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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社会史专辑(6) | 邵雍: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
发布时间:2020-08-24

五卅运动中的工人帮会问题


邵雍




邵雍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顾问



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运动前,帮会势力在上海工人群众中有那些影响?运动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与帮会的关系如何?其中又有哪些历史经验?这些都是本文旨在探讨的问题。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中革命性最强的一部分。早在五四时期就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发挥出重要作用。据1920年的统计,上海工人阶级约有50万人,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与此同时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是流氓帮会的渊薮,“拜老头子的青帮与红帮有十数万人” 。工人群众队伍庞大复杂,“就是工人中亦有不少的流氓,当时有力的工人领袖,不少是青帮洪帮” 。由一些招牌工会组成的上海工团联合会据李立三讲也是青帮的组织。又据日本人估计,上海工人“八成属于青帮” ,主要分布在纺织、公用事业、海员、码头等行业当中。
帮会势力在工人队伍中的蔓延和发展是有社会原因的。上海地处我国东部海岸线的中点、长江下游三角洲的顶端,水陆交通便利,再加上又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各地破产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纷至沓来,寻求谋之生计,就业竞争十分激烈。工人来自各地,籍贯复杂,地方观念严重。工人群众在阶级觉悟没有提高之前,出于保障就业和人身安全的考虑,不少人参加帮会以求团结、互助消灾免祸。然而青洪帮会严格的宗法社会形式易为中外资本家利用,作为压迫工人的工具。事实上五卅运动前,上海一些中外企业中的封建把头往往是封建帮会头目担任的,如上海青帮首领常玉清就曾当过日本内外棉五厂和丰田纱厂的包打听总管。这类流氓帮会分子和帝国主义所设的捕房的巡捕侦探勾结起来,是开展工人运动的最大阻碍。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十分注重从事工人运动。党的一大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中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勿使工会执行其他的政治路线” 。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三届三次执委会会议再次指出,“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 但是由于工人中”原有的青红帮,不但无形中阻碍工人团结,并还自引捕房恶探,侦察工人的行动,无微不至” ,工人运动很难开展。1922年中共在领导浦东日华纱厂罢工时完全不理青帮,结果资本家利用青帮收买工贼进行破坏。“浦东纺纱工人罢工散传单,四人被捕拘留十余日”。同年,中共发动上海邮电工人罢工时,想在邮政大楼门口找工人谈话都很困难,工人因受帮会的钳制,不敢与中共人员接近。罢工发动起来后,青帮头目又出卖工运领导人李启汉,致使李被“判罪监禁三个月,期满逐出租界”,引渡给中国官方继续关押。罢工中建立起来的工会被解散。上海工团联合会虽是几个招牌工会所组成,但无论在宣传上组织上均对工人有很大的影响。真正的工会组织难以建立起来,即使建立起来也难以持久巩固。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共上海党组织急切要求党中央“在别处多调几个有经验的同志来,或者特别训练一般同志出来做这上海工人运动,同时我们上海也须有一部分同志来学着同做” 。
在此之后邓中夏专心从事上海工人运动和李立三调沪加强领导,才使中共打开了工运的新局面。1924年底有几个在帮的工人跑到潭子湾要求报名入会遭到拒绝,双方发生争执几至动武。邓中夏听取了刘华的汇报后指出:“这些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参加帮会,多半是一时认识不清,只要好好教育,我想他们是会跟我们走的” 。邓中夏果断地纠正了左派工会不准在帮工人入会的错误做法,这一举动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上海的工人群众,为五卅运动在上海的蓬勃开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调任中共上海地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李立三是个富于工运经验的革命家,曾参与领导过1922年9月安源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罢工之前李立三走访矿区的洪帮首领,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结果在罢工期间烟馆赌棚一律关闭,社会秩序良好。李立三到沪后灵活地运用安源的经验,他认为“上海工人工作最大问题是青帮问题”,“青帮中徒弟是被压迫的,因此联合下层,反对老头子,把阶级斗争在帮会中搞起来。” 正巧新闸路西藏路口大观园浴室的青帮股东老板常玉清见立三来头不小,在工人中很有威信,定要李做他的徒弟。李立三审时度势,毅然同意拜常为老头子,打入青帮内部,事后报请党中央批准。此后李立三利用这一特殊身份与其他青帮下层头头有了较好的关系,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也有一定的接触,为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期间公开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使中共有可能深入帮会内部,与帮会首领争夺工人群众。五卅运动的斗争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派人打入帮会内部进行工作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5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第八厂工人因抗议厂方成批开除粗纱部男工举行罢工,拉开了五卅运动的序幕。中共中央获悉后马上派李立三、邓中夏等人前往指导,及时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斗争口号,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又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最能动员群众,甚至工人帮会中多少有点民族观念的首领也对此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为了减少二月罢工的阻力,在罢工初期积极争取帮会工人领袖,“必要时甚至还须请老头子吃吃茶,讲讲‘抱义气’”,促使流氓帮会产生分化。另一方面,原来在帮的工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迅速提高了阶级觉悟,增强了民族意识,因此“此时也不大听老头子的话了。如流氓明显破坏罢工时,群众不客气便以老拳奉送” 。
二月罢工很快席卷了上海22个日本纱厂,共有四万多工人参加。一些顽固不化的反动帮会头目对此十分恼怒,千方百计进行捣乱破坏。青帮首领、五马路商界联合会评议长常玉清于2月22日向日华、同兴两厂工人方面“探访真情,并用私人名义疏通一切” 。次日常玉清又借调解劳资双方矛盾之机去小沙渡,在工人中间恶意挑动,含沙射影,攻击共产党,说“长此久持,大非幸事,且恐为人利用。”常玉清还竭力为日本资本家开脱,声称:“此次风潮,平心而论,厂主方面亦有不得已之苦衷”。“须知管理日人,或因细故与华人龃龉,因言语不通,往往易生误会,致起冲突,而大班总管远处写字间多何曾知道”。常玉清接着诱骗工人“要诚意让步”,并要工人谨守范围,静候解决。上海工团联合会在二月罢工时除派人去北京向日本方面提供工运情报外,还与军阀官厅达成协议:“随时侦察工潮之状况,向交涉署报告”,工团联合会须设法抑止工人之暴动。” 他们还在报上以“纺织工会”的名义发表启事,“竟谓此次罢工为共产党所包办”,暗示当局下手镇压。 
由于帮会势力勾结日方从中捣鬼,二月罢工未能完全达到目的,2月26日日方在复工协议上签字时只是部分接受了工会方面提出的条件。但工人方面迫使工厂主实际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存在,争得了组织工会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二月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二月罢工实际上是五卅运动的预演。


