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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 | 潘光哲:《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
发布时间:2020-07-03

《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


潘光哲



导言



1945年9月,胡志明在河内向着他的听众大声宣布道:“人人生而平等”,好像河内所有的人都在聆听,他停顿了一下,接着继续阐述说:“创世主(Creator)赐给了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这些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解释说:“这个不朽的声明,是1776年美利坚共和国在《独立宣言》里做出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意味着: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生而平等的,所有人都享有生命、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和杰弗逊在《独立宣言》里谴责乔治三世和英国巴力门对美国人民的凌辱一样,胡志明也表达了越南人民在他们的殖民者法国人统治下的遭受的苦难。他提醒听众道,法国仍然要破坏越南的完整,强把他们的国家分割为三个政治地区:东京(Tonkin)、安南(Annam)、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法国强加给越南人民不公正的税收负担;强行征用人们的土地、稻田和森林;法国人依据行政法令而不是法律进行统治;她只在越南建监狱,而不建学校;法国还在印度支那最黑暗的岁月里,把越南拋弃给了日本人。杰弗逊在《独立宣言》的结语部分宣布,美国立即解除与英国的一切政治联系,并宣布独立:“我们……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在这里庄严声明并宣布:这些联合的殖民地是,而且理应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胡志明努力仿效杰弗逊的语言:“我们,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越南有权利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而且已经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美国《独立宣言》以所有签署者的誓词作为结语:“为了拥护此项《宣言》,怀着深信神明福佑的信心,我们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相互共同保证,永誓无贰”。在胡志明版的《宣言》里,他以整个越南人民的名义为宣誓者,“越南的全体人民”,胡宣布说,“决心动员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力量,不惜牺牲生命和财产,保卫他们的独立和自由”。经此宣誓,越南民主共和国仿若就此昂立于国际社会矣。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各式各样的“大事”此起彼落,随着科技的进步,讯息广传,一时之间,往往激动着人心,也积蓄着多种各不相同的历史效果。比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此后的历史长河上,透过对于它的重述,其它区域的人们得到了无限的启发,既激发模仿的可能,也可以引为鉴戒;美国的独立革命显然也具有同样的意义和效果,胡志明的上面一番话便是一例,美国是他宣示开创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灵感”来源。也许,在胡志明的策略里也有其现实性的一面。他或许意识到借用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语言,将会给他的斗争带来正当性(legitimacy),这也是他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即他是尊重美国的,他需要美国的友谊和帮助。然而,胡志明的做法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独立宣言》在世界各地区/国家都得到了热烈的回响,它被翻译为各种的语言,激起了不同地区的人类的响应。
在中国,自晚清以来,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及其思想遗产同样引发了多重回响,为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变迁提供了许多足以开展政治想象空间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青少年时期身受美国教育孙中山在早年便景仰华盛顿,将其与商汤、周武并列。他在晚年讲演《三民主义》时,亦屡屡举美国独立史为例证。可以想见,在孙中山的思想世界里,美国的历史经验是他借以思索中国前景的参照系之一。孙中山发表于1904年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清楚地显示了美国《独立宣言》对其革命论述的影响。如果能从《独立宣言》在晚清以降中国流传广布的整体样态进行观照考察的话,应当可以对孙中山的这篇文章的具体历史脉络及意义,做出更为允洽的定位,并得到较为准确的理解。况且,孙中山引用美国的例子以为论证之资,并使听众获得同感(从而更做出赞同与否的反应),在具体的时空脉络里,中国人(当然以菁英分子为主,以下不再详为定义)透过各种渠道(如阅读翻译或是著述的文献资料、亲身游历等),进而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获得(某些共同的)基本认知和理解。例如,在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乔治·华盛顿的形象曾经引发过多重的政治效果。同样,自晚清以降,美国《独立宣言》在中国流传广布,它揭示的“革命理由”如何被认识理解、又刺激创发了什么样的回响?这些构成了《独立宣言》“影响史”的不可或缺的一页。
不过,美国《独立宣言》揭示的“革命理由”是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中所欠缺的异质成分,它引发的回响,可以视为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念/理论之间激荡与碰撞的结果,其意蕴十分丰富。套用萨依德(Edward W. Said)关于“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的说法,《独立宣言》所揭示的“革命理由”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应当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图像,其间的曲折转承未必泾渭分明,其所涵括的深厚意蕴亦难一言以蔽之。同时,这一“理论旅行”首先是以翻译为起点的,所以,中国人对于《独立宣言》的认识和理解,更走过一段“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的漫长历程。本文在汲取这些相关研究的慧见灵感、取法昆廷·斯金纳式的“将理念脉络化”(ideas in context)的基础上,将考察美国《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整体流传广布的历史场景,讨论它所揭示的“革命理由”在汉语中是如何被翻译、阐释、认识和理解的,中国人又是如何仿效它来建构革命正当性的政治语言(political language)的,由此具体展现美国《独立宣言》是如何为中国政治思想开拓了宽广的“概念空间”(the conceptual space)的;并就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形成过程中革命如何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之一这一问题提供一个个案性考察。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的引介和回响




