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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社会史专辑(8)| 王笛:“吃讲茶”——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
发布时间:2020-08-28

吃讲茶”


——成都茶馆、袍哥与地方政治空间

王笛



澳门大学特聘教授、

历史系主任

“到安澜吃茶的顾客大多是本街上担二分公事的有脸面的人物,因此它经常成为街坊上的议事场所。街坊邻里间有什么纠纷,总爱说:‘走!到安澜讲理去!’遂由双方当事人出面,约请一位街坊上的头面人物担任仲裁,等茶博士把茶叶一发起,双方当事人就分别陈述事情经过,然后由仲裁人评判是非曲直。如果哪家理亏,茶钱就由哪家开了。正所谓: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这是一个老成都人关于西御街安澜茶馆回忆,记叙了这个茶馆作为社区中心的角色。在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经常用茶馆作为解决争端和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理”,不需要政府或官员的介入,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自治的观念和广泛的实践。这个传统产生于中华帝国时期,那时国家权力很少深入到地方社区和邻里。“吃讲茶”成为一个普遍的工具,给地方精英一个极好的机会在地方社区建立他们的影响和主导权。考察“吃讲茶”给我们提供了了解地方社区成员间怎样处理冲突的一个极好的角度。袍哥是茶馆的常客,他们甚至把茶馆作为公口,“吃讲茶”的活动经常都有他们的参与。如果说在传统成都,国家承认社会自治,对这种民间“民事法庭”采取不干涉的态度,那么现代国家机器则宣布这种活动为非法,这成为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底层和限制社区自治的重要措施之一。

国家权力深入社会底层,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各种抵制和反抗,袍哥便是与国家对抗的主要社会势力之一。在成都,作为公共空间的茶馆成为袍哥的码头或公口。从一定程度上讲,袍哥促进了茶馆的繁荣,因为不仅他们自己开办不少茶馆,而且还为很多茶馆提供保护,再加上他们以茶馆为据点,在那里联络、聚集、和开会,给茶馆带来可观的客源。虽然人们知道袍哥是一个非法组织,但大多数茶客并不在意。那些需要袍哥保护的普通人,通过堂倌或其他茶客,在茶馆里很容易便能建立与袍哥的联系。因此茶馆也使袍哥的社会影响力得到扩展,茶馆成为袍哥社会网络的一个重要部分。学者习惯于称袍哥为“秘密会社”,但实际上这个组织在相当长时期,特别是在民国后期,在四川几乎都是公开活动,他们的势力已扩张到政府完全不能控制的程度。

袍哥在茶馆里活动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语言和行为,“摆茶碗阵”便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联络方法,本文将对他们的这种秘密语言进行考察。这种秘密语言是一种非常有效地把本组织成员与他人区别开来的工具,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袍哥成员的身份认同。当一个袍哥进入另一公口之势力范围时,必须拜码头,那么“摆茶碗阵”便是拜码头的必要之仪式。这个仪式中的“阵”显然是来自古代战场上军队的阵势,借用这个字显示了当袍哥在茶桌上用茶碗进行对话时,犹如战场上的厮杀,是生死的力量角逐。袍哥把秘密社会的活动带到这样的公共空间,使茶馆的社会角色更为复杂。但对一般民众来说,茶馆是一个充满好奇的地方,他们的活动也为人们增加不少话题,添了几分兴奋,给观察日常生活多几个亮点和色彩。

当然,无论是“摆茶碗阵”还是这种茶馆讲理的活动,也出现在中国其它地区,正因为如此,对茶馆中这些活动的研究才为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地方社会、日常生活空间和地方政治空间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窗口。在传统和近代早期,国家对社区生活的影响甚微,从而为地方精英参与地方事务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当然,茶馆作为地方政治空间可以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各种社团在茶馆的活动、政府对茶馆的控制、地方精英对茶馆的改造等等,不过,“吃讲茶”仍然是最为典型和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如果说茶馆是我们研究那个大社会的“微观世界”,那么探讨“吃讲茶”的社会功能和影响,则可以成为我们进入这个微观世界的切入点。





袍哥大爷

01

哥老会在四川称袍哥,社会动乱给了这个秘密社会组织扩大势力和影响以极好的机会。虽然袍哥在清代即被禁止,但他们在像茶馆、烟馆、饭馆、以及戏园等公共场所都很活跃。晚清制定的《清查窝赌、烧香结盟、传习邪教规则》称:警察如果碰见任何三五成群、着怪服、表情凶恶、有暴力倾向者,必须截住盘查。这种描述告诉我们当局是如何辨别袍哥成员的。辛亥革命中袍哥与四川保路同志会和保路同志军合作,得以公开活动,但革命后又成为非法组织。不过,尽管政府的控制和打击,他们的势力继续扩大。在成都地区、特别是成都附近的小场镇,袍哥控制了地方社会,经常以开办茶铺、酒馆、旅店作为其活动的“公口” ,这些地方亦成为地方社区非官方的权力中心。这些组织也从事非法交易,诸如鸦片走私、赌博等活动。

