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刘超：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在伪满洲国的反殖民文化实践：以“作文派”为例
发布时间:2020-10-13
日本左翼知识分子
在伪满洲国的反殖民文化实践：
以“作文派”为例
刘超：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客座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士、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东亚思想史及比较文化研究，代表作有Reinterpreting History and Gujin Cultural Practices、《“近代的超克”思想谱系中的“满洲浪曼派”》等。
在伪“满洲国”的历史上，以大连为中心的《作文》杂志是存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日文文学刊物。1932年10月，伪“满洲国”成立伊始，《作文》便在一片狂热的军国主义氛围中宣告创刊了。杂志起初以“文科”为名，至第三期才改用“作文”这个名字。同人包括竹内正一、城小碓、落合郁郎、岛崎恭尔、町园幸二、安达义信、青木实等人，自第二期起，小杉茂树、秋原胜二、日向伸夫、吉野治夫、加纳三郎、野川隆、大谷健夫、古川贤一郎、坂井艳司、三宅丰子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知识分子也陆续加人其中，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彼此主张相似、联系密切的文化社团，因刊物而得名为“作文派”。《作文》为季刊性质，一年固定出版四期，后又于1935年改为双月刊，至1942年12月终刊为止，共计有五十五期杂志。由于其缘起于向百田宗治《椎之木》寄稿的文学爱好者的合集，所以一开始偏重于诗歌创作，到1938年才增设评论及随笔等专栏，“使杂志内容变得充实起来”，并进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思想文化特征。 二 以《作文》杂志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
的形成及其外部特征
在与《作文》有关的外部信息当中，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第一，“作文派”的核心成员大多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员工：青木实、竹内正一二人就职于满铁的大连图书馆，日向伸夫在满铁哈尔滨车站工作，而秋原胜二则曾一度担任满铁经理部的要员。对此，日后出任“满洲文艺家协会”会长一职的山田清三郎才会在“满洲文学界的现状”一文中这样评价道：“今天的满洲文学界，可以说主要建立在满铁公司职员最初的文学实践所奠定的基础之上……已经发行至第四十一期、作为满洲文学杂志最重要代表的《作文》，其一开始也主要是由满铁员工中文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创刊的，杂志现在的同人群体，属于满铁系统者也为数众多”。“作文派”成员作为专业人士的职业背景（即使是非满铁系统的成员也大多从事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工作，例如古川哲次郎就曾先后在大连邮电局电信科、大连汽船公司调查科等专业技术岗位任职）不仅使他们深受科学、理性、进步等现代观念的洗礼，还使他们倾向于采取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去观察和理解社会现实，而他们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深入基层的工作性质更为他们提供了与身处“新京”的伪“满洲国”官吏及各文化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多得多的与殖民地社会底层进行接触的机会，这些因素无疑对他们的思想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二，青木实、小杉茂树、城小碓、町原幸二等人早在青年时代便已离开日本，伪“满洲国”建国时，他们已经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生活了十余年之久。同那些作为殖民官吏履新而来、还抱有“旅行者”心态的日本知识分子不同，他们和母国日本之间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心理隔阂，情感联系日趋淡漠；相反，对于他们而言，中国东北才是与其命运息息相关的存在，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无法割舍的乡土。在此基础之上，他们逐渐形成了某种与殖民意识形态相左的独立意识，并产生了融入殖民地本土社会的强烈愿望。这种意识在秋原胜二、吉野治夫这类幼年便随家人来到东北并生长于此、却对日本毫无记忆的“在满二世”那里，表现得就更为彻底了。借用浅见渊的话，《作文》作家群“大体上以满洲为故乡而成长起来，心中满怀着与满洲的土地化作一体的热望”。 第三，作为“日本浪曼派”在伪“满洲国”的代表人物，北村谦次郎曾经对所谓“新京意识形态”与“大连意识形态”进行过有趣的对比和区分，在他看来，前者体现那些“裹着协和服、嘴里念叨着建国精神及协和理念”的伪“满洲国”官吏和协和会会员身上，而后者则是自由主义的、“以满铁人作为代表”。同为“满铁人”的“作文派”知识分子无疑是“大连意识形态”的忠实拥护者。大连始建于1898年，为帝俄“关东州”租借地的一部分。作为俄国财政部直辖的特别市，大连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自由港，城市风格也与巴黎相似，拥有大量的广场、公园、咖啡馆等现代公共空间。1904年日俄战争后，大连又落入日本手中，设立关东都督府，不久，满铁本社也迁移至此，使其成为日本经营东北的大本营和经济、文化中心。以建立国际大城和远东大港为目标，日本殖民者在帝俄时期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通过二十年的努力，打造出一座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的现代化大都市。