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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 | 南诚:残留中国日本人话语——以电视纪录片为题材
发布时间:2020-10-14

残留中国日本人话语

——以电视纪录片为题材

南诚(梁雪江,日本长崎大学)



       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基于战前的帝国与殖民地、地域、阶级、体验以及信念等差异,在日本社会出现了与战前不同的“国民”分裂:旧宗主国与旧殖民地的出生者、罹难者与未罹难者、本土居民与复归者等(成田2002)。但本土居民与复归者(包括遣返之人)的分裂却不止于此。与复归者形成对照的在中国的“残留者”有:到1958年后期集体遣返中断为止归国的“残留者”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为止归国的“残留者”。本文将聚焦于后者,也就是今天在日本被称为“中国归国者”前身的“残留中国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为残留日本人)。

       残留日本人长期被日本社会所遗忘,他们重新被提及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1972年之后。特别是1981年残留孤儿的访日调查开始后,残留孤儿受到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发了各种伤感情绪,同时也博得了无数热泪,在日本社会中形成了针对残留日本人的“感伤共同体”。这个“感伤共同体”主要是由初期(70年代)推进残留日本人的寻亲和促进归国运动的有在“满洲”生活经验的和遣返人员所构成。残留日本人归国的故事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残留日本人的归国故事主要是关于返回祖国与骨肉团聚的叙述: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在中国背负“敌国人”的烙印,以及文化大革命混乱期所遭受的迫害等。由于“感伤共同体”中泛滥着此类受害者的叙事,出现了被战争割裂的人生及家庭等的“战争受害者”,以及被日本政府抛弃的“弃民”话语,至今仍广为流传。本文将通过分析这些话语的生产过程,试图了解日本社会对残留日本人的认识,以及产生这些话语的政治背景。

       本文所提的话语并不限特定于文本,按照骆里山(Lisa Lowe)的定义:话语不仅是文本和文化性的资料,也包括社会实践、正式和非正式的法律、包容和排除的政治、组织形态等所织成的网眼(骆里山 1996)。简单地说,就是构成和规定认识残留日本人的所有知识。因而要考量这个问题,原本需从更多方面入手,但由于对残留日本人历史的轻视以及资料不足等问题,至今仍比较困难。因此本文仅就媒体、特别是以纪录片作为线索来考察残留日本人的表象,以及探讨“战争受害者”和“弃民”等话语的生成过程。


