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1900-1966），字觉明，亦作觉民，笔名觉明居士、佛陀耶舍、方回，土家族，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目录版本学家、翻译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闻名于世。向达先生于19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从柳诒徵先生，毕业后先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1966年病逝于北京。

1900年2月19日，向达先生出生在湖南省溆浦县麻阳水乡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先生九岁时，其父早逝于广东梅县县知事任上，乃随母亲返回溆浦，自此家境渐趋贫寒。1911年，入溆府小学堂，后转入常德第二师范附小。1915年，先生考入长沙明德中学，但毕业后由于家境困难无力供读大学，只得在家休息、补习一年。

1919年，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化部，后转入文史地部，深受柳诒徵先生的赏识。同年10月，先生在大学期间主要参与、领导的南高师“史地学会”之前身——“地学研究会”正式成立，当时仅有会员67人。次年5月，“地学研究会”正式更名为“史地学会”，并请柳诒徵、童季通、朱进之为指导员。1921年3月，“史地学会”会员倡议创办《史地学报》，并于当年6月由校出版委员会正式确认为学校的丛刊之一。9月，向达成为第四届“史地学会”（1921年9月—1922年1月）的正式会员，此时“史地学会”会员人数已发展至81人。

1922年，时为南高师—东南大学学生的向达先生在《史地学报》第3、4期连载了《朝鲜亡国之原因及其能否复兴之推测》一文，此为先生最早刊发于“学衡派”相关刊物的文章，并且根据1922年2月的《史地学会第五届职员录》（1922年2月—7月）显示，此时向达先生已担任《史地学报》编辑一职。同年9月，先生进一步升任“史地学会”第六届之总干事，成为该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先生又陆续在《史地学报》发表译文多篇。

据《史地学报》第2卷第4期（1922年8月）所刊载的《史地研究会第六届纪事》记载，“史地学会”制定了更加细化的分组研究计划，并着手在下一届（1922年9月—1923年2月）正式实施。在这份计划中，向达先生分别被划分入中国史料组的社会门与国际门，时事史组，以及东亚史组中，并且担任中国史料组国际门主任。此后，向达先生担任了“史地学会”第七届总务部主任一职，兼《史地学报》编辑，并连任至第八届。

1924年，随着向达等一批学生骨干的陆续毕业离校，“史地学会”以及《史地学报》也盛况不再。《史地学报》在1925年10月出版第3卷第8期之后，其编辑工作即已陷入停顿，直到一年以后的1926年10月才刊出最后的第4卷第1期，继而彻底停办。

值得补充的是，向达先生首次为《学衡》杂志供稿是在1923年，即刊载于该年1月的《学衡》第13期上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卷一。除了这些译稿，先生还在《学衡》第54期（1926年6月）发表了《龟兹苏祗婆瑟琶七调考原》一文。

1923年7月，南高师并入东南大学，“双轨制”结束，向达先生自南高师文史地部毕业，旋转入东南大学历史系。1924年6月，先生自东南大学毕业，并于当年夏天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英文见习编辑。与此同时，他还与南高师—东南大学同学张其昀一起帮助柳诒徵编辑《史学与地学》，以延续南高师—东南大学“史地学会”发展中国史地学研究的思想理念。向达先生本人在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外国史地、印刷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等方面，其中他参与翻译或独译的著作有《世界史纲》（与梁思成合译）、《印度现代史》（独译）、《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独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独译）等19篇，这些译著为先生此后的研究，尤其是中西交通史研究助益颇多。