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高度现代化相对应的，是现代思想观念的普及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日本著名评论家岛村抱月在再度出访大连之后不禁感慨道：“大连的日本人和古代的希腊人相似。即使是下层的劳动阶级也热爱艺术和体育。在这儿，没有骄横跋扈的军人和官吏，只有自由的市民。自由度为零的日本人无不渴望至少到大连一次来体验这份西洋式的自由。” 《作文》问世之前，大连已经涌现了包括现代主义诗刊《亚》、达达主义杂志《戎克》在内的一大批文艺刊物。在这种开放性的、国际化的文化氛围中诞生的《作文》很自然地承袭了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气，并作为“大连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与殖民权力中心所在地“新京”那种将文化生产置于侵略扩张“国策”附庸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关东州之于伪“满洲国”的半独立地位更使得《作文》游离于法西斯主义文化专制之外成为一种可能。正因为此，它才吸引了野川隆等由于在日本本土开展左翼社会运动受挫而流亡中国东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加盟，这也使得杂志本身体现出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最后，随着竹内正一转任哈尔滨满铁图书馆主事、秋原胜二调往吉林任职、坂井艳司、町原幸二、吉野治夫等人搬至“新京”居住，《作文》同人大部分都在1937年后离开了大连，分散到满洲国各处，与此同时，《作文》的影响范围也超出大连一隅，遍及东北全境。以此为契机，1937年3月，由《作文》同人城小碓出资在大连设立了伪“满洲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大奖——“G氏文学奖”，五名考评委员当中有三人是“作文派”的核心成员（吉野治夫、青木实、城小碓），三次文学奖的获奖者无一例外都是《作文》同人（小杉茂树、吉野治夫及竹内正一）。“G氏文学奖委员会”除了评授奖项之外，还分别于1937年11月、1932年12月及1939年11月出版有三册《满洲文艺年鉴》。《年鉴》的发行机构设在《作文》编辑部内，第一辑所收录的八篇小说中除了福家富士夫的《齿轮》之外，均出于《作文》同人之手，《作文》的色彩不可谓不浓厚。而此后由川端康成主编、于1942年6月出版、面向日本读者的权威性文学年刊《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中入选的小说作品大部分也都是《作文》发表过的旧作。在取得这些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作文派”更利用自身遍及伪“满洲国”的关系网络于1937年6月30日在大连率先成立了全域性的文化界自治组织“满洲文话会”。尽管为了获得殖民当局的许可，由满铁卫生研究所所长紫藤贞一郎出任文话会会长，但负责协会实际运作的事务长一职却是“作文派”成员吉野治夫，各地方支部的负责人也多为《作文》同人。这一“与政府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纯粹的、民间的交友机构”不但以大连为据点积极“发展会员、扩大各地支部，而且还向日本和伪满洲各地派遣会员，接待日本来的访问者，发行《满洲文艺年鉴》、选定推荐影片、评选各种文学奖等，承担了整个文艺领域的工作”。截至1941年，文话会已“拥有九个支部，会员总数一千余名，有汉系、朝鲜系、白俄系等满洲各民族作家，他们名符其实地组成了一个协作体，共同开展活动”。考虑到“作文派”与“满洲文话会”之间的渊源关系，他们俨然成为了伪“满洲国”文化领域内最为重要的一支力量，“构成了满洲文化界的主流”。 三、“殖民地文学论争”、“满洲独立文学论争”同“作文派”的观点主张
那么，在上述外在因素的作用之下，《作文》同人究竟持有哪些共同的观点主张，其思想特征又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由于五十五期《作文》原刊中的大部分已经散失，在这里作为史料来源的主要是《满洲浪漫》、《新天地》、《北窗》、《新潮》等日文文化刊物、《满洲日日新闻》、《满洲文艺年鉴》第一二三辑以及《庙会；满洲作家九人集》（竹村书房，1940）、《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第一二辑（创元社，1942、1944）等文学选集。这些材料保存了大量“作文派”作家的文化评论和理论论述，从中可以得到解答上述问题的相关线索。而相关评论和论述则主要是围绕着爆发于1936年的“殖民地文学论争”以及从1937年延续至1939年的“满洲独立文学论争”所展开的。1. 是“殖民地文学”，还是植根于中国东北社会现实的“满洲文学”
随着1934年3月“满洲帝国”的成立，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日趋稳固，其国内政策的走向也越来越向大陆倾斜，日本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拓殖满洲的浪潮；与此同时，赴“满”日本知识分子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各类文化活动方兴未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不但伪“满洲国”的政治地位该如何界定备受争议，与此相关，对于“满洲文学”的定义也成为这些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率先将这一点提上议事日程的是所谓“新京文艺集团”的大住孝二。在“对满洲作家的希望”一文中，他这样写道：“满洲自身的文学样式必须以殖民地文学作为目标。认真说起来，这种殖民地性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然而，这儿的作家大部分都是公司职员，因此未能意识到这一问题，总之，他们还停留在以提升文学技巧为己任的层面上。” 显然，伪“满洲国”在大住孝二眼中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殖民地，本着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点，他将“满洲文学”定位为为殖民事业服务的殖民地文化的一部分，而坚持文艺自身独特价值的知识分子则成了他批评和讽刺的对象。