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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推介 | 叶柳和则:横跨欧亚大陆——作为殖民性文本的《东亚官方指南》(1913-1917)
发布时间:2020-10-16

横跨欧亚大陆

作为殖民性文本的《东亚官方指南》

(1913-1917)

文 | 叶柳和则(长崎大学教授)

译 | 程善善(东京大学博士生)


前言

本文的研究课题是,通过对近代日本的中央官厅铁道院在1914年(大正3年)发行的英文版旅行指南书《东亚官方指南——连接欧亚大陆》(以下简称为《官方指南》),及其在1909年(明治42年)发行的日文版旅行指南书《铁道院沿线游览地指南》(以下简称《游览地指南》)这两个文本的比较,揭示后日俄战争时代包含在日本的东亚表象之中的殖民性意图之所在。

目前正在出版的旅行指南书里有关长崎都市形象的描写用到了诸如“异国情调”、“异国情趣”这样的短语,笔者将研究的目光放在了这些短语背后所蕴藏的“凝视的政治”,并以此出发,着手于通过这些指南进行长崎表象的研究。笔者最初是以研究《游览地指南》为开端,此乃铁道院(1920年,即大正9年,更名为铁道省)于战前一边更换标题和装帧,一边不断发行的面向日本国内旅行的日文版指南书籍。这方面的成果已经以《日本的东方主义以及长崎表象》(Japanese Orientalism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gasaki)为题发表在2014年10月份的韩国海洋大学学术期刊《海港城市的文化互动研究》(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of Sea Port Cities)上了。接下来,笔者又以铁道院所编的英文版指南书作为分析对象,着手于从更多角度来掌握近代长崎的都市形象,这部分的成果目前还在前面所提及杂志的审稿中。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铁道院所编纂的指南书,总体而言,反映了近代日本的空间想象力及其背后所暗含的政治因素。

但是,旅行指南作为一种实用书籍,本研究虽然为了分析其作为与都市及空间有关的“凝视”编辑而成的媒介文本,对于相关理论与方法的议论有所触及,然而旅行指南书作为学术资料,围绕它的研究与讨论还没有充分展开。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首先在欧美的观光社会学领域指出了观光指南书作为研究资料所具有的价值。实际上,从1990年代开始,被观光媒介所表象的异国形象衍生出的政治方面的研究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正如唯一对《官方指南》一书做过研究的长坂契那所论述的那样,有关在日本发行过的旅行指南书,将其作为文本来进行分析的研究工作微乎其微。尤其在日本,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尚未充分认识到指南书的学术价值,存在着因为将其视为消耗品而没有进行系统的收藏这样的情况。

日本存在的这种状况在进入本世纪之后得到了改变。例如,研究二战之后日本年轻人及观光媒介的社会史的山口诚,通过对19世纪以默里公司为代表出版的英文指南书的历时性分析,为我们展现了面向外国旅行者的“日本”表象的变迁过程。他认为“优质的指南书是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指南书与同时代的报纸等资料的比较分析,基于指南书建立的历史社会学也变得可能”。岩佐淳一则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指南书所编纂的内容对于旅行者的旅行经历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其讨论的结尾部分,他定义到:“指南书不单单是一种实用书籍,对于我们的旅行经历有着直接的作用以及积极的意义,是一种显现人类集体凝视的媒介”。但是,山口将他的研究对象主要限定在二战之后日文版旅行指南书上,没有涉及近代化时期与日本有关的指南书。岩佐的论述在对战前旅行指南书的历史做了概况介绍后,主要对《旅程和费用概算》一书进行了词语分析。前半部分的通史虽然给这个领域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但是后半部分的词语分析,在解析旅行经验的编纂过程这部分研究中,在研究方法上过于静态了。

在这样的研究状况中,长坂的论述是将旅行指南书作为近代日本置身于国际关系和国内状况下所写就的文本来进行分析,这种研究途径值得我们注意。同时将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日本出版的英文版指南书,这也使得论述的轮廓明确化。本研究以长坂的研究论述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补充修正。然而,长坂的研究将以日文写就的指南书排除在考察对象之外,与此相对,本研究把由同一铁道院在相隔仅仅四年出版的日文版指南书《游览地指南》与英文版指南书《官方指南》相比较,试图揭露出这两个文本在表象构建上的差异。


