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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青年学人系列(9)| 徐天娜:近代中国的“资本家”: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
发布时间:2020-05-16


学衡青年学人系列

09




近代中国的“资本家”:

以其概念之生成、演变为中心



徐天娜


作者简介
徐天娜,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一、引言:从两条定义说起




目前中国词典中关于“资本家”的定义基本上有两种:


1.“占有生产资料,自己不劳动,依靠剥削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为生。” 

2.“占有生产资料,依靠雇佣劳动取得剩余价值的人。”



这是被安置于统一话语之下的“资本家”定义,但其意涵已发生变化。较晚的第二条定义虽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表述,但其中并未出现“剥削”和“榨取”这样激烈的用词,且有意突出了“资本家”的资本运作而淡化其“剥削性”。为何会有这种转变?简单而言,这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困扰当时中国改革中姓“资”姓“社”问题之后的结果。被视为“春天”的“南方谈话”使人们对“资”的最后一点恐惧彻底消除,曾长期遭受压制的“资本”被释放出来。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对“资本家”的定义做出去除“阶级化”的调试成为可能。但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语境中,官方在表述上一直规避“资本家”这个概念,更多地使用了“民营企业家”或“私营企业主”、“实业家”或“民族资本家”等概念。这些情况正好说明,人们耳熟能详的“资本家”概念,其历史过程可能并不那么简单。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始终存在历史身份的转换和现实社会运用的尴尬矛盾。其实,“资本家”是“资产阶级”概念个体化的表述,它与“资本”、“资本主义”构成三位一体的概念群,对认知近代中国社会流动和政治斗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讨论这个概念的生成、演变过程是有必要的。
目前从概念史的角度对汉语中的“资本家”进行的研究非常少,仅有德国学者李博在《汉语中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中对 “资本家”概念在中日语境中的产生根源及原因作了简单的语义学上的追溯和分析。但李博所关注的层面仅限于中国语境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资本家” 。其他相关的研究还有:王立达编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资本家”当作一个现代日语借词来对待,简单地考察了“资本家”这一词汇的跨语际交流情况 ;在刘正埮、高名凯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资本家”同样仅是被当作一个普通的“和制汉语”对待,编者们只是很简略地追溯了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词源及该词被现代人们所使用的普遍定义 。而由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编写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的变迁和发展》一书中,“资本家”仍被简单地当作了一个日语借词,进行了简短的介绍 。由此看出,学界对中国语境中“资本家”一词的研究尚有不足。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资本家”一词进入中国的路径、分析其概念的演变过程,进而阐明“资本家”作为“他者”的概念这一事实。