这里提到的作为反面代表的“公司职员”指的恐怕就是以满铁员工为主的《作文》同人。与大住相比，八木桥雄次郎的殖民地文学论显得更为露骨。在将伪“满洲国”视为与台湾、朝鲜相同的日本“外地”的基础之上，八木桥甚至把“满洲文学”归入日本“地方文学”的范畴：“一时之间日本文坛对所谓地方文学众说纷纭，被视为地方文学的作品也曾出不穷。虽然它们只不过是对东北地方乡村人情风俗及思想的表现，在其影响下却产生了殖民地文学的称呼和相应的要求。” 在八木桥看来，伪“满洲国”不但并非像日满官方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相反，连殖民地都算不上，与此相对应，所谓“满洲文学”也不过是点缀了些乡土色彩的日本文学的末流罢了，而身为被殖民者的广大中国人则毫无文化价值可言。对这种殖民地文学观论述得最为系统的是西村真一郎，在题为“殖民地文学再检讨”的评论当中，他明确宣称：“不用说，“满洲文学”指的是生活在包括关东州在内的满洲各地的日本人的文学创作，并不包含那些以朝、满、汉、蒙等他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这样的“满洲文学”界定为“大致前提”，西村将满洲文学和殖民文学等同起来，并进一步强调这种文学“应当置于殖民政策的基础之上”，应当“把促进一切文化事业的建设、培养殖民者的乡土精神、指导被殖民者、使他们努力向上当作自己的任务乃至使命，”最终成为“比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更前沿的宣传机器”。值得注意的是，西村不仅把“殖民地强化的文学，殖民地指导的文学”纳入其“殖民地/满洲文学”的体系之中，还提出“正如盾牌有两面一样，立足于反殖民思想的文学创作也必然存在……（这一思想）出于对特定殖民政策下被殖民者的思想体系的同情或共同利益的考虑而与之产生共鸣。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文学也是殖民地文学，它们构成了后者的一大类别。”通过这样的诠释，西村真一郎将日本人在满洲的一切文学活动置于殖民政治的统摄和考量之下，使“满洲文学”的概念沦为殖民意识形态宣传工具的代名词。针对上述观点的文化殖民主义倾向， “作文派”成员纷纷撰文，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回击。通过回顾文学从乡土文学发展成为国民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整个历程，大谷健夫则强调了土地（自然和人类生活）之于文学生产的决定性作用，以此为出发点，尽管他承认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文学创作是一种 “移植文学”，却进而指出“满洲文化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日本文化的影响，言语、风俗完全相异，存在着使文学变革成为必然的文化生活基础，与基础的变化相同步，建立在这之上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要发生改变”。换句话说，中国东北与日本在历史上毫无隶属关系，语言文化也截然不同，就算是日语文学，一旦移植到东北特有的文化土壤之上，由于这些本质上的差异，也必然会形成与此前大相径庭的面貌，因此，其既不属于日本的地方文学，也不是为殖民事业张目的殖民地文学，而是同中国东北这片土地水乳交融的独具特色的文学书写。大谷的这一立场在古川哲次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古川眼中，考察在满日本人的文学活动既要“从对工薪阶层的一般性分析出发”，又要“考虑到满洲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影响”，而“满洲文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这种“身处异国土地与异民族相接触的工薪阶层生活”的表现。古川的“满洲文学”定义不但给予异民族、异文化的存在以至关重要的意义，还展现了阶级性的维度，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青木实对于所谓的“满洲文学”进行了全新的颠覆性的界定，一举超越了殖民地文学论的樊篱。按照青木的观点，“不能只从狭义上限定满洲文学而无视国内其他民族立场，如果只从日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只是沿着对满工作的路线开展，有违文学的大义”，因此，“满洲文学应该是对居住在满洲的五族作家所发表的文学作品的总称。”不仅如此，青木实还就西村真一郎将文学作为殖民政治附庸的主张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批驳：“因为公文书里附着日语，便要求以日语来创作满洲文学，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强压的见解真是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今日，满人 间说话的时候都大有噤若寒蝉之感，因此能够自由地进行书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西村氏所提出的（满洲）文学当前的问题是沿着满洲工作路线前进的说法使我不由得产生一种恐怖感，并以满人代言人的身份自居，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创作描摹现实事物的文学是我的使命之一。” 在这里，青木策略性地利用了“五族协和”这一为殖民统治进行粉饰的意识形态宣传口号，并将其推广到文学创作领域，以此否定了殖民者及其文化的统治地位；他不但用“可悲”、“恐怖”这样的词眼儿辛辣地批判了殖民当局对被殖民者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高压政策，对伪“满洲国”的社会现状提出了深深的质疑，还号召日本知识分子站在深受压迫的中国民众的立场之上，揭露黑暗现实，发出反抗的呼声。青木所提出的这种极具批判性和反抗性的“满洲文学”概念显然与西村等人的殖民文学观背道而驰。随着“作文派”及“满洲文话会”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青木的论调，尤其是“满洲文学”指的是东北各民族用各种语言特别是汉语所进行的文学创作这一观点逐渐“成为满洲日系文学界一般的共识”。 2. 伪“满洲国”的政治定位与“满洲文学”的独立性问题