1784年2月22日,“中国女皇号”自纽约首途,历经重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从此,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开始了与中国直接交往的漫长旅途。中国人对这个素无渊源的国家,认识模糊,连其方位所在都只是一知半解。不过,中国人很快便了解到美国是一个“无国主”的国家。大约同一时期东来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南洋为基地向中国大陆传播福音,同时也传播西方文明知识、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情形。在1811年至1842年间,传教士总共推出了138种汉语书刊,其中32种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方面的,这些数量繁多的书刊在当时流传广泛,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域外世界的窗口。例如,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主持、1833年8月1日创刊于广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本近代意义上的汉语期刊,由于被魏源的《海国图志》征引,不仅显示它在当时受到关注,也有可能产生了间接影响。其它如第一位来中国传教的美国籍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38年在新加坡刊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即是梁廷枏撰写的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史地的著作《合省国说》(收入他的《海国四说》)的取材对象。这些资料颇多涉及美国情况的介绍,也涵括了美国走向独立之路的信息。可以说,它们构成了得以让中国人认识与理解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早在1837年起就陆续刊登了介绍美国情况的文章,甚至也(可能)第一次报道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对美国的介绍虽然多样而繁富,但当时可能被更具“权威”地位的著述遮掩了光芒。提供美国情势相当完整的数据库《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早在1838年即已出版,它的作者是美国人,书中所涵括的信息相当多,又以专著形式问世,流通和引用当较为便利,遂而,中国人纷纷以它作为认识和理解美国的主要凭据。《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有“百姓自脱英国之制”(“目录”做“百姓自脱英吉利国之制”)一节,详叙美国独立为国的源由与历程,明确记述美国如何由于英国统治者意欲加重税饷,而一步步地走上独立道路的过程,书中还第一次将《独立宣言》译成了汉语,但受时代的限制而颇有节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登载的《独立宣言》译文,并未能表达出作为宣言的思想和宗教背景的“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而径以控诉“英吉利王”的暴虐为起始,充分显示出中美不同政治思想传统的落差。它使用的词汇也未能表达《独立宣言》字里行间蕴藏的概念。《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上帝生民,大小同体,生以性命,各安其分”一句表达朴素的“平等”含义;然而,原文“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涵,亦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则完全没有译出。或许,在裨治文(及协助他完成翻译的中国人)看来,这句话或许已经能涵括原文的含义了;然而,笔者倾向于认为,在当时,裨治文从既有的汉语中找不到可以与之对应、并能明确表达原文意思的恰当词汇。
至于《独立宣言》所楬橥的“革命理由”——为了保障“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里被浓缩为:“又立国政以范围之,使民不致流于邪僻,是性命本分之有赖也。乃不持不扶,则将焉用其政”。这段译文无法表达《独立宣言》中下面几个基本理念:第一,政府权力来自于经人民同意的契约关系;第二,当政府破坏此种契约关系时,人民可以揭竿而起,建立新的政府。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民本理论”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从中我们无法推导出政府的成立/权力必须来源于经人民同意的契约关系。只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由统治者的暴虐而导致的动乱,因此,《独立宣言》对于暴政的控诉,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译文中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尽管它与《独立宣言》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稍后,裨治文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改写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以“民脱英制”(卷四)的标题来描写美国独立革命的历史,同样包括了《独立宣言》,二者在内容上基本一致。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问世之后,深受当时关注世界局势的中国士人的瞩目。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和梁廷枏的《合省国说》,都加以引用。这些著述使《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传递的讯息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就《独立宣言》这一译本而言,《海国图志》的记述虽然有所更易,大体保持了原貌;相反,在梁廷枏的笔下,《独立宣言》则已非其貌矣。《合省国说》虽亦言及美国脱离英国的历程,也述说美国发布了脱离英国的宣示“凡十有八条”。梁廷枏似未意识到《独立宣言》的重要性,径以己意述说其涵括之内容,甚至将《独立宣言》的发布说成是华盛顿“领衔演出”的结果。与《海国图志》收录《独立宣言》全文(当然,魏源亦有润饰)相比,显然有所不足。但是,他对于美国“叛逆”之“莫可奈何”,还是给予了肯定。至于魏源《海国图志》收录的《独立宣言》中有关政府原理的内容,则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相一致(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这和政府的成立/权力必须源于人民同意的契约关系的理论南道北辙。更有意思的是,魏源将对英王暴政的控诉浓缩为“十二端”,而梁廷枏则依据《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开列的罪状“凡十有八条”,后者更逼近《独立宣言》的原意(控诉清单恰好是18条)。总之,梁廷枏和魏源实际上是以自己熟悉的语言和词汇来表达《独立宣言》的内容,从而以中国史上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式的历史经验来“翻译”《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的。
《独立宣言》是在关于美国独立的历史进程的叙述中进入中国人的知识世界的。当时中国还没有恰当的词汇来表达《独立宣言》的作者所信仰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却有丰富的反抗君主虐政的历史经验。因此,在这一时期,《独立宣言》出现于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反抗君主暴政的叙述里,其内容与(未受西方思想影响)的中国传统之间存在着可相沟通的亲和性(affinity);至于是否存在和它原来面貌相符一致的本真性(authenticity),这并不重要(所以,魏源与梁廷枏可以自由依据己意加以删易改写)。萨依德在论及“理论旅行”时指出,移植到另一时空里的理论和观念总会遇到一些条件,使那些外来的异质理论和观念得以被引进和接受;显然,正因为《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被表述为符合中国历史经验的“真理”,它才得以在晚清中国开始其“理论旅行”。



