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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 | 潘光哲:华盛顿在晚清中国
发布时间:2020-06-30

华盛顿在晚清中国

潘光哲


01

初晓华盛顿


1784年2月22日,“中国女皇号”从纽约启航,历经重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此事揭开了美国这一年轻的国家与中国直接交往的序幕。中国人(主要是精英阶层;以下不再详为定义)对这个素无渊源的国家认识模糊,甚至连其方位所在都不甚明了。不过,中国人很快了解到美国是一个“无国主”的国家,如1839年12月之际,林则徐(1785-1850)还不知道“都鲁机(即土耳其——引者按)是否属米利坚地方”,却已然知道“米利坚并无国主”;在供林则徐参考用的《洋事杂录》里也显示,他得以藉此知晓美国的立国起源,也知道华盛顿这个人的存在。林则徐个人搜集的资料并不是中国人知晓华盛顿这个人物的起点。

早在1837年,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主持编纂、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已有专文介绍有关美国的情况,这份刊物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意义上的中文期刊。该文作者用传统中国的“圣君”尧、舜的形象来描述“华盛屯”,并把美国的建国归功于“华盛屯”:“教授振举国者之君子,称华盛屯,此英杰怀尧、舜之德,领国兵攻敌,令国民雍睦,尽心竭力,致救其民也”。作者还特别提到华盛顿功成不居:“自从拯援国释放民者,不弄权,而归庄安生矣”。在稍后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还刊载了介绍华盛顿言行的专文,称华盛顿“经纶济世之才,宽仁清德遍施,忠义两全之烈士,华盛顿独立无比”。在美国独立后,“美理哥民自主操权,掌治国也”,“良民知华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故立之为国首领主”。这可以说是汉语世界里第一篇专门介绍华盛顿的文章。

可见,在国人开始知晓华盛顿之初,他就享有着崇高的声誉。这一点在美国官方文书中也有反映。如来华与清朝签署《五口贸易章程》的美国专使顾圣(Caleb Cushing)在1844年致护理两广总督程矞采的照会中,为使程矞采了解美国历史,附上了一份《亚美理驾会邦国记略》,文中称美国“摄理威权操持国柄者,称为庇里西恬地(即President——引者按)”,最早担任此职的是一位叫做华盛顿的人,并称誉他是“大战将,极有智能谋略之善人”,他的国家“因其智而得立,即所有之制法,亦藉以坚稳”,为了称颂他的贡献,该国首都亦称曰“华盛顿”。此后,华盛顿的“崇高”形象随着中国人对世界/美国局势的了解深化,逐渐为更多的中国人所知晓。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不少中国人编撰的介绍世界各国情形的著作,这些著述向士人传播了关于域外各国的知识,其中颇多涉及美国情况、特别是美国如何成为独立国家的历史。可以说,这些著述构成了让中国人认识和了解有关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情况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人们通过这个“知识仓库”可以了解到,美国的元首是经由“选举”程序产生的,他有一定的任期;人们还可以了解到,美国拥有一套完整的法律规范,从地方到中央都遵守这一法律。这样,关于“西方民主传统”的基本内容和知识也得以在中国传播,为士人开展“民主想像”提供了“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

中国人通过这座“知识仓库”了解到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样态,对于美国在人类政府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典范意义给予了相当一致的好评。如徐继畬赞誉美国的制度“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称赞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在林则徐主导下于1839年12月开始翻译的《四洲志》里,美国制度“变封建、郡县、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相形之下,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的咏赞包含了更多的层面。魏源了解到美国的一切政治职位都由选举产生,司法则由陪审团参与审理案件,以会议形式商讨政事。他赞誉“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并以“众”为归。而国家元首(“大酋”)亦由公举产生,“不世及”,所以“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显然,魏源对美国制度有较为广泛的了解。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评价最高的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廷枏对美国制度的赞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要点:①美国制度改变了“君治于上,民听于下”的规则,②美国制度是“可畏非民”、“视、听自民”之理想的实现,③“统领”由于有任期而不会“贪侈凶暴”。这些观察显示出他对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的第③项观点,即“统领”因有任期而不会“贪侈凶暴”,更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人对西方民主传统的最高理解(这个问题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论述)。