一、记忆・表象的媒体知多少

        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称现代为“证言的时代”。在现代,那些“作为主体不能发声的人以及默默无名的人,一直被历史的车轮碾碎而被迫保持沉默的人们开始发出声音,开始将个人的名字刻在人们的记忆里”,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徐/高桥 2000:19)。在正史中没有被记载的人往往容易被遗忘,为了对抗这种忘却,人们开始藉由记忆来作证。记忆在对抗忘却的同时,也因对抗而得以存留,既而使历史变得更丰富。“证言的时代”正是在反抗沉默的同时,也使历史变得更为丰富。记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各种记忆装置发达的今天,构成记忆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媒体。但媒体中的记忆是被修饰过的记忆,为我们的生活提供着说明附录,也是维持过去这一时间的维他命(Silverstone 1999=2003:281-282)。在电视已成为生活必需品的今天,媒体中最重要的就是电视。人们通过电视获取和构筑“生活世界”的知识,并加以实践。因此,电视被誉为仅次于行政、立法、司法的第四种权力。电视在反映生产大众意向的文本的同时,也提供了关于过去的知识。但电视也因其可塑性和特殊性,堪称现代最卓越的权力和文化装置。
        伊藤守(2002)指出:电视赋予历史独具个性的叙事和形象,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强迫人们共有这种公共记忆。此种记忆的生成是以现代社会和政治等语境以及当事者所处的位置为媒介的,因此,由于个人所处位置之不同,即使体验了同样事物的人也会有不同的表象。所谓记忆和表象就是由这些政治社会语境所建构的。支配着残留日本人话语的也是基由这种记忆和表象建构而成的。
        当残留日本人现身媒体时,出现了如何定义他们的问题。但即使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关于残留日本人的信息依然相当匮乏。正如Silverstone 所述:“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媒体通过表现与表象过去,形成了规定过去的强大力量。媒体在电视剧和纪录片中建立了历史性的权威”(Silverstone 1999=2003:273)。在残留日本人信息匮乏情况下,媒体对记忆和表象他们的过去和历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像米山所指出:过去并不是在表象之前就具有内在和决定性意义,无论任何历史事实,如果没有被赋予表象的框架以及媒介的再构筑过程,都是无法确立的(米山 1998:5)。在此过程中,有些事物被包容,有些事物被排除,由此形成了一个特定的看法。残留日本人的话语就是在有关资料匮乏的情况下,由某种特定的看法诱导而形成的。
        对于电视节目来说,发现与忘却是同时进行的(樱井均 2001),这种规律相当于记忆的唤起与遗忘。纪录片中所表达的记忆已然经过了取舍选择的过程,其选择标准是纪录片得以成立的三个必要条件:话题性、即时性和切入点的新鲜感(同上80)。而且纪录片也不是独立的“作品”,是经过对同类纪录片的参照与模仿、甚至剽窃,继而超越的过程制作出来的。基于纪录片的这种关联性和差异性,本文选择了数部纪录片展开分析。
        本文分析的纪录片有《再会:时隔35年的大陆之行》(1980年),《被遗忘的女人们:中国残留妇人的昭和》(1990年)和《X计划:大地之子》(2001年)。《再会》和《被遗忘的女人们》是最先完整地叙述了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和中国残留妇人的纪录片,也可以说是这两部纪录片建构了之后的残留日本人的叙事框架。《X计划》虽然制作于2001年,但它也和《再会》一样介绍了“日中友好手牵手协会(以下简称手牵手协会)”的访中活动,本文将以此片为线索试图探讨言论空间的变迁。
       正如前述,《再会》追述了手牵手协会对孤儿慰问和调查的访中团(27人,1980年7月11日-23日)之旅。以山本慈昭为团长的访中团,访问了北京、吉林、长春、哈尔滨和沈阳等城市,与300多位日本人孤儿会面,确认并纪录了孤儿们亲属的信息。在此期间,有两位孤儿找到了自己的亲属,并展现了感人至深的再会场面。
       《被遗忘的女人们》于1990年9月3日播出。自从1981年访日调查开始后,残留中国日本人孤儿问题开始受到瞩目,与此同时残留中国妇人的存在却逐渐被遗忘。然而,她们也和日本孤儿一样,在战败后的混乱中与家人生离死别,并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迫留在中国。但由于她们战败时已超过13岁,被认定是自愿留在中国,因而不被日本政府重视。这部纪录片聚焦于这些残留中国妇人,其主人公是出生于长野县下伊那郡泰阜村“大八浪开拓团”的残留妇人。1946年就已经回到日本的中岛多鹤访问中国,走访了这些残留妇人,听她们叙说关于归国问题的意见以及当时的心情。当时的报道称“她们与中岛女士紧紧拥抱,妇人们的望乡之情从她们流下的泪水和话语中真切地流露出来,毫无疑问她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同样作为日本人,我们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呢?”(《朝日新闻》1989.9.3)
        《X计划》分两次播映:第一次是2001年4月3日的《大地之子 奔向日本:中国残留孤儿・36年的再会剧》,第二次是2001年4月10日的《大地之子 站在祖国的大地上:中国残留孤儿・纠结的家族》。根据《X计划》的宣传主页,这部纪录片描绘了“象征战争悲剧的‘中国残留孤儿’的身份查明过程”,介绍了1981年访日调查前手牵手协会的活动,厚生省和中国方面的动向,以及亲人再会的场面等。
        以上3部纪录片的共同点是,每一部都有历史背景的说明,怀有问题意识的当事人,以及为了解决问题而付出的努力。历史背景指的是后文所述的满洲记忆和战争记忆等。怀有问题意识的当事人指的是残留中国日本孤儿的留守家庭和从事社会运动者。另外,还介绍了父母亲与孩子的再会,帮助其归国及定居的活动。但其中的不同点是,前两部纪录片认为问题至今仍然残存,而《X计划》自始至终都描绘了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故事,能够使其得以保持一贯性的原因是它无视了至今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X计划》播放当年的12月,残留日本人由于日本政府一贯的“无作为”和政策不备,将日本国家诉诸法庭。由此可以看出纪录片的描绘与现实有多大不同。

二、错综复杂的记忆・表象

       媒体和纪录片在记忆・表象残留日本人时,动员了不同层次的记忆。通过这些记忆,残留日本人被表象和叙述,进而被记忆。在此过程中建构形成了所谓的残留日本人的话语。

1、“满洲记忆”

在战后日本社会,“满洲”是个被忘却或被叙述为悲惨的存在。在叙述残留日本人时,是个绕不开的话题,所以纪录片对满洲进行了以下的描绘:
 
满洲国在昭和7年(1932年)诞生于大陆的战火中。随着日本的战败,消亡在昭和20年(1945年)8月,是一个存续了14年的帝国(《再会》)。
昭和6年(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部建立了满洲国(《被遗忘的女人们》)。
从昭和7年(1932年)开始,有超过20万的开拓民奔赴满洲。影片描绘了肥沃的大地上丰富的农作物,你也去满洲吧,富裕的生活为你的家庭带来幸福(《X计划》)。
 