《大美联邦志略》里的

《自为主治之示》



《大美联邦志略》是裨治文在1861年对“知识仓库”所作的又一贡献。他自知前此的著作在中国获得好评,但是因为“原板散失,杳不可寻”,无以应索者之需。在“端溪梁植”的帮助下,《大美联邦志略》终于得以问世。
《大美联邦志略》基本上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延续。不过,后者“忖度将来”之句,则不再复见,更具一国之“志”的著述意义。较诸《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大美联邦志略》内容更为丰富,还附上有各种插图和地图,可谓文图并茂。此书出版后,很快得到传教士同行们的赞誉,此后一直是晚清中国认识美国的“标准读本”之一(详后)。
《大美联邦志略》介绍了“新大陆”被“发现”到1860年左右的美国历史、地理概况。关于美国独立的源由与经过,另辟“民脱英轭”一节详细介绍,书中还载有《独立宣言》的另一个汉译本——名为《自为主治之示》。然而,作者并未说明《自为主治之示》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里的《独立宣言》有无关联。可见作为宣言主要译者的裨治文并不认为自己的翻译工程应当前后一致。《自为主治之示》不再像《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那样开宗明义地控诉“英吉利王”的暴虐,而是基本按照原文,强调《独立宣言》的思想/宗教背景——以“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以循人性,以遵神理”)。
有意思的是,《大美联邦志略》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在涉及《独立宣言》中关于各种暴政的内容时,省略了原有的“他宣布我们已不属他保护之列,并对我们作战,从而放弃了在这里的政务”这一段文字。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和《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中这一段没有被省去。裨治文在《大美联邦志略》的序言里提到他的前著曾被《海国图志》“采入”,是否即因《海国图志》有此省略,他便亦有此效颦之举呢?对此我们很难推测。然而,《大美联邦志略》接受《海国图志》的“省略”一事,正意味着作为自身文化的翻译者,他在为异文化导入新的文化因素之时,接受了文化受体的再阐释,其结果,《大美联邦志略》中的《自为主治之示》既接近《独立宣言》的原意,同时又搀杂了中国士人所添加的内容,从而呈现出本真与仿造可以同时共存并立的“混杂”(hybridity)样态。可以说,当《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在晚清中国进行“理论旅行”时,经历了多重转折,其中中国人自身始终扮演了独特的向导角色。
《海国图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大美联邦志略》等著述,构成了中国人认识与理解美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仓库”,为打开人们的知识世界提供了巨大动力。就晚清中国而言,从《海国图志》这座“知识仓库”里汲取知识与思想养分,认识世界局势和异国历史的士人不胜枚举,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等“思想巨子”型的人物都是《海国图志》的读者。直到1890年代,《湘学新报》的“舆地书目提要”还称誉魏源《海国图志》道:“自泰西通华以来,创为一书,囊括钜细,不愧体大思深之作,自以此书为取”。
至于《大美联邦志略》问世之后,更始终是中国人认识美国的“标准读本”之一,《湘学新报》为《联邦志略》撰写“提要”,将其列为推荐阅读书籍,梁启超介绍“西学”著作的《读西学书法》也将之列为“西史之属”的推荐书之一。《大美联邦志略》在当时还是一般士人的必读之书,1898年,湖南学政徐仁铸在宝庆府出考题,他要求应试士人回答的“掌故”题目之一便是“《联邦志略》书后”,没有读过这部书的应考者只能瞠目以对。
可是,涵括在这些书籍里的《独立宣言》,虽然按照中国的历史经验翻译,但是,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它所揭示的“革命理由”恐怕很难得到反响,目前尚未发现依据《独立宣言》进行思考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关于“议院”和“民权”的言说则在1890年代激起热浪,议论不绝。显然,以美国为模范的“革命种子”已经播下,却未能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生根发芽。