从上面这几段赞辞中,可以归纳出两组共同的价值观/词汇:“公”与“官天下”,对中国士人而言,它们都不陌生。在传统中国的思维世界里充斥着以“公”这个字代表的理想“大同”境界,《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为人称颂,“公”的观念在历代也一直被标举。而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世界里,“举贤禅让”的故事在战国时代就已经被神话般地阐述,在“正统”的史书里,“官天下”在《汉书》的正文和《史记》的“正义”及“索隐”中都出现过,意指由公举产生、众望所归的统治者将权位传予贤人而不传给自己的子孙。所以,用“公”和“官天下”这两组价值观/词汇来赞誉美国的政治制度,正是中国人把自己的思维世界和“历史经验”进行比附思考的结果。在士人们的笔下,美国的制度仿佛是理想政治的实现,而美国之所以能够达到此种理想境地,应该归因于华盛顿这样一位“异国尧舜”。


02

“华盛顿神话”的形成与复制


如前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里已经用传统中国的“圣君”尧、舜的形象来描述华盛顿;“知识仓库”里的其它讯息则更清楚地凸显了这位“异国尧舜”的形象。例如,梁廷枏把华盛顿的品德描述为“为人公正自矢,不事威福,不辞劳瘁”,还说他卸任后“常以暇日率官绅人士与农并力耕作”,因此,他去世后,美国人都很感念他。他称华盛顿逝世后“群尊之曰国父”,应当是汉语世界里首次出现的词汇与概念。他是这样解释华盛顿总统期满离任的原因的:“虽戴之者众,格于成例,不得已,乃择阿丹士继之”。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总统任期的条款(后以第22条修正案的方式对总统任期加以限制);华盛顿拒绝三任总统,形成了此后总统在任两任、为期八年的惯例,但并非“格于成例”。梁廷枏却说华盛顿离任是出于“不得已”,这显然是他对美国“国例”的误解。相比之下,徐继畬的述说和评价更是“想象力”的高度发挥:



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


这段“顿乃与众议曰”,是当时的“知识仓库”里完全没有的记述,应当是徐继畬自己的创造。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领导美国独立革命战争,被描述为“勇于胜、广”,建国后身膺总统之职,则是“割据雄于曹、刘”,他的作为更有“骏骏乎三代之遗意”。徐继畬以中国人熟悉的“历史经验”来比附这位异国人物,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华盛顿的想像空间。徐继畬把华盛顿变成“异国尧舜”,是传统中国思惟中以圣君观念为天下立制创法的反映。

另一方面,他们创造的华盛顿形象,正可以和美国政治制度的理想相呼应。随着《瀛寰志略》在“知识仓库”中广泛传播,作为“异国尧舜”的华盛顿的形象也逐渐丰满起来。徐继畬对华盛顿“创为推举之法”的想像“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又从中推导出华盛顿的行为“几于天下为公,骏骏乎三代之遗意”。后代文人更以生花妙笔添加了许多细节描写,经传播媒体的不断传播,华盛顿的形象变得更为高大。这位“异国尧舜”的形象始终盘旋在后人的记忆深处,甚至成为评价与反思现实的标准和基础。

大概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徐继畬的“想像”就已经后继有人了。蒋敦复在〈海外两异人传〉中分别深描细写了“该撒”(即凯撒〔J. Caeser〕)和华盛顿的生平,后面付有作者的评语。在徐继畬的“想像”中,华盛顿“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的谦虚,经过蒋敦复的笔墨渲染,变得更加细腻生动了:

华盛顿复慨然辞众,谢兵柄,归田里。各部酋长、诸将校军士、百姓咸免冠,额手而前曰:大王功德巍巍,群臣愿奉大王为吾国主。乃大诰于众曰:有国而传子孙,私也;权重而久居之,乱之基也。其罢帝号,勿传世,勿终身执国柄,分建列邦。

 在蒋敦复的笔下,华盛顿的功成名就颇有些“时势造英雄”的味道,他批评“英之失策”,“使亚人积怒深怨”,最终脱离英国自立为国:“不如是,华盛顿一穷谷病叟,得老死牖下为幸,乌能立盖天之宏勋,垂当世之大名乎哉” 。它和徐继畬对华盛顿的评价相比尚有一段差距。不过,我们从蒋敦复带有夸张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徐继畬的“想像”的影响。