作为文本的旅行指南书

旅游指南书,首先是作为提供给旅游者有关行程和目的地的资料的实用书籍,是记述得越正确所获得的信赖度就越高的写实主义文本。换言之,旅行指南书虚构得越少,价值就越高。

然而,在其他地方,诸如德语中,表达“观光景点”意思的单词是Sehenswürdigkeiten(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正如这个单词所表示的那样,旅行指南书在“具有游览价值”与“没有游览价值”这两种场所之间划分了一道差异线,前者诱导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被作为“光”而显现出来,与此同时,后者被作为“影”而不可视化。对于被赋予这两种相互对立意义的在空间中移动的旅行者来说,其与故事文本中登场的人物有着相似之处。也就是说,旅游指南书一边极力排除虚构,但同时又将故事的特性强烈地带入到文本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的。针对这点,长坂如此论述到:“表象某个事物绝不可能是中立的,这中间必然有基于某种权力关系的构建,同时又伴随着权力关系的再生产”。即,围绕着何为“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的选择/排除以及再构建时,旅行指南书成为作用于这些环节时表象的政治之场。

即便是21世纪的现在,旅游指南书作为关于都市与场所的表象之场仍在持续。正如《游玩攻略》以及《旅游指南》这样的旅游指南书的封面所表示的,利用现实的断片图像和文本制成的拼贴画,是选择/排除和再构成之间关系的典型事例。但是,随着媒介的多样化,旅行指南书在旅行资料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对的变少,尤其是到了1990年代后半期以后,利用互联网获取旅游资料的比例不断增高。但是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前半期,“指南书对于以国外作为游览目的地的观光者来说几乎称得上是必备之物,在旅行者、东道主以及目的地之间起到了作为枢要媒介的机能”。在日本同样如此,与由道中记流派组成的游记文学并驾齐驱的指南书,成为最主要的旅行情报媒介。这意味着,特别是在近代都市形象研究方面,对于旅行指南书的分析研究意义重大。


旅行指南书的三种类型

为了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笔者将着眼于旅游指南书里所包含的“呼吁结构”(the appeal structure)上,这个概念是由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在解释文本编纂主体和阅读主体之间互动行为的“读书行为论”时所设定的核心概念。在根据旅行指南书构建而成的“游客凝视”装置中,也掺入了文本的“呼吁结构”:

如果连其存在都不知道的地方,人们是不可能接近的。这使得像指南书这样的媒介,虽然不能完全框定旅行者的体验,但也可以说规定了其视野框架的构成,旅游指南书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山口在这里虽然没有使用“读书行为论”这一概念,但是旅行指南书被当作媒介,在编纂者和阅读者之间产生相互作用,在这过程中读者的“视野的框架”——即“游客凝视”的生成,山口对其进行了剖析。

基于山口的以上论述,如果我们站在与日本有关的旅行指南书的“呼吁结构”这样的观点上,那么就可以将旅游指南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日本出版的日文指南书”;第二种是“在日本出版的外文指南书”;第三种是“在国外出版的日本指南书”。这些分类将执笔者或编纂者与假定的读者做了区分,在第一种类型中,作为执笔或编纂主体的日本人向日语使用者灌输了“在日本何为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这样的观点,并进行“游客凝视”的文本编写。换言之,呼吁的主体和客体都是日本人或日语使用者。正如上文所言,笔者从这种类型的文本的分析开始,完成了近代日本旅行指南书的相关研究。与此相对应的,第二种类型中,作为执笔或编纂主体的日本人向外语使用者灌输了“在日本何为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此种情况中,呼吁的主体虽然是日本人或是日语使用者,但是客体是外国人或是英语使用者。在第三种类型中,作为执笔或编纂主体的外国人(相对于日本而言)向非日语使用者灌输了“在日本何为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在这种类型中,表象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外国人或外语使用者,即这种类型的指南书,构成了从外国一方指向日本的凝视。但是,在本研究中所要论述的铁道院所编日文版和英文版的指南书,是属于第一种及第二种类型的例子,编纂的主体是相同的,这也将课题限定在有关《游览地指南》以及《官方指南》的讨论中。