《美国独立檄文》与“革命火种”


进入二十世纪后,美国《独立宣言》播撒的“革命种子”在中国终于得到了回应,可是,此时的回应与以往中国人认识与理解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知识仓库”没有关系。首先值得注目的是对现代中国革命民主思潮的勃兴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邹容的《革命军》,透过这篇发表于1903年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几岁的青年如何在外来思想的刺激下,提出其独特的“革命论说”与对政治制度的“民主想象”。邹容提出了25条意见,意欲“仿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以备行采焉”。然则,这25条意见实际上是对于新近刊布在《国民报》(1901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上的《美国独立檄文》的“复制”与“扩展”。
邹容的主张基本上是对《国民报》登载的《美国独立檄文》的“复制”。《美国独立檄文》的用字遣辞和原来的“知识仓库”应当没有传承关系;它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本乎何典,则尚难知晓。《国民报》既发刊于日本,它应当取材于日本。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沢谕吉早在1866年就将其译成日文,之后又有几种日译本陆续问世,“东洋渔人”编辑的《絵入华盛顿军记》(1887年)一书介绍了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的经过,将《独立宣言》定名为《亜米利加十三州独立の檄文》,译载全文;江马春熈则将其定名曰《亜米利加州独立の檄文》,全文译载于他编訳的《通俗亜米利加史》(1888年);1895年,高桥正次郎将弥尔(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论》(On Liberty)翻译为《自由之権利(一名自由之理)》时,亦译为《米国独立之檄文》,列为该书附录。不过,将这些日文译本与《国民报》的《美国独立檄文》对比,某些词汇虽有雷同之处,但内容颇有出入。即便《美国独立檄文》问世的来龙去脉莫可确证,但译文中对于革命原理的清晰表述与今人的认知相距甚近。《国民报》刊出这篇《美国独立檄文》的同时,还刊布了“独立厅图”与作者不详的《独立厅图记》。可以揣想,《国民报》刊出这两篇与美国独立革命相关的文献,寄寓之理想鹄的,应该是鼓动读者“见贤思齐”,以美国为楷模。它们在书市上亦得以其它形式流传,使没有读到《国民报》的人们也能得了解其内容。
邹容《革命军》热情洋溢的言词,使《国民报》编者们的期待得以成为现实。邹容的论点虽然基于《国民报》上的《美国独立檄文》一文,但他掌握的“思想资源”绝非仅此一端。原文只说“凡为国人,一律平等”,他则刻意强调“男女一律平等”,可见其“女权”思想于一斑;他还增添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一句,则更是《美国独立檄文》中未涵括的内容。邹容是强调国民(不分性别)所拥有的权利,既是对取材依据的“扩展”,也显示了他所掌握的“思想资源”的广泛程度。显然,邹容构思这个“中华共和国”的宏伟蓝图时,不是从既有的“知识仓库”里汲取想象未来政制的“思想资源”。这正说明,积累多年的“知识仓库”,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海国图志》之类的著述,并不是后继者唯一的知识来源。一旦新一代有机会接触更多样的“思想资源”,既有的“知识仓库”如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便会被取而代之。
邹容从《美国独立檄文》中得到启发,高呼“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矛头指向的是大清帝国的满人及其“奴隶”(如曾国藩、李鸿章等),进而呐喊出“皇汉人种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在读者看来,邹容是“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由此可见,依据《独立宣言》建构革命语言,得到了相当的回响与共鸣,以革命构想中国未来的政治文化亦已然成形;这是过去积储的有关美国《独立宣言》的“知识仓库”所未能企及的。可是,正如邹容不是从既有的“知识仓库”中汲取“思想资源”,从而建构革命的正当性一样,《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终究会开花结果,终究会转化为得到响应的政治语言。这与现实环境的需求密切相关,也是和现实环境呼应互动的结果。可见《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轨迹,不是一笔勾勒的直线,必须重新蘸上墨汁,才能继续书写描绘。