从1937年开始，争论尽管仍然在延续，但关注的焦点已经从“满洲文学”如何定义转移到了”满洲”与日本、“满洲文学”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上来，“殖民地文学论争”也就此演化为“满洲独立文学论争”。在肯定伪“满州国”之于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的基础之上，身为《作文》同人的城小碓率先将“满洲文学”的独立性问题纳入了讨论的范围：“艺术无国境，诚然如此。然而，基于一国主权确立的现实，不能不产生作为国家标志的文学。对于强大的国家来说，更需要如此。满洲国为了强调其独立性，当然也必须建立独立的满洲文学。”与此相对应，在他看来，独立的满洲文学必须“以立足乡土之爱，发扬建国精神，促进五族融合为根本”，以“确立与满洲国国威相称的文学存在，使其最终达到世界文学的高水平”为目标。尽管和西村真一郎一样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但城小碓所强调的不是政治宣传对文学的操控，而是文学对政治宣传的利用：作为殖民地傀儡国家的伪“满洲国”被包装成一个主权独立、开放繁荣的新兴政治实体，这正为文化事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绝佳的理由和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与日本本土法西斯专制之下文化极度萎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因为此，城小碓才会对“满洲文学”的身份问题如此关注，并急于在其与日本文学之间划清界线。在重申了一番与建国精神相关的套话之后，他的论述最后又回到了文化层面上来，指出“满洲文学”应当按照世界高水平文学的要求不断提升自己，从而与日本文学分庭抗礼，成为与其具有平等地位的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小碓的“满洲”独立文学观相对立的，是将“满洲文学”视为“日本文学延长线”的理论主张，而上野凌峪针对城小碓所提出的反驳意见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在“满洲文化的文学基础”一文的开头，上野直截了当地提出“所谓满洲文学，说到底还是日本文学，并且代表了日本文学发展的主流和现代日本文学的指导性意识形态”。紧接着，上野又对满日关系和英美关系的差异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解释伪“满洲国”作为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却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现实矛盾。根据他的说辞，美国“是一个由完整的经济体发展而成的国家，与英国毫无关系”，而伪“满洲国”建国则是从“日满不可分乃至日满一体的关系作为开端的”，两国之间不但要实现国防一体、经济一体，还要“构筑综合的、创造性的日满一体的文化”；因此，“以日满一体的新文化作为现实基础”的满洲文学必然要承担起“创造东洋被解放民族新的道德观念”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打开现在日本文学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日本文学主流之所在”。满洲文学的“日本文学延长线”说本来是政治上“满洲日本生命线说”的文学翻版，其通过在日本文学与“满洲文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正统和旁支的亲缘等级关系来维持二者的精神联系并突显殖民母国的文化优越性和主导性，即柄谷行人所谓作为日本殖民策略核心特征的“接近的相似性”。而上野凌峪则为了否定伪“满洲国”的独立性而将“满洲文学”放在“日本文学主流”的位置上，这不能不说是对“延长线”说的一种修改，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观点都无法脱却维护既有殖民秩序的基本立场。随着日本本土对于大陆的兴趣日益高涨，“满洲文学”的发展同样引起了日本本土文化界的强烈关注，各主要期刊纷纷刊载与“满洲文学”相关的评论文章，“满洲文学”的概念也逐渐为日本社会各界所熟知。尽管如此，对于绝大多数日本知识分子而言，伪“满洲国”的独立国家身份不过是一个政治标签而已，实际上，它只有作为日本管辖的殖民地才具有存在的价值，在这样的政治现实之上产生的“满洲文学”自然也是日本文学的派生物而绝非自成体系。基于这一认识，作为日本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的《新潮》杂志才会言之凿凿地宣称：“由于对（反映满洲题材的）大众小说不满，在长住于满洲的文学爱好者当中形成了创建新的满洲文学的结论……他们所立志创建的满洲文学并不是满洲民族的满洲文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归根结底，它只是日本人的满洲文学罢了。当然，其特殊性应该予以强调。也就是说，它伸展了日本文学的舞台、扩大了日本文学的视野。” 就这样，在“满”左翼日本知识分子与殖民宗主国的文化专制划清界限的诉求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负面情绪的宣泄，而“满洲文学”本身也被降格为日本文学的末流。毫无疑问，这些来自于日本本土的声音对论争的深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它们的刺激之下，秋原胜二、吉野治夫等“作文派”中坚力量相继提出了“故乡丧失”的命题，使得“满洲独立文学论争”超出了政治的层面，转向对社会归属和文化认同的探讨。3. “故乡丧失”的认同危机与对“满人题材”的强调