纪录片在上述解说时的背景画面是满洲鲜红的落日、辽阔的农地和一望无际的水田。这些风景都是在满洲有生活体验者怀念满洲时经常言及的风景。纪录片也使用了1939年拓务省制作的《我们是青年义勇军》、1937年拓务省制作的《跃进的开拓团》以及逃亡时的影像。影像中呈现了用铁锹努力开垦的义勇军,起劲儿玩耍的儿童,享用美食的场景等老画面,企图让观众了解当时的状况。影像也交织呈现了“满洲国”国务院(现长春医科大学)、溥仪皇居(现地质单科大学)、关东军司令部(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等带有象征性的建筑物。
继满洲之后,满蒙开拓团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可以说纪录片是以满蒙开拓团为出发点来表象残留日本人的。
 
伊那郡,是长野县内满蒙开拓者最多的地方。不管哪个村 庄都送出了三、四百人,拖家带口的去了大陆,其中一半以上死去(《再会》)。
东北辽阔的大地,曾被称为满洲。半世纪前,在这里有超过20万的日本人慌于逃命。这都是由于苏联红军的骤然袭击(《X计划》)。
长野县下伊那郡泰阜村。这座小村子有着痛苦的过去。50年前,村里超过1000名的村民被送去中国大陆旧满洲地区(《被遗忘的女人们》)。
 
整理上述解说可知:伊那郡=最多的开拓者=每个村子都有300-400人的开拓者及其家属=半数以上死亡,满洲=超过20万人的日本人慌于逃命=苏联红军的袭击,泰阜村=小村子=痛苦的过去=超过1000名的村民被送到满洲。这里通过描述苏联红军的袭击、日本人的逃亡和死亡强调了开拓团的悲惨性和受害性。与此相似的叙述在纪录片中还有很多,这些字里行间的叙述激起观众对悲惨性的共鸣。
直到战败为止,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大地上,不断竖起日章旗。14年间,去大陆的农民高达37万人”(《再会》)。对于组织满蒙开拓团的原因,则强调由当时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困境以及满洲的富饶等因素所致。“去吧!去了满洲,就可以做20町步的地主。”以紧张的日苏关系和陷入极度贫困恐慌的农村为背景,昭和7年(1932年),大陆开拓被作为国策开展起来(《再会》)。
战后,日本访问中国代表团有“原军人,原满洲国官僚,原满洲开拓员,访中团的每一位成员都在战后背负着在大陆时的沉重记忆”(《再会》)。这里所说的“沉重记忆”是下节将论述的战争记忆,特别是日本战败后的逃亡惨剧,与前述满蒙开拓团的悲惨性的表象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来源于战后日本社会对于满蒙开拓团的认识。
 
原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阿部金造,是一位出生于宫城县农家的次子,15岁时,“肩上扛着铁锹和钢枪”,与300名伙伴一起奔赴满洲。他们访问了开拓团旧址永吉县乌拉街人民公社,在那里叙说关于战后的感想(《再会》)。
不管怎样,政府就是不承认呀。只让贫苦百姓、贫困的手工业者的孩子去满洲。不过如此,不知是不是我脑子转不过弯,直到今天政府也没有跟我们说过一句你们辛苦了之类的话。(痛哭,埋下脸)(一时语断)。
至少,至少承认这点,那样,拓友会聚集时,就会有更让人愉快的话题了。大家现在都不太想谈及过去,虽然也谈一些往事。
 Q:还是一个被忘却的话题吧!
 是啊(沉默)。单是义勇队就死了2万5、6千人。一般开拓团该是8万人以上了吧。全部算上,与开拓团相关的。可是,战后的评价就是侵略者的爪牙,这也太残酷了。真是,太可怕了,白的都能说成是黑的,不知不觉间自己就变成恶人了。
 
