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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社会史专辑(2)| 秦宝琦: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 ——伍拉纳、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奏折被发现
发布时间:2020-08-16
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
——伍拉纳、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
的奏折被发现
秦宝琦


秦宝琦: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顾问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早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历经百余年的探索,仍然见仁见智,聚讼纷纭。有关说法不下八种之多,即:天地会始于明季说、郑芝龙等人创立说、康熙初年说、郑成功创立说、康熙甲寅说、雍正甲寅说、乾隆三十二年说和乾隆二十六年说。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化,争论已集中在康熙甲寅说与乾隆二十六年说上。有的学者认为,天地会是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是决心为恢复朱明王朝统治的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于康熙甲寅年创立的;有的学者认为天地会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是下层劳动者为了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两种说法孰是孰非,迄无定论。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奏折被发现,为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使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解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一、天地会的起源问题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解之谜




天地会的起源涉及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及创立宗旨等问题,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以致有学者悲观地说这个问题“恐怕永远无法解决”。  
(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中外学者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
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最初并非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的。嘉道以降,天地会被华侨带往海外,在东南亚华侨中流传,多次组织华侨自卫抗暴,被西方殖民当局视为“叛逆”,一直密切注视其活动,并组织人力研究其内幕。1863年荷兰殖民当局在苏门答腊巴东地方一家华侨家中,搜获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包括该会缘起的传说及诗句歌诀等内容,交给汉文翻译官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去翻译。施列格后来利用这批资料并参考英国人的研究成果,写成《天地会》一书(Thian Ti Hwui, The Hung League or Heaven Earth League)。其后,英人毕麒麟(Pickering)又写成《中国秘密社会及其起源》(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斯丹顿(William Stanton)写成《三合会或天地会》(Triad Society or Haven Earth League)一书。这些著作皆有专章叙述天地会的起源。因其写作目的在于披露天地会的内幕,故对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并未作深入研究,仅依据秘密文件中的传说加以叙述。各人所据之文件抄本不同,故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说法亦各异。有人认为天地会始于郑芝龙,有人认为始于康熙年间,有人认为始于雍正年间。
在国内最早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也不是出于学术的兴趣,而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当时天地会在国内与海外华侨中皆有很大势力和影响,革命党人为了争取其参加反清革命,遂大力宣传洪门(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于清初的说法。他们用正统的华夏民族观念和明末清初汉族士大夫“反满”思想为指导来解释天地会的起源。陶成章提出:宋以前中国虽有过“五胡之乱”,但因其本系“降民”,故与“内寇”无异,“未能为吾族之害”。至宋“偃武息文,以柔民气,中国之势,因之大衰。……遂蹈亡国覆族之惨。”明代末年,“满州之祸又兴,再蹈亡国覆族之惨”。“志士仁人”为了“光复祖国”,而创立了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  章太炎也说:“讫明之亡,孑遗黄发谋所以光复者,是时郑成功在台湾闽海之滨,声气相应。