徐继畬提供的关于华盛顿的知识不断被复制(或这说是“抄袭”)。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朱克敬的《通商诸国记》和1887年清廷派遣游历考察各国的官僚顾厚焜的《美国地理兵要》为例。就“知识仓库”的积累而言,这两部书关于美国的叙述没有任何“贡献”,甚至传递了一些不确切的信息,扮演了“知识破坏者”的角色;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部书关于美国的叙述完全承认了徐继畬的“想像”,可以说,徐继畬编织的“华盛顿神话”在晚清士人的知识世界里得到了传衍。关于华盛顿的讯息,内容不断增多,“华盛顿神话”的“想像空间”也在不断扩张。

整体而言,在晚清士人的知识世界里,“华盛顿神话”的制造者和叙述者们把他描述为美国制度的创设者。如清朝首任驻英法钦差大臣郭嵩焘称华盛顿是“合众国”的建立者;服务于宁波海关的江宁人李圭,在1876年美国立国百年时出席在费城举办的博览会时,也称华盛顿是美国的“开国祖”和总统制度的创始人。清朝驻美等国钦差大臣崔国因将美国的繁庶归功于华盛顿手创的“国例”,亦谓华盛顿是“美国开国之律”的订定者,李圭的文字足以揭示“华盛顿神话”的基本内涵。

人们对华盛顿的歌咏叹颂,在继承前人认知的基础上显现出多采多姿的面貌。或把他说成是“一世之雄”,或说他可与尧、舜相比拟,认为他“公天下而无私”,有“唐虞揖让之风”;甚至于把他描述成前所未有的“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的形象,《万国公报》上刊载的华盛顿肖像,以图像化的方式使读者对华盛顿有了具体认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华盛顿的中文传记《华盛顿全传》问世,该书既详尽叙述了华盛顿的一生,高度评价华盛顿“人品心术,近古罕有匹俦”,功绩所至“开太平立万世自主之基,创古今未有之局”,所以美国“黎庶独得守自主之权,享无疆之福者,皆华盛顿至仁至勇所陶铸”,一言以蔽之,“可谓旷世之人杰矣”。十年之后,该书既分篇连载于《时务报》,并有重刊本出版。

可以想见,晚清的士人群体中,无论是郭嵩焘、崔国因那样的钦差大臣,还是王韬、欧阳中鹄那样的一介布衣;无论是曾经亲览异域风光的人,还是足不出国门的人,都能从书报(如《万国公报》)中认识华盛顿。晚清知识界盛赞华盛顿的丰功伟业,共同创造了一个“华盛顿神话”。

03

“华盛顿神话”的多重乐章


晚清士人拥有各自的知识世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华盛顿展开“诠释”,从而为“华盛顿神话”谱写出了多彩的乐章。丁韪良(W. A. P. Martin, 1827-1916)翻译的《万国公法》在1864年出版,张斯桂在〈万国公法序〉中畅言世界大势,把各国对立相争的局面比为中国的春秋时代,而“富甲天下”的美国就好像春秋时的齐国一样。他对华盛顿也大发赞誉,“官天下,未尝家天下,俨然禅让之遗风”。在1860年时就被视为“锐意西学”的张斯桂尚且以“官天下”为标准称誉华盛顿,可以想见,华盛顿神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形成之后,已深入这类经受西学洗礼的士大夫的脑际。有些身受西学洗礼的士人总结出华盛顿具有理论意义的建树,并为之增添了理性思考的成分,使华盛顿神话更富于理想色彩。清末的数学名家李善兰对华盛顿的赞颂,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1874年,李善兰经丁韪良引介,为日本冈千仞、河野通之合译的《米利坚志》撰写序言。这部《米利坚志》也是晚清士人甚为推崇的关于美国史事的著作之一。李善兰这篇文字是反映中国士大夫对美国制度的意义进行思考的代表之作。和时人一样,李善兰也对于华盛顿担任“大统领”八年,“卒让副统领而去,遂为永制”一事大加称赞,称华盛顿是“非常之人,始能成此非常之功”。值得一提的是,李善兰从传统中国的“为民立君”的论式出发,称:


天生民而立之君,将使之除民之害,兴民之利,富之,教之,必令家给人足,让道让畔,而君之责始尽,可告无罪于上天矣。若以君位为一家之私业,父以传子,子以传孙,必世世子孙皆圣贤,皆能以上天之心为心则可;然必不能,此禹、汤之后所以有桀、纣,文、武之后所以有幽、厉也。


既然“圣君”难求,那么该如何突破中国政治现实里这种长远以来的困境呢?在李善兰的眼里,美国的“通国公举、四年让位之法”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十三邦公会有见于此,故定通国公举、四年让位之法。然华盛顿勘定大乱,勋绩甚伟,而不自满,能一遵公议,首先避位,以为永法,使米国长享太平,日盛日强,西州诸大国俱惮而重之。呜呼!此真非常之人,始能成此非常之功也。试考地球万国,自古及今,除中国尧、舜之外,有能行此者乎?


