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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楠:“无法穿透的区域”——南京大屠杀
发布时间:2020-12-12

“无法穿透的区域"——南京大屠杀

王  楠

作者简介

 王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学衡研究院院长助理,著有《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合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Martyrs' Shrines and the Memory of the 1911 Revolution During the Republican Era”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Fall, 2012)等。本文节自《作为表象的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政治(1982-2014)》(三联书店,2021年预定出版)一书导言中的片段。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代理院长美国人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1886-1941)在日记里写道:

今夜,南京没有电灯,没有水,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报纸,没有广播。我们和你们所有人被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隔开了。

14日晨,魏特琳隐隐约约地听到来自下关一带的枪炮声,她推测枪炮正指向可怜的中国士兵。下午,从水西门回学院的路上,她看到了一具尸体,不过“考虑到这座城市遭受的猛烈炮击,附近的尸体并不算多”。临睡前,魏特琳祈祷道:“但愿今夜平安无事”。15日,魏特琳从早到晚站在学院大门口,望着难民们惊恐地逃进安全区。16日,一百多名日本兵闯进女子学院,骇人听闻的事件不断传来,魏特琳担心:“我们还能坚持多久?”

 

德国人拉贝(John Rabe, 1882-1950)虽然比魏特琳的活动范围要广,且抱着近乎调查的心态记日记,但所记录的多是零散发生的罪行。作为旁观者,拉贝在心理上与中国受害者相隔遥远。面对惨景,他们必须得控制住自己的神经(拉贝语),否则将如何继续承担救助难民的责任?亦因是故,拉贝笔下的暴行往往缺少细节,同样面对着“无法穿透的区域”。

 

受害者呢?严格地说,暴行下很少有幸存者。死者化为埋尸记录中的一长串数字。侥幸逃生的人,也基本缺乏记录能力,个体经历只能留存于个体记忆中。战后罪行调查开始后,大量受害者依旧沉默以对,那些诉说也只浓缩为“敌人罪行调查表”中“被害详情”一栏里的寥寥数语。在这之后,这些“秘密”的过往因为内外环境的压抑,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趋模糊。1984年,口述调查重启,但步入暮年的幸存者的回忆不甚完整。即使凑巧被写入第三方记录的幸存者(如李秀英),也无法还原个体经历的全貌。

 

加害者呢?在战争审判中,被挑选出来的几位加害者“代表”的口径虽不完全一致,但无一例外地否认了被控罪名,典型如谷寿夫的申辩:“被告对于此类暴行,既不曾看见或听说过,也不曾默许或默认过,更不曾下过相关命令或接到过相关报告”。在这三个“不曾”外,尽管他暗示其他部队可能犯有罪行,但也不过是为自己开脱,而且坚称“对此毫不知晓”。谷寿夫甚至请求法庭明确每个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时刻、地点,以及加害者的部队番号和姓名。他知道这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历史修正主义的狡计从战犯的口供即已开始。


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生效后,大批战犯重返日本政坛,政治罪责的清算中止了,国民的集体无罪化自然包括南京大屠杀加害者的集体遗忘。在集体遗忘机制作用下,个体关于大屠杀的记忆被压抑,侵华老兵们几乎均选择了沉默:“南京的事,不太想说”。其实,即使是看士兵们当年写就的日记,人们也往往只能获得一些不十分确切的信息,如“据说这一群七千余人就像露水一样消失在扬子江里了”。

 

如果仅仅将关于大屠杀的讨论局限在事实层面的话,有可能陷入历史修正主义设置的认识论陷阱。深化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法是,探寻作为事件的南京大屠杀:主观的、变动的、个人的。在追寻历史留下的痕迹时,不急于寻求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着眼于分析模糊的记忆后面过去与现在的纠缠,弥补以单数集合形式写成的历史的余白。如帕特里克·赫顿(Patrick Hutton)对纳粹屠犹事件的评价,有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历史能否恢复回忆,而是回忆会给历史留下什么?

 

以往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叙述,均以还原事实为导向。这种导向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击历史修正主义者,后者常常伪装为中立的实证主义,利用记录与回忆的不完整性,或抓住一些难以完全厘清的细节,或用偷换概念的手段,诬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面对修正主义者的挑衅,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无可避免地要将厘清事实,反驳否定论作为重要目标。换言之,修正主义者对事件的歪曲为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研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典型如李秀英。对李秀英来说,南京大屠杀留下的创痛不止于事件本身,也不止于曾经被长期压抑而不能公开的个人记忆,更包括了被历史修正主义者不断诬陷的愤怒:

 

你想想,八十几岁的人了,突然有人说:“喂,你不是李秀英,你是冒充的。你说我能不生气吗。”

你问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是李秀英,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证人这一点,谁都无法否认。

虽然每次口述都有个性化的情感体验,但李秀英公开场合的回忆都被限定在集体记忆的框架中,很大程度上这是为了驳斥历史修正主义的诡辩。皮埃尔·维达那克(Pierre Vidal-Naquet)曾把修正主义比作记忆的暗杀者,他直言: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和其他人一样了解记忆并非历史……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张甚至对立。但是一个没有记忆——确切地说,没有相异的记忆——以及没有成功地阐释记忆的转换的纳粹罪行史必定是糟糕的历史。

 

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认为,现代的共享记忆介于历史与神话的两极之间。历史的一极可能包含着那种“复活过去”的生动而鲜活的描述,然而这种意义上的“复活”只符合描述的属性,而不符合被描述的事实的属性。我们不能影响过去,不能抹消过去,也不能让过去再生。只有对过去的描述是可以变动、改善与生动化的。作为一个“无法穿透的区域”,南京大屠杀中的恶行不可能被完全揭示出来,但我们可以通过表象方法来呈现并予以反思,而记忆,尤其是个体化的记忆业已成为对抗这一历史之恶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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