基督教传教士

持续付出的“精神劳动”



传教士对美国“精神劳动”工程的介绍,在革命风潮兴起之时仍在继续。《大美国史略》与《美国治法要略》的问世便是例证。《大美国史略》是美国传教士蔚利高(Myron C. Wilcox)与黄乃裳(黻臣)合作的成果,目的在通过介绍美国“政教、民俗及书院、制造等事,藉以激发夫华人之志气”。另一位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目睹“中国士夫,痛訾民议政体,而实未详其底蕴”之弊病,企盼让“读者知今日美国之现状”的作品,与范祎合作完成了《美国治法要略》。这两本书里分别收录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独立宣言》中译本,二者的表述不但继承了前此的成果,还添加了新笔,比较逼近《独立宣言》原文的样态。
《大美国史略》与《美国治法要略》基本上是对《大美联邦志略》译稿的润饰,都强调《独立宣言》的宗教背景,将上帝创造人类的基督教义视为“普遍真理”,故或谓“人皆受造而成”,或谓“人皆受造而生”;也确证了这一“真理”的引申意义,所以或谓“同具有造之者之定理”,或谓“同具有大造所赐之定理”。关于这些“定理”的内容,《大美国史略》与《大美联邦志略》基本一致,而《美国治法要略》则强调“人之所以能各保其生命,各得其自由,各享其幸福”这些更为具体的面向。
然而,《大美国史略》的译文虽然赞同“政法”应该“合民之心”,接受民意,“共为更正”,却强调“爱上忠君之性,本与生俱来”;《美国治法要略》则谓即使“庶民”拥有“更正废除”那些“夺人自主,妨人幸福”之“政法”,“重新定律”的权利,也不应“以犯上作乱声其罪”,但同样强调“忠君爱国之心,尽人所同具”。革命等背逆“忠君”之举,乃是“事势万难”或“大不得已”的最后之举。相较之下,《国民报》刊布的《美国独立檄文》则意气激昂地表示:“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与以上诸条不合者,人民即可革命,颠覆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全面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可以说,当革命党人试图利用美国《独立宣言》点燃“革命火种”之时,《大美国史略》和《美国治法要略》却措辞委婉暧昧,不曾为革命增添任何思想燃料,反而坚持“忠君”等传统的纲常伦理。在《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在晚清中国“理论旅行”的旅途上,革命并非人们唯一的选择,参与翻译《大美国史略》与《美国治法要略》的黄乃裳和范祎,便是例证。因此,在描摹近现代中国多姿多彩的历史图像时,革命决非惟一的原色。


孙中山争取外援的“革命理由”