指南书和东方主义

近代的观光指南书,是开始于德国人卡尔・贝德克(Karl Baedeker)和英国人约翰・默里(John Murray)这两个出版商所创刊的旅行指南系列。前者是在1828年、后者是在1836年出版了最初的一卷,两人都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个系列的名称,“贝德克”(Baedeker)和“默里”(Murray)也因此成为代表旅行指南书这个意思的普通名词。“贝德克”和“默里”一方面是竞争关系,但在销售网方面又相互补充。进入1880年代左右,贝德克出版社在指南书出版领域的地位变得显著,而默里出版社在1915年将版权卖给了新兴出版社“蓝指南”(Blue Guides)。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世界人文地理学状况的激变以及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贝德克出版社也开始衰退。国境线的重新划分以及政治系统的变化虽然使得出版新版本的指南书变得必要,但是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贝德克出版社承担不了如此沉重的负担。这使得贝德克出版社在亚洲方面原本打算紧接战前就已经出版的印度和东南亚指南书之后出版日本和中国指南书的计划以大战的爆发为由中止了,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着手进行编纂工作。与之相对的,默里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指南书,从1881年(明治14年)开始刊行,到1891年(明治24年)冠以默里之名刊行了第3版,在本研究框架中,其具有的史料价值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就指南书本身而言,贝德克指南书的品质要超过默里出版社。贝德克的指南书,因其记述以及地图的正确性甚至被用作军事用途,记述文字的学术水准也很高,用德英法三国语言刊行的这些指南书,对于后来的指南书起到了规范作用。此外,贝德克指南书以学术性严谨作为追求目标,需要读者具有一定的智慧以及教养,与之相对,重视大众性、视觉性的指南书也产生了。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贝德克指南书在最初就开始采用的所谓星形系统,即在观光景点上用**、*,以及无记号这三种标记来表达三种等级的价值,形成“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的层级制度。这种价值赋予的层级制度,使得连代表“没有可看价值的事物”的无记号都算不上的景点,在私底下就被排除在指南之外。

        贝德克以及默里所代表的近代指南书,成为形成19世纪西欧“心理性世界地图”的主要媒介。在殖民地主义时代,西欧资产阶级中间产生的海外旅行浪潮,给这个“心理性世界地图”不容分说地加上了东方主义的偏见。例如,比赫达(Ali Behdad)论述到,19世纪以降,代替传教士以及探险者所著游记的旅游指南,成为“在东方主义式的旅行文学中流传广泛的话语模式”。日本到19世纪中叶以降,也被置于西欧东方主义的凝视之下,编入全球化的观光旅行的系统之中。

最早的日本指南书是丹尼斯(Nicholas B.Dennys)等人在1867年(庆应3年)根据自己观光经历所写的《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港——两国的开放港口及北京、江户、香港、澳门的详细指南》(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and Japan: a Complete Guide to the Open Ports of Those Countries, together with Peking, Yedo, Hongkong and Macao)。但是这本书里有关日本的部分在资料出处上模糊不清,记述的内容也只是概括性的。长坂推测丹尼斯并没有来过日本,只是根据传闻来写日本这部分。

        进入明治时代,根据日本国内的实际旅游经验所编写的旅行游记开始出版。最被人所熟知的是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在1880年(明治13年)刊行的《日本腹地游记》(Unbeaten Tracks in Japan)。正如这个标题所明确表示的那样,急速近代化的日本仍然保留有西方人未曾踏足的地方,这成为冒险者的凝视所在,这种带有东方主义的凝视也成为此书的基调。




        如上所述,在西欧,有关海外旅行的信息最开始是由游记提供的。在这之后,使得资产阶级安全可靠的旅行成为可能的作为媒介的旅游指南书得以出版,但是当西欧人最后到达处于东方的日本时,游记和指南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在最开始阶段,格里菲斯(William Eliot Griffis)在1874年(明治7年)用英文刊行了《横滨指南》和《东京指南》。

