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信息

学衡社会史专辑(7) | 吴善中: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
发布时间:2020-08-26

清初移民四川与啯噜的产生和蔓延



吴善中


扬州大学教授

中国会党史研究会副会长


啯噜是清代四川等地的一种没有明确政治目的而专门从事抢劫和偷盗活动的游民结社, 也是晚清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秘密结社组织——哥老会的前身。对啯噜是如何演变成哥老会的,笔者曾撰《从啯噜到哥老会》一文(载《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予以阐述。本文主要研究啯噜的起源问题。笔者认为,啯噜的产生并得以蔓延,与清初大规模的移民入川 (俗称“湖北填四川”)有密切的关系,啯噜是四川移民社会的伴生物。







明末清初,长江上游的四川历遭兵燹。连年的战争,使四川社会一直处于混乱与动荡之中。大规模的兵事有:明末天启二年 (1622)白莲教起义;明末农民战争时期张献忠五次入川,并于1644年建立大西政权;其后又有大西军余部抗清,残余的明军抗清,“三藩之乱” 等等,长期的战乱使四川人口耗损十分惊人。据历史地理学者蓝勇先生的研究,偌大的四川,清初所存人口仅约 60 万,仅相当于现在四川一个中等县的人口,其荒凉景象可以想见。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赴任,自广元县“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烟爨; 迨至郡邑,城鲜完郭,居民至多者不过数十户,视其老幼,鹄面鸠形。及抵村镇,止茅屋数间,穷赤数人而已”。真是满目荒凉,萧条千里。

生产的进行,经济的恢复,整个社会活动的正常运转,应有一定量的人口密度,特别是一定量的精壮劳动力。鉴于土地荒芜、丁口奇少,清初,清政府鼓励在川境垦荒以及大规模地向四川移民。顺治十一年(1654)根据部臣议奏,“凡外省新旧流民俱编入册,与土著一体当差”;康熙十年(1671),清政府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二十九年(1690),又定“凡流寓愿垦荒者,将地亩给为永业”,移民在川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中式后回籍不准再流往别省。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令将入川人户“逐一稽查姓氏、籍贯,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由于四川自古被称誉为“天府之国”,地理环境优越,因此,人丁寥落,“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的四川,自然成了一些人口稠密省份人民移居的理想场所。史载,“康熙二十年后,楚粤闽赣之民,纷来占插,标地报垦”;在雍正朝及乾隆初年,闽广两省每年均有成队的贫苦百姓“挈伴入川 ”;广东“潮、惠二府,嘉应一州……生齿最繁、田畴甚少,耕佃资生之民,终岁劳苦止供输租,不敷口食”,“一闻川省田土肥美,欣然欲往”。这两府一州移民人户“一县之中,至少亦必有千人,以有入川人民各县计之不下万余”。据刘正刚先生研究,清前期闽粤移民四川的数量保守估计也当在 100 万以上。但移民入川人数最多的是两湖、江西和陕西这些占尽地利的周邻省份。康熙中期,湖北沔阳、湖南武冈等处百姓 “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雍正初年,由长江水路入川的“楚省饥民”、“日以千计”。即使一般平常年景,粮食并非绝收的年份,人们移居四川仍趋之若鹜。雍正六年(1728)二月上谕说道:

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已令四川督抚设法安插,毋使失所。但思上年江西收成颇好,即湖广、广东亦非歉岁。不过近水之地,略被淹损,何至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也?因时时留心体察,今据各省陆续奏闻,大约因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贱,而无知之民平日既怀趋利之见,又有传说者,谓川省之米,三钱可买一石;又有一种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愚民被其煽惑,不独贫者堕其术中,即有业者亦鬻产以图富足,独不思川省食物价贱之故。

外省移民大量涌入四川,对四川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许多榛莽荒地得到开发,生产得以恢复,而且,一些农作物品种和新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同时传入四川。如南溪 “大约土著之民多依山耕田,新籍之民多临河种地。种地者栽烟种蔗,力较逸于田而利或倍之”;资州“(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烟、蔗、红苕这些经济作物和旱地高产作物向四川的传播,同清初源源不断的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好景不长。由于移民无限制的流入,四川米价便宜、“易于就食”的升平景象很快被打破。乾隆十年(1745)二月,四川巡抚纪山指出: “查川省自雍正六年清丈以后,虽深山僻址,皆有粮户管业,并无荒地可耕”;新都县在康熙初是“有所耕之田,无可耕之民”,但乾嘉以后已“无荒可垦”;乾隆末彭县“山坡水涯,耕垦无余”。据王笛先生估算,四川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顺康时为30%,乾隆时22%,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川人口已达到1170. 1万。如此高的人口增长率及如此多的人口,自然是由移民大量流入所造成。然而在四川这个新的移垦区域中,社会整合与人口增长的速度远不相适应,社会控制机制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对大量的移民缺乏有效的社会管理和制约。对此,雍正帝忧心忡忡:“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手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忧,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轸念,不可不加惩戒”。因而“令四川州县将入川人民逐一稽查姓名、籍贯”。但雍正帝所定的这一措施并未收到多少实效,乾隆十年(1745)据两广总督庆复等称:“凡入川之人,多无一定住址,每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及至安插毫无确据,两月之内多至三千余名,纷纷游惰,莫可究诘。”