孙中山在其革命旅程中,曾不断向外国寻求援助。他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原稿为英文,他向美国人诚恳地呼吁道:“我们希望能在你们中间找到许多辣斐德”。辣斐德(Marquis de Lafayette),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曾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后来投身于法国大革命,显然,孙中山显然在盼望着能有美国人来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辣斐德”。他模仿美国《独立宣言》,控诉“满清”对中国的“无数的虐待”,目的是为了引起美国人的共鸣。他仿照《独立宣言》,否认“满清”统治中国的正当性:“中国人现在并没有自己的政府”,其原因在于“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此后的中国在“满清”的统治之下饱受虐政之苦。比较孙中山的措辞与《独立宣言》的内容,不难看出他在修辞上的刻意模仿。两者在措词上虽然不一定雷同,但主要论点相去不远。《独立宣言》呼吁说:当英王“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我们都是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纠正;但屡次请求所得到的答复是屡次遭受损害”。孙中山说:“虽然有这样多的痛苦,但我们曾用了一切方法以求与他们和好相安,结果却是徒劳无效”。孙中山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他分析国际形势,认为“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它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他还驳斥了当时流行于欧美论坛的“黄祸”(yellow peril)论,强调他要建立的理想的中国将不会成为全世界的威胁。总之,孙中山所主张的“革命理由”与《独立宣言》之间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
孙中山控诉大清帝国“暴政”的言辞在当时得到了响应。1906年在江西、湖南交界地带发动“丙午萍浏之役”的主事者之一龚春台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都督”的名义发布了一篇《檄文》,郑重地“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挞伐”。《檄文》开列出“鞑虏”的“暴政清单”,但只字未提孙中山对清政府的抨击。这篇《檄文》里洋溢着民族或种族主义情绪,内容却与孙中山的控诉几无一致。但《檄文》声称要“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并且务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其社会理想又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去不远。可以想见,革命党人通过抨击清政府的各种“罪状”,以强调自身革命行动的正当性。在二十世纪初的革命浪潮里,美国《独立宣言》好比是鼓动革命风潮时取之不竭的灵感泉源。1911年,又出现了一份风貌独特的《独立宣言》汉译本,即是例证。



《美利坚宣告独立文》

宣示的“革命理由”