二、“资本家”的诞生


在现代汉语中,“资本家”是一个日语反借词,成为抽象概念是比较晚近的事。由于“资本家”是一个组合词,追溯其词源须从“资本”说起。拥有现代意涵的资本概念较早见于19世纪中叶在上海刊行的《六合丛谈》中,有“行商赀本”一说 。在中国较早的三部汉英词典中“资本”一词也已出现。1871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编著的《汉英字典》中出现了“资本”一词 ;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编写的《英华萃林韵府》中,“资本”词条对应的英文是“means or capital” ;美国在华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编写的《汉英韵府》于1874年出版,在该词典中“资本”被解释为“capital in trade” 。这三本词典在中国问世时,日语中尚未出现“资本”一词。
到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语中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资本”。1881年,小崎弘道在《六合杂谈》4月第7号上发表了一篇以宣传基督教为目的的文章,文中用到了“資本”(shihon)一词 。这里的“資本”(shihon)就是西欧社会中“capital”的日语对应词,也是社会主义中“劳动”一词的对立词。此后,拥有现代意涵的“资本”在日本开始广泛使用,并于19世纪末完成概念定型。
甲午中日战后,“資本”(shihon)开始进入中国。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西语词“capital”在汉语的译词有多种形式,如在1885年由英国圣公会在华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以英国钱伯斯兄弟Political Econom 一书为底本口译的《佐治刍言》中用的“资本” ;严复在1897年翻译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Study of Sociology(《群学肄言》)时用的“母本”;在1897-1900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The Wealth of Nations(《原富》)时用的“母财”。但傅兰雅使用的“资本”没有扩散开来,而严复的译词也没有被后世采用,因此,现代汉语中使用的“资本”的绝大部分意涵还是取自日本。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第十四节《论生利分析》中同时用“母财”和“资本”来对应“capital”。文中“资本”使用了18次,“母财”使用了31次 。可以看出,在梁启超那里,严复所用的“母财”与现代日语新借词“资本”获得了基本同等的地位 。在之后的发展中,“资本”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超越了其他译词而获得优势地位。最终的结果是,capital的中文译词渐归于一,“资本”作为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专门术语的倾向日益明显化。
所有语境中,“资本家”概念的出现和使用都晚于“资本”。西方语境中“capitalist”一词产生时间大概在17世纪中叶,于19世纪上半叶完成概念定型 ,随后开始东传。刚进入中国时,“capitalist”的译词也有很多形式,如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用的“财东” ;傅兰雅在《佐治刍言》中使用的“资本人” ;陈忠倚编《清经世文三编》“洋务”纲中用的“赀本家”等 。不过“capitalist”本身的概念内涵在中国却没有被系统地解释过。日语中对“capitalist”最开始的解释是借用了中国词典的,如1884年井上哲次郎在《增订英华字典》中基本沿袭了罗存德《英华字典》中“a man who has capital,财东”( 废去了罗著中“本钱主”一词)和“a person who has stock in trade,本钱主,财主”(改罗著中“财主佬”为“本钱主”)两个词条,但新增加了“in an excellent manner,财主佬”这一词条 。
1888年在岛田丰纂译的《附音插图和译英字汇》中,“capitalist”的词条下出现了新造的日语组合词——“資本家”(shihon-ka),这使“capitalist”首次获得了它的日语对应词 。但“資本家”并非迅速为人们接受,它还有如“資本主”这样的竞争对手。小崎弘道在《近世社會黨ノ原因ヲ論ス》中就用过“資本主”这一词汇 。显然,“資本主”和“資本家”的构词方式相同,但后缀构形成分“主”在古汉语中的含义更特殊,如有旧时臣子对君王的称谓构成“君主”这一特殊称谓。在建构社会事实方面,“資本主”也远不及“資本家”有影响力,“資本主”的地位很快被削弱,其定义不再被使用。这里的地位削弱就是福柯所说的概念在历史过程中的断裂,意味着概念在时空中的转化与更新 。