同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悍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了上海全市人民的义愤。5月30日英国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开枪屠杀正在举行抗议活动的群众,造成了五卅惨案,终于引发了声势浩大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5月31日公开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至6月5日共有117个基层工会、20余万罢工工人加入了总工会。上海总工会成为五卅运动的总指挥。6月4日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以及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组成各阶级反帝联合战线,领导全市的罢工、罢课和罢市,并提出惩办凶手、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等17项交涉条件。“在工商学联合会中,上海总工会做了中坚势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总工会定的”。 
自6月1日至18日,上海纺织、公用事业、海员、码头工人相继响应上海总工会的号召发动罢工,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在帮的工人群众冲破了帮会势力的阻挠和羁绊,勇敢地参加纱厂总工会、电气工会,租界电车工会、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联合会总会,在罢工斗争中表现十分突出。
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在8月初密报说,“‘青帮、红帮’这两个秘密组织现与闸北工人煽动分子沆瀣一气,并向臭名昭著的工人领袖李立三效忠”,矛头直指经营英、日货店铺、商行以及为这两国侨民工作而挣大钱的华人。李立三后来在回忆五卅运动时证实,“五卅时保护我的都是青帮的徒弟”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原属工团联合会的工会如电气工业联合会、岭南工界联合会等也接受上海总工会提出的四项条件,先后声明退出工团联合会,加入上海总工会。
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是在与形形色色自称工人代表的封建帮会的严峻斗争中得到巩固的。面对中共在上海工人中影响的迅速扩大,威望的迅速提高,反动帮会自然不甘坐失它们在工人群众中的市场与影响,于是一场争夺工人运动实际领导权的尖锐斗争从五卅运动一开始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工会组织的代表权上。
6月4日上海总工会在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址开会时,上海工团联合会的要角陈国梁宣称“码头工人亦为该会一分子”,提出该会要求参加拟议中的工商学联合会,陈的发言当即遭到包括码头工人在内的全体与会代表的揭露和痛斥,会场上群情激愤,陈国梁几乎被殴;被迫仓皇逃走。陈国梁受挫后,常玉清又披挂上阵,于7月21日 “自称工人代表”亲自出马直接找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寻衅闹事。他无中生有地指责李立三“私吞工人救济金”,口口声声说工人们是由于李的原因而遭受严重损失的,指手划脚要李 “使二万名闲着的工人回厂做工”,还企图强迫李在纸上签字作为保证,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李立三的严正拒绝。常玉清还不死心,他缠住李立三威胁着要李辞职。李立三在一个青帮徒弟的保护下摆脱了常的纠缠,旋即在次日清晨于陆家宅召集百名工人代表开会通报了上述情况,并要求代表对他辞职与否发表意见。由于李立三自上海总工会成立起就“把全部时间用于开展工会运动”,赢得了广大工友的信赖,因此“到会者全体举手”,要求李留任委员长,并再三高呼“我们要驱逐常玉清” 。
青帮工贼寻衅夺权接连失败后,洪帮流氓又粉墨登场了。1925年8月当共产党决定在上海停止总同盟罢工,号召工人有条件地逐步复工时,上海洪帮头目龙襄三、李凤池 等人于8月11日盗用沪西洋务工会等37单位及个人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传单污蔑李立三“以救济工人名目各处捐取救济费,其实他们完全饱其私囊。”传单提出:“第一,要审查他们的账目;第二,要驱逐利用工人暗饱私囊的工贼;第三,要消灭受外人收买的国贼破坏五卅运动;第四,要召集真正工人大会,解决工人自己问题。” 第二天龙襄三等人继续冒用沪西洋务等32个工会名义发布启事,宣称定于13日“假天后宫桥总商会开代表联合会,磋商目下救济工人事宜”,要求各工团推派代表出席。洪帮流氓企图蒙骗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煽动对总工会的不满和仇恨,以便他们这伙人乱中夺权。上述传单、启事发出后,其后台上海工团联合会马上出来为之助威壮胆,公开宣称上海总工会“今既罪恶昭彰,未便再事姑容……应由全国真正工人与各界人士出面组织清查总工会会计团体,公举代表清算账目” 。中国共产党对洪帮流氓工贼的进攻早已有所准备,在8月11日同一天内,上海《民国日报》及时刊出了《上海总工会收支表》。在铁的事实面前谣言不攻自破。两天后沪西洋务工会等37个工会在《民国日报》发表紧要启事,揭露龙等人盗用他人名义造谣惑众的卑劣行径。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刘少奇也对报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龙襄三等人“籍口清查总工会账目”“胁迫李立三辟职”的伎俩。