作为一个秘密社会组织,人们可能会以为袍哥情愿选择比较隐秘的地方进行活动,但实际上却相反。大多数袍哥把码头设在熙熙攘攘的茶馆里,甚至不少茶馆就是袍哥所开办,他们把茶馆作为一个理想的活动场所。人们经常可见茶馆外挂有牌子或灯笼,上书“某某社”或“某某公口”,这必是一个袍哥码头无疑。袍哥在茶馆或其他地方建立公口,各公口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其视某地段为自己的“码头” ,并承担维持那一地区公共安定、化解冲突以及保护经济利益等职责。

为什么袍哥喜欢以茶馆为基地呢?首先,政府从来没有能力对茶馆进行全面控制,即使制定了不少禁止袍哥的规则,但并未能认真执行。第二,茶馆是袍哥聚会和社会交往最方便的地方。第三,只要袍哥不给当局惹麻烦,政府和警察实际上对袍哥活动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第四,虽然茶馆是公共场所,热闹的气氛,三教九流的混杂,可能反过来有利于秘密活动,在一个拥挤的茶馆里,袍哥的接头反而不大引人注意,袍哥更觉得安全。第五,在公共空间进行与同党的联系,策划各种秘密行动,如果事情暴露,也不容易使家属受到牵连。

袍哥组织是非法的,而且也经常从事非法活动。例如,袍哥在安乐寺茶社走私黄金、白银、美元、香烟等,在正娱花园、白玫瑰、紫罗兰等茶馆进行金条交易,枪支、弹药、鸦片走私则在品香、槐荫、宜园、魏家祠、葛园等茶馆。地方当局意识到茶馆作为其活动中心的重要性,不时地采取措施,试图割断茶馆与袍哥的联系。民国初年,警察要求各茶馆签署具结,保证不与哥老会和土匪来往。据档案记录,共有二百多家茶馆签署,以下是倣随园的具结书:“具切结,民何倣随,今于台前为切结事,缘民在会场开设倣随园,并无容留哥匪秘密集合栽培弟兄申登上复情事,如违甘究,中间不虚,切结是实。中华民国三年三月x日虔民倣随园。” 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袍哥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动作和语言,当任何袍哥成员进入茶馆,堂倌从其动作、端茶的姿势很快便能认出是同党。在江湖上的袍哥都持有“红飞黑片”,即他们的身份证明。袍哥在茶馆中的联系又称之为“亮底”。如果是紧急重要的信件,上面打洞,还贴有一片鸡毛在上面。

老茶客李英说,成都郊区的茶馆几乎都是袍哥的码头,这可能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茶馆与袍哥关系密切的社会现实。袍哥利用茶馆开展各种活动,袍哥的“龙头大爷”在茶馆召开会议、举行仪式、欢迎访客、惩罚违规的成员等。在中元节、团圆会、关帝会等都有庆祝活动。此外,有的公口每三五天召集成员在茶馆议事,由于提供免费茶水,所以参加者踊跃,此活动称之为“茶哨”。据一个老茶客的描述,第一泉是袍哥一个支部的公口,每天从早到晚,总是顾客盈门,烟雾缭绕。每当一个重要人物进入,大家都向他点头哈腰打招呼,一边向堂倌大叫为他付茶钱,有时还为此争执起来。不过,堂倌知道应该收谁的钱,不会得罪任何人,一切都会很快回复原样,咳嗽、聊天、叫茶的声音,与瓜子、花生、香烟等小贩的叫卖,此起彼伏,响成一片。

作为小本生意者,茶馆经理人经常成为地痞流氓和地方势力的欺辱对象,他们或不付茶钱,或“借”桌椅不还,或损坏器具,扰乱生意,甚至导致茶馆破产关门。因此,茶馆力图寻求保护,不论是官员、警察、军人、还是袍哥,都可以是他们依附的势力。在民国时期,袍哥成为茶馆最经常的保护伞。除那些由袍哥开办的茶馆,大多数茶馆主人加入袍哥以求得安宁。作为回报,他们要向保护人不断送礼、宴请、提供免费茶水等。例如华华茶厅为袍哥和特务专门拨一笔钱,以避免他们以及地痞和小偷的骚扰。不过,有的茶馆不会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它们有权势人物的背景,如那些在春煕路的大茶馆多是由军官、政客、特务所开办的。




在1940年代,袍哥的影响达到最高峰,其势力扩展到政府、警察、甚至军队里,以至于地方当局有时也得让他们三分,与其建立互助的关系。一个调查显示,在所知地址的119个袍哥公口,有36个明确是在茶馆里,其他只是注明在某某街,可能它们大多也在茶馆里。同期另一个资料显示,1949年成都有176个袍哥总社和支社,其中许多公口没有明确的地址,但所知有地址者,72个是在茶馆。在各大街小巷的茶馆里,到处可见他们的公口,一般认为90%的袍哥以茶馆作为码头。有时,一个茶馆可以作为几个袍哥支社的公口。例如,在新南门外的一个茶馆是群益总社第四和第五支部的公口。四支部有百多个军人,以杨森部下的一个团长为头目,而五支社则有上百个特务。