日本的满洲移民是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之类的政治话语诱惑下,将人生寄托在新天地“满洲”的。日本战败后,对于满洲的评价正如侵略、欺瞒、傀儡、野心等词语所表现的,与满洲有关联的人都被打上“侵略者爪牙”的烙印。正如战前的日本帝国被称为“总动员帝国”(Young 1998)一样,日本国民不管是谁都以某种形式参与了帝国建设,但战后却象完全没有发生一样被遗忘了,烙印的对象只限于在殖民地有生活经验的人。
满蒙开拓团是在日本政府的推进下才付之实现的。参加开拓团的在当时也被赞为是在为国家做贡献,战后被视为“侵略者的爪牙”。对于国家截然相反内的态度,阿部金造用“白的都能说成是黑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遵从国家政策,为了国家着想,可是“不知不觉间自己变成恶人了”。战后,大多数在满洲生活过的人都背负了这种烙印。正因为有这种负的烙印,反而强化了很多在满洲生活过的人对满洲的乡愁,以及战败时逃亡的印象。
“梦想与希望都破灭了。不然仍然在那里住着吧(哭)”。阿部金造的话到此结束。由于战败,“梦想与希望都破灭了”,不然的话“仍然在那里住着吧”。“那里”指的是满洲,是开拓团故地的永吉县乌拉街人民公社。虽然对于“那里”没有任何说明,但可以从影像中读取其要表达的意向。
影像是从开拓团旧迹改建的幼儿园开始的。生龙活虎跳跃着的儿童,面露欣慰表情看着他们的访中团。之后,满含眷恋地遥望着田野,阿部金造说了那句“这才是真正的开拓团”。镜头开始转向正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迎风摇摆的青青麦穗,在地里忙碌着的农民。这些影像正影射了当年的开拓团。这种将开拓团的过去与现在相对接的场面在片中还有很多的展现。纪录片试图通过这些表象来描绘已经不存在的“满洲”。
“(访中团)开始遍访旧满洲广阔的大地”(《X计划》);“黑龙江省,曾经的满洲旷野变成了水田地带”(《被遗忘的女人们》)。这种将旧满洲与现在相对接的解说在纪录片中随处可见。在《被遗忘的女人们》中有更加明显地描述:“直到昭和20年(1945年),从泰阜村到满洲的1319人住过的大八浪开拓团旧址,现在没有一个人了。多鹤女士在事隔44年后步入了村子”。“村子里日本人建的房子只剩下三间,现在住着中国人。入口的木门,伸出外部的长烟囱,与多鹤女士的记忆完全一致”。看到这些,中岛多鹤说;仍然原样使用着啊。看到这栋房子的时候真的很怀念。最后影片解说道:虽然大八浪仍有几处泰阜村开拓团的旧迹,但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人的村庄。
访问开拓地的旧迹,既是再访故乡,也是慰籍乡愁的一种活动(坂部1999:112)。凭借当时的记忆,在当地找寻之前的建筑物和风景也是这个原因。但在这其中,以前的日本人・开拓团和现在的中国人是以一种二元对立的形式被描述出来的。如:“日本人建的屋子,有三座”保留了下来,但“现在住着中国人”。有几处“开拓团的旧迹”,但“如今已经完全变成了中国人的村庄”等。这种叙述是将开拓团时代的自己放在“当今/此地”的时空里,通过与当地人(中国人)的重叠,慰籍他们的乡愁。同时,也意味着由于战败造成的日本人与中国人在地位上的逆转。