大致在19世纪末,日语中“資本家”(shihon-ka)完成概念定型。但日本知识分子最初给“資本家”的定义都比较直接,且基本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中,这与后来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对“资本家”的再定义、再概念化是有区别的。稍后,“資本家”(shihon-ka)开始在中国传播。1899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使用了这一术语:“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 这里“资本家”是“劳力者”的对立词,两者是基于经济实力的阶级对立关系。1902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用了“资本家”一词,他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时,认为资本家的生产盈利方式是罪魁祸首:“一厂一场,小工千万仰之而食,而资本家复得操纵轻重小工之口食而控制之或抑勒之,于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  此后,在康、梁的文章中,“资本家”频繁出现,他们基本上认可了日本人所创制的这一词汇 。
1903年中国出现了社会主义宣传的第一次热潮,伴随着这次热潮,“资本家”一词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使用,但尚不稳定。10月,在《浙江潮》上一位署名“大我”的人连发两篇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在第一篇中,他使用了西方社会主义中的“资本家”这个概念:“其大资本家、大企业家,即循其发达阶级,膨享国力,非素志于吮吸社会之脂膏也。” 但在第二篇文章中,他却使用了“资本主”这个词:“若地主、若资本主,何需乎?” 
与前几位使用者不同,朱执信是日译词“资本家”的拒用者。1906年6月,他发表了《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主张摒弃日语中的“资本家”,代以他的新造词“豪右”:“日本于豪右译以资本家,或绅士阀。资本家所有资本,其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资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资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神十,则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故暂踢以此名。” 但朱执信所创造的新汉语和他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没有引起中国国内知识界的注意,在中国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从以上状况也可看出,尽管在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术语“资本家”已被汉语吸收,但在实际使用中却较少,仅限于有国外游历背景的学者或归国留学生及一些报刊杂志,而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拒斥它的。
相对日本而言,现代汉语中“资本家”一词作为“capitalist”的唯一对译词历时较长。在1903年出版的《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中,“capitalist”的对应词有“财东”、“富翁”、“财主”等 。在1908年颜惠庆编《华英大辞典》中,“资本家”一词出现在“a man who has capital, 母财家,资本家;a person who has stock in trade,财东,股东”的词条下 ,这是中国词典中最早出现“资本家”的用例。而最早把“资本家”和“capitalist”对译起来的则是1913年印行的《商务书馆英华新字典》。到1916年,“capitalist”的中文译词依然是一对多的局面,在德国人赫美玲(Karl E. G. Hemeling, 1878-1925)编的《官话》中有“赀本家”、“赀主”、“财东”、“赀本主”等对译词,但已在“赀本家”的后面加标了一个“新”字 。可见,至少在1916年汉语中“资本家”概念尚未被确定下来。
1917年以后,尽管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快速传播,但马克思主义中众多术语概念的翻译和使用依然极不稳定,存有很大的争议性和随意性。不过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风行中国时,已经开始与具体的社会政治行动及思想变化相互衔接。“五四”以后,“资本家”的抽象意涵不断被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诠释和再定义,这促使“资本家”发生“概念变迁”。这一过程可以《新青年》杂志为例来说明 。在《新青年》中,“资本家”一词共出现了1300多次,有近百位学者使用。与“资本家”直接相关的词“有产者”出现了近30次,有近10位学者在使用。此外,至少到1920年为止,使用“资本主”的人也不在少数。通过对《新青年》中涉及“资本家”一词的190多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资本家”在1919年前后出现使用高峰,和反义词“劳动者”的使用频率基本一致 。这一过程如图1所示