茶馆里的暴力经常与袍哥有关。1949年,两股袍哥由于欠债问题,在八宝街的锦江茶社爆发斗殴,以棍棒做武器。警察到达也未能阻止,而且斗殴者人多势众,一个警官见局势失控,朝天开了两枪。警察最后被捕5个斗殴者,5个嫌疑犯。这次冲突造成8人受伤,包括茶馆主人的母亲和儿子。一队宪兵派来维持秩序,疏导交通。这次暴力事件给茶馆造成很大损失,茶馆主人在随后的请求赔偿的报告中,对事件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起因是吴姓和刘姓在茶馆吃讲茶,引起斗殴。那时茶馆主人的家属正在后院,当顾客往外拥时,他怀孕的妻子和三岁的孩子被撞倒受伤,被送到医院。

由于警察密切监督茶馆,他们的一些报告记录了袍哥活动的一些细节,政府也鼓励一般民众密报任何可疑活动。其中一个报告由长顺街的店主们所写,称桐荫茶旅店是走私鸦片和枪的据点,有许多“恶痞流氓”,为“耍枪弄刀”之人,他们在那里“呼朋引类,开立码头”,从事非法活动。不过政府接到店主们的密信后,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后来袍哥王品三买了这个茶馆,情况变得更糟。密报指控王在战争中“乘国难时”非法敛财“数千万家产”。王在简阳县建立他的总部,有上万追随者。地方士绅都慑于他的淫威,普通民众则受他的欺凌。他的茶馆成为其同党的活动和聚会地。他还贿赂官员,以施加对政府的影响。他宣称得到许多省市政府要员的支持,因此有恃无恐。这些店主们指出,按照市政府规则,营业许可只能本人使用,茶馆易手后,前陈姓店主没有将执照退还政府,因此王经营该茶馆属于非法。政府令王上缴执照,但是王用钱打通政府关节,结果命令没有执行。茶馆仍然营业,没人敢干预。最让邻里担心的是每月中旬“开立码头”时期,各种地痞流氓、犯罪分子聚集茶馆。店主和商人们恐怕这样会影响他们的生意,但又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只好密告政府。他们请求政府关闭茶馆,将王遣送回乡,严加看管。要求政府收回执照,惩办接受王的贿赂者。

这个案例揭示,袍哥由于其非法活动,有时与邻里有非常紧张的关系。附近商店主尽量避免与他们直接的冲突,而到政府那里寻求支持。当然,这仅仅是一面之词,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许多商铺实际上也得到袍哥的保护。正如一篇当时关于帮会的文章所说的,“因为许多善良的公民靠政府不着,而法律又不能保障他们的自由与安全,他们又觉得必须有一种力量能够帮助自己、保障自己,于是他们不得不顺水推舟加入帮会,让帮会以他们的组织与法律,去代替一切。”一方面,袍哥向政府的权威进行挑战,从事许多非法活动;但另一方面,由于袍哥有着广泛的社会网络,其势力可以深入社区和邻里,进入社会底层,因此地方政府试图依靠这个网络,以维持社会秩序。

袍哥的公开活动和影响引起一些精英的不安,虽然他们表示“对于任何帮会的正规活动”并不干涉,因为“我们是拥护结社结会自由的”,但担心现在“帮会的活动已经达到极点了”。成都的社会“那一街莫有码头?哪一个茶铺里莫有袍哥?现在的地方自治人员,不通袍的究有几人?甚至在机关里,在议会里,也有不少人以什么公社社员的姿态出现。”他们指出帮会之所以如此地活跃,是由于“政治低能、法律失效,社会秩序紊乱所引起的”。支持政府“重申前令”,加强控制,不准学生加入帮会,凡参加者予以开除,校长亦须受管教不严的处分。虽然政府也的确采取一些措施限制袍哥活动,但收效甚微,直到共产党1949年末接管成都,地方政府都未能阻止袍哥势力的扩张。

摆茶碗阵

02

严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袍哥产生出一套独特的规则和行为方式,这对其生存和发展都至关重要。创造他们自己的黑话,以及一整套秘密联络的方式,便是其组织扩张的重要手段。在19世纪,W.斯坦通(William Stanton)调查并记录了秘密会社成员间拜见和盘问的具体方式:“有时盘问使用律诗,但经常并不把诗吟全,仅一两个字,便会其意。”斯坦通还描绘了各式各样的盘查方法,例如“放置、递交茶杯、烟杆、鸦片烟枪等,互相观察其动作。”“摆茶碗阵”便是袍哥茶馆中沟通的一个主要形式。