在上海总工会的坚决抵制下,龙襄三等人操办的集会于8月13日两易会场,最终仍无法开场。洪帮流氓盗用37个工会名义,破坏上海总工会革命权威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对上海工人中的帮会问题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使上海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深深地扎根,从而大大减弱了帮会势力对于工人运动的干扰和影响。洪帮头目龙襄三承认 “对于运动进行完全不能参加意见,只是服从他们(指上海总工会一一引者注)的命令” 。帮会头目们在造谣、污蔑、威胁、捣乱一一失效后,恼羞成怒,流氓本性大发,企图武力解决上海总工会。8月22日周仲华、龙襄三指挥流氓暴徒五六十人手持手枪、铁棒、长刀、木棒等强行闯入上海总工会,打伤总工会人员9人,其中5人重伤,“会内各项粗细杂物,捣毁一空,并劫去现洋及票洋426元,……打杀约15分钟即鼓掌扬长而去” 。李立三在两个青帮徒弟的掩护下翻屋顶脱险。总工会保卫人员当场擒获暴徒一名。事发之后,上海总工会接连在报上登出启事,公布事实真相,要求上海官厅严惩暴徒。上海学生总会等社会团体纷纷声援总工会,谴责工团联合会。工团联合会见捣毁总工会不得人心,众怒难犯,登报矢口否认周仲华、龙襄三等人与该会有任何联系。龙襄三走投无路,旋伙同周仲华另组上海工团自治联合会,冒称洋务工会代表,担任该会代表会议主席,于8月26日宣称“现在应大家确实商量,如何改造总工会办法”,并受会议委托派往上海工团联合会老巢去寻求“外界之感情援助” 。当天,总工会领导的洋务工会在《申报》上发表公函,严正声明“查敝会职员,并无龙襄三其人,亦无派遣代表之事”,“昨日贵报新闻栏登载上海工团联合会记事,有公推洋务工会代表龙襄三主席,发表开会宗旨之说……恐系传闻之误,务请查明更正”,对龙襄三冒用工会名义的流氓手段再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下,帮会对于工人运动的破坏作用减低到最低程度。上海工团自治联合会和它的母体上海工团联合会一样,很快在工人群众中声名狼藉,根本无法扩展会务,甚至无法维持下去。至9月底,上海工团联合会被迫呈报官厅自行解散,它的怪胎工团自治联合会也随之销声匿迹,悄然隐退了。 




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从一般谈论进入到争取实现的具体实践阶段。
早在五卅运动爆发之前,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唯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 。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在组织上加强了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但这些并不等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五卅运动的实践表明,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坚持和捍卫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为此必须同形形色色自称工人代表的封建帮会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挫败他们的挑战;排除他们对于工人运动的干扰和破坏,逐步清除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影响,把广大工人群众包括在帮的工人群众组织到阶级工会中去。如果不善于斗争或斗争不力就不可能真正团结在帮的工人群众,迁就和退让只能丧失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
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形形色色的封建团体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才是广大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中国工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帮会的束缚和影响,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取得政治斗争的胜利以保卫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这是工会任何一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 因此,阶级工会能否稳住阵脚掌握群众,是判定工人运动成败与否的基本标志,也是共产党能否实施工人运动领导权的要素之一。
五卅运动的历史经验还表明,与帝国主义势力、军阀官府紧密勾结的封建帮会势力是决不会自行退出政治舞台的,他们也决不会放弃对工人群众的欺压和控制。他们必然会不择手段地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穷凶极恶地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处心积虑地搞垮真正的工会组织。如果对这种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必然会导致工人运动的失败。




本文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3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