2、战争记忆

《被遗忘的女人们》制作当时,中岛多鹤对战争记忆被渐忘的风潮表示愤慨:“简直不可理喻。对于那些因战争失去性命的人来说,过了40年也许可以放下了,但是残留孤儿和残留妇人仍然活着。可以不管不问吗?特别是残留妇人,对自己留在中国的经纬全部知晓。但却被忘掉了,这实在是太残酷了”。也正如介绍这个纪录片的报纸所描述“她们无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样,残留日本人被定义和表象为“战争受害者”。在《再会》再次被播放时(1990年),有这样的解说:“战争将最大的牺牲加诸于最弱势的人群”。但这里的战争究竟指的是什么呢?除了《再会》中言及的“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在这里埋下的一颗炸弹的爆炸引发了中日15年的战争”之外,纪录片所表象的战争无非就是战败和苏联红军的攻击,以及逃亡。
“昭和20年(1945年)8月9日,苏联突然参战,在战败的饥饿和寒冷,恐怖中,人们不断地倒下,或者自杀”(《再会》),“8月9日,苏军撕毁了与日本的中立条约,越过国境,开始了突然袭击”(《X计划》),“8月9日,苏军跨越国境,攻击了开拓地”(《被遗忘的女人们》),各部纪录片如此描述和解说苏联的进攻,还展现了苏联进攻时的影像,逃亡的人群以及收容所里孤儿的身影。逃亡中的悲剧场面也被进一步的渲染。
“昭和20年(1945年)春天,为防备苏联的参战,关东军为了防卫新京以南的地区,开始从北满秘密撤退。包括大八浪,几乎所有的开拓地都成了被放弃地带”。“开拓团的男人,除了干部以外都被召集当兵,只有留下来的女人们带着老人,孩子和病人逃亡”(《被遗忘的女人们》)。这就是逃亡的开始。住在边境的开拓团为了回日本,都向着最近的车站或大城市前进。“白天躲起来,晚上趁着夜色不停地步行前进”(《X计划》)。“不久,食物就消耗光了。开始有人倒下。想要过河,儿童因力竭被浊流卷走。婴儿在母亲的背上饿死”(《X计划》)。被浊流卷走、饿死、丢弃等词语在纪录片中频繁出现。
原开拓团员在访问逃亡途经的河流时回忆说:“在这里,扔掉了所有的马车,然后拿上所有能拿的行李,渡过了这条河。病人啦,老人,还有体弱的,就在这里告别了”,“病人和老人们说;走吧,在这里道别了。过不去河呀”;“现在,那边架上了桥,当时没有桥啊。所以才会渡河”(《被遗忘的女人们》)。一条河成了生死分界线。在此强调了“强壮的人”和“病人”、“老人”的区别,“病人”、“老人”过不了河。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由于“病人”“老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其他人得以活命,由此给他们的死亡赋予了正当意义。这些叙述虽然可以诱发感动,但却看不到真实的背景。
如今虽然有桥但当时没有,所以不能渡河。但对于当时为什么没有桥却没有解释。《再会》叙述道:“1945年8月,为了防止敌人追击,关东军一边退兵,一边不断地破坏木桥和铁桥。后来,从苏满国境附近和开拓地逃命到此的难民,由于要渡过没有桥梁的河流,被河水吞噬而死”,这些解说词在此却没有出现。这种排除性的叙述模糊了责任者和责任机关,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战争。
悲剧叙述中也常使用“匪贼”、“暴民”等词语。“不断侵入的开拓者,对于被掠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来说,他们是侵略者的爪牙。这种仇恨将战败后的悲剧进一步扩大”(《再会》)。一度离开的开拓团重新回到居住地时,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却是“匪贼”。“我们回到开拓地,家里已经被匪贼抢光了,家具也没有了,牛啊猪啊也都被偷了。四面的山上燃起了烽火。我们已经被匪贼包围了”(《再会》)。这里所说的匪贼,被描绘成仿佛是“被掠夺了土地的中国农民”。事实上,从在满洲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录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如下描述:平时很温和的当地农民由于日本战败而成为暴徒。
如上所述,纪录片对于满洲的记忆主要集中在风景、开拓团、战败时(苏联红军的进攻,逃亡)的变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逆转。这是对满州这个“故乡”的乡愁,以及在满洲生活过的人的一种表象,也可以说,这是由于丧失了殖民地权威和领有权、以及战后对这段历史的否定所造成的落差,堪称从满洲遣返归国者自我认同政治的一种表现。
丧失殖民地权威之后,殖民者在表象自己的时候,记忆中的文化风景被呈现出来是必然的,这是“支配殖民地的主体不想正视自身”的一种表现(Suleri 1992=2000:19)。事实上,在纪录片中,开拓团时代和战败时的遣返者自身的立场几乎完全没有被叙述。纪录片就这样:通过对于梦幻般的满洲和之后的逃亡惨剧的交织对比,更加鲜明地描绘了战争(苏联的进攻)带来的伤害。残留日本人正是透过这些表象而被叙述出来。

3、“中国残留日本人”的记忆

割裂的家庭记忆
由于苏联的进攻,旧满洲地区一瞬间化为“地狱”。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要让孩子活下去。只希望如此,很多母亲把孩子托付给了中国人”(《再会》),“希望孩子能活下去。被逼无奈的母亲把年幼的孩子留在了中国大地”(《X计划》)。就这样,纪录片将残留日本人的形成放在战争带来的悲惨框架内展现,还叙述了家族被割裂的故事。
《再会》和《X计划》叙述了佐藤一总(原陆军中尉)和女儿李秀兰的家庭被割裂的故事。佐藤由于要出征,想把家属先送回日本,“逃到了吉林。在一所很大的收容所里祖母去世了。母亲的工作是在葬礼上烧纸钱,但工作没有了,也回到了收容所。后来母亲冻死了。我就趴在尸体上痛哭”(《再会》),然后形单影只的李秀兰就被中国人收养了。但这段经历在《X计划》中被描述成“在吉林被卖给了中国人”。
《再会》也展示了原伊汉通开拓团的根间忠男和他妹妹被迫分开的故事。根间在1941年从冲绳参加满蒙开拓团,全家一起到的满州。“战败后的第二年2月,在零下30度的哈尔滨收容所里父母相继去世。7兄弟中5个弟妹也因营养失调去世。13岁的根间只能将7岁的妹妹托付给中国人,自己一个人回国。当时妹妹哭喊着挥着手的样子,一直烙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根间回忆当时说:“我就像个魔鬼般的哥哥吧。我老婆之后也责怪我。你当时都13岁了,难道就没有兄妹之情吗?她这么责怪我,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也想过,如果两个人拉着手一起走,就算中途死掉那也好啊”。家庭割裂的记忆不仅在战败当时,直到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
家庭割裂的故事在战后有很多。“35年的岁月,父母那边也发生了很多变故”(《再会》)。“母亲的家书来了~。母亲又结婚了~”访中团员的话音刚落,画面中又插入了解说词:“好不容易,山本找到了他的亲生父母,但也有不承认子女的父母。也有因为找到父母反而让孤儿更加伤心的例子”(《再会》)。这些言论在《X计划》中也有述及:“有一天,团员找到了被认为是孤儿母亲的人,拨通了电话。问她是否有儿子留在中国。问过后,母亲突然哭了起来。她是瞒着把孩子留在满洲一事再婚的,现在无法向家人交代”。
在中国残留妇人的表象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叙述。“想来,小治留在中国也是为了帮助日本的家庭”,“年轻的女孩子为了家族牺牲了自己,被卖给附近的中国人”(《被遗忘的女人们》)。另外,战后的中国残留妇人不能回国是因为亲人不愿签署保证人同意书。这种言论也是中国残留妇人在战后家族被割裂的一种叙事形态。