1930年秋，北平图书馆成立，经东南大学校友赵万里介绍，向达先生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编纂，参与编辑《国立北平图书馆季刊》。共事者中，长者有冯承钧、陈寅恪、陈垣等，同辈者有赵万里、王重民、王庸（南高师同级同学）等，可谓是群贤荟萃。1934年，北平图书馆与英国博物馆达成互换馆员，进行学术交流的协议，北平图书馆所选派的是向达与王重民两位先生。在欧洲考察期间，向达先生先后在伦敦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柏林普鲁士科学院等处整理、抄录、研究中文图书、敦煌卷子、吐鲁番古文书、太平天国文书，以及一些明清之际的耶稣会文献等，写出《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等文，在历史、考古、文学、目录学研究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938年，向达先生回国，这时的北平图书馆已迁至昆明，并且裁撤了先生之前的职位。于是先生在老家溆浦盘桓半年之后，经张其昀介绍，到时在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秋，先生转至昆明，就任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教授“中西交通史”等课程。抗战胜利后，向达先生随北京大学返回北平。在此后的几年里，由于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腐败统治不满，先生曾多次投入到北大维护民主自由传统的学生运动当中。不过内战局势的迅速变化皆出乎于国共两党意料之外，北平被解放军包围之后，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乘机匆匆离开，群龙无首的北大乃建立起由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组成的维持小组。向达先生受汤氏之请，以历史系教授的身份临时照管北大图书馆。

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解放前对国民党当局的种种不满言行，以及小儿子参军奔赴朝鲜战场的事迹，向达先生被时人以“进步教授”“民主教授”誉之。于是先生在政治上先后被提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在学术上作为发起人之一建立新的“中国史学会”，并兼任新的中科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

1955年后，先生由于对频繁的政治运动难以招架，“牢骚甚多”，于是在政治上愈发被动，最终在1957年10月被划为右派，两年后才予以摘帽。被划为右派期间，先生的主要学术工作是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但当他有意将这一出版计划加以扩大之时，一场“文化大革命”正悄然走近。向达先生是第二批“文革”爆发后被扭出批斗的“牛鬼蛇神”，继而被判前往“明十三陵”劳动改造。由于先生此时已身患尿毒症，故而在残酷的身心折磨之下最终含冤病逝。值得欣慰的是，1980年，先生声誉得到恢复。

向达先生之博学，如同他对“中外交通史”这一题目的描述一样“上下几千年”，“纵横九万里”。谢国桢教授评价其“自陈寅恪师而后，治唐代典章制度，中外文化交流之史事，成绩之昭著，尚无出其右者。”因此先生之学，在“中西交通史”之主业以外，又旁及敦煌学、考古学、版本目录学、少数民族史等领域。

向达先生曾这样自我评述：“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1920年代，向达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代表作是《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和《论唐代佛曲》两篇文章。其中，前文主要探讨了印度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东传问题，洋洋洒洒近两万字，稽考了龟兹人苏祗婆琵琶七调中“般赡”、“娑陀力”二调源自于印度北宗古乐而其余五调于史无征之钩沉。这篇文章，既是先生从事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端，也为先生后来对唐代佛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是乃有1929年的《论唐代佛曲》一文。此文承接《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进一步认为佛曲源于苏祗婆琵琶七调，并且考证出敦煌所发现之俗文学材料与罗振玉所命名之“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中西交通史的大背景下，研究印度通过中亚对中国文化所产生之影响，极具启发意义。

到了30年代，先生陆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论述汉、唐、明、清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内地文化所产生之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就是《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长安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会，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先生通过这篇文章，博采中西史料，选取唐代传入中国的西域文明中与长安有关者，诸如人物、宫室、服饰、饮食、绘画、乐舞、打毬、宗教等主题，描绘、还原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阐明了唐代在我国历史上“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的重要地位。这篇文章，奠定了先生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上的学术地位，被李约瑟评价为“有关在唐代长安的西方人的最出色的专著”。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发表翌年（1934年），向达先生出版了《中西交通史》。先生谨希望通过这部小书的出版，将中西交通史这门在当时尚属新兴的学问推广于人，帮助人们以此为指南，来窥探“因中西交通而发生的更广阔的世界”。先生认为，自秦汉以后中国开始与外族发生关系，尤其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固有文明无论是哲学上还是社会风俗上都有重大的“化合渗透”。在这种“中国文明印度化”的阶段之后，尤其是元代以后，中国文化史上又突入了一个新的分子，那就是西方——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是欧洲文化。“二千年来的中西交通，都在若蒙若昧之中”，但到了明清之后，中西交通已不可遏制，中国只能在这一大潮流中“回环激荡，未有了日”。