三、“资本家”的阶级化履历



王力曾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 但当语言为“言者”服务时,“言者”必然会选择强而有效的方式去塑造语言 ,会通过语言赋予他们所精心构建的话语概念以某种特别的属性,这其中即包含阶级性。

(一)“资本家”与“阶级”的关联

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最早把“阶级”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赋予了“资本家”以阶级意涵的,但实际历史过程并非如此。早在1899年,梁启超在接受了用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的观念后,就已把具有现代意涵的“资本家”和“阶级” 联系起来了 。随后,在1905年,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二元对立的“阶级”观念介绍时,有意把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和“资本家”关联起来:“马尔克(马克思)之意,以为阶级斗争,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彼资本家者,啮粱肉刺齿肥,饱食以嬉,至于今兹,曾无复保其势位之能力,其端倪亦既联矣,故推往知来,富族之必折而侪于吾齐民,不待龟筮而暸也。” 
等到1919年,陈独秀已明确指出:所谓的社会解放“就是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於主人,劳动者对於资本家,女子对於男子,新思想对於旧思想,新宗教对於旧宗教解放的历史。” 陈独秀认为资本家和君主贵族、男子及旧思想和就宗教都是压迫者,推翻他们的压迫才是真正“自由自动的解放”。之后,陈独秀有意地把中国“资本家”阶级化:“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苦不堪的人。” 
在1922年左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说法已经广为流行,胜过之前一直使用的“资本家”和“劳动者”。以《新青年》中“劳动者”、“资本家”和“有产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等词的使用为例,在1919年以前,这些词的使用频率都极低。在经过1919年至1921年用词的混乱期后,到1922年时,具有明显马克思主义阶级意涵的“资产阶级”、“有产阶级”、“有产者阶级”、“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使用开始超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使用。到1926年《新青年》停刊时,后者已降到近8年来的最低点。
至1920年,共产主义的理论中的阶级二元对立论影响已相当广泛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明确宣布其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要引导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争斗,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 。此处或可解释在后来共产党的一系列阶级斗争都以资本家为对象,并极力将资本家阶级化进行概念改造和暴力打击的动因。
之后“阶级”斗争被中国共产党人大规模地宣传:“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完全是个无产阶级的国(大中产阶级为数极少,全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即中等之家——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本国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附属于其中),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 