社会学学者认为,人口的数量、质量的变化虽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生物现象,但这种生 物现象的变化,最终会引起人类社会的变迁,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造成影响。清初,向四川的大规模移民,一方面使得四川的人口构成和分布得以调整,另一方面也对四川区域社会诸多方面的变化均发生了重大影响,而啯噜的产生和蔓延正是其一个缩影。



在清初四川这一未趋整合的移垦社会中,移民中的“棍徒”、“游手无赖之徒” 与本地 “流氓恶少”相互勾串融合,产生了一种异姓结拜的松散组织——啯噜。

在现可查见的档案史料当中,较早提到啯噜的是乾隆四年(1739)十月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的奏折:“四川恶棍,名为啯噜子,结党成群,暗藏刀斧,白昼抢夺,夜间窃劫”;乾隆八年(1743)十月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数年来,有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乾隆九年(1744)十一月御史柴潮生对啯噜的来源讲得更清楚:“四川一省,人稀地广,近年以来四方游民多入川觅食,始则力田就佃,无异土居;后则累百盈千,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其下流民听其指使,凡为啯噜者,又各联声势相互应援”。这些史料充分说明,活跃于四川移垦区域的啯噜,至迟出现于乾隆初期,最初是外来移民中无业游民的结拜组织。其后,御史张汉、川陕总督庆复、大学士张廷玉、四川巡抚纪山、云南提督潘绍周、四川提督岳钟琪、继任川陕总督策楞,均陆续奏报四川啯噜的活动情形及禁戢方略,他们一致认定啯噜多是“湖广江西广东陕西等省外来无业之人,而湖南之民更多”,这些人等入川与四川的土棍地痞、无业闲散之辈,“结成恶党”。台湾学者刘铮云曾根据台湾所藏清档中有关地方官关于啯噜活动的各种奏报,对乾嘉时期59伙啯噜、共165名进行了计量分析,得出,啯噜子成员165名中,湖南、湖北、贵州、广西籍占 47. 3%,四川籍占52. 7% ;另一学者台湾徐安琨则对243 名啯噜子籍贯进行统计,得出四川籍占52. 3%,外来籍占47. 7%。笔者从四川巴县档案馆提供一则关于四川土著与外来移民比例的史料——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巴县抓获的啯噜黄俸供出的伙匪姓名名单(共66人)——中确定外省籍的啯噜占61. 3% ,本省籍仅占38. 7% 。这一比例与台湾学者刘铮云、徐安琨的统计结果并不一样。值得强调的是,刘、徐的统计可能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大的出入:一是康熙初期即规定移民可“准其入籍四川”,所谓四川籍的第一代移民中有不少原本即是外来移民;二是移民的最初几代后裔究竟户籍是四川还是原籍?是难以辨别清楚的。真正四川籍的“土著”之民原来极少,在四川这个移垦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均为移民及其他们的后代,土著早就被淹没在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刘、徐统计出来的啯噜子籍贯土著与外来人员约各占一半的数字值得怀疑。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一点,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八月四川总督文绶指出的:啯噜“其首伙名姓排行率皆变易无常,即同时同案之犯,所供本伙姓名、籍贯亦各不相同 ……总属鬼蜮伎俩”。