国家的记忆
“他们花费了35年才能再一次握日本人的手。很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日语也一句不会说”(《再会》),“孩子们战后作为中国人长大。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忘记了日语,忘记了日本的名字,但从没忘记过自己是日本人”(《X计划》),“在这里成为中国人的妻子。还没有丢掉日本的国籍。女人们一直盼望着能回日本”(《被遗忘的女人们》)。虽然“日语也一句不会说”、“战后作为中国人长大”、“成为中国人的妻子”,但他(她)们是“日本人”。此类让人联想到国民国家的叙述也频繁出现在纪录片中。
山本慈昭“每天都收到10几封信”,“6年间超过了2万封”(《再会》)。与解说词同时在屏幕上出现的是书信的一部分:三十余年,我时时在想念我的祖国~日本。《X计划》也使用了孤儿的书信。播音室主持人边说明边拿出书信解释:“看这个,一定会写进去的,是这里。想回日本。这边写着我要求回日本国”(《X计划》)。除此之外,参加访中团,和中国残留日本人孤儿握过手的柏实说:“那种凹凸不平的手,让我感受到血流的涌动。真的,真真的,能感受到血脉涌动,紧紧地握住的手”。这里所说的“血脉”,让人联想到日本人的血脉。
残留妇人因为有语言能力,她们用自己的话语叙述了对日本的情怀。“从没忘记。忘不了,忘不了啊。我说啊,和中国人一起说话时,我一定先说,我的日本,真的好,(哈哈哈),就这样说。忘不了啊”(岛辉子(57岁)),“同样是日本人,大家,全都回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留在中国,中国人都这样说,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为什么不回日本,(干笑)你真傻,连手续都办不了,然后就笑话我”(小林安美(61岁)),“日本,我真的想回日本。是年纪大了的缘故吧。回日本再死”(牧野织惠(73岁))(《被遗忘的女人们》)。
见到幼时朋友中岛多鹤的残留中国妇人异口同声地诉说了对祖国日本的思念之情和作为日本人的自豪。这次的再会可以说,由此转变成了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的场域。因为战败,对于在满洲的日本人来说,满洲从决心埋骨于此的故乡转变成活生生的地狱和敌国。与此相对,一度脱离了的日本转变成类似“祖国”、“母国”、“故国”等应当回归的故乡和应当再建的故乡(高2001:220)。战后集体被遣送回到日本的人,虽然对满洲仍存乡愁,但也再次获得了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而被日本社会所遗忘的残留日本人,这样的机会却被拖延到40之后。但在这里被确认的,与其说是作为日本人的身份认同,不如说是通过与遣返者的共通体验所得到的身份确认。但是,这是以40年以上的时间空白为代价,以“恐怖”为媒介的对祖国的思念之情与思乡之念。
如上所述,纪录片激起了对满洲的思乡之念,以及战争(战败时的混乱和逃亡)的悲惨记忆,在此框架内也穿插了残留日本人的家庭割裂和国家主义的故事。但这些记忆并不完全是残留日本人的,大部分都来自担任寻亲和促进归国运动的遣返者。要表象这些缺乏语言能力,并且在日本社会中没有发言权的残留日本人,只能依靠作为代言人的遣返者的记忆。这些记忆在纪录片中以残留日本人的寻亲和促进归国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了。通过这些表象,产生出了残留日本人是“战争受害者”的话语。
“因为有战争孤儿的牺牲才会有我们今天和平的生活”,“绝不能重复这种造成悲剧的战争”,“30多年的漫长岁月,被战争割裂的家庭命运”。从这些观看纪录片的感想可以看出,残留日本人=战争受害者的话语是通过媒体产生并传播的。但残留日本人=战争受害者这种言论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被建构起来的。纪录片为了表象这一点,排除了一些不适当的记忆。例如:民间团体在运动中主张残留日本人的形成是因为“满洲移民是在日本政府所定的国策下推行的,但战败时日本政府没有传达正确的信息,也没有采取保护措施”等,并没有展现在纪录片里。纪录片为了将表象收敛到特定的语境中,压制、淡化或排除了其他意蕴。