(二)“资本家”到“资产阶级”

从“资本家”到“资产阶级”用词的转变历程,首先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为例来说明 。陈望道早年在留日期间(1915-1919年),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他们都是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在翻译马克思著作方面对陈望道影响较大。1919年6月陈望道回国,任教于浙江第一师范学院,1920年春应《星期评论》的约请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在后半年的时间里,陈望道据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并于同年8月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刊出,反响很大。
在陈望道译本中,“资本家”一词使用的频率很高,但同时也显得相当混乱。陈望道把马克思原文中“bourgeois”一词译为“有产者”,并在译文中特别指出“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原文bourgeois。” “Bourgeois”除了被陈望道译为“有产者”和“绅商”外,还有两处被分别翻译成“财主”和“富豪”。陈望道虽在译本中明确指出“有产者”就是指德文原文中的“bourgeois”,但是和“有产者”一词相比,他在译文中更多的用了“资本家”这个词。
与“bourgeois”的翻译情况相似,陈望道对“bourgeoisie”和“bourgeoise”两个词的翻译也是相当随意的。在英文译文中前者译为“bourgeoisie”,后者译为“bourgeois”,日译本中两个词都被翻译成“绅士阀”,在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资本阶级”、“资本家阶级”和“有产阶级”等形式。与以上三个词的译法差不多,“bürgerliche”(资产阶级)和“bürgerlichen”这两个词在最初的日本学者中被译为“绅士(的)、绅士阀”,在英文中都被翻译成“bourgeois”,陈译本中则有“资本家(的)”、“有产阶级”和“资本阶级”等翻译形式。而马克思主义中来自法语的“bourgeois”和德语词“bürgerlich”在汉语中最初都没有确定的翻译形式,基本上是仿效日语以“富豪”、“富紳”和“資本家”、“紳士(的)”来对应。在这点上,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用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用词影响很大。他们把“bourgeois”和“bürgerlich”也翻译成“绅士(的)”,“bourgeoisie”被译为“绅士阀”。日语中用“绅士(的)”和“绅士阀”、“资本家阶级”这样的译词,在汉语中引起了混乱,也易与汉语原有词在意涵上发生冲突。
以上这些翻译形式都没有普及并不代表它们就彻底消失了,在《新青年》中,“绅士阀”一词总共还出现过十多次,其中有两次与“资本家”连用,组成“绅士阀资本家”。不过1919年河上肇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为术语“bourgeois”重新找了一个日语对应词——“有产者”,与“proletarier”的日译词“无产者”相对立。相应地,“proletariat”和“bourgeoise”分别被译为“无产者阶级”和“有产者阶级”。这两对译词很快被中国学者借用到了汉语中,如尹宽在翻译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时直接使用了这两组译词 。差不多同时,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也直接使用了这两组概念 。李大钊所借用的术语其后开始被其他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改造和使用,他们将这个词组缩略成了“有产阶级” 。
最早使用“有产者”和“有产阶级”去对译“bourgeois”和“bourgeoise”的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和西方一些社会类文章的中文翻译以及列宁文章的第一批中文译本,如李汉俊翻译的《女子将来的地位》 和袁振英翻译的《民族自决》、《过渡时代的经济》 等文章。但实际上,陈望道和日本知识分子们显然没有能够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bourgeoise”与“kapitalisten”这两个专业术语,在某种程度上把它们混为一谈了。此外,由于在英译本中德文原文中的法语词“bourgeois”和德文“bürgerlich”都被翻译成英文词“bourgeois”,而日译本中对它们又未做明确的区分,这就造成陈译本中以“资本家”一词对译“bourgeoise”(7次)、“kapitalisten”(5次)、“bourgeois”(13次)、“bürgerlichen”(15次)、“bürgerliche”(14次)和“bürger”(2次)等多个词汇的状况,也造成如前文所述这些词有多个汉语译词的混乱状况。
“Bourgeoise”的中译词除“有产阶级”之外,还有“资本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强劲的对手,尤其后者更具竞争力。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及戴季陶等人是第一批使用这两个新词的人,只不过他们最初是按照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来理解的。当然,“bourgeoise”还有根据法语音译的“布尔乔亚”以及使用“资产”一词新造的“有资产阶级” 这样的译法。在后来的发展中,除“资产阶级”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最终被作为特定术语固定下来之外,其他词都没有取得广泛的意义,它们逐渐被湮灭在历史长河中。
此后,“资产阶级”的使用激增,“资本家”在最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激烈的阶级意涵,“资本家”概念中带有剥削性的意涵得以确定并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结合图2可看到,到1926年,“资产阶级”不但取代了“资本家”,而且占据了概念的至高点。至此,在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资本家已经完全被排斥在了国家发展复兴的设计之外。