        但是,初期的日本旅游指南限定了地域范围,页数也以100页以下居多。有关日本的最初正式英文指南书是萨托(Ernest M. Satow)和霍斯(Albert G. S. Hawes)所写,横滨和凯利&沃尔(Kerry & Walsh)商会刊行的《给旅行者的日本中北部指南》(以下简称《日本中北部指南》)。此指南是模仿上文提及的默里出版社的手册系列所制作的,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的长时期内,被视为西欧人手中信赖度最高的日本旅行指南书。萨托于1883年、霍斯于1885年离开了日本,因此从1891年(明治24年)的第三版开始,张伯伦(Basil H. Chamberlain)和梅森(William B. Mason)担任编纂工作,由默里社和凯利&沃尔什公司的横滨店共同出版。这也意味着,《日本中北部指南》从第三版以后,正式成为默里社出版的旅游指南系列书的一部分。

        《日本中北部指南》之所以能够取得很高评价的原因,是因为在编写中吸收了明治时代前半期有关日本的学术研究成果。著者中的大部分都是基于“对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诸国相关的知识的搜集和调查”为目的而设立的学术团体“日本亚洲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的机关刊物《日本亚洲协会纪要》是最早的有关日本研究的杂志。在《日本中北部指南》初版的序文致辞中,伯德的名字也在其列。萨托和张伯伦是伯德的《日本腹地纪行》一书的支援者,与之相对,伯德也在《日本中北部指南》一书的编纂过程中提供建言。

        正如米尔恩(Milne)和长坂等人所指出的,在《日本中北部指南》中带有东方主义式的凝视的论述随处可见。例如在初版中对于当时的东京进行了如下价值评价:

佩戴双刀的武士已不可见,驾笼也已被人力车所取代,富裕阶层穿着舶来之物的人数相当之多,束发之法也已呈欧洲之风。虽说此番情景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之前在外国来访者看来具有巨大魅力的瑰丽风情,在如今的日本街区已是不复存在了。

([…]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two-sworded men,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palanquin by the jin-rikisha,the adoption of foreign dress by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he well-to-do classes, and the European style of wearing the hair, which is now almost universal, have robbed the streets of the picturesque aspect which was formerly so great an attraction to the foreign visitor.)

      所谓的“picturesque”,指的是“像绘画一样美丽”的意思。18世纪,英国贵族子弟教育的最后一环是进行一场以意大利为目的地的欧洲大陆之旅。沿途中,他们目睹阿尔卑斯山的雄大和庄严,带给他们一种至高的美的体验。在此背景下,诸如卢梭这样的思想家以及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发现了自然之美。正如上文所述,在同一时期,利用铁道和船舶的交通网来进行世界旅行变得可能,不仅仅是青年贵族,广大的资产阶级也加入到国外旅游的行列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瑰丽”(picturesque)这个词不仅是形容西欧,也是形容全世界风景之美时所使用的关键词汇。

        根据米尔恩的研究,《日本中北部指南》的著者们在将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日本的风景评价为“像绘画一样美丽”的时候,这个词语和“一个理想的东方以及具有异国情调的‘古老’日本”这层意思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东方主义是从学术性和政治性话语到“以追求异国情调的欲望为中心的旅行者的话语”这样一种变化。但是,从《日本腹地纪行》、《日本东亚协会纪要》和《日本中北部指南》三者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知道,有关日本的东方主义话语是从冒险游记开始,到学术性的阶段,再到旅行者的阶段的这样一种移动几乎是同时产生的。


铁道院旅行指南书的政治

(1)背景

在日本,率先对旅行指南书进行研究的是中川浩一,他将默里出版社的指南书描述为“产业革命之子”,即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为了实现国外旅行而构建了社会基础设施网络,与此同时,城市的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加上新兴的富裕的资产阶层开始将消费对象放在了国外的瑰丽风景上。

        这个过程,在明治维新以来急速近代化的日本也重复上演了。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日本中北部指南》中集中体现的近代西欧东方主义的游客凝视虽然在日本也同样存在,但是日本的观光话语中带有其所特有的曲折特性。

        明治维新以降,寻求瑰丽风景的西欧的凝视,开始在日本发现“阿尔卑斯山”,如加兰(W.Galland)和威士顿(W.Westone)等人发现日本的“山岳美”。岩佐淳一对于1894年(明治27年)发行的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如此论述道,西欧人的凝视被编入日本人的日本论之中,“日本的三景,不是指三种类型的景观,而是从地理学的观点出发,首次提出日本新的风景之美”。志贺的意图是对抗洋化至上的社会价值取向,发掘日本和日本人的美点的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然而,这中间恰恰包含了西欧人东方主义的凝视。