“故乡丧失”这一问题的提出肇始于秋原胜二在《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的一篇名为“故乡丧失”的随笔。在这篇随笔当中，秋原作为一名七岁便离开日本跟随家人来到满洲的二代移民用一种感伤的笔调揭示了自己对母国日本毫无了解，却必须穿着和服、说着日语、扮成日本人生活在异民族社会的苦恼。基于这些情绪化的片断，在这之后刊登的江原铁平（吉野治夫的笔名）的读后感又对所谓“故乡丧失”问题进行了理论化的阐释，并将归结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文章一开头，吉野便将矛头直指日本在伪“满州国”的文化殖民政策：“我的小学是在满洲读的……当时，我们所学习的教科书，与文部省在日本本土发行的一样。虽然我们身处满洲，但每日每夜教的都是日本白日的景象和乡村的风物……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连一点和满洲有关的东西都学不到。满洲的事物从我们眼前闪过,我们却无法用语言表达；相反，日本的事物只存在于书本之中，我们虽然能说出来，可那究竟是什么，我们完全不知道……住在满洲却不了解满洲，身为日本人却不了解日本，说到底，我们算什么呢，这种什么都不是的状态真是让人意想不到。”在这里，吉野治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移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与殖民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该是日本人的他们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不得不背井离乡，而他们生于东北长于东北，本该对这片土地十分熟悉、充满眷恋，却因为殖民教育的缘故成为了住在家中的陌生人；所谓“故乡丧失”、“漂泊感”正代表了了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日本殖民扩张行为的副产物。紧接着，吉野便展开了对“满洲文学”的论述，试图以文学为途径发现重建文化认同的可能性。在他眼中，虽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知识分子一直声称建立“扎根于满洲大地的文学”正当其时，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而，长期以来，这样的“满洲文学”却仍然停留在空谈阶段，一直未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究竟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表达对于满洲之爱的具体对象”，而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深入地了解伪“满洲国”的社会现实，“在爱之前先予以理解、分析、解释，这构成了（满洲）文学的前提”。同时,吉野治夫强调,真正的“满洲文学”还应该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上对其文化遗产进行清算：那些歌颂日本移民如何来到“满洲”，如何经营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如何扶植起以日本人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不属于满洲文学，而是殖民地文学的产物”，必须“被排除出去”；与为殖民统治唱赞歌相比，“满洲文学”更应该表现“日本人是如何飞扬跋扈，满洲人是如何遭受歧视的实际状况”。通过倡导这种以殖民批判为导向的现实主义的“满洲文学”，吉野找到了融入中国东北社会的突破口。同样，在“沿着京图线徒步调查，深入沿线朝鲜族定居的村庄，目睹他们生活实态”的过程中，秋原胜二也提出了“放弃日本、凝视满洲”的主张， 要求日本知识分子“洗去日本的习气”，“直视满洲社会”，“实现对于自身的改造”。以此作为“满洲文学”的指导性原则，秋原进一步分析了以“满人题材”为表现主题的必然性：“满人的生活不可能否定，我们自身生存在满洲的现实也无法改变，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要一直同满人生活在一起。正因为此，满人在想些什么，他们所希求的是什么，我们又在思考些什么，渴望得到什么，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考察出发必然会产生‘满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种针对满人的感情的本质是我们融入（满洲社会）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洞悉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之道。” 对于秋原胜二而言，“满洲文学”就和他在完成满铁调查任务时所撰写的调查笔记一样成了科学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手段，而对“满洲题材”进行全方位表现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的与认知有关的各个环节，这使得在“满”日本知识分子对东北人民和东北社会的了解不断加深，并使其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与被殖民者彼此结合成为可能。与秋原胜二不谋而合，青木实进一步明确了“满人题材”的表现对象，在认识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伦理性的内涵：“不管有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同满人打交道。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我们的生活总体上因为满人才得以成立……如果我们突然被别人骂作笨蛋，要么会平静地质问对方，要么则暴跳如雷。但如果受害者是我们身边的满人，就算他们听懂了骂的是什么，在通常情况下也会坚持‘暗自沉默’。不管内心怎么想，很少有表面的反抗和理论。如果被骂者是满人知识分子，这种‘暗自沉默’就会形成更为根深蒂固的心结……在小说中描绘满人时，固然要探究其心理特征，但归根结底要以正义感为出发点。创作满人题材的作品，不能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异民族而进行猎奇式的表现，这样是决计无法产生优秀之作的；同样不能对他们只做故事性的描绘，而是要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创作出与其魂魄相依的作品。