无疑,即便“通国公举、四年让位之法”有其理想面向,但若没有华盛顿这样的“非常之人”,亦难“成此非常之功”。这样的述说,虽未突破华盛顿神话的格局,却清楚呈显了李善兰已然思考到以美国为「榜样」可能突破中国政治难局的可能性。不过,话锋一转,他对日本明治维新锐意求变的场景,又提出这样的论说,饶富意味: 

今东国之主改封建为郡县,且尽改其国制,大而政刑兵法,小而衣服饮食,一以西国为法,盖亦非常之人也。译此书者,或别有微意乎?顾我闻东国数千年来一姓相传,亦未有失德。传贤、传子,皆可以长治久安,亦不必执定一法焉。

是以,既然“一姓相传,亦未有失德”,那么就不一定非得以美国为榜样。李善兰的思考虽然没有直接呼吁取法于美式制度,然而它超越了时代,与“中国政治传统”的困境相比,李善兰似乎更倾向于美国“四年一易,传贤不传子”的制度。

李善兰的思考与前面提到的梁廷枏的论述都表现出士大夫通过华盛顿神话进行的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思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都认识到民主体制可以限制和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梁廷枏提出美国的总统有任期限制,所以不会贪侈凶暴;李善兰则联想到“通国公举、四年让位之法”可以突破“圣君”难求的困境,也可以防止桀、纣或幽、厉等暴君的出现。在十九世纪初识民主制度的时代,梁廷枏和李善兰的认识无疑是当时中国人理解西方民主传统的最高成就,他们的思考具有开创“民主理论”的潜力。

《万国公法》和《米利坚志》都在晚清时对士大夫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前者对中国进入“国际家庭”有极大的影响;后者则在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并在梁启超1896年的〈读西学书法〉中被列为“西史之属”的推荐读物之一,《湘学新报》的〈史学书目提要〉对《米利坚志》也作了肯定的评价。上面提到的这些书籍有如“华盛顿神话”的传承者,在当时士人的读书世界里占据一席之地。晚清士人通过各式各样的“知识仓库”而知晓“华盛顿神话”蕴涵的“理想面向”后,进一步诉诸现实,立说创制。在这个意义上,“华盛顿神话”可以说为晚清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

04

“华盛顿神话”的政治效果


与尧、舜这些“本土思想资源”不同,“华盛顿神话”中有许多“故事”、“感怀”的成分。但是,自华盛顿神话进入“知识仓库”之时起,对华盛顿的赞誉便始终环绕着他的“理想人格”而展开。在中国人眼里,美国的制度正是华盛顿的杰作,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没有出现过共和国。可是,在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是不可能出现华盛顿那样的“异国尧舜”并因此而“官天下而不私”的。而当人们看到共和体制下的各种弊端后,“华盛顿神话”的“理想性格”也开始从单纯强调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转移到对议会制度的关注之上。

例如,崔国因通过对现实的观察发现,后人歪曲了华盛顿的良法美意。他认为美国恐将面临外侮与内忧的困境,其原因是违背了“开创之君”华盛顿的立国之旨,也不再“兢兢以仁义为念”。当他得悉美国“外部大臣布连”因参与总统选举而辞职之消息,更是大为感叹:



查本年为美国公举总统之年,凡希冀为总统者,无不分布党羽,竭力招徕,扰扰营营,热中无已。而秘鲁、智利,至以争位,遂动干戈,以胜者攘不胜者之位,又其甚矣。以美较之,犹此善于彼也。然如宣文之力持正论,不事夤缘,无心于举而举之者,亦无多人。岂三代直道不行于今欤?盖非华盛顿创制之本意矣!