        利用这样一种发掘日本之美的联动形式,大桥乙羽、田山花袋、德富苏峰、大町桂月等这些当时一流的作家和思想家们,通过旅行来发掘全国的山水之美,再通过他们的的游记作品促使众多的读者去旅行。虽然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大众的旅行是以参拜伊势神宫为代表的去往神社佛寺的参拜之旅,但是从明治时代开始到大正时代,明显变成了探寻风景之旅。迟于西欧的产业革命,促使人口从农村移往城市,随着城市自然风景的消失,寻求地方风景的需求开始出现了。

        《日本风景论》出版的同时,1890年(明治23年)左右,日本也开始出版旅行指南书。属于广义上的指南书的道中记从1700年代就开始出版了,并且出现了采用这些道中记来结成的团体旅行组织。1830年代到40年代,每年大约有500万人前往伊势神宫。但是,道中记是记载如何利用徒步来进行的参拜之旅,这和贝德克及默里出版社基于人文地理学的基础,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来到达目的地的指南书在实质上有所不同。

        和西欧一样,近代日本指南书的刊行也是以铁路以及船舶交通网的完善为前提的。1889年(明治22年),以东海道线的开通为契机,日本开始出版面向大众旅行者的指南书。这个时期的指南书是以私营为主的,但是等到1907年(明治40年)的铁道国有法发布以后,帝国铁道厅着手自己编纂旅行指南书。之后指南书的发行主体随着铁道行政组织的改组而不断变化,“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出版事业中,编纂各类指南书籍以及主导观光旅行的是国有铁道本身”。编纂指南书的直接意图除了是为了在日俄战争以后运输物资和兵员这样的实用目的之外,还试图通过普及利用铁路来进行游玩活动,从而增加收入。但是,正如岩佐所指出的,将这种举措与山水热潮这样的民族主义的社会心理的高涨联系在一起是值得考虑的。

        对于身边连名字都没有的山川以及乡下的风景,惊讶于其作为“瑰丽的风景”而得以重新显现,这种集体性的经验是否唤起了民族主义情感从而燃起了国家刊行指南书的热情呢?

        江户时期的日本是通过本地秩序组织而成的共同体(藩)的联合所组成的,这与近代的日本有所不同,近代的日本是在国境之内共有匀质性空间和时间的近代国民国家。而旅游指南书,将从视觉和身体上体验这样的日本作为目的。

(2)《铁道院沿线游览地指南》

以国有铁道作为主体所编纂的最早的旅行指南书是1903年(明治36年)的《铁道作业局路线景点指南》,但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解说在第五届国内劝业博览会上出品的沿线照片。真正意义上的沿线指南是1905年及其次年用日文和英文相继出版的《铁道作业局线路指南》。但是,这些书与其说是面向一般群众的旅行指南书,还不如说是面向旅游业企业家的手册。

        明确以旅客作为读者群体的指南书是1910年(明治43年)6月发行的《游览地指南》,这本书直到次年都是作为非卖品发行的,在1913年(大正2年)博文馆取得了许可开始售卖。在226页的正文部分里,有19页是利用铁道和船舶进行旅行的说明,并且附有一张路线图。虽然基本上是国内观光旅行的指南,但是在正文的最后,有14页的篇幅是概述韩国旅行的。

        此书对于出版的经过虽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在后记里有如下一段文字的说明:      

此书原本只不过是由只言片语编写而成的小册子,其叙述之简自不必言,加上时值炎威渐甚,想必诸位早已作避暑旅行之计划,为尽导游者绵薄之力,此书急于付梓,故而在行文取材上不免错讹之处,以后新版刊行之时,还请诸方不吝赐教,以便增补修订。

        从这段文字可以得知,虽然像“避暑旅行”这样的游兴之旅的需求不断高涨,但此时铁道院在指南书的编纂工作上缺乏经验,加上资料不足、书写错讹以及急于出版,今后也有继续增补改订的计划。实际上,游览地指南系列书此后不断出版,从1914年(大正3年)开始书名变更为《铁道旅行指南》,到中日战争开始的前一年,即1936年(昭和11年)为止不断再版。