不止是感情上的相克，利害冲突、民族对立，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文学作者应该是评判是非的正义的代表，就算民族上有差异，但还是要按照正义的原则去写作……秋原指出我的满人题材作品呈现出弱势的特性。我自身的弱势正与满人社会中的弱者相通，因此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描绘……那么，在满人内部，究竟应该以哪个阶级的人群作为表现对象呢？应该是平凡的庶民阶层。要尽力展现他们在面对战争、内乱、匪贼横行、各种旱灾水害虫灾、国家变动、物价飞涨时默默守护着自己的蜗居，不受眷顾、亦不至断绝生路的底层生活，并投之以关爱的目光，这才能使作品具有无限的魅力……与支那风俗、满洲风俗相关的书中，什么结婚仪式、葬礼仪式、家中布置等内容，都并非对事实的真实的记录。（相反，我们）要为他们代言，说出他们想说却无法说出口的话，描写他们真实的生活，如果能够促使当政者反省，为其提供参考的资料，也算是利之所在了。” 如果说秋原胜二对于满人题材的强调仍然是以维护在“满”日本人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伪“满洲国”尖锐的民族矛盾以及被殖民者的切身感受，将广大东北民众视为“没有能力界定自己”的他者和“科学的客观性”研究素材 的话，那么青木实则从根本上挑战了这一东方主义式的认知模式。有感于身边中国人“暗自沉默”的处境，青木实清醒地认识到殖民统治和民族压迫构成了当下“满洲”社会最为严酷的现实，因此，在他看来，真正揭示客观现实的“满人题材”作品不应该专注于风土人情的记叙，更不应该以异国情调取胜，而是要直面殖民地社会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聚焦身为被殖民者的中国人饱受天灾人祸之苦的艰辛生活，对殖民政治的罪恶进行大胆的暴露和批判。另一方面，青木实还指出文学并不只是再现外部世界的“移动的镜子”，同时也应该担负起人文关怀的责任，以特定价值标准和道德良知作为支撑。对“满洲文学”来说，这一“精神之荫”具体体现在对于东北人民的同情和“关爱”上，要求日本知识分子在创作“满人题材”作品的时候，对“满人”对象倾注真挚的情感，在内心深处与他们产生共鸣并结为一体，为他们，尤其是他们当中居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抗辩、代言，对殖民政治进行揭露和反抗。在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础之上，青木实超越了以日本人为出发点的认识视角，主张建立一种不但对被殖民者的主体性地位予以充分尊重和重视，还从其切身利益及真实感受出发、将其所遭受的苦难作为核心表现内容的反殖民主义的“满洲文学”。不仅如此，通过这一由日本中心向满人中心的转变，青木实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满洲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根本差异：“真正能被称得上满洲作家的，恐怕只有在满洲人中间才能产生吧。将来满洲作家的主流当然是满人作家，而那时在满邦人作家只能充当旁系的角色”。同样，“在满邦人作家的努力所起到的只是垫脚石的作用”，“终有一日，满人作家将自己拿起笔来”，“在报纸文艺栏中首先刊登的将是以汉语写作的文章”。这种以中国作家为主体、凭借汉语进行创作的“满洲文学”自然不属于日本文学的范畴，其对殖民文化等级体系的颠覆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基于青木以“满人”为中心的“满洲文学”观，吉野治夫向日本本土文化界大声宣布：“满洲文学不是日本文学的延伸，而是满洲民族自身的文学创造，其特点有三，一是对满洲独自主题的挖掘，二是对日本文坛依存心理的排斥，三是对满洲独特文学形式的发现，这三点因素推动着（满洲文学）像雪崩一样不断向前发展。” 在“作文派”同人共同的努力之下，强调“扎根满洲社会现实，融入满洲大地”、以现实性和反殖民性为特征的“满洲文学”论最终成为影响在“满”日本左翼知识分子群体的“主导性立场”。 四 “作文派”的现代性意识及其
对日本马克思主义“转向”话语的颠覆
结合上面所提到的与《作文》有关的外部信息对其同人在这两次论争中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进行梳理，不难发现为“作文派”所共有的一系列思想特征。首先，构成《作文》同人论述基础的是科学、理性、进步这些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于他们而言，一切社会文化机制的建立都必须立足于客观现实，受其影响和支配，因此，应当依照科学的方法，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对其进行观察、分析和理解，并通过这一认知过程为自身制定基于现实的行动准则。落实在伪“满洲国”的具体语境之中，《作文》同人原本是作为现代化殖民事业的开拓者被满铁公司派往东北各地进行调研、开展相关工作、为“大东亚分配计划”服务的, 然而在接触到少数日本殖民者对广大中国民众施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实际情况之后，他们逐渐认清“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即所谓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欺骗性，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完全建立在满人的基础之上”，要求对东北人民进行深入的体认和关怀，并以“满人”为中心依据合理化原则重新勾划自己的生活道路乃至伪“满洲国”的政治秩序。所谓“他们是日本血统的满洲人、而非日本人；他们将满洲作为故乡、作为自己的土地、作为永久的家园” 的“满洲二代移民意识形态”正是“作文派”寻求自我重建的集中体现；而其对于伪“满洲国”主权独立的强调、对于日本政治干预的排斥以及对于殖民统治罪恶的揭露和批判则反映了他们致力于社会变革的努力。这一从现代性精神出发的立场使他们超越了民族身份和语言文化认同的限制，站在了殖民主义的对立面。其次，在《作文》同人眼中，文学只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特定手段，所以，他们一方面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则特别强调了文学的“社会性”功能。