当时,还有一些和崔国因一样有异国生活体验的人,对美国政治中竞争的一面很不以为然。对此,崔国因认为那“盖非华盛顿创制之本意矣”,这说明他是以“华盛顿神话”为标准来评估现实的。“华盛顿神话”固然象征着美好的政治,但现实的丑陋却使神话终究只能是神话,人们不禁感慨“岂三代直道不行于今欤”?另一方面,崔国因参观美国议会后,对华盛顿开创的议院之制赞不绝口,称赞创造议会制度的华盛顿为“人杰”。从崔国因的思想转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华盛顿神话经历的转向。华盛顿神话的重心由国家元首的产生方式向议会制度转移,这在当时并不罕见。比如,1890年《万国公报》刊载一篇颂扬华盛顿的文章,作者从《瀛寰志略》中读出了新的意涵,将华盛顿视为“民主”的典范:


定鼎后,不沿袭各国已有之旧规,而独创千古未有之奇局,规模近古,花样维新,以公器付之公理,名曰民主,明其非一人之私国,乃兆民之公国也。


显然,这种称华盛顿“创千古未有之奇局”为“民主”的看法,与政治体制分类的概念在“知识仓库”中日渐明晰不无关系。而且,在作者看来,华盛顿的行为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华盛顿的目的是实践人人平等,“彼苍之主,何尝歧视”的理想,也“深合民为邦本之意”。作者进一步谈到华盛顿是如何将其理想付诸实现的:“于是,建公议院,设议会,凡公事,无论钜细,皆由公议而定。”作者在称颂华盛顿的功绩时,侧重的不是“传贤不传子”,而是通过“建公议院,设议会”来实现政治理想。

类似的例证,也出现在陈炽的论说里。陈炽主张仿行议会制度,称“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他从欧洲议会制度的起源入手,譬喻式地解释了“民主之制”和“议院之规”的功效。陈炽根据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通都大邑已有秉公处理事务的“绅商董事”,使“争讼日稀”,提出“未闻绅董之害政,而疑于议院之抗官乎?”。他更指出,设议院后,面对“要求无餍”的西方各国,“即可以民情不顺,力拒坚持,合亿万人为一心,莫善于此”。他认为:“夫民心即天心也,下协民情,即上符天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导之而使言,进之而使通,联之而使合,变通尽利,知几其神”。按照陈炽的逻辑,既然议院能使民情上通、彼此相合,“天心”、“民心”合而为一,那么反对者以所谓“挠国法”为理由反对设置议院的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同样,陈炽也把华盛顿的功绩归纳为“立民主之制,定议院之规”,而不再象早期的人们那样歌颂华盛顿“传贤不传子”和“官天下”的美德。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康、梁等维新派人士也都从“民主”的角度来称颂华盛顿。康有为门下万木草堂十大弟子之一的徐勤(1873-1945)在论述世界局势时说,华盛顿出“而民主之定义定”,认为华盛顿广受称誉的原因乃是他“变民主而为民”。不到二十岁的汪荣宝(1878-1933)读《华盛顿传》后大发感慨,认为中国政治有五病,中国古代的理想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但令人意外的是:“三州之外,异人出焉。顺元元之公心,申侃侃之至论,荃宰有寄,无过乎。八年龙德代兴,不私于一氏,远符唐虞之轨,中循仲尼之言,近合董生之说。”最后,他提出了针砭中国现实的结论:只有立学校、兴议院才能“生智民”、“出公义”,最终实现达到“上务爱民”、“下务尊国”的理想政治。

上述“华盛顿神话”之“转向”正与九十年代日益高涨的开议会的要求相呼应。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人们最初赋予“华盛顿神话”的理想在帝制下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当“神话”的主题转向议院之后,人们试图从各个角度证明开议院的可行性。

“华盛顿神话”持续传衍,同时,人们对“神话”内容的关注却发生了转变。它说明“知识仓库”中含盖的信息的意义和价值随着时代意识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后继者从“知识仓库”里发掘出了新的认识和论据。1922年,张一麟(1867-1943)在《申报》创刊五十年庆典上发表他对五十年来国事的看法时,有这样一段回顾:

余年十六时,得五台徐松龛先生《瀛寰志略》,读至华盛顿故事,辄为心醉,自忖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及辛亥革命,政造共和,则狂喜,以为梦耶?信耶?诚吾国而有华盛顿其人者,则生民之祸可息,何至泯泯棼棼若是哉!