熊开元、汝应元皆以明室遗臣祝发入道,故天地会从福建来。”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我国学者虽把天地会起源问题纳入学术研究的轨道,但未能摆脱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的影响。1920年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天地会者,相传为延平郡王所创,以光复明室者也”。“吾闻延平郡王入台之后,深虑部曲之忘宗国也,自倡天地会而为之首,其义以光复为归”。   1929年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也认为天地会始于郑成功与陈永华,而会内流传的“西鲁传说”,乃“以神话之体裁方式,描写当时郑氏之历史,相连而及于明室中兴者,其人其事,均有寄托影射。”“所谓少林寺者,指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征西鲁有功满清,是指郑氏撤去仙霞关守备,令满兵长驱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五祖者,与郑芝龙歃血结盟之异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与芝龙谋复仇者也。万云龙者,郑成功也,……香主陈近南者,即陈永华自谓也。”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一文中,也论述了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他说:“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盖康熙以前,明朝忠臣烈士多欲力图恢复,誓不臣清,舍生赴义,屡起屡蹶,与虏拼命,然卒不能救明朝之亡。迨至康熙之世,清势已盛,而明室之忠烈亦死亡殆尽,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救,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借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  孙中山先生有关洪门起源的说法,便成了后来罗尔纲,萧一山等学者论述天地会起源的指导思想。罗尔纲说:“国父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篇述天地会诏示吾人曰:(引文略——引者。)国父所言,深洞澈天地会之底蕴。”天地会“在中华民族革命史上具有深远之光荣历史”。“天地会创立宗旨在反清复明”。  “天地会创始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考康熙朝《东华录》: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杨起隆诈称朱三太子起事于北京。同月,吴三桂在云南反清,自称天下都讨兵马大元帅,以明年甲寅年为周王元年。天地会相传创始在这一年,难道是纪念杨、吴的起义,还是当此天下纷纭的时候,天地会也乘时兴起?今已不可知”。  萧一山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文中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论述,完全沿用了孙中山先生的观点,仅个别字句稍有改动。后来,他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中,又对天地会起源的时间稍加修正说:“大约天地会在康熙时已竟有了,不过还没能像后来那样严密的组织,有之,则从雍正十二年起。”  1947年周贻白根据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中有关中俄雅克萨战役的记载,认为“西鲁传说”影射了康熙年间福建藤牌兵在雅克萨战役中打败“罗刹”反被遣散一事。传说中的“西鲁”便是“罗刹”即俄罗斯,因其来自“极西荒远”之西伯利亚,故被称为“西罗”,“西鲁”乃“西罗”之音转。天地会便是被遣散的福建藤牌兵创立的。传说中“万云龙大哥”,便是《台湾外纪》中提到的万礼,因被推为大兄,故称“万大哥”。  1953年,萧一山改变了以前的看法,提出“天地会始于郑延平”。  此后,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在台湾颇为流行。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天地会起源研究方面的深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国史学界开始有人对以往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传统的研究方法观点提出质疑。戴逸先生提出:“以往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结社的人,总是用‘以清复明’等反满斗争来解释天地会的发生、发展,这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惜未详加论述。1961年戴逸先生又提出天地会始于康熙甲寅说是“值得怀疑的”。  1964年蔡少卿先生提出:以往有关天地会起源诸说,“或是完全没有摆脱天地会的神话传说的影响,或是根据片断的材料作出一些推测”。他根据档案史料与嘉庆初年福建巡抚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的记载,提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倡”。  1968年台湾省学者戴玄之先生提出:“以往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诸说,完全是根据‘传说’的抄本,抄本既根据‘传说’,多神话而少史实。‘神话’、‘传说’不能作为研究的对象。……中外学者根据传说而研究天地会起源的诸说皆误。要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非根据正史不可”。他以《清高宗实录》、《钦定平定台湾纪略》等官书中有关史料为据,提出:“天地会为洪二和尚提喜所创,正式成立于乾隆三十二年。……其他所有诸说皆误。至于西鲁犯边、众僧退敌、火焚少林、五祖兴会等等,只能当作神话,不能视为信史”。  