文学现实主义假设“文本与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对应”， 暗示其在反映客观现实时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因此，同其他文本类型相比，现实主义文学被认为能够更加科学而全面地表现外部世界，从而促使作者与读者摆脱思想局限和主观偏见、投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而文学之于社会政治的相对独立性，也使得以创作为途径开展现实批判成为可能。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为“作文派”成员所推崇，成为他们文学实践的指导思想。正如加纳三郎所阐释的那样，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之下，托尔斯泰超越了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走上了反对贵族社会特权的道路；同样，通过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文学展示，赛珍珠比任何一个日本汉学家都更了解什么是中国的本质；而《作文》同人正是要将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满洲”独特的文学形式发扬光大，进而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勾画“真正属于满洲社会的文化蓝图”。同日本文化相比，这一满洲文化不仅是独一无二的，更是一种“要进步得多的新的文化存在”。与此相对，他们不但反对“无视社会现实”、“强行从自我观念表层引发的”意识形态宣传或是“把文学当作宣传媒介”的“国策文学”，斥其为“法西斯式的文化理论”而予以批驳，还对为了凸现异国情调而“随意点缀一些诸如马贼、暗娼、红土、驴马之类满洲意象” 的做法以及那些夸大满人“没法子的观念和爱面子的习癖”以迎合殖民文化偏见的作品抱以谴责的态度。 再者，“作文派”所推崇的不是日常琐碎的、印象化的生活断片，而是高尔基那种“以高屋建瓴的世界观观照现实，揭示其本质性的、特殊性的、典型性的要素，而将其次要的、非必然的、不具特殊意义的内容排除在外，最终达到哲学高度”的“社会现实主义”手法。对他们来说，对于被压迫民族与底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怀构成了这种具有哲学意义的世界观的核心内容。在青木实那里，它具象化为一种发自内心的“正义原则”、一种与被殖民者“魂魄相依”的情怀以及为其打抱不平的使命感；而在日向伸夫那里，它则体现在对于共通人性的强调上：“我们的道德感同样也是他们的道德感，二者之间是共通的。人性的真实超越了民族的界限，使彼此心灵相通，感到温暖……在思考以满人为素材创作小说之前，先对共同的人性进行思考；在描写满人的生活习俗之前，先对他们的人性予以展现。人生之重、人性之美，这些真实的存在借助满人题材而得以呈现，这不正是文学的正道吗？” 通过否定作为被殖民者的中国人与作为殖民者的日本人的本质差异而代之以人性的共鸣，以日向伸夫为代表的《作文》同人从现代人文主义观念出发超越了日本至上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和话语体系，对殖民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进一步的挑战。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作文派”成员还在其论述当中大量地使用了“阶级”、“普罗大众”、“资本主义”、“封建性”等众多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而其在分析伪“满洲国”社会构成时所采用的方法论以及对于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贫苦农民的关注也显露出强烈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影响。如前所述，随着左翼社会运动在日本被全面取缔，许多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日本知识分子纷纷来到中国东北，《作文》杂志的很多核心撰稿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这为“作文派”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提供了极佳的注脚。在“关于东洋性社会的认识”一文中，子安宣邦分析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如何被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所利用，为其在中国的军事侵略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亚洲观与黑格尔的一脉相承，二者都以“停滞的亚洲”和“亚洲的专制”作为立足点，经过意识形态宣传的诠释，这种“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根源被归结为“军阀统治”，而日本的军事介入则被看作是促进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使其进入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用子安的原话来说，就是“亚洲停滞性这一针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认识视角，使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把中国旧社会的破坏和更新视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使命这样的话语”。无疑，在“满”日本左翼知识分子一开始也大多接受了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在这个意义上，上野凌峪等人才会提出“通过满洲国的建国，实现东亚民族，即封建社会军阀奴役下东洋受压迫民族解放”的论调。连早在1932年便参加日共、之后因参加劳工运动获刑两年的女作家牛岛春子也把东北农民所遭受的苦难归咎于“封建军阀时代非人性的渣滓”，并将从 “王道乐土的肯定要素”出发对其进行批判和克服作为“满洲文学”的历史使命。