《瀛寰志略》中关于华盛顿的记述能使一个16岁的青年向往“民主政体安得及吾身而亲见之”,这恐怕是作者在回忆往事时的夸大之辞。要知道《瀛寰志略》里根本没有提到过世界上存在“民主政体”的国家。将华盛顿和“民主”二字相联系,应该说是“知识仓库”扩大之后的事。从这个例子中我们不难想见,“华盛顿神话”积淀在经历过那一段岁月的人们的意识世界里,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是由君主转变为民主的过程,而且把自己的意识变化归功于像《瀛寰志略》这样的书籍。由此可见,“华盛顿神话”不仅为士人想像议院制度提供了依据,也成为人们描述自身的生活世界变迁的后设语言(metalanguage)。人们在不知不觉之中使用后设语言而不需要对此作任何界定。

05

“华盛顿神话”与革命风潮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正当“华盛顿神话”找到“议院”这个实践出口时,意欲推翻帝制的革命力量已经兴起。在革命派的思维中,“华盛顿神话”不再带有理想色彩,而是革命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有意思的是,六十年前开始编织的“华盛顿神话”到这一时期内容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然发挥着它的“激励”效果,成为革命党人的理论武器之一。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倡言“以华盛顿之心,行华盛顿之事”,奉华盛顿为榜样,他们对华盛顿的赞扬仿佛是《瀛寰志略》的翻版。

“神话”不断积累和丰富,可能意味着外来的“思想资源”对中国人追求理想政治制度发生的刺激作用。“知识仓库”是一个无穷尽的开放空间,它蕴藏的“思想资源”可以被同一代人(包括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共同分享;但是,依据同样的“思想资源”展开的想像之旅和实践之路却不尽相同。可以说,1900年以后,有关华盛顿的“神话”仍然在延续,但它对中国人的鼓舞作用主要是在革命救国方面。在提到华盛顿时,论者或是鼓励人们当“无名华盛顿”,或是由一幅美国“独立厅图”而感慨中国虽有四万万人之众,何以“竟无一华盛顿其人者耶”!邹容在著名的《革命军》(1903年发表)中表示,今日之中国要有“无量无名”的华盛顿与拿破仑,才能“庶乎有济”。华盛顿成为呼唤“革命”的动力,这应该说是“华盛顿神话”的一个新的政治功效。

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孙中山青少年时期受过美国式的教育,早年便把华盛顿与商汤、周武并列,视为自己景仰的对象。他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清末时便清楚意识到,过去的“华盛顿神话”其实含有杜撰的成分,站在共同致力革命“同心一致,以赴公义”的立场上看,关于美国人民归心于华盛顿,他屡辞不获而始统兵抗英的说法实际上是“脑中带有专制国虚伪之遗传,而自行杜撰”的结果。这种认识当然是为了宣扬自己从事的“革命”的正当性,但是,它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华盛顿神话”在言论舞台和思想世界占据重要位置,使孙中山必须揭示这个“神话”中蕴涵的“杜撰虚伪”的成分。不过,孙中山对“华盛顿神话”的“解构”并不妨碍他把华盛顿作为认知和阐释外在世界之意义的符号(code),也不妨碍他利用这个符号来生产有利于革命的政治效果。孙中山在日后述说自己的各种政治主张时,常常引用华盛顿的例子。孙中山虽然超越了以往以中国传统“历史经验”而将华盛顿“圣人化”的思路,降低了华盛顿的“神话”成分;但是,“走下神坛”后的华盛顿作为一个符号,照样可以被塑造成鼓舞人们的偶像,在中国人谈论政治制度时,华盛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词汇,华盛顿也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践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6

结论


1932年,美国庆祝华盛顿诞辰两百周年,广邀世界各国贵宾与会,一位意大利来宾称颂华盛顿是美国的墨索里尼。另一方面,当时的《苏维埃大百科全书》里说,“资产阶级革命家”华盛顿在美利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表现出了许多美好的人格,但是在击败英国后,他就转而镇压人民,露出了真面目,还批评华盛顿身为总统却“反对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这两种不同的华盛顿形象表现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然而,二者在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也有意识地选择/忽视华盛顿个人生命史的某个侧面。本来,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某些“公众理想人物”(public eidolons),他们代表了人们追寻的某种价值或愿望。“公众理想人物”或者确有其人,或者只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世界之中。然而,无论是活生生的还是杜撰出来的角色,他们都是经过高度抽象化的人物,甚至被口号化/标语化。“公众理想人物”即使真有其人,后人塑造的形象和他们原来的形象之间也有着相当的距离。况且,为了对公众产生更大的影响,理想人物往往经过单纯化、理想化的加工。当然,如此一来,他们的真实面目也就越来越不为公中所知了。