这里有必要对啯噜的称谓作一辨析。啯噜又被写作咕噜子、啯喽子、啯匪等。乾隆五十 三年(1788)五月十六日上谕:“川省向有无籍棍徒纠伙抢劫,名为啯噜。历经降有谕旨,严拿究办。近来该省奏折率写啯匪字样,但啯字音声与国字相近,从前福康安在川省时尚能留心改正,嗣后奏折内遇有此等案件,俱著改为啯噜匪犯”。果然,在同年六月十六日的上谕中写成了“川省啯噜匪犯”。对啯噜二字的由来,四川学者有不同意见:一是认为啯噜是“孤窭”的音转;一是认为是“轱辘”的音转,来自彝语。持“孤窭”说以为,年少无父曰 “孤”,贫者不能为礼者为“窭”,“孤窭”即是一群衣服褴褛、不遵礼节的无业游民。这些游民自称 “孤窭子”,以后被官府的行文禀报写成为“啯噜”。按此说与档案材料记载不符。记载有关早期啯噜活动的档案材料,均一致说明啯噜绝大多数为外来无业之人。如乾隆九年 (1744)御史柴潮生明确指出:“四方游民入川觅食……浸成游手。其中有等,桀黠强悍者,俨然为流民渠帅,土语号为啯噜”。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湖广总督舒常奏称:“伏查啯匪一类,川人呼之为啯噜子,即各处所谓光棍、泥腿之类”,指出啯噜不是“自称”,而是“他称”,是四川土著用来称呼外来移民中那些桀黠强悍之徒——即一些所谓“光棍”、“强梁”之辈的 (以致湖南巡抚刘墉在乾隆四十六年奏折中误啯噜是流氓匪类对“头人”的称呼)。啯噜明显是一个贬义词,是专称“不法”之徒的,乾隆曾在上谕中指出:“啯噜乃骂人之语,川省呼匪徒为帼噜,语涉詈骂。”因而,释“啯噜”为“孤窭”,是未得真诠的。那么,啯噜在四川“土语”中的本意究竟是何意呢?李调元在《童山诗集》卷一啯噜曲并序中说道:“啯噜本音国鲁,蜀人呼赌钱者通曰啯噜,皆作平声,如曰辜奴”。李调元(1734-1802),四川罗江(今德阳)人,曾就家乡的啯噜问题写过《与严署州论啯噜第一书》、《与严署州论啯噜第二书》、《与严署州论啯噜第三书》;他又是清代四川著名学者,有多种著述传世。他对啯噜的释义及读音看法,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另,民国《华阳县志》卷五:“哥老会,人曰袍哥……好赌曰孤露(平声)子。” 因而,笔者认为,啯噜在四川土语中,读若“辜奴”,本意为“赌钱者”,即赌徒,亦即是一些不事正业、孤注一掷的光棍、泥腿,后来被四川土著用来指称外来移民中的一些“不法”之徒。清雍正癸丑(1733)进士、曾任四川南充知县邱仰文在《论蜀啯噜状》中指出:“查啯噜种类最多,大约始乎赌博,卒于窃劫,中间酗酒打降,勒索酒食,奸拐幼童,甚至杀人放火”,这一记述,可作笔者这一观点的最好注脚。至于说“啯噜”是“轱辘”的音转,以为起自彝语,彝人在作战冲锋时,口呼“轱辘”;四川汉人又以“轱辘”表示转动不停,因而“土语”啯噜表示无业游民行动迅速、往来如飞这一特征的说法,出于推测想象,且与上列有关史料对啯噜的解释相悖,缺乏说服力。



啯噜在乾隆初期得以产生与蔓延,并且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侵蚀,与四川这个未趋整合的移垦社会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清初不加限制地向四川移民,使四川社会出现大量的流动人口和“无荒可垦”、 “无田可耕”的游民。最初,清政府号召并鼓励移民入川,但对此既无规划又无有组织领导,一场史无前例的移民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着盲目和无序。虽然乾隆初期,四川的人口压力已初见端倪,“人民已极蕃庶,田土已尽垦阀”,但移民却仍源源不断。乾隆十八年(1753)十一月,四川总督策楞奏称:“川省近年湖广、江西、广东等省入川民人造册咨明者,一岁已不下万计,而私行潜往者,更不可胜数,兼之两次用兵(金)川后,不能回籍失业留川之人,亦复不少,流寓日众,因而命盗强窃亦倍多于前”。社会上呈现着明显的人口无序流动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控制失范。移垦社会已容纳不下源源涌进的移民,“居民密比,几乎土满;流来如故,无业可栖,一经失所,同乡同类相聚为匪”。而清政府两次用兵金川,“逃兵 与失业夫役”,也“散匿剽掠”。移民的迅速增加所造成流民、游民的大量出现,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起码的生存需要,他们成群结伙,啸聚山林,或伏匿边邑僻路,劫夺过客财货;或随事生风、执械坐索,讹诈居民铺户,尤其是富户大家。嘉庆十年(1805)三月,四川总督勒保指出:四川的流民和“游手”,往往“结党成以(火?),流荡滋事,日久即成啯匪”。外来的流民与游民成为啯噜子庞大的后备军。