1911年3月,福州市面上出现了林刚主编、“警醒社”刊行的新刊物《民心》。从该刊第3期(1911年5月出版)刊载的悼念在广州“三二九起事”中牺牲的革命党人(即俗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文章中,可以窥见其政治态度之一斑。就在同一期的《民心》上,登载了《独立宣言》的另一个中文译本。
这篇题为《美利坚宣告独立文》的来源与译者均无可详知,书中注有“原著者亭柯Hancock”字样;显然,译者把《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的汉考克(John Hancock)误认为宣言的作者了。而留美学生章宗元在1902年翻译《美国独立史》时,虽然没有详细介绍《独立宣言》的内容,却在涉及美国宣布“自主”时提到,1776年在由北美殖民地各州“议员”组成的“国会”里,先由“诸议员”一起“公举哲勿生、弗兰克林、约翰、爱顿休、孟立芬登五人,撰拟《自主檄文》(亦名《独立檄文》),而诸人又共推哲勿生拟稿”。翻译《美利坚宣告独立文》的革命党人,应该没有读到这部《美国独立史》,所以才会误认汉考克为《独立宣言》的作者。从这个“美丽的错误”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革命党人对革命的热诚之意。
革命党人毕竟不是象牙塔里的学究,他们未必关心《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是谁。在《独立宣言》之外,《民心》还连载了美国《宪法》汉语译本,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以美国的“共和”制为理想的政治体制。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宋教仁在革命成功之初起草的《鄂州约法》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采用的就是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由此看来,这份凝聚着革命党人“精神劳动”的《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在革命党人心目中具有擘拟未来政府蓝图的“圣经”般的地位。
《美国独立檄文》主张个人的权利来源于不可捉摸的“天”,将个人的“权利”、“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视为“天授”或“天赋”。它所表达的政治思想既与传统观念相符合,也和时代先行者的言论相一致。《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将“一定之天职”与“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看成是“造物生人”赋与的结果,这与《独立宣言》的现代汉译用语基本一致;与传教士们的“精神劳动”一样,都突出了《独立宣言》的宗教背景。没有资料显示《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受到传教士的成果。从革命党人使用“造物生人”一词可见,汉语世界对“Creator”一词的翻译已形成了基本共识。然而,无论是像《美国独立檄文》那样使用传统概念来表述,还是像《美利坚宣告独立文》那样使用传教士们的词汇和概念,革命党人的终极目标乃是建立美国式的“共和”体制,这一理想既超越了传统和时代先行者的思想范畴,也和传教士的宗教追求截然异趣。
在《独立宣言》中,个人的权利表述为“Life”、“Liberty”和“the pursuit of Happiness”,《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将其译做“生命也,财产也,幸福也”。译文中没有出现“自由”一词,却出现了“财产”,更强调“无男女之别”。这些都与原文相异。《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强调“无男女之别”,与前文提到的邹容关于“男女一律平等”的主张异曲同工,展现了革命党人在“女权”思想上的共同面向。同时,《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将“财产”(而非“自由”)视为“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相符合的。《美利坚宣告独立文》通篇强调“生命”、“财产”与“幸福”是“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充分展现了译者独特的“权利哲学”。翻译《美利坚宣告独立文》的革命党人既代表了时代的思想趋向,也自成一家地提出了独特的主张。
《国民报》刊布的《美国独立檄文》介绍了革命原理,而刊载在《民心》上的《美国独立檄文》也有独到之处。从整体上看,《美国独立檄文》与《美利坚宣告独立文》所表达的革命原理,与《独立宣言》没有多大差距。二者相较,前者明确喊出了“人民即可革命,颠覆旧日之政府”的口号;后者则比较“含蓄”地指出,人民拥有“推倒旧政府,更立新政府”的“权利”。后者比较接近《独立宣言》的原意。必须注意到,《美利坚宣告独立文》的译者其实也对《独立宣言》的表述有所发挥。《独立宣言》的原文只是说人民有权力改变或废除侵害人民权利的“任何形式的政府”;《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却“别出心裁”地说:“无论如何政体,或专制,或立宪”,只要“不能尽其保护之责,或且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就有权利“推倒旧政府,更立新政府”。《独立宣言》所说的“任何形式的政府”既可以是“专制”政体、也可以是“立宪”“政体”。在清末,“专制”、“立宪”已经流行甚广,被列为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的条目。我们虽然无法确证《美利坚宣告独立文》的译者读过这些辞典或《百科全书》,但这些词汇当时在汉语世界已经广为人知,翻译者多少显然对这些词汇显然是不陌生的。
概言之,《美利坚宣告独立文》的译者不关心译文是否符合《独立宣言》的原意,在翻译过程中还“扩张”原意,增添了“无男女之别”等内容。然而,正因为如此,译者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权利哲学”。笔者认为,这可以说是《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最高成就。
在革命阵营中,孙中山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有意模仿《独立宣言》来陈述“革命理由”,革命党人也模仿《独立宣言》的措辞,控诉清朝的暴政。《国民报》上登载的《美国独立檄文》,则是邹容革命想象的灵感来源之一。刊登于《民心》杂志上的《美利坚宣告独立文》(与美国《宪法》),也成为建设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的蓝本。显然,不论是青史留名的“革命先烈”,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民心》译者(与它的刊布编辑者),使用的是相同的政治语言,他们都依据美国《独立宣言》(与美国作为某种政治典范的象征)来建构有关革命与政府正当性的理论来源,他们同时还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创造者。


八、结论:



“革命理由”与“理论旅行”