蔡少卿、戴玄之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说法尽管尚未完善,史料亦欠充足,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不落窠臼,为天地会起源的研究另辟蹊径,却是值得肯定的。1979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在天地会起源的研究方面又有了新的进展。
1979年初,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天地会档案史料汇编《天地会》一书,由我主持其事。当时面临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天地会》一书从何时开端,这便涉及到了天地会起源这个复杂问题。经过鉴别,我们认为以往有关诸说之中,以乾隆二十六年说较为可信。但此说亦欠完善,因其依据的汪志伊《奏疏》尚属孤证,且不知其根据,故尚应作进一步考察。在这个情况下,我开始了对天地会起源的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论证天地会起源乾隆二十六年说,主要论据有以下几点:
其一,汪志伊于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在一件题本中称,他查到闽浙总督伍拉纳于乾隆五十四年五月间一件奏折,提及当时提喜嫡传弟子陈彪等人“尚在省监”,遂“率同司道”对陈彪等“分起提鞫”。同年十月十二日,汪志伊又奏称:“臣遵查天地会匪始于乾隆二十六年间,漳泉匪徒谋为不轨,潜相勾结,蔓延台湾”。 
其二,嘉庆十一年护理江西巡抚先福奏:“经究明天地会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  
其三,嘉庆十一年江西三点会首领周达滨供:“以天地会名目犯禁,因此会系洪二和尚起立,洪字偏旁三点,即改名三点会”。  
以上史料皆出自嘉庆年间,且汪志伊关于天地会由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的说法,是否以伍拉纳的奏折为据,尚难确定。因而,这些证据亦未能令人信服。不久,便有学者发表论文,反驳蔡少卿同志和我的观点,并进一步论证了天地会起源“康熙说”。  这次讨论,实际上是我国史学界六十年代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争论的继续和深化,争论不但涉及具体观点,而且关系天地会研究方法。一些学者沿用以往传统的观点与方法,以陶成章和孙中山先生有关洪门起源的论述作为立论的根据,从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进行研究。胡珠生同志论证并发挥了陶成章关于天地会是明亡后“志士仁人”为了“光复祖国”,由郑成功首倡的说法。他说:“清兵入关使满汉地主阶级内部两派——反满派和拥满派的矛盾突出起来。自从吴三桂为首的拥满派地主勾结满族势力打败农民起义以后,地主阶级两派间的战争便代替了全国范围内农民反抗地主的战争,直到清延统一台湾后才趋向低落。此后反满派地主并未停止反抗,而是组织民间秘密结社进行武装起事。早期天地会正是清初反满派地主所组织、操纵的主要民间秘密结社和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斗争工具”,“天地会以郑成功为实际创始人”,“起源于清初郑成功的经营福建、台湾”。  赫治清同志则以孙中山先生有关洪门起源的论述作为立论根据,他说:“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先驳者孙中山先生关于洪门天地会缘起的论述”,“无可辩驳地证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既然如此,天地会就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王朝覆亡,公开武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政权确立了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之后不久的产物。如果把天地会说成是远离明亡百余年后才出现,岂非咄咄怪事?!”  在此期间,台湾省学者也发表了不少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论著。翁同文先生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天地会创始人万云龙的原型》一文,发挥了他于1977年所写《康熙初年‘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一文中的观点。他根据卢若腾《赠达宗上人》一诗序中提到达宗上人系“建安伯春宇万公之弟,原住长林寺”一语,认定“达宗上人”便是万姓集团中的万五达宗,“春宇万公”乃是万大张礼。江日昇在《台湾外纪》中记有万姓集团的事迹,但将达宗误作“道宗”。故天地会传说中少林寺被焚,五僧出逃,来到长林寺与达宗万云龙结盟创立天地会,便是影射康熙甲寅年吴三桂叛乱后,万七蔡禄在河南举兵响应,旋为清廷捕杀一事。故卢若腾诗中赞颂的达宗上人,便是天地会传说中万云龙的原型。 