各式各样有关华盛顿的轶事述说“证明”他是一位自幼就有着至高品格的人,他甚至在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时也表现得坦然而有“自制力”。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渲染,华盛顿成为公、私两方面都是值得“永昭法式之人”。不过,在华盛顿担任总统期间,他绝对不可能不面对异议之声,也不可能不遇到反对。特别是在第二任总统任内(1792-1796),党派斗争十分激烈,身为总统的华盛顿首当其冲。反对他的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批评他身为共和国的总统,却俨然“国王”。在他离任后,依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

然而,大江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最后遗留在人们的记忆世界里的华盛顿,是一个具有崇高品德的英雄形象,是美利坚合众国“国父”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在美国人的文化传统里也有自己的“华盛顿神话”。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华盛顿被视为一个“活生生的部落图腾”,和原始部落里人们顶礼膜拜的图腾一样,在美国这个“部落”里,华盛顿之所以被“图腾化”,不是因为他本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而是这样的“图腾化”正可以将他做为足以维系美国社会的宗教和政治情感的具体象征。

当中国人开始知晓/认识华盛顿的时候,他的“英雄/圣人”形象已经在美国本土塑造而成(而且,它必然处于不断被重新塑造过程之中)。“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思想界被创造和传播,可以说是美国的文化传统向外传播的(变态)结果。出现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华盛顿神话”, 固然和美国本土的“华盛顿神话”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所以诸如“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也传入中国),但应该说,中国语境中的“华盛顿神话”,是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相互作用的产物。

中国人凭借“知识仓库”中蕴藏的各种信息接触到了美国式的政治体制,发现它可以与诸如“传贤不传子”、“官天下”等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他们高度赞赏华盛顿,他们笔下的华盛顿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象征。“华盛顿神话”的想像空间不断扩张,在晚清中国传衍不绝,成为士人用来证明议会体制可行的依据之一。当革命风潮兴起之时,“华盛顿神话”也成为鼓舞革命理想与实践的动力。“华盛顿神话”的塑造过程表明,“知识仓库”中积累的“思想资源”在促成近代中国追求理想政治体制、开展“民主想像”的过程中产生过重要作用,并且为此后中国人思索应该如何构筑政治制度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规范语汇,“华盛顿”即是其中之一。M.瓦尔泽曾经指出:“国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必须在它可以被看见之前被拟人化,在它可以被爱之前被符号化,在它可以被理解之前被想像。……因此,就政治思考而言,某个形象正好为此提供了起点”。

在中国人的政治思考里,华盛顿的形象所蕴涵/象征的意义,在他初为中国人知晓之时就已经与一套被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连系在一起了。其后,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开始用“民主”这个词汇来概括这一套被视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自然而然地被视为民主实践的典范。的确,华盛顿拒绝出任第三任总统,这使他在美国也很快受到好评,A.本克罗夫特在1800年出版的华盛顿传中,称华盛顿此举“是人格的实现;是证明这位人物的美德的最重要的证据”(类似的言论甚多,不必一一尽举)。可以说,这是华盛顿向美国人展现了“政治美德”。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华盛顿辞去总统职务时的〈告别演说〉,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都被视为美国的“开国文献”。在美国自身的政治文化传统里,华盛顿的确有他独特的影响力。但是,华盛顿、林肯等人作为美国的“国家偶像”都是历史的产物;“华盛顿神话”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中占据的位置也是如此:“华盛顿神话”的登场、内容的变化、以及产生的影响,都与具体的历史过程密不可分。它们充分显示美国式的政治文化已成为近代中国人进行政治思考和实践的典范之一。因此,如果放宽我们的知识/认识视野,便不难发现,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某种政治论述的问世例如,在一九六○年的台湾这个特定的时空里,蒋匀田对蒋介石第三次角逐总统发表的评论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验”的积蓄结果,个别的历史现象背后,其实涵括着复杂多样的脉络与特质。进一步发掘美国政治文化中的其它要素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从而探寻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现实功能,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艰难而又充满乐趣的工作。


本文(原标题:“华盛顿神话”在晚清中国的创造与传衍)收录于黄东兰主编《身体·心性·权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为方便阅读,文章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