王的说辞脱胎于天王的“从古”策略,但慕维廉拒绝接受,而是认为这种因袭传统的方式阻碍了中国人“领悟基督教实质的机会”。于是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定下结论,太平天国所引进的不过是一种假冒的基督教,且流于极端肤浅。

很显然,礼拜日是太平天国向西方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但展示效果大多差强人意,继而给太平天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有趣的是,慕维廉也曾就礼拜仪式中的中国传统宗教元素向洪仁玕提出过质疑,而洪仁玕此次的答复较之前面对艾约瑟时显得更加直白一些:“这类仪式是为填补因打倒偶像崇拜而形成的空隙所必需的。……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平民百姓将不知道敬拜些什么,或者如何敬拜。”由此可见,上帝教在应对中西之别时采用的是一种实用的、“从古”的本土化策略,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较为有效的消解了中西之间的异质感。


四、结语   



以上本文分别从内涵、仪式和日常等方面考察了太平军的礼拜日。可以看到,上帝教的礼拜日形似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实则近乎犹太教的安息日,这让访问太平天国的西方传教士颇为困惑。但对太平天国来说,基督教也罢,犹太教也罢,并不妨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以及推进太平天国运动的展开。礼拜日仪式中的“亦耶亦道”,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无疑,礼拜日仪式源自基督教,但供桌上的物品、焚化奏章等显然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符合普通民众传统的拜神习惯。这种灵活的礼拜日的运用,还体现在其他“日常”的礼拜日活动上。普通太平军士兵从礼拜日的“日常”中获得的大多是较低层次的宗教体验和行为规训,王一级的高级首领则较为深刻地理解了礼拜日及其背后的“从古”策略,并且毫不掩饰地向西方传教士展示这种本土化的观点和实践。礼拜日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意涵,而成为一个惩恶劝善的特殊日子,兼具圣俗的符号。

礼拜日,是上帝教调和“从番”与“从古”的产物。从上帝教曾被广泛接受的历史事实来看,借助诉诸传统的调和策略,以及附加一些生活层面的实利,让太平军士兵和普通民众接受一种外来的信仰,履行一套陌生的仪式,也许并不困难。但是,无论“从古”,还是“从番”,都会带来一些难以厘清的问题,在“诸教并立、诸神并存”的中国宗教传统下,继承基督教一神论的上帝教无疑是中国社会中的异类,恰如曾国藩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的,太平天国所到之处,焚学宫、毁圣牌、“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另一方面,一如前文所述,洪秀全拒绝认同基督教的权威使得上帝教在西方传教士眼里成为“异端”,传教士对太平天国也由一开始寄予厚望转而变为失望。当太平天国运动处于上升之时,这种双重的“异端”身份似乎并未构成其席卷各地的障碍,而当太平天国运动式微之时,来自清方和列强的夹击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走向末路。


本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封面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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