赫治清同志虽然认为翁同文先生上述观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也需要进一步磋商”,但因他也是从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研究天地会起源的,故其看法也便同翁同文十分接近。他说:“清军入关后,曾经实行过惨绝人寰的屠杀政策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不但给广大农民和城市市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满族贵族统治者用野蛮高压手段强行改变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做法,极大地伤害了汉民族的感情,从而激起了汉族农民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反抗”。康熙甲寅年吴三桂公开举兵反清,“河北镇总兵蔡禄等纷纷响应”。吴三桂反清“迎合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反满心理,在客观上导致了全国反清斗争的重新高涨”,“既给正在利用各种不同形式坚持抗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也在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心中重新点燃了‘反清复明’的希望之火。”“抗清志士”便同“人民群众的秘密反清斗争相结合”,“采取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把闽粤地区一部分反清复明的力量秘密组织起来,从而导致了清初民间秘密组织天地会的成立”。  后来,他又根据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起义期间会众中一件《结盟誓词》底稿所载“明主传宗”一语,断言天地会创立乃是“为了明主传宗接代,继承皇位”,故“天地会一开始就承奉朱明正统的。因此,天地会结盟誓词底稿是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最有力的证据”,“有助于说明天地会是否产生于明亡不久的清初即康熙甲寅年”。  
但是,在我接触到的天地会史料中,无论是史籍还是档案,皆未发现“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创立天地会的直接证据。正如陈守实先生所说:“历史事实早已证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青主)等与秘密会社并无关系。凡关于明遗老对清朝抱不合作态度以及南明将军、大臣抗清的历史故事在秘密会社史料上的附会,都只是辛亥革命前夜的附加物”。  从清前期档案史料来看,天地会首领、骨干以至普通成员,基本上是由下层穷苦人民组织。其中包括破产农民、自耕农、手工业者,小商贩、雇佣劳动者,也有少数穷苦知识分子如靠训蒙度日,靠测字、算命、堪舆糊口者,还有少数和尚及兵丁差役。这些穷苦人民,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创立和参加天地会,居然不是为了亟待解决的生存问题,而是为了“恢复朱明王朝的统治”,甚至“为了明主传宗接代,继承皇位”,这实在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问题。可是,如果不从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矛盾的角度进行研究,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从清代历史发展来看,清初由于满族统治阶级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对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屠杀与掠夺,强令汉族人民剃发易服,从而使满汉民族矛盾一度激化。但是到康熙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满汉地主阶级已逐渐合流,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乾隆上半期,闽粤一带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刺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结果,一方面地主阶级剥削欲望增大,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另方面也加剧了自耕农、永佃农的阶级分化。大批农民破产后,被从土地上排挤出来,许多人流入城镇市圩或异地他乡去谋生。商业、交通的发展,又涌现出一大批小商贩、水陆交通沿线的搬运工人、舵工水手等。破产农民并非都能找到谋生之路,有的便流落街头,行乞度日;有的投身寺庙,借以糊口;有的铤而走险,靠偷窃、抢劫为生。总之,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穷苦人民,他们往往远离家乡,孤身无援,挣扎在饥饿线上,痛切地感到,只有把彼此间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才能争得生存的权力。于是采取我国传统的“歃血为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建立起秘密结社。因而在乾隆上半叶中国社会上,尤其是闽、粤一带,出现了大批秘密结社,天地会便是其中之一。  
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孰是孰非,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二、伍拉纳、徐嗣曾奏折为