的多重曲折


当《独立宣言》的部分内容最早在1838年经由传教士之手进入汉语世界后,迅即得到了魏源等关注世界局势的中国士人的关注。但是,他们对《独立宣言》的理解与阐述,是以中国抗虐反暴的历史经验为出发点的,他们以中国历史上“揭竿起义”式的革命来“翻译”《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1861年,随着《大美联邦志略》的出版,《独立宣言》的另一个汉语版本《自为主治之示》问世。《自为主治之示》的译者在既有的汉语世界里努力寻觅,终于找到了能比较准确表达英语中相关理念的词汇。虽然这些著述在时人的阅读世界里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在大清帝国的统治之下,各种形式的《独立宣言》并未能给人们提供进行政治思考的灵感。以美国为楷模的“革命种子”已经播下,但是要生根发芽,还有待于时机的到来。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仍然流传着《独立宣言》的多种版本。革命党人出版了《美国独立檄文》和《美利坚宣告独立文》这两个不同名称的《独立宣言》中译本,目的在于以此为火种在各地点燃革命烽火。孙中山有意识地仿照《独立宣言》的修辞方式向美国人控诉“满清”的虐政,期望能引起《独立宣言》的祖国及其人民的共鸣。邹容从《美国独立檄文》得到启发,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中国”的未来。出版较晚的《美利坚宣告独立文》强调“生命”、“财产”与“幸福”是“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其内容虽然未必符合《独立宣言》原文,却展示了译者独特的“权利哲学”,是《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传布的最高成就。相比之下,蔚利高和林乐知等传教士翻译的《独立宣言》影响就要小得多。他们分别将《独立宣言》译成《美脱英轭为自主之布告》和《美国脱英自立布告檄文》,译文虽然比较接近《独立宣言》的原文,却没有为革命增添思想动力。
以上的考察证实,“革命理由”从美国传入中国经历了多重转折,这一“理论旅行”并不是直线性的,其中也没有环环相扣的历史连续性。邹容和孙中山(以及其它革命党人)不是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或《大美联邦志略》这些古老的“知识仓库”里寻找“理论弹药”。在革命风潮蓬勃兴起之时,传教士们虽然又出版了不同形式的《独立宣言》中译本,但他们强调的是传统的纲常伦理,对革命持否定态度。可见,《独立宣言》所揭示的“革命理由”以及由此引起的“反响”千差万别。当我们讨论近现代中国思想变迁中的“革命传统”时,不应该忽略/遗忘这类断裂(discontinuity)与“众声喧哗”的思想轨迹。
形形色色的译者在翻译《独立宣言》时,依凭自己的理解对原文进行“删易”或“扩张”。即使是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翻译者/转述者/挪用者往往使用不同的词汇/观念来表达《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其结果,导致了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对《独立宣言》的多种认识、理解和表述。裨治文作为自身文化的翻译者,在得知自己的第一个译本在中国广为流传之后,欣然接受了文化受体对《独立宣言》的再阐释。裨治文之后的译者们的“精神劳动”强调了《独立宣言》的宗教背景,与立场不同的革命党人有雷同之妙。正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所提示的那样,“当概念从客方语言走向主方语言时,意义与其说发生了‘改变’,不如说是在主方语言的本土环境里被发明创造出来的”。当汉语世界对“Creator”一词的翻译已形成基本共识之时,不同立场的人们藉以创造的“概念空间”及其实践意义却大相径庭。在革命党人看来,“造物生人”所赋与的“一定之天职”和“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在政治世界里表现为“共和”这一终极目标,这和传教士所追理想“天堂”不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由于革命党人根据现实需要而强调其“革命理由”,所以,邹容在根据《美国独立檄文》来“仿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时,强调原文中没有出现的“男女一律平等”,还声称“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而刊登在《民心》杂志上的《美利坚宣告独立文》,虽然同样也声张“女权”,但自始至终强调“生命”、“财产”与“幸福”是“人人皆有自有之权利”。二人的努力为《独立宣言》拓展了新的“概念空间”。因此,一味追求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而批评晚清各种《独立宣言》中译本(特别是革命党人的译文)中存在的各种“误译”,对于我们理解革命和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多大裨益。
从美国《独立宣言》在晚清中国流传的整个过程来看,《独立宣言》及其精神遗产之所以表现出纷繁复杂的样态,既由于中国自身的长远文化/历史积蓄的影响,也因为现实条件的制约使然。革命党人模仿《独立宣言》的“革命理由”,强调革命的正当性,并在阐述“革命理由”时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造,从而塑造了近现代中国奉革命为尊、以革命为尚的政治文化。
不过,在晚清以降的历史进程里,对于人类近代历史上各种“革命”史的叙述——如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1789年革命和俄罗斯1905年的革命(甚至包括1917年的革命)——也都像美国独立革命史及其思想遗产一样,万象并呈,五彩斑斓。正如学者们热衷于阐述美国的独立革命和法国的1789年革命的世界史意义及其回响一样,如果我们关注近现代中国对于“革命”的“接受史”,将有助于了解近现代中国是怎样通过对外国革命的各种历史叙述来摸索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而构筑种种提倡/拥护/反抗革命的政治语言的;更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万源千流。



本文原载于孙江主编《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为方便阅读,文章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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