        《游览地指南》反映了近代日本处于构建国内铁路以及船舶交通网的时代。虽然此书在别处采用了洋式装订,但是在书的背部采用穿绳这样的日式装订,而且正如上文所示,采用美文调这样的文体来进行书写,在正文部分加入了和歌、短歌、汉诗,将观光景点当作歌枕(作为和歌题材的名胜古迹)来进行对待,并且继承了江户时代纪行文的特点。这种倾向在1914年(大正3年)发行的《铁道旅行指南》中反而变得更为明显,名胜的拍摄照片被浮世绘所代替。从明治时期到大正时期铁道院所编纂的日文版指南书,兼有旅行指南书和传统的纪行文及道中记这两种文本特点。


(3)《东亚官方指南》

设立铁道院的1908年(明治41年)是日本与国际交通网正式接轨的一年。这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次西伯利亚国际联运会议,铁道院、满铁以及大阪商船参加了该会议,并缔结了三项联运协定,即1加拿大和西伯利亚之间的世界一周联运;2欧洲和日本朝鲜、俄领中国间的联运;3西伯利亚及瑞士之间的周游联运。

        推动这项进程的是后藤新平。作为满铁初代总裁的后藤,在这年7月就任第二次桂内阁的通信大臣,12月5日铁道院官制颁布以后兼任铁道院初代总裁。铁道院为了拥有满铁的管理权,后藤站在了统管日本国铁和满铁的位置上。后藤在就任铁道院总裁伊始,就命令编纂并刊行一本以东亚作为对象的英文旅行指南书。但是实际上在前一年以旅客科长木下淑夫为中心的铁道厅内部团队就已经开始旅行指南书的编纂工作了。中川指出,统筹企画和编纂工作的实际上是木下。

        后藤命令在指南书编纂之前先对于编纂对象的地域进行彻底调查,为此制定了20万日元以上的巨额预算,派遣专家到实地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这基础上工作人员用日文写成了原稿,再交由具有留学经历的人翻译成英文,最后由2名英国人校阅后才制成印刷用原稿。即使是关于日本的那部分,也不是将原先铁道省/铁道院所编的日文版指南书拿来翻译,而是重新编写。第1卷出版于1913年(大正2年)10月,全部五卷完成于1915年(大正4年)4月。其各卷组成如下所示:

《东亚官方指南——连接欧亚大陆》

An Official Guide to Eastern Asia: Trans-Continental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第一卷 满洲.朝鲜》 1913年(大正2年)10月

《第二卷 日本西南部》1914年(大正3年)7月

《第三卷 日本东北部》1914年(大正3年)7月

《第四卷 中国》1915年(大正4年)4月

《第五卷 东印度——包括菲律宾、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半岛、荷兰所属东印度》1917年(大正6年)4月





各卷约有350页,深红色的精装本明显可以看出参考了贝德克出版社的指南书的装帧。撰写后藤传记的作家鹤见祐辅写道:“虽然其参考了德国的《贝德克指南》,但他的构想远比贝德克的更为庞大”。实际上,在《官方指南》中,有关哲学、文艺、茶道、舞台艺术的部分占有相当篇幅,甚至比贝德克出版社的指南书更具有作为地域研究书籍的性质。刊行英文版的指南书,其目的除了唤起西欧人对于日本以及东亚的关心外,也有增加外国游客这样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是,在这其中,作为东方主义的客体的日本或东亚试图转变为表象的主体,进行自我的对于文化以及社会的传播。针对这点,长坂进行了如下论述:

日俄战争之后,不是通过欧美人所编的旅行指南,而是采用自己的立场向海外介绍日本。也就是说,利用日本人的手向全世界宣传真正的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精神,希望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这是应有的过程。