如果一个袍哥成员同当地袍哥首领在一个茶馆会面,他进入茶馆后,找一张空桌坐下。茶端上来后,也不着急喝,而是把茶盖斜放在茶托上,不吭一声坐着,表示等着什么人。从其姿势,堂倌便知道他可能是同道中人,便装着不经意地问道:“从远方来?”于是造访者报出姓名、公口,而“熟悉袍哥这种程序”的茶馆老板则报告给管事,管事则出来,“向那位避难者盘问各种问题,回答必须恰当,用词准确。如果他证明他冒犯了政府法令(即哥老会同道),管事便将收留他,或给他提供盘缠、衣物等,使他能够到达另一目的地。”晚清反满运动兴起,也为袍哥扩展实力提供了新机会。在此过程中,各公口间的交往也日益增多。对于袍哥来说,特殊联系方式对他们的活动、特别是反清活动,便变为十分重要。

有关“茶碗阵”的许多诗都表达了反清复明的意识,从清初其组织的成立到辛亥革命这个长期的历史阶段,这种意识和目标始终存在于这个组织之中。即使是辛亥革命之后,虽然清廷已经覆没,但那些“摆茶碗阵”的反清诗句,仍然沿袭下来。加入袍哥的帮会成员,必须从他们的经典文献《海底》中,熟悉这一整套程序。“茶碗阵”千变万化,许多是用于联络和判断来者的身份和资历。主人可以把茶碗摆成各种阵式,而来访者则必须有能力进行回应,并以暗语或吟诗作答。如果主人想测试来人的身份,他先来个“木杨阵”:茶杯两只,一在盘内,一在盘外。饮者必须将盘外之茶移入盘内,再捧杯相请,并吟诗曰:“木杨城里是乾坤,结义全凭一点洪。今日义兄来考问,莫把洪英当外人。”他也可能摆一个“双龙阵”,即两杯相对,来者则诵道:“双龙戏水喜洋洋,好比韩信访张良。今日兄弟来相会,暂把此茶作商量。”如果一个袍哥到异地寻求援助,他会摆一个“单鞭阵”,即一茶杯对一茶壶,能助一臂之力者,主人则饮其茶,反之则把茶倒掉,再倾茶饮之。其诗云:“单刀独马走天涯,受尽尘埃到此来。变化金龙逢太吉,保主登基坐禅台。”

“摆茶碗阵”、吟诵相对应的诗,表达了袍哥的思想、价值观、信仰、道德准则、历史、文化。他们许多思想来自流行小说、地方戏、传奇故事等。例如“双龙阵”所提到的帮助高祖刘邦打天下的韩信和张良的故事,便家喻户晓。还有不少诗涉及到龙,袍哥用龙来表达其力量和政治抱负,这也反映了他们与传统文化的纽带,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袍哥也认为他们自己是汉的遗族,自然便同龙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龙代表一种征服的力量和精神,能彰扬正义,铲除邪恶,这与袍哥的信仰相符,或许有助于使他们反清大业的正统化。袍哥中地位最高的决策者,也称之为“龙头”或“龙头大爷”。

由于其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地位,以及与国家力量长期腥风血雨的搏斗,促使了袍哥崇拜暴力的倾向,迷信通过暴力可以解决问题。因此他们的语言和诗中有许多与暴力有关。例如“宝剑阵”称:“七星宝剑摆当中,铁面无情逞英雄。传斩英雄千千万,不妨洪家半毫分。”他们还相信超自然力,因此大众宗教在他们的沟通仪式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信仰往往无一定之规,经常是佛道杂陈,如“生剋阵”宣称:“金木水火土五行,法力如来五行真。位台能知天文事,可算湖海一高明。”五行概念来自道家,而如来却是佛主。从根本上来讲,袍哥力图吸收各种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包括各种宗教。他们也经常借用历史来为自己事业服务。“六国阵”便是依据战国时代苏秦游说六国联合抗秦的历史:“说合六国是苏秦,六国封相天下闻。位台江湖都游到,你我洪家会诗文。”袍哥把苏秦视为英雄,因为他合纵各国的能力,是他们所求之不得的。

这些诗更多的是表达“反清复明”的思想。在称之为“忠心义气茶”中,有三个茶杯,一满一半一干,来访者应将那半杯饮之,并曰:“我亦不就干,我亦不就满。我本心中汉,持起饮杯盏。”虽然这里的“满”表面上是说茶水,但却暗指“满清”。在“五魁茶”的诗中,阐明了类似的思想:“反斗穷原盖旧时,清人强占我京畿。复回天下尊师顺,明月中兴起义人。”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连在一起,便是袍哥长期的“反清复明”的宗旨。还有“转清明茶”,茶摆好后,若要饮,则需说“复明灭清”,诗曰:“江山开基本是洪,五湖四海共一宗。杀绝满洲西鞑子,洪家兄弟保真龙。”在“一龙阵”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宗旨:“一朵莲花在盆中,端记莲花洗牙唇。一口吞下大清国,吐出青烟万丈虹。”