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说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为了弄清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我又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更多的档案文种。当我查到《外纪簿》时,终于在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所录奏折中,找到了伍拉纳、徐嗣曾关于审讯提喜之子行义、嫡传弟子陈彪的奏折。这件史料对于天地会创自何人,始于何时等问题,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为天地会创立宗旨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该折所奏内容因系得自对行义、陈彪二人的审讯结果,因而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伍拉纳、徐嗣曾在叙述重新审讯行义、陈彪时说:“上年十一月内,据平和、漳浦二县拿获天地会匪陈彪、僧行义二犯,解省经前督臣福康安会同臣徐嗣曾提犯严讯。缘犯供游移狡展,未尽确实,尚须彻底究讯”。旋奉上谕:令福康安“务向行义设法严刑究讯伊父所传之人”,并查明“提喜一犯是否尚在”。福、徐二人遂对行义、陈彪“隔别研讯”。据二人供称:提喜“实系四十四年三月身故,已经烧化,检入瓦罐,葬于漳浦仙峰岩”。福康安等当即派人将“瓦罐骨殖解省”,令行义“滴血验试”无异,证实“提喜久经病故,似无疑议”。对于提喜所传之徒,陈彪等复供出陈粬、李摘、郑诗、方潢及赵明德之子赵麟等。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十四日,福康安调任两广,由伍拉纳于三月初九日继任闽浙总督。伍拉纳接任后与巡抚徐嗣曾以提喜“虽查明病故确实,而陈彪为该犯教授之徒,行义为该犯亲生之子”,故“结会缘由、传习人数,必须向该二犯严切根究,方足以扶底里而净根株”。遂“督同司道等”对行义、陈彪“反覆细勘,熬刑究诘”,行义、陈彪才供出了有关天地会起源等会内机密。
近年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化,汪志伊关于天地会由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首倡一说是否可信,已成为天地会起源问题争论的焦点。四十年前罗尔纲先生曾以“未知汪氏有何根据”而对其说持怀疑态度。近年胡珠生等同志也对汪氏此说持否定态度。胡珠生认为“该说法无法解释天地会的大量早期传说史料,无法阐明天地会的长期发生、发展过程,从而也不符合乾隆二十六年以前的历史实际。”  赫治清同志则提出:汪志伊的奏疏“只是他在当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的根据,远不是天地会远年尘案卷牍的全部。就是这件奏折所依据的案卷,现在也荡然无存了”。  伍、徐奏折的发现,不仅表明汪志伊的说法确有根据,而且证明这个根据并未“荡然无存”,恰好就是伍、徐奏折本身。《奏折》还表明,“乾隆二十六年说”不但可以解释天地会“早期传说史料”即“西鲁传说”,而且只有这个说法才能对“西鲁传说”作出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
胡珠生、赫治清两人否定汪志伊说法的主要根据便是《严烟供词》。严烟是乾隆年间天地会重要骨干,是他最早把天地会传入台湾,乾隆四十七年从陈彪入会。他于被捕后供出:“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同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在那里,实不知道。……那起会的朱姓叫朱鼎元,帮助传会的李姓实不知名字。他们两家传下一个洪字,所以叫洪二房。”严烟被押解到北京后,又供出:“此教起自何年,我实不能知道。但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驳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至李姓、朱姓起会,传说在四川;万和尚传会,闻说在广东。”又供“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总称。”  
胡珠生同志据此并结合“西鲁传说”中“小主朱洪竹”乃“崇祯皇帝之孙,西宫娘娘李神妃派出太子之子”的说法,提出:“朱、李是主干,洪是派出物;父家为天,姓朱,明朝皇帝;母家为地,姓李,明帝后妃;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明太祖年号洪武,故以洪概括朱、李二姓,又可麻痹官府,因此三姓实为二姓,二姓实为一家。”  赫治清同志沿用上述说法,认为“传说中的这个朱洪竹一直是天地会拥戴的精神领袖、理想人物。换言之,天地会创立时,是拥立父家朱姓、母家李姓之孙朱洪竹为领袖的。故朱、李为天地会之祖。而朱、李二姓实为一家,即朱明王朝。因为朱明王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年号洪武,于是由朱、李又演出一个洪姓”。由此他推出结论说:“所谓‘朱洪竹’即‘朱洪祖’,‘三姓结万李朱洪’,实暗喻万众一心拥戴朱明王朝。所谓朱鼎元即暗喻朱明王朝鼎革纪元。”严烟所说诗句“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其意就在于隐喻当万家兄弟共结洪姓,云集天下之时,也就是清朝灭亡,明主重登龙位,鼎革纪元之日”。“因此,严烟关于天地会由朱、李二姓同起的交代”,“本身就暗藏了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也就是说天地会由决心反清复明的人所倡”,而“西鲁故事关于少林寺劫余五僧于康熙甲寅年(1674)七月二十五日歃血结盟,创立天地会的传说,正是天地会起源的具体时间的反映”。  
严烟所供内容得自陈彪,有较高史料价值,但也应该看到陈彪并未将会内机密向其和盘托出。而且天地会结拜时成员要“钻刀立誓”,保证不泄露会内机密,否则将“死于刀剑之下”。所以严烟在招供时必定有所隐匿,为了欺骗清吏,他故意含混其词,以假乱真,所供内容中有不少费解之处。加上天地会内有许多隐语,不了解其内幕者,难解其奥秘。而伍拉纳、徐嗣曾奏折,却为我们步入堂奥提供了一把钥匙!使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说有了确凿的证据!