其次,四川是一个移垦社会,缺乏传统的封建宗族控制。有人统计,到嘉庆中期,移民 及其移民后裔占四川人口的85% ,在这个移民区域,“无族姓之联缀,无礼教之防维,呼朋引类,动称盟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无内外之分。奸拐之事,无日不有,人理既灭,事变所以频仍”。严如熤在《三省山内边防论·安流民》中道出的这段话,反映了移垦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移民运动破坏了封建的宗族结构,使封建宗族业趋解体。在封建社会,“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观念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一般说来,人们聚族而居,安土重迁,世世代代同处一隅,这就有利于封建宗族势力的形成和增长。宗族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与其所有成员结成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成为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基础。而四川移垦社会,显然破坏了这种在血缘、地缘认同之上的宗族制度——即使“衣衿绅士之族,亦鲜有谱牒可稽”,表明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被抛出了传统的宗法社会,丧失了传统的亲戚裙带关系。但在封建社会,移民却又摆脱不了封建宗法观念的束缚和影响,他们动称“盟兄”、“姻娅”、“干亲”,“往来住宿无内外之分”,试图以这种似血缘关系、拟家族结构的方式,求得心理上的认同、经济上的互助。这就为结盟拜誓的啯噜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丰沃的社会土壤。

第三,啯噜的产生和蔓延,还得力于四川移垦社会封建统治的薄弱,尤其是封建国家机器威慑力的弱化疲软。对此,乾隆九年(1744)御史柴潮生就已清楚认识到这一点:“蜀地经明季之乱,城郭俱为流寇划平,后来即有重建者,不过立四门,设楼橹而已,非有重垣设险也。而彼地每州县民壮不过七八名,捕役不过二三名,防守兵丁亦不过十余名,甚且亦七八名。大约每邑兵数,鲜有至二十名以外者”。一州县的兵役民壮不足二十名,怎么能有效地维持封建的地方治安?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故“地方官维持民壮捕役,可以指踪擒拿(啯噜),而彼处人役至少,本已不敌,又偶一被获,其党即为报仇。以此人皆束手,听其恣肆。乡村小民,受其荼毒,莫可谁何。”

第四,啯噜在四川的产生与滋长,与四川的特殊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大量的档案材 料表明,乾隆年间,按地理区城划分啯噜,主要有两支,一支活动于四川、湖北、陕西三省 交界高山老林地区;一支活动于川江上游沿江的重庆至夔州一段及其沿岸地区。三省交界的 高山老林即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由陕西之略阳、凤县东经宝鸡等县,南至湖北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支万脉,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之南江、通县等县,陕西紫阳等县,至湖北竹山等县,山高壑深、千峦万壑, 统谓之巴山老林”。老林树木参天,遮天蔽日,地势险要,人迹罕至,失业游手和开山“棚民”多以此地为逋逃渊薮。嘉庆年间官至陕西按察使的严如熤在其所编著《三省边防备览》中对此有详细描述。由于山高林深,封建统治势力难以有效地伸入到这些地区,“则有事必数日闻报,数日始至其处,纠结者既难以轻动,远扬者又莫可追捕。且省各有界,贼或逾境而免,官难越境而谋”。啯噜正是利用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与在这里谋生求食的数以万计的“棚民”相勾串,日益坐大。

川江重庆到夔州段及其沿岸,是川东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是四川连接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最重要市镇港口,凡长江上出入四川的物资, 无不在此聚散,重庆成了清代四川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川东较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一直是主要靠抢劫、偷窃为生的啯噜的活动中心。早在乾隆三年(1738),这里的啯噜“强悍嗜斗,动成大狱,而重庆为甚,积案几当通省之半”;他们“或夜劫富民、或昼抢场镇”,百物辐辏市场繁荣的川东成了他们理想的寄生场所。川东的啯噜,有许多成员来自在川江上航行的木帆船上的水手和纤夫。川江水急滩多,行船甚难,韦庄《入蜀记》云“蜀中二百八十江,会于峡间,次于荆门,计四百五十滩,称为至险”,但古代四川离不开这条与长江中下游进行商品贸易的大动脉。数以千计的帆船来往于川江,由于水急滩多,水运条件恶劣,需要大量的拉把手(纤夫)和水手。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曾详细描述过纤夫、水手的艰辛生活及其被迫加入啯噜的情形:

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纤夫)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尽,则卖所穿之衣服履物。久之,则成精膊溜矣(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

这种情形,至道光年间未有丝毫改变。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回答道光帝“(四川)游民何以如是之多?”的询问时,答道:“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入川的纤夫、水手,由于下水船只顺流而下,丧失了受雇的机会,大量地滞留重庆等上水一带,流落异乡,归家无门,只好投奔啯噜以求衣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啯噜产生于清初四川的外来移民社会,是四川土著用来称呼外来移民中那些桀黠强悍之徒、赌博窃劫之辈的。啯噜的产生和蔓延,与清初不加限制地向四川移民,与四川这个未趋整合的移垦社会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啯噜是四川移民社会的伴生物或副产品。


本文原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