同时,袍哥也在酒店、饭馆中举行类似的仪式,也伴随吟诗的过程,酒杯和饭碗也取代了茶碗。如果一个袍哥在酒席上,见一只筷子放在碗面上,他可用三个手指拿起筷子,然后吟道:“单手使金枪,手执是双锏。打破你城池,救出我真主。”如果见五碗菜摆成梅花形,中间一碗被盖住,他便诗曰:“四方疆土尽归明,惟有中央未灭清。未必忠良分疆土,兄弟齐心尽反清。”如果一个袍哥请来者抽烟,他把烟筒扔给客人,客人用双手接住,然后诵诗:“双手抱住一条龙,如今到来扶明公。莫说此枪无用处,反清复明第一功。”虽然推翻满清是从清初其建立以来的宗旨,但直到辛亥革命袍哥才有机会实施他们的抱负,他们在这场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除了摆茶阵和吟诗外,袍哥也用手势,即使“对面不相识、不相交一言之人,赖一举手之微,即知其为自己弟兄,而发生‘生死与共’之义气。”据称手势是“百千万变”,不像隐语可以写出,而“必须亲为传受,亲为指点”。例如关于“五行”是如此表示的。两脚并拢,双手在头顶相交,代表“金”字;站立,双手在腹部交叉,代表“木”字;蹲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代表“土”字;马步,双手举起耳,手心向上,代表“火”字;马步,双手叉在腰部,代表“水”字。如果说隐语受标准语言和行业语言的影响的话,那么姿体语言则是由秘密社会自行发明的,充分反映了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沟通联络、生存、以及开展各种活动的能力。

语言学家把隐语定义为“由某些特定的行业或秘密社会”所使用的方言,这种语言“不为外人所理解”,但它又“区别于其他‘私语’、行话、以及‘俚语’。”因此,隐语“产生于一种特别的次文化,这种次文化在社会中是被边缘化了的,”而且它“成为了交流和生存的主要工具。”在语言学家看来,一般而论,隐语的使用是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逃避公众眼光,稳定组织和成员。秘密语言没有标准语稳定,一旦其为外界所知,那么新的词汇便取而代之。

但是,袍哥的情况与这个通行的模式似乎并不相同。袍哥在四川是广为散布,但却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中心,各分支是自立山头,各自为政。因此,即使某些黑话已为人所知,新语也已出现,但旧词继续为成员使用。随着袍哥势力的扩张,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以半公开的形式活动着,外部所知道的“袍哥话”越来越多,与此相应新词汇和说法也不断出现。虽然1949年后袍哥被共产党彻底摧毁,但从一个特定的语言角度看,其遗产仍然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之中。在今天的四川,虽然我们已无法再见“摆茶碗阵”的奇妙场景,但袍哥的许多词汇却存活在人们的日常用语中。

通过研究袍哥的秘密语言,我们发现可以把其大概归纳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反映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使用中总是潜藏着诸如“明”、“清”等这样的字和词。第二种则多与这个集团的仪式有关,诸如“龙”、“木杨城”、“桃园”等等。第三种为最多,即袍哥日常在合法和非法活动时所使用的词汇,许多涉及抢、杀、绑架等。这些词汇的运用,不仅反映这个组织有着政治的雄心,但也暴露种种非法行为。这种违法行为的存在并不奇怪,在世界上分布各地的类似组织,都存在政治上的宏大目标与实际生存中“痞子”、“流氓”、或“黑社会”行为间的矛盾。当然,我们还应该估计到,由于袍哥是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集团,他们的所谓“不法”行为是由国家来定义的,经常可能被掌握着话语霸权的精英和国家政权所扭曲或夸大,以为其压制这些“危险的”社会集团提供依据。这个组织希望他们的反清思想得到散布,从这个角度看,袍哥的秘密语言的广泛流传,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这样,他们的黑话和暗号从秘密到公开,在茶馆等公共场所为人们所闻所见。通过与像同盟会这样的革命组织结成联盟,袍哥也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形象。不过,许多参加这个组织的下层民众对于其政治理想并不清楚或理解,他们加入的目的是寻求保护或为生计的一种选择。


茶馆讲理

03

在成都,人们之间有了冲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馆评理和调解,称之为“吃讲茶”,或“茶馆讲理”,这样茶馆成为一个解决纠纷之地。袍哥在“吃讲茶”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袍哥经常为请去作调解人,茶馆也用作解决他们自己内部纠纷之地。一般程序是:冲突双方将邀请一个地方有声望的中人进行调解,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中人进行裁判,错方将付茶钱,而且向对方道歉。这说明精英以茶馆作为他们介入社会的空间,这些茶馆也成为社区的中心。因此茶馆不仅是一个经济中心,而且是也促进了社区联系和邻里认同。一个活动能够长期广泛在地方实施,是由于裁判是在公众监视下进行的,调解人试图尽量主持公正,否则将使其声誉和公信力受到损害。而且,如果调解不成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暴力事件也难以引发;但万一暴力发生,也容易被公众所制止。“吃讲茶”的活动也显示了人们对官方权力的不信任,而愿意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人手中。这样一个活动实际上是无视官方的司法权威,当然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