四、 “资本家”的他者身份


意识形态化的“资本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中,被赋予了强烈的道德批判色彩,定义为一种“剥削者”的反面社会角色,这与日本语境中“资本家”最初的意涵相似。但是在近代中国语境中,“资本家”的指涉主体并不稳定,且总是被以“他者”的身份言说。
在20世纪初,“资本家”刚传入中国时,主要出现在少数批判性的社会经济文章中,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在许多报刊杂志中,“资本家”也多被用来指代外国商人。知识界用到“资本家”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概念背后的社会实际问题,最初指涉的主体基本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形成的劳资关系的主导方,是占有资本、控制整个生产过程的人,用于称呼中国人自己非常有限。对本国富有者的称呼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语言表述方式,以“财东”、“富翁”、“财主”、“商人”、“商民”、“商者”、“赀本家”、“赀主”、“财东”、“赀本主”等具有浓厚古汉语色彩的名称为主。
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看成是天然的对立关系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看法,也就是说“资本家”概念在此时此刻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社会学术语和经济学术语,它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分化问题联系紧密,被赋予的含义较少。此后十多年间,“资本家”的使用都较单一,且一直处于经济社会学术语范围之内,其社会化的政治性运用并不明显。至少在“五四”之前,还是遵循了以往从词义表面理解的具体用法,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之后,“资本家”概念的指涉趋于复杂化了。但其中不包括中国商人对“资本家”的自我认同。
1920年《新青年》第7卷第6期上陈独秀特别刊出一篇关于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讨论的文章,在文中,很多人对资本家的理解还不完全是后来流行的马克思主义中的概念,他们认为的资本家多是劳资关系中的雇佣方,而且也很明确的认为国外的资本家与国内的实业家是有明显区分的,例如就有人特别指出该问题的中心人物穆藕初“不算资本家”,而“是个有体面的商人” ,他“是受过新教育的,不比那些陈腐苛刻的资本家” 。穆藕初在答复中也明确的表示:“予并非资本家,深慨乎我国实业之衰微,思所以补救之” 。但有人提出反驳:“穆君自谓非资本家,开口即以留学美国相夸示,以留美学生,自应识世界潮流,自应对於此种不人道之工制,具有改造之宏愿,若人之如此,我亦如此,则仅知铜臭之资本家,与非资本家之留学生,有何分别耶?” 甚至有人直接称呼“厚生纱厂的主人——资本家穆藕初” 。面对这些讨论,陈独秀认同穆藕初“是一个很有学问见识的人,和一般专门牟利的商人不同”的说法,指出穆藕初“虽然站在资本家地位,实质上恐怕还不算是资本家。”陈独秀表示自己“并不把穆先生当做一个资本家来攻击他的厚生厂”,“乃是把穆先生当做一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认为穆藕初的才能和在社会事业上的功劳是值得尊敬的。 
马敏曾对近代中国商人的心里结构做过分析,认为近代中国商人具有一种典型的“二重心里结构”,他们“一只脚已跨进了自由竞争的大门,另一只脚却还陷在中世纪的泥淖中难以自拔”,习洋为师与西方侵略使他们内心总是充满矛盾 。穆藕初对待“资本家”这个概念的态度也正好说明的这一点。他与张謇、经元善等人主张“实业救时”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发展实业以救国家,其实质则是与近代中国的民族救亡直接相关,他们强调“以利结合”而更重民族大义。因此他们必须着重强调自己与侵略中国的外国资本家的不同,也与唯利是图的商人资本家不同。即使他们是“资本家”,但更青睐“实业家”的称呼。因为“资本家”是一个时褒时贬的词,比较而言。“实业家”则是一个良性而受褒奖的词。陈独秀对穆藕初的定义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而做出的判断。
192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发表名为《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各派势力进行分析并归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认为:“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 为了团结像穆藕初这样的商人群体,毛泽东避开了“资本家”这一指涉不明的概念,把他们的身份定义成了“具有反军阀的民主派特性”的“新兴的商人”。
在“国民革命”之后,“资本家”一词获得了完整的概念表述和较为明确的身份指涉。李季在1929年总结马克思主义中“资本”和“资本家”的概念时,已经十分自然而准确地把“capital”、“kapital”和“资本”,“capitalist”、“kapitalist”和“资本家”这些概念对应起来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资本是一种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只有剥削和宰割劳动者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才是资本”,“只有凭藉此等工具和资料不劳而获的人,才是资本家。” 
在文学界,“资本家”基本上也是一个他者的身份,这在1930年代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中有所体现。论战中鲁迅把“资本家”定义成是一个反动的概念,用以攻击梁实秋:“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 论战最后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
“资本家”的他者身份在中国左翼文学创作领域中也有不同的体现,如在1931年茅盾在写实小说《子夜》中塑造的吴荪甫这个形象,他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心想要振兴民族工业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又是食利资本家,他镇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与“无产阶级”天然对立。茅盾以“革命文艺”的手法创作的“资本家”形象,反映的即是当时中国社会中对“资本家”体认的一个侧面。


五、结  语




从上述“资本家”概念的诞生过程及其社会实践的考察可看出,现代汉语中的“资本家”是一个日语反借词,在1920年代以前,中日语境中“资本家”概念使用基本相同,开始都用于指称“资本或金钱的拥有者”,是一个相对中性客观的概念,之后“资本家”都转变成一个用于批判社会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的贬义概念。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概念阶级化趋向日益明显,随后转化成了近代中国“政治话语”中一个特殊的社会-政治概念,且被纳入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政治斗争中,赋予了很多政治内涵。另一方面,中国语境中的“资本家”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他者身份”,指涉更加广泛。
本文虽然只考察了“资本家”这一个概念,但它并非孤立的,它与“有产者”“有产阶级”“小有产阶级”“资本主”“资本阶级”“资产者”“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近义的概念和“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工阶级”“工人”“工人阶级”“无产者”“无产阶级”等反义的概念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若想更深刻地了解“资本家”这个概念,就须关照与之相关的整体概念群。


本文原载于《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封面图片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d5eadc50100vq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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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蒙:“从番”还是“从古”——对太平军礼拜日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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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东兰教授专辑

2、冯凯教授专辑

3、陈力卫教授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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