三、记忆・表象的政治学


1、排他的记忆和想象的记忆

原哈达河开拓团小学教师岩崎澄说:我战后从来没有烫过头。就为了等能去中国时马上就过去,一点点地积攒旅费”(《再会》)。她的目的是“见见活着的学生,听他们说说开拓团的结局”。哈达河开拓团是一个465人集体自杀的开拓团。岩崎的“母亲和哥哥也在那个时候死去了”。岩崎说:“那天我偶然去了市集。为了知道父母和学生的情况,我拼命地想回村子,但被逃难的人群推搡着,只能含泪回国”。来到中国的岩崎听自己的学生马场周子(吕桂芹)述说了当时的情况。
马场讲的是中文,翻译显示在字幕上,“排他的内容”就出现在翻译过程中。马场说;“我7岁的时候,记得是傍晚,太阳虽然落了,但还能看到人的脸。一位日本兵来了。我们是集体走的,没有单独的。集体一起走。听从上面的命令走。命令来了就走了,母亲⋯⋯,父亲已经很久没在家了,去军队了,为了和苏联战斗。母亲在家里养育我们5个子女。我们5个子女都坐上马车走。那时候,人和马都很多。人特别多”。与她的话相对,字幕显示的是“我7岁时的事情。来了“立即逃难”的命令,我们跟着日本军开始撤离。途中经常碰到苏联军队的飞机轰炸。然后,一位军人来训话”。马场叙说中的“为了与苏联战斗而去了军队的父亲”完全被排除。字幕加上的是叙说中没有的“途中经常碰到苏联军队的飞机轰炸”,“我们跟着日本军开始撤离”等语句。
由于当时开拓团的年轻男子都被召集到军队,只剩下老弱妇孺,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开始逃亡。但却被表象为“跟着日本军撤离”。叙说中虽然出现了一位日本兵,字幕却夸张为“日本军”。实际上就连这位日本兵也不存在,他只不过是穿着在乡军人训练服的开拓团团长(中村1983:266)。这样的编辑再加上“苏联的飞机轰炸”等表现战争的词语,更加强化了战争的记忆。通过这些表象启发了残留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他们的惨剧起因于战争的想象。在纪录片的其他部分,也可以看到引发这种想像的描述。
就像《被遗忘的女人们》的解说中提到的,与中岛多鹤一起参加泰阜村开拓团的童年伙伴中,“象多鹤一样没有被卖给中国人而回国的只有三个人”,中国残留妇人自始至终被描述成“被贩卖”的人群。但事实是这样的吗?
佐藤治战后在方正的收容所,由于饥寒交加,全家一起进了当地人的家。“想来,小治留在中国,也是为了帮助日本的家庭”。这个解说词之后,画面从佐藤家转为在田野里的单独采访。看守所里“没有米,没有钱,很冷”,为了活下去,佐藤带着老二进了当地人的家。后来母亲们回了开拓团入植地大八浪,当时得到了食物和5、6元的钱。虽然佐藤只是在叙说自己进入当地人家是为了救全家,但却被问“只有5、6元!!”“你的价值只是5、6元吗?”通过将佐藤治与金钱联系在一起,强制性地将“被贩卖”的故事叙述下去。
另举一例。“当时的中国还有买卖婚姻的习俗。贫穷的中国人买了日本的姑娘。但被卖的并不只是年轻的姑娘”。这个解说词之后,讲述了山下一江(72岁)的故事。“一江当时28岁,有丈夫和5岁的孩子。但有丈夫,中国人就会警戒。所以慌称丈夫是小叔子,三个人就住进了这个农家”。她的丈夫在1953年开始遣送日本人的时候,“瞒着一江,独自一人回去了”。对于去当地人家一事,山下回忆说;“那时,我不想去。但是,那个,那个,回去的人也没有钱,孩子到了夜里就会哭,很冷所以会哭,如果听到谁让我去的话,我就会去(字幕:谁说让我去的话,我就会去⋯⋯)”。虽然山下冷静地叙述着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下,为了求助而进入当地人家庭,以及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回忆,但上面的解说词却只是在强调“被贩卖”的故事。
“被贩卖”的故事加上解说词所叙述的“买卖婚姻”的中国旧风俗,让叙述变得更加鲜明。但从山下一江的故事中完全看不到有关金钱的叙述。即使有金钱上的授受,也不能肯定就是“买卖婚姻”。