从20世纪初开始,当现代化的精英们在描述这个活动时,在西方和官方话语的影响下,多持讽刺或批评的口吻。如在李劼人的笔下,“吃讲茶”是谁人多势众,谁就能赢,大家争吵一番,调解人“两面敷衍”,一般判势弱一方数为输,而输者甚至也不用赔礼道歉,不过得付全部的茶钱,有时可能十几桌。但是:  

如其两方势均力敌,而都不愿认输,则中间人便也不说话,让你们吵,吵到不能下台,让你们打,打的武器,先之以茶碗,继之以板凳,必待见了血,必待惊动了街坊怕打出人命,受拖累,而后街差啦,总爷啦,保正啦,才跑了来,才恨住吃亏的一方,先赔茶铺损失。这于是堂倌便忙了,架在楼上的破板凳,也赶快偷搬下来了,藏在柜房桶里的陈年破烂茶碗,也赶快偷拿出来了,如数照赔。所以差不多的茶铺,很高兴常有人来评理,可惜自从警察兴办以来,茶铺少了这项日常收入,……这就是首任警察局总办周善培这人最初与人以不方便,而最初被骂为周秃子的第一件事。

李劼人的这个描述固然很生动,也的确反映了有时吃讲茶的紧张气氛和混乱局面,但称茶馆希望发生打斗事件,以便乘机索取赔偿,未免言过其实。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斗殴经常造成茶馆惨重损失,甚至可能因此歇业。所谓索赔不仅是一个漫长过程,而且经常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补偿。虽然茶馆喜欢有人来吃讲茶,这样可以得到额外的生意,但任何暴力行为都是他们难以承受的。李劼人作为一个新知识分子,相信现代的国家和司法权,对这些民间的自我调解嗤之以鼻,因此以这种口吻进行描述也并不奇怪。

既然是一项民间活动,吃讲茶会造成斗殴也是难以避免的。例如1914年在大观茶园由于“吃讲茶”失败,一场打斗发生,茶馆立刻一片混乱。警察来后,竟然被暴徒打退。一些观众受伤,一些藏匿,一些边跑边喊救命,一些被吓得呆若木鸡,茶碗、桌椅、其他物品损失甚多。1929年一个厨子在一个茶馆的二楼吃讲茶,双方都带来一大伙人,谈判进行不顺,先是叫嚷,然后吵架。厨子的一帮开始出手,瞬间茶碗桌椅飞舞,斗殴造成房梁折断,多人和家具掉到楼下,十余人受伤。1941年一个工厂工人欠一个店主的钱,在泗泉茶社解决纠纷。当茶馆掌柜见那个工人叫了上百人到茶馆,赶快报警。但那工人的同伙狂殴对手,还伤了几个警察,一个警察甚至被带到工厂暴打一顿。地方报纸称这些事件为“演武剧”。虽然这三个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军阀混战,到抗战时期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下,但暴力发生的形式却相当类似。抗战结束以后此类活动仍然很普遍,1946年7月悦来剧团伶人与永乐剧团伶人因纠纷在茶馆吃讲茶,讲理过程中“悦来之武生,以讲理需时兼以彼此言语未加检点,争执不下,彼此均系武生,遂大演武全行,一时桌椅齐飞,打烂茶碗无数,满座茶客均惊”。茶园经理“虽多方制止,但终于无果而终”。后肇事者送往该管区警察分驻所,“请予依法办理” 。直到国民政府崩溃前夕,此类事件还不时发生,如1948年8月,纸烟商人徐某向同业张某处订购了一箱火柴,由于运输问题,张没能按时出货,造成纠纷。他们在茝泉街的东亚茶社吃讲茶,争执演变成打架,警察逮捕了若干参与者。

甚至军人也在茶馆里吃讲茶,由此引起的暴力事件地方政府和警察也都无可奈何。如1947年二十几个士兵在益华茶社与一个年轻人“吃讲茶”,结果爆发打斗,打碎了二十几套茶碗和其他器物。茶馆老板要求他们赔偿,他们答应第二天赔。但是第二天上午,一百多士兵出现在该茶馆,老板反复告诉他们不知道那年轻人在哪里,但这些士兵将茶馆全部打毁,包括64套茶碗,10多张桌子,40多把竹椅,2张木版、5个凳子,5个灯泡,外加门窗损坏,共计损失64万元。事件之后,保甲长和邻里都作为证人进行了记录,警察确认了指控。但似乎警察并无实权,仅将事件上报,要求这些肇事者所属二十八军和绥靖主任公署“申述处理”。

