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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何处是昆仑?
发布时间:2021-04-01

何 处 是 昆 仑?


孙 江


“此山之名人尽识,昆仑二字古云然”。这是晚清士人赵时桐的诗句。作为文字的昆仑是明晰的,但是,作为历史和文化概念的昆仑则未必尽然。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在路经岷山时,登高望远,写下了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诗句:“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这里的“昆仑”是向西绵延的白皑皑的雪山,位在青藏高原。翻阅历史文献,如果追问何处是昆仑?可谓言人人殊,未知所定。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看,构成昆仑的知识成为人们心中的“形象”(imago),人们借助“形象”附会实在的或想象的“场所”(loci),从而使昆仑成为不断被再生产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在20分钟的发言里,请允许我不避粗糙,去繁就简,将关于昆仑的话语归为三个谱系——神之源、河之源和族之源,与各位分享一下个人读书的感想。



神之源

作为“神之源”的昆仑,散见于战国时期的《庄子》《列子》等著述中,《山海经》集其大成。《山海经》来历不详,根据《史记》《汉书》大致可以断定出自西汉人之手。在《山海经》中,《西山经》、《海内西经》和《大荒经》分别有大段文字描述“昆仑”,从中抽取最大公约数,“昆仑”有两个意象:通天(神、上帝)之山、亦人亦兽西王母栖息之地。我称之为“神之源”,是关于昆仑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元/meta源自希腊语μετἀ,意为“超越”,指具有普遍性但在经验上无法证实的叙事范式。昆仑这两个意象,在汉画像砖“升仙图”、晋人发现和整理的疑似西汉晚期的《穆天子传》中演绎出具有戏剧性的故事,成为后世叙事,特别是道教叙事的源泉。



(图:四川博物院藏东汉西王母画像砖的拓片。画面正中部瓶形龛内西王母笼袖坐于龙虎座上,周围分别有直立而舞的蟾蜍以及九尾狐与持灵芝的玉兔、执戟的“大行伯”、三足乌及拜谒的人像等




河之源

从“元叙事”派生出来的叙事,我称为“再构的叙事”(reconstructive narrative),是对前者“意象”与叙事主体所经验的“场所”(loci)重新勾连的产物。如果说由“元叙事”构成的昆仑意象尚难求实,象征意义大于实在意义,具有超时间性,那么,昆仑的第二个意象则是物质性的、时间性的,随着人的足迹所至而不断变化,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昆仑泛指西域于阗(和田)一带,因为张骞通西域后,汉人的足迹曾到达此地。司马迁说,昆仑高达2500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黄河源于此。司马迁参照了《尚书》《山海经》相关描述,但又有所保留:“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在唐代,出使吐蕃的刘元鼎根据自己的见闻著有《使吐蕃经见纪略》,认定黄河之源在巴彦喀拉山,即传说中的昆仑。元世祖忽必烈派都实寻找黄河之源,溯及青藏高原的星宿海,都实认为此即黄河之源,事载《河源志》。清代康熙帝亦派人探寻黄河之源,得出同样结论,将其写入《大清一统志》。不过,无论是康熙朝的史家万斯同,还是“十全老人”乾隆帝,均对上述昆仑所在地不以为然,而执著于由西汉张骞和汉武帝所认定的于阗说,乾隆朝重修《大清一统志》中写道:“以枯尔坤山即黄河所出之昆仑山,则近似而未得其真”。有学者认为,这反映了乾隆帝意欲将大清版图与黄河之源——昆仑意象勾连在一起。笔者认为,其时黄河之源与疆域支配并无直接关系,因为黄河认同和国族想象的结合要迟至20世纪之初才出现。


(乾隆29年修《大清一统志》关于枯尔坤山的记述)




族之源

将昆仑和疆域-国家联系起来的是清末的反清革命派。在考虑如何将中国历史叙事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知识接轨时,革命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到昆仑意象,这和名为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的法裔英国人有关。1894年,拉克伯里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一书,撰述了一个中国人种起源于巴比伦的故事。1900年,两位日本业余历史学者白河次郎和国府重德,将拉克伯里这一假说编入面向一般读者的《支那文明史》中。1903年,这本日文读物被介绍到汉文世界后,在东京和上海的华人知识分子中掀起了巨大波澜,人们在热议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时,频频言及昆仑。
1903年9月《新民丛报》刊载的观云(蒋智由)《中国人种考》写道:“昆仑(Kuenln)者,即花国(Flower Land),以其地之丰饶,示后世子孙之永不能忘,既至东方,以此自名其国,是即中国”。1903年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中认为,“世界人种之开化,皆始于帕米尔高原”。1904年1月,刘师培《攘书·华夏篇》有道:“汉族初兴,肇基西土。而昆仑峨峨,实为巴科民族(汉人——引者)所发迹。”1905年5月,刘师培在《古政原始论》一文中说,汉族兴于两河流域的迦克底亚,“厥后逾越昆仑,经过大夏,自西徂东,以卜宅神州之沃壤。”同一时期,章炳麟在1904年修订《訄书》时增补道:“昆仑者,译言华(俗字花)土也,故建国曰华”,这就是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天皇被迹于柱州之昆仑”。但是,中国文献最多只能证明中国人种来源于昆仑山,而从昆仑山到巴比伦还存在广大的地理空间,对于这一矛盾,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中写道:“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西亚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陶成章将中国人种“西来说”一分为二:由巴比伦到昆仑,再由昆仑到中原。1905年,黄节著《黄史》称:“吾种人自昆仑东下,宅于黄河流域,繁殖四千。”晚清革命知识分子最后将中国人种西方起源说弃之不问,却注意到昆仑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位置。这就是我所说的作为“族之源”的昆仑。


拉克伯里与《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


通过对昆仑意象三个谱系的爬梳,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限于时间,请允许我尝试给出一个简单的解释。从文化记忆理论角度看,作为“神之源”的昆仑,是关于昆仑的“元叙事”,它承载了与现实没有生命联系的东西,一方面犹如封存于府库的无人认领的“储存记忆”,另一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整理和利用的功能,从而与特定群体、价值发生联系,成为面向未来的“功能记忆”。作为“神之源”的昆仑,当给道教和民间信仰提供可资利用的素材时,即由“储存记忆”转化为“功能记忆”。作为“河之源”和“族之源”的昆仑,是再构的叙事,具有“功能记忆”的特质。作为功能记忆的“河之源”和“族之源”的昆仑,根据自身需要,从作为“神之源”的昆仑“储存记忆”中提取更新知识的资源。围绕“河之源”位置诸说的存在反映了中国人对地理空间的不同认知和想象,而“族之源”的凸显折射出自我形象的再创造。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毛泽东以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情怀将中国历史化入世界革命之中,从而赋予了昆仑革命的意义。读史阅世,切记:昆仑曾是中国历史叙事中被淡忘的神之源、河之源、族之源。








本文系根据孙江教授2018年5月12日在“形象史学与丝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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