首先,关于天地会创自何人的问题。
以往从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研究天地会起源的学者,总是把天地会创始者同朱明王朝联系起来。或者说天地会由明亡后“亡国志士”所创,或者说由清初反满派地主阶级所立,或者由“决心恢复朱明王朝统治的人所倡”。而伍、徐奏折则否定了这些说法,明确提出:“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名洪二和尚。”并提到:“严烟在部所供‘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诗句,得自陈彪口传。其中藏有姓名,应惟该犯是问。”陈彪遂供称:传与严烟诗句,系“得自提喜口传,实只晓得结万是指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因漳浦土话万洪同音的缘故。朱李桃实只见过李少敏一人,其朱鼎元、桃元及马九龙和尚,提喜传法时只说他们都是远省有法术的。”
这两段内容,不仅明确了天地会确由提喜首倡,而且使严烟供词中一些难以理解的疑团得以冰释。
一是万和尚涂喜是否就是提喜即洪二和尚的问题。在《严烟供词》中只提到“万和尚涂喜”而未提到提喜即洪二和尚。“提喜”之名最早见于陈丕所供, 后来提喜之子行义亦供出:“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多称为洪二和尚。”  但万和尚涂喜是否就是提喜即洪二和尚的疑问尚未消除。对此,蔡少卿同志未予回答,戴玄之则解释说:“提喜即严烟所供万和尚,俗名涂喜。”“所谓涂喜的涂字,即提喜的提字之误,亦有误提为持者。《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所载天地会抄本云‘万大哥名持喜,法号万云龙禅师’。所谓持喜的持字,亦提字之误。”  这个说法难以令人折服。因为尽管有的文件将提喜误作“持喜”,但远并不能证明“涂喜”亦系提喜之误!而伍、徐奏折却解决了这个疑问,指出“提喜”又名“涂喜”。
二是“洪二和尚”与洪二房和尚“的歧异问题。《严烟供词》中只提到“万和尚涂喜”与“洪二房和尚”,而未提及“洪二和尚”。且说“同会所传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总称”。赫治清同志据此提出:有两个洪二和尚不应混淆:一个是实有其人的万提喜,“洪二和尚”是他的别号;一个是“并非实有其人”,暗指天地会创始人朱、李二姓,“洪二和尚(洪二房和尚)是其代称”。在档案原件中,“洪二房和尚”其名仅见于严烟与杨振国之供词,而后者又系传自严烟。而在提喜之子行义、嫡传弟子陈彪供词中,皆未提到过“洪二房和尚”其名。行义供其父因“乳名洪,排行第二”而被称为“洪二和尚”。陈彪供“万和尚即洪二和尚”。可见“洪二房和尚”其名乃出自严烟之讹误。实际上并不存在“两个洪二和尚”的问题。
三是朱、李二人创会的问题。赫治清同志根据严烟所供:“同会所称洪二房和尚并非实有其人,乃暗隐朱、李二姓及万和尚总称”及天地会是“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来否定提喜创立天地会这一事实。从伍、徐奏折可知,朱姓是朱鼎元、李姓是李少敏,桃姓是桃元,都是提喜最早的弟子。严烟因当时尚不知提喜业已身故(从供词中“万和尚涂喜如今在那里,实不知道”一语可知),为了替提喜开脱,故意以假乱真,把天地会说成是朱、李二姓同起的。伍、徐奏折根据行义、陈彪供词,确认天地会创自提喜,从而否定了严烟关于朱、李二姓创立天地会的说法。
四是如何理解“李朱洪”的问题。胡珠生、赫治清同志皆把“李朱洪”同朱明王朝联系起来,认为朱是指朱明皇帝朱由检,李指崇祯的“西宫娘娘李神妃”,洪是指朱明王朝开国君主朱元璋年号“洪武”,故“三桃结万李朱洪”是暗喻“万众一心拥戴朱明王朝”,“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隐喻“明主重登龙位,朱明王朝鼎革纪元”云云。从伍、徐奏折来看,朱、李二人皆系提喜最早的弟子或异姓弟兄,与朱明王朝毫无关系。其真正含义是叙述提喜最早与李少敏等人结拜弟兄的一段经历,并无隐喻“明主重登龙位”之含意。况且,把“李朱洪”联在一起,把它说成暗指朱明皇帝、皇帝后妃及洪武年号,用来隐喻明主重登龙位,完全不符合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在封建社会,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祖先更是神圣无比的,怎么可以想象,拥戴朱明王朝的“地主知识分子、士大夫”,居然会愚蠢到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神妃”(崇祯并无名为“李神妃”的妃子),置于皇帝朱由检之前。更有甚者,还把朱明王朝的祖先、开国君主朱元璋的年号放在最后?至于把“朱鼎元”解释成“朱明王朝鼎革纪元”,更是颠倒了明清之间关系。事实上当时不是明推翻了清,而是清取代了明,怎么反而成了“朱明王朝”“鼎革纪元”呢?如果指“明主重登龙位”,那也不是“鼎革”而是“复辟”!可见,胡、赫二人对“李朱洪”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关于天地会创立时间的问题。