袍哥在吃讲茶中的暴力活动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1946年的一个下午,袍哥大爷杨竞陆带两百多人到龙友茶馆吃茶讲理,但谈判破裂,杨及其喽啰开始攻击对方,杀死两人,接着洗窃了这家茶馆,造成巨大财产损失。1947年,袍哥吴吉成欠唐炳南1万元,唐也是一个袍哥。一天下午,唐到吴家索取,结果引起一场争斗。两边立即召集各自的同党到一心桥的时代茶社“吃讲茶”。唐带来三十多个士兵,吴带十余士兵。中人一看这个情况不好,竭力使两家心平气和,另择日解决纠纷。虽然暴力行动避免了,但茶和香烟钱花去9.6万元。这个事件促使警察制定严厉措施防止暴力,因为当局认为袍哥与军人的勾结是十分危险的。

1949年,德荣茶社老板谢振东由于被袍哥头子欺辱事,向政府控诉,而事情便是由“吃讲茶”引起。根据他的申述,自己是一个“开贸茶社为业,性本朴良,毫无不法”的茶社主人,而欺凌自己的夏仲康,系保长兼“自卫保队长及哥老会首领”,“统率党羽痞徒较多”。夏以为“自己有权有势,舍保长应尽职务,不仁不义,不与保民息事宁人,反与保民加害,失去安宁自由。”冲突开始于前几个星期,夏在该茶馆调解一个纠纷,从早上到下午5点还没有结果,夏离开茶馆没有留下任何话。由于晚上茶馆要讲评书,谢于是收拾了桌子。然而,夏喝酒后回到茶馆,当发现茶碗已经收走十分愤怒,打伤了一个茶馆雇工。之后,夏和二三十个团防每天到茶馆喝茶,并不付茶钱,他们还打桌子,扔椅子,扰乱生意。夏甚至“藉事陷害”,试图使谢被捕。谢呼吁政府调查,为他正名,主持公道。这个冲突的发生,正是国民党政权崩溃的前夜,而“吃讲茶”仍然十分流行。吃讲茶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但这个事例却造成调解人与茶馆老板的冲突。夏被请来为一个家庭做调解(这也显示吃讲茶不仅处理外部矛盾,也解决家庭的内部纠纷),其身份是保长、团防首领、袍哥头子,是社区的显要人物,这也提供了关于谁做中人的进一步信息。当茶馆老板(如这个案例中的谢)得罪了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他很难保护自己的利益,茶馆生意也将受到损失。

虽然“吃讲茶”是广泛接受的一个习俗,但它也不可能完全公平处理各种纠纷,除了会造成暴力事件,也有一些不公正的判决,这经常是由于调解人的偏见和偏袒所造成的,这反映了吃讲茶的局限。而且有的中人的判决是基于权力大小、人数多寡等因素,李劼人所描述的“把势弱的一方数说一阵,就算他的理输了”的所谓判决,也是存在的。海粟曾见过一个吃讲茶案例,一个店主强奸了邻居的女儿,其父母在茶馆与店主吃讲茶,由于店主人多势众,中人居然裁决受害一方有错,怪父母没有管教好自己女儿,还要付茶钱。当然,这应该不是一个代表性的裁决,如果大多数的中人都这样滥用权力的话,这个活动肯定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

从晚清以来,地方政府便禁止“吃讲茶”,认为其造成公共场所的暴力。1914年,警察重新发布禁令,但这影响到茶馆的生意,茶社帮(茶社业公会的前身)指出,如果有几个人在茶馆喝茶,突然发生争吵,可能“自外面观之,颇与茶铺讲理相似”,这种混淆可能造成政府对茶馆的惩罚。为避免这个情况,茶社帮请求警察区分正常聚集喝茶与“吃讲茶”的区别。尽管被不断禁止,但是这个活动从来没有消失过,所以在1946年,政府再次发告示,禁止在茶馆聚众吃讲茶和扰乱公共秩序。政府禁止这个活动并不成功,因为成都市民把这个活动视为“民事法庭”,冲突在变成法律诉讼之前,尽量在茶馆得到解决,反映了地方社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治,虽然这种自我控制和自治在晚清以来被不断地削弱。

政府也竭力说服人们不要去茶馆讲理,称“茶馆不是评理处”,要人民在发生纠纷后,“由保甲调解”, 禁止“串通兵痞诈压平民”。因为发现“本市市民每因小故发生口角争执之事,竟有勾结盗兵流痞强迫对方至茶社讲理,被害者往往损失烟茶费七八万元之巨。”这说明过去由袍哥所包揽的活动,现在则卷入了更强大和危险的势力。当然,政府竭力强调茶馆讲理的弊病,是为了达到其控制之目的。因此1946年3月成都市参议会致函当局,对“吃讲茶”请“废予制止”。市政府和省警察局即拟定了“取缔办法”。包括三条:一是“市民如有纠纷,应请当地保甲,在保办公处解决”;二是“市民如遇纠纷而串通滥兵、流痞诈压平民者,准其密报治安当局从严究办”;三是如果工商团体在茶社解决纠纷,必须事先得到政府同意,“非其同意不得参加”。