这里所谓的“宣传真正的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精神”,绝对不是中立性的价值。“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大正初期,使用观光类的修辞学方法来招引外国游客,这里面包含有建立积极性的国民国家及殖民地国家的意图”。整个系列丛书的副标题是“连接欧亚大陆”(Trans-Continental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第一卷不是日本篇而是满洲.朝鲜篇,这些都明显表明了这种意图之所在。当然从表面上来看,《官方指南》的出版是日本的公共交通网与欧洲相连接,将东亚全体纳入到大众视野之中的旅行指南系列书的产物,但是与贝德克以及默里出版社的旅行指南书的刊行是民间出版社的举措所不同,《官方指南》的刊行被当作日本的国策。作为经历了两场战争之后与西欧各国平起平坐的近代国民国家,也可以称之为殖民地主义国家的日本,发行此书是为了塑造日本“官方的”自我形象,并且对外传播在自己影响圈之内的东亚的形象。如果将《日本中西部指南》看作是被西欧人的东方主义的凝视所表象的产物的话,那么《官方指南》可以视为从日本的凝视出发所看到的东亚以及日本的对抗表象(counter-representation)。

《官方指南》的殖民性质,与《游览地指南》相比更为明显。正如上文所述,《游览地指南》既是近代旅行指南书,同时又继承了江户时代的纪行文以及道中记的特点,将作为读者的日本人的地理想象力限定在锁国时代的这样一种方向性很强。例如《游览地指南》中,在有关长崎的描述中,将长崎作为“江户时代唯一被西欧文明打开的窗口”这样的形象前景化,将与曾经强大无比的中国的联系反而放在了次要的地位。这种做法表明了在近代日本实行脱亚入欧政策下,铁道院认为与西欧有关的文化遗产是“具有可看价值的事物”,而与中国相关的遗产的价值相对较低。但是,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长崎被看作是日本西端“唯一与外国相联系的窗口”,然而这个唯一的海港城市只和荷兰及中国存在联系。

对于这点,《官方指南》中对于长崎的说明有以下一段论述:

当时(16世纪)不仅大量的贸易船只从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荷兰络绎不绝地来到这个港口,在这之后,九州大名所拥有的船只以及民间船只也开始了驶往中国、台湾、菲律宾、暹罗等地的长途航海之旅。

在这里,作为16世纪的长崎的贸易对象国不仅有西班牙、葡萄牙及荷兰等西欧之国,还列举了中国大陆、台湾、菲律宾及暹罗(泰国)等亚洲诸国家和地区。换言之,这段文字里提及了16世纪存在于东亚的贸易网络以及扩展到彼端的大航海时代的西欧贸易网,将海港城市长崎作为置于贸易网东端的轴心地位的倾向十分显著。从此处描述中可以得知的意思是,在锁国以后,即使幕府将贸易港限定在长崎一处,唯有荷兰船只和中国船只被许可入港的时期里,长崎实质上仍是近代全球贸易网络的核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游览地指南》一书中长崎仅仅被当作日本西端的“开港城市”,舍弃了前者对于以此延伸出的贸易网络的表述,成为反映锁国时代的空间表象的叙述。

长坂认为“OGEA的意图之一是将旅行指南的主导权夺还给日本一方”,“受到东方主义深刻影响的所谓古老且美好的日本这样的表象,是招揽游客的手段”。确实,作为东方主义式的凝视对象的日本将这种凝视内面化,作为自我表象的主体来进行自我主张,这一点可以从《官方指南》中找出。但是从东方主义式的凝视的内面化开始,达到以自我主张为基础的囊括亚洲全域的地理表象的这个过程中,各个地域的文化遗产也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偏见所再诠释和再评价。正如前文所提及的,明治初期的东方主义本质主义性地发现了“古老且美好的日本”,这种“古老且美好的日本”的形象反而被放入进日文版《官方指南》以及《铁道旅行指南》之中。

这样一本《官方指南》,因为表象的政治,在日本以及东亚方面的表述是不自由的。正如《官方指南》一书的标题所显示一样,基于所谓的“全球网络模式”,长崎被描述成有关东亚乃至全球的人、物及信息的流通的枢纽。在这种全球性贸易网络中的日本影响圈,被日本的凝视所表象化的文本就是《官方指南》。采用英语传播的官方东亚图像中的海港城市长崎,其形象是日本谋求在东亚扩大利益,自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殖民主义性的想象力的强烈反映。


本文原载孙江主编《人文亚太》第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