以往有关天地会创立时间的说法,皆没有直接的史料根据。或者把会内传说直接作为天地会的缘起,或者认为传说影射了天地会的创立,其结论俱属推测性的。伍拉纳、徐嗣曾奏折却为天地会的创立时间,提供了凿凿可据的史料。《奏折》明确写道:“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我们把《奏折》有关内容同《严烟供词》结合起来,便可弄清天地会创立的真相。
天地会的创立,经历了两个阶段。乾隆二十六年前,提喜曾与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赴四川谋生。他们沿用福建家乡的习俗,结拜异姓弟兄,这就是陈彪所说的李、朱、桃三姓“结交万和尚即洪二和尚”一事。后来又有马九龙参加,他“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在马九龙“升天”即去世后,结拜者“死亡不全”,只剩下十三人“四处起会”。其中李少敏等人回到福建漳浦,朱鼎元、桃元不知去向,万和尚涂喜即提喜则到广东继续传徒结会。  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进入正式创立的阶段,提喜总结了以前在四川结拜弟兄时的经验教训,又参照其它秘密结社的结拜仪式、联络暗号等,加以改造与创新,又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意,创立了“天地会名色”。规定结会时要跪地拜天立誓,排列刀剑,令入会者从刀下钻过,歃血饮酒。提喜又编了许多“悖逆诗句”,如“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等。并创造出“手指诀”即“大指为天,小指为地,接递烟茶,俱用三指”以及“天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等,作为联络暗号。经过提喜的创新与改造,把原来一个一般性异姓结拜组织,发展成一个新的、独具一格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乾隆二十七年提喜回到福建漳浦家乡,开始以“天地会”这个新名称在高溪乡观音亭传徒结会,是年便有方劝入会,方劝又引陈彪入会,李少敏亦与陈彪等一同参加结拜。乾隆二十八年陈彪复传赵明德入会,以后又有陈丕、陈栋、张破脸狗等人相继入会。提喜正式用天地会名目进行传徒虽然是在乾隆二十七年,但他正式创立“天地会名色”,是在乾隆二十六年。因此,天地会创立时间,应该是乾隆二十六年。
在弄清天地会创立的具体过程以后,一些学者对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说提出的质疑,便不难解释了!
胡珠生同志曾经针对“乾隆二十六年说”提出:“对于乾隆四十七年由陈彪引入天地会的严烟来说,乾隆二十六年能说是‘年已久远’吗?怎样理解‘从前’、‘后来’、‘近年’这三个时间概念?万和尚只是‘近年’,比他早的马九龙所纠集的和尚多人还是‘后来’,以僧提喜为天地会的创始人,则置‘年分久远’的‘从前’朱姓、李姓于何地?陈彪嘱咐过严烟最重要的内部机密:‘天地会的根由’是‘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怎样理解这两句话?以僧提喜为天地会创始人,能和‘天地会的根由’联系得起吗?”  赫治清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关于天地会“年代久远”的问题。从史籍记载可知,自雍正末年起,便不断有闽粤一带穷苦人民前赴四川谋生。乾隆二十六年以前,是天地会创立的准备阶段,经历了提喜与李少敏等人结拜弟兄、马九龙纠集和尚演就驱遣阴兵法术,直到马九龙死后剩下十三人,其间至少有十多年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断提喜与李少敏等最早在四川结拜,当是乾隆十年前后。陈彪是乾隆四十七年传严烟入会并向他讲述天地会“根源”的,乾隆四十七年距乾隆十年,其间有近四十年的时间,这对于个人来讲,自然是“年代久远”了。
关于使用“从前”、“后来”、“近年”三个时间概念的问题。陈彪是在向严烟叙述提喜于四十年前与李少敏等结拜的往事使用“从前”这个概念的。四十年前的往事,自然是“从前”了。马九龙入盟是继提喜等人最初结拜之后,故曰“后来”。陈彪传严烟入会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而在乾隆四十四年提喜仍在漳浦县传徒,此时距严烟入会仅三年,故曰“近年”。至于陈彪传严烟的诗句,其含义前面业已述及,于此不赘。
在了解天地会起源的真相以后,便不难对“西鲁传说”给以科学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了。