其实,这项活动所引发的问题被严重夸大,反而使其对社会的稳定作用掩而不张。但是为什么从资料中很少有吃讲茶成功调解的记录,反而从档案和地方报纸上经常看到由于吃讲茶导致更严重的纠纷甚至暴力?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成功地在茶馆解决纠纷,是一个常态,不成其为新闻,所以从地方报道中我们所看到的都是这个活动所引发的事件。媒体关于吃讲茶的报道可能给读者错误的导向,以为大多数这些活动都是失败的。其实,大多数失败的调解,也没有暴力行为,经常是重新议定时间,再进行下一轮讲茶。我们可以相像,如果一个自发社会调解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更多的麻烦,哪怎么可能经久不衰呢?


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

04

茶馆讲理这个实践显示了市民的相对自治状态,他们试图在没有官方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冲突,说明一种国家之外社会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是基于调解人的社会声望。当然,中人一般都是精英,有影响力,经常是袍哥大爷,或保甲团防首领。发表在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称,茶馆是“最民主的民众法庭”,那些陷入纠纷的人会说“口子上吃茶”,其意思即到茶馆解决争执。据有人称:“输的一方,总是心悦诚服,而且还要付茶资,当众向对方赔款,赔礼”。这个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显示了裁判还是有相当权威的,即使有些人不服,但“决不开黄腔”,也即是说一定会按判定执行。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成都的‘口子上喝茶’,真是最民主化的表现。”作者反复强调“民主”这个词,反映了普通民众认为茶馆讲理比官方法庭判决更公正,虽然作者也可能并非准确理解“民主”的真意。




从晚期帝国时期以来,由于社会的许多领域中政府权威的缺乏,为地方精英留下了巨大的权利真空,其活动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茶馆讲理被人们接受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是在公众眼睛的密切注意之下,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按“公平”行事,否则,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的由来。另外,即使调解不成功,暴力也不是那么容易发生,人们一般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还是要尽量保持理性,而且万一斗殴发生,有众人的劝解,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调解不仅仅是帮助人们解决争端、处理矛盾,这种活动还具有更深刻的意义,因为它表明,在中国社会非官方力量的始终存在,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虽然这种非官方力量从来没有发展到与官方对立或直接挑战的地步,但是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都使官方的“司法权”在社会的基层被分化。遇到争端,居民们大多喜欢选择茶馆讲理,而不是到地方衙门告状,这一情况不仅表明人们不信任国家权力,而且也可以反映出地方非官方力量的扩张。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如冉枚烁(Mary Rankin)和罗威廉(William Rowe),曾经十分强调精英活动——灾荒赈济、常平仓、慈善事业、地方修建和其他管理活动——在19世纪中期之后的极大发展,以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但他们的分析并未将茶馆讲理这种社会调解包括在内。尽管冉枚烁、罗威廉和全大伟(David Strand)采用“公共领域”的概念来分析社会变迁,但黄宗智认为,司法系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半制度化的(semi-institutionalized)“第三领域”(third realm)。

但是,我认为,精英们参与“吃讲茶”的活动,表现了精英活动的另一个侧面,那就是精英们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一个观察基层社区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民间秩序如何存在于官方司法系统之外的窗口。人们把自己的公平、正义和命运尽量掌握在自己手中,至少是自己认可的人的手中。当然我们可以指出这种所谓调解是很有局限的,也没有一种力量保证其公正,更何况政府对此加以控制和取缔,在国家的权力之下,这种社会力量显得是那么脆弱。的确,可能这种怀疑态度便是我们经常忽视和低估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原因之一。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这种活动的存在及其存在的环境,我们便不得不惊叹其韧性和社会的深厚土壤。许多事物在政治经济的变迁中,在国家的控制和打击下,在各种思想文化浪潮的冲刷下,都一个一个的消失了,但茶馆讲理却顽强地生存下来。

茶馆讲理出现的问题,经常被政府放大,并借此压制这种自发的调解活动。现代国家机器的最大一个特点,便是试图瓦解民间存在的任何能够与其抗衡的力量。其实这种民间的调解活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形成西方那种与国家权力抗衡的“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但国家仍然竭力压制这类活动,企图将一切包揽在自己的权力之下。不过,政府并不能彻底控制这类活动。从晚清到民国,“吃讲茶”活动一直都在进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存在及其社会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官权。成都居民成功地保卫自己的利益,社区邻里仍然可以利用茶馆作为“民事法庭”。虽然政府颁布了各种规章,各种社会组织仍然利用茶馆进行活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家权力竭力深入社会基层,其目的是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实从实际结果看,国家不但不能填补社会自治被国家削弱后留下的真空,而且随着这种真空的日益扩大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与其初衷相违背的。在整个民国时期成都茶馆,便充分显示了社会动乱对人们日常生活和茶馆生活的巨大影响。


本文原载《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