2、空白的记忆

残留日本人在被表象为战争的悲剧及其副产品的同时,这种记忆又转化为令人感动的亲人重逢的故事。通过这种感人肺腑的故事,在日本社会构建了残留日本人的“感伤共同体”。这种“感伤共同体”孕育着表象的象征主义。表象的象征主义是指一方面伪装让少数者自由发言的自由性,实际上是压制了那些批判社会现状的言论(米山 2001:216-217)。
经过37年的忘却时期,残留日本人才在日本社会再次出现,但为什么会产生那段被忘却的时期却没有被追究。1970年代,以手牵手协会为中心展开的社会运动正是要追究这个问题。也正是从这些运动中,形成了残留日本人是由于日本政府的无作为而造成的“弃民”的看法,但纪录片中对此非但没有任何展现,反而将那段忘却时期表现成不可视的空白记忆。
“对于孤儿来说,中国是养育他们这些被遗弃的孩子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在35年间没能对自己伸出援手的祖国”(《再会》)。日本“没能伸出援手”的原因,被叙述成中国对满洲国的否定态度以及中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等因素。“(昭和)20年8月,满洲事变的纪念碑被中国民众推倒。中国当局是在记载这种仇恨文字几乎消失殆尽的35年之后,才能够接受寻找日本人孤儿的访中团”。与这个解说词同时在画面上出现的是纪念碑,字幕显示“不忘九・一八⋯⋯血泪仇”。另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初期的中日友好气氛中,满洲并没有被主动提及,但记录片却刻意地展现了满洲。访中团访问新京时,向导讲解“满洲国时代,那是儿玉公园。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战争。非法占领了中国东北,在中国东北制造了满洲国,傀儡政府被制造出来后,长春被改名为新京”。“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战争”“非法占领”“傀儡政府”等词语都是表达中国方面仇恨的词语,由此强调了这种仇恨至今仍然存在。
开始准备帮助残留日本人寻亲的山本慈昭说:“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旋风中,与日本的国交封锁很严”,所以根本无法联系。纪录片强调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与日本的国交封锁很严”,使得寻亲活动不能展开。“没有国交”这种措辞可以说也是残留日本人被忘却的原因之一,把它和中国国内混乱期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更加强化了这一点。但考虑到中日邦交正常化缔结的1972年也正值文化大革命,那这种理由就很难成立了。
在纪录片中频繁登场的山本慈昭,被说成是为了寻找留在旧满洲的女儿启江才开始参加寻亲的(《再会》《X计划》)。但实际上山本慈昭开始参加该活动的契机源于1965年从中国寄来的书信(和田1987)。1969年才被告知或许自己的女儿和学生还活着。依据从中国寄来的书信为线索,山本慈昭通过广播,开始了寻找残留日本人孤儿父母的活动。正是有了这些脚踏实地的活动,才有后来手牵手协会的成立。然而纪录片却完全没有提及这些活动。通过这种有意的排除,将寻亲活动不可行的原因归咎于中国国内的混乱、文化大革命、中日断交等,从而保持了纪录片要叙述的故事的连贯性。就这样,通过中日断交=空白期间等的表现,使得战后的忘却这件事情本身也被遗忘了。

四、结语:

“残留中国日本人”是否被论述过?

在日本经济高度成长的战后,被忘却的残留日本人的“感伤共同体”终于在1970年代出现,它是由满洲遣返者进行的残留日本人的寻亲和促进归国运动、以及满洲遣返者的“自我认同的政治运动”、满洲的“追忆共同体”等所促成的。在当时的日本社会,知道残留日本人的存在,并对此表示关心的只有遣返者。在日本社会为残留日本人代言=表象的也一直都是遣返者,因此,有关残留日本人的回忆大部分都来自这些人,由此形成了叙述残留日本人时的大框架,正如纪录片所表象的对满洲的乡愁情绪、逃亡的惨剧等。
残留日本人作为“战争受害者”和“弃民”的牺牲者叙事,正是在上述的多重结构中产生的。这种言论是把寄身于救济和忘却的政治体制中的残留日本人移植于政治性主体的一个修辞,通过媒体而普及到普通大众。但在媒体表象的时候,已然经过了各种折衷,结果正如本文所考察的,纪录片只是强调了“战争受害者”的一面。所有这些通过媒体传播构成了支配残留日本人的叙事形态,至今仍占有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残留日本人也为了获得在日本社会的发言权和恢复自身的主体性,追随这些叙事形态来叙述自己。因为人们想要成为叙述者,如果不学习既成的“话语”模式,就不能叙述自己(栗原等 2000:13)。作为“故事提供机构”(井上1998)的媒体,在他们学习表述自己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就是说,本文考察的媒体所创造出的“感伤共同体”勾画了残留日本人的“发话位置”,并得到社会性的再生产。
但是,从以上分析可知,为无力发言的残留日本人代言的一直都是早期回到日本的遣返者。他们之间存在着叙事时的非对称性,遣返者自身的自我认同运动等问题。就这样,残留日本人只不过是被召唤到既有的“战争受害者”言论中:这些言论是从错综复杂的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也可以说,残留日本人不过是被收敛到遣返者的记忆之中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可以说残留日本人真正被记忆、被论述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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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孙江主编《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