提喜在创立天地会之初,尚无“西鲁传说”。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起义时,被捕者供词中亦从未提起过此事,可见当时仍无“西鲁传说”流传。现存“西鲁传说”最早的抄本,是清吏于嘉庆十六年在广西省武缘县天地会首领姚大羔等人处搜获的。可见,传说的产生,当在乾隆末到嘉庆初。其内容是以提喜创立天地会的经历为蓝本,又参照历史上其它事迹,经过虚构、夸张而成。由于提喜等最早的结拜者多系习武的和尚,传说遂以习武僧人的事迹为中心而展开。众所周知,河南嵩山少林寺既是我国佛教圣地之一,又是武术盛行之处,历史上又有过唐初少林寺昙宗等十三棍僧帮助秦王李世民打败王世充的故事,于是传说中便虚构了康熙年间少林寺僧帮助清廷打败西鲁的内容。因提喜等皆是福建人,故将河南嵩山少林寺改作福建九莲山少林寺。乾隆末嘉庆初,天地会一再受到清政府的镇压,为了激励会众奋起反抗,传说编者又借用康熙初年福建漳泉一带“以万为姓”集团蔡禄于降清后,出任河南省河北镇总兵,甲寅年因响应吴三桂反清,旋遭捕杀一事,虚构出少林寺僧有功反遭惨害等情节,因蔡禄反清被杀一事发生在康熙甲寅年,故传说把天地会创始的时间也提早到康熙甲寅年。
再次,关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问题。
伍拉纳、徐嗣曾奏折,为我们探寻天地会创立的宗旨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它告诉我们乾隆三十三年福建漳浦卢茂起义与乾隆三十五年李阿(少)敏、蔡乌强起义,俱属天地会起义。伍、徐奏称:“卢茂之叛,提喜本属同谋”,他“暗中主使,不露姓名”。事败,“众犯以其系传教之师,曾经穿刀设誓,均不供出。而所传之天地会诀,亦只用三指按心,并无标色登记可查,各犯皆隐匿未吐,以致漏网”。关于卢茂起义的具体情况,闽浙总督崔应阶奏称:“漳浦县奸匪卢茂住居县属杜浔海滨,与同县之何哲相好,何哲向与居住县城之林咸同习拳棒”。乾隆三十二年十月,卢茂与何哲、林咸等纠人“拜神结盟”,众推卢茂为大哥。卢茂分给每人花蓝夏布一块,作为联络暗号,并令何哲等分投再行纠人。共纠得三百三十余人。卢茂见人多势众,遂“图抢县城仓库并城内富户,钱财充足,再行举事”。又“虑无辞惑众,并出赵良明姓名为宋代后裔,并造军师蔡德灵,元帅林鹤鸣名目,编成悖逆歌词,令伊伙布散惑众。”  
卢茂起义既然是在提喜“暗中主使”下进行的,提喜又系卢茂之师,可见卢茂“无辞惑众”,表明提喜当时还未萌生“复明”思想,以致要打出赵宋旗号。据此,可以断定天地会并非以“反清复明”为创立宗旨。天地会创立的宗旨,严烟在“供词”中讲得十分明确:“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概括起来,就是为了互济互助,自卫抗暴。当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要进行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的结会活动,就必然要与统治阶级发生对抗。因为早在清初就有严禁结盟拜会的律令,以后,清廷又一再重申此令,并把结会树党,归入“谋叛”之罪,严加惩治。所以提喜在创立天地会之后,便有了与清廷相地抗的思想,不过,最初还没有明确的口号,以致一度曾以“复宋”相号召。但是,宋代距离当时毕竟已远,号召力不大,所以又把“复宋”改为“复明”。乾隆三十五年李阿(少)敏起义时,“因提喜所编诗句内有李朱洪字样”,遂“捏送(造?)朱振兴名字,为前明后裔”,《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巡抚温福折,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日。打出“大明”旗号。从这时起,天地会内便正式有了“复明”思想。既然如此,乾隆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时,会内《结盟誓词》底稿中出现“明主传宗”字样,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天地会创立就是为了“明主传宗接代,继承皇位”。

伍拉纳、徐嗣曾奏折的发现,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使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个成果是在我国史学界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在学术争论的推动下取得的。学术争论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前进,应该感谢多年来在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方面花费了辛勤劳动,发表了各种宝贵意见的专家和学者。

本文原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后经修订扩充,收入秦宝琦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