尽管如此，基于满洲国的社会现实，牛岛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在封建残存之上，是高度发展、极端发达的畸形的日本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掠夺，二者共同构成了一种双重的桎梏”。在这里，所谓“畸形的日本资本主义”恐怕正是对殖民主义本质的隐晦的揭露：一方面，殖民主义裹挟着现代物质文明和思想观念，以强制的方式使殖民地社会摆脱停滞状态、迈向 “更高级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上述意识形态话语所强调的重点；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上，殖民者统治地位的获得及维护，又必然伴随着暴力、压迫和掠夺，给被殖民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身处观念和现实的夹缝中，牛岛春子也在反封建和反殖民之间左右摇摆，并最终倒向“王道乐土”这一虚幻的未来而象征性地选择了前者。这种暧昧的态度同样反映在《作文》同人的文学创作上观念上，表现为成小碓、大谷健夫、古川哲次郎等人对于民族差别和在“满”日本人指导作用的坚持以及吉野治夫、秋原胜二等移民二代“日本民族是比满洲本土各民族文化更为先进的优秀民族”的论调。然而，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对满洲社会现实本身的关注逐渐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束缚，而“作文派”的核心主张也就此转向泛人性论、转向批判殖民主义的立场，并由此扬弃了马克思所谓“停滞的亚洲”的中国认识图式，批判了将日本殖民者视为中国社会改造者的意识形态话语，构成了战后日本左翼知识份子战争反思浪潮的先声。“作文派”的这些思想观点同样贯穿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之中，催生了下列四种主导性的题材类型。以日向伸夫的《第八号转辙器》为代表的第一类作品将日本“从一开始就意图让被殖民者的启蒙进步在帝国内部受到限制，使得其地位处于劣势” 的殖民策略作为表现对象，对满铁接收改造中东铁路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殖民权力围绕着语言、工作、收入等日常要素所建立起的等级差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中国员工所带来的压迫与戕害进行了“冷静而客观” 的描绘，质疑了殖民现代话语的合法性，暴露出其非理性和非人化的本质。以秋原胜二的《夜之话》为代表的第二类作品以寓言式的手法展现了身处伪“满洲国”的日本知识分子内心所经历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即“将殖民地想像成他们的祖国、将殖民地原住民想像成他们的民族” 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移民二代”否定日本文化身份、融入中国东北社会的强烈愿望。以竹内正一的《友情》和《白眠堂小道》为代表的第三类作品聚焦于利用殖民者的特权身份，好逸恶劳、坑蒙拐骗、肆意挥霍，过着寄生虫一般生活的在“满”普通日本人，对他们的丑恶形象尽情嘲弄、极尽讽刺之能事，以揭穿殖民官方宣传所强调的“日本民族优越论”的荒诞性，突显殖民体制的内在矛盾与精神危机。而以竹内正一的《一农夫》、《孙的不幸》为代表的第四类作品则真正引入了所谓“满人题材”，通过对于日本统治之下东北劳动人民悲惨遭遇的全方位刻画，例如农民老孟因被怀疑私通抗日武装而惨遭折磨、抑郁成狂，城市贫民老孙由于强制劳役女儿将死却无法前去探望，等等，充分揭露了殖民暴力机器的冷漠、血腥和残酷，并进而颠覆了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视为反封建解放事业的“转向” 话语，对殖民主义本身提出了无声的控诉。在这四类题材之中，致力于暴露与批判的第四种类型所涵盖作品数量最多、影响力最大，而且越到后期，其所占比例愈重、重要性愈发突出。
无论是对殖民现代化进程灾难性后果的揭露、对在“满”日本人卑劣行径的嘲讽、对被殖民者苦难生活的再现，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反思，都构成了针对殖民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即所谓“建国精神”的有力挑战，既在思想观念中，又在现实层面上动摇了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随着文话会的影响日益扩大，“作文派”的观点主张也为越来越多的日本知识分子所接受，并进而引起了殖民宣传机关的警觉。在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弘报处”的要求下，1939年8月，文话会本部由大连迁至长春“满日文化协会”内，被置于殖民政权的直接掌控之下。之后不久，文话会又被迫进行组织机构的改革，从“以文艺为中心转变成文化的综合”，从“以（作家间的）联系交往为目的转变为积极谋求文化的普及和发展”， 在实质上沦为了殖民文化政策的附庸。1941年7月27日，以“国策服务”为宗旨的“满洲文艺家协会”宣告成立，与此同时，文话会也因为“不是政府授意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团体” 而遭到解散。远在大连的《作文》杂志本身同样未能幸免，受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益严密的审查制度和日益短缺的纸张供应，杂志于1942年12月被迫宣布停刊。至此，用日语进行创作的所谓“满洲文学”被完全纳入“国策文学”的发展轨道，而包括吉野治夫、青木实在内的左翼知识分子也被冠以“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罪名陆续遭到噤声， “被单方指定，登记并由政府直接监视”。以此为标志，伪“满洲国”的日语文化界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本文原载于《史林》2015年第2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