先生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在空间上以西域史地为中心，因此他对敦煌藏经洞文物一直十分关切，先生的敦煌学研究，便肇端于此。众所周知，敦煌石室之藏书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疏于管理，不数年间被披着学者外衣的文化侵略者盗买、偷窃走大半，其中尤以匈牙利籍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为甚。据向达先生介绍，“敦煌石室所出六朝以至唐宋人写本，自经斯坦因、伯希和诸人抉其精英而后，所余悉辇京师图书馆，今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所藏者是也。”于是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以“敦煌丛抄”为名，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6号以及第6卷第2号上，整理了一部分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1935年，先生又借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赴欧交流之机，对被盗敦煌卷子进行编目、整理、抄录，这些工作为先生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先生二十余年的敦煌学研究，其成果主要集中在音乐和“俗讲文学”两个方面，其中“俗讲文学”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很大程度上就有赖于先生在伦敦抄录的敦煌俗文学作品。前文已述，通过先生的考证，所谓“佛曲”与敦煌所出的“变文”类通俗文学并非同一事物的事实得以明确——“变文”是唐代流行的一种“俗讲文学”的话本，郑振铎先生名之曰“变文”，但经过向达先生的考证，敦煌俗文学作品中虽然多有作品以“变文”命名，如《目连变》《降魔变》《王陵变》等，但《季布骂阵词文》等则以词文或传文命名，另外还有押座文，以及敷衍《维摩经》，乃至撷取“变文”“词文”中一段故事敷衍而成的话本等。总的来说，“唐代俗讲话本，似以讲经文为正宗，而变文之属，则其支裔。”

向达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另一贡献，是通过1940年代的两次敦煌考察，促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并且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呼吁人们保护敦煌文物，加强修缮管理工作。先生的苦心在解放后得到了回报，石窟里装上了电灯，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国家进行保护，先生不禁感慨：“凡在见闻，莫不欢跃”！

至此不难看出，南高师—东南大学“史地学会”注重史书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理念，对向达先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先生对研究和保护文物史迹的重视，也肇端于南高师—东南大学就学期间。早在1925年年底，毕业不久的向达先生就曾与低自己一届的同学郑鹤声同游南京摄山（栖霞山），考察佛教石刻，而后写下《摄山佛教石刻小纪》（《东方杂志》第23卷第8号，1926年4月）一文，并在文末呼吁亟速保护这一佛教史迹。

向达先生在考古学方面的主要贡献，除了敦煌文物史迹的发掘，还包括判定汉代阳关、玉门两关的遗址位置，以及丝绸之路的经行线路等。这些成就，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前述的两次敦煌考察。

在版本目录学方面，向达先生的研究是有一定的学术渊源的。先生之师柳翼谋先生，是清末民初著名文献学家、金石学家、图书馆学开创者——缪荃孙的弟子。与向达先生一同受教于柳翼谋先生的范希曾先生，则直接继承了这一学术道统，成为新一代的目录学家。因此先生在目录学研究方面也成果斐然，发表了《唐代纪载南诏诸书考略》《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录》《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等目录学名篇。1961年，先生在北大曾开设过“史部目录学”的课程，并随课程刻写油印了讲义《史料学与目录学》。可惜的是，这本讲稿最终并未成书刊行。

最后，在少数民族史方面，向达先生的主要成就是抗战时期在云南所进行的有关南诏史的研究以及对《蛮书》的校注。金克木先生曾回忆道，向达先生校注《蛮书》之时，除了用传统的朱墨圈点批注法之外，还采用新式的卡片等方法，使金先生不禁感佩，“向先生是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毕业的，是新式学校出身，又通晓外文，从事译述，可是同时继承了读书的古老传统。”20世纪50年代，向达先生与潘光旦先生还一同围绕着是否将土家族界定为一个单一民族的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并为土家族最终被确定为独立的少数民族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1949年关于向达先生的一份“政治思想材料”中，组织上这样评价先生：“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解放后对党极其拥护，但对民主人士非常不满，骂他们卑鄙。”这一评价十分中肯，其根据主要是先生在建国前的种种民主抗议活动。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1945年云南昆明的“一二一运动”后，先生与西南联大的进步师生一道所进行的民主抗议活动。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民众渴望和平，反对内战。与普通民众一样生活在贫困线上的，还有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他们感于时事，通过各种活动形式表达着自己希望消除内战，改善民主的呼声。但执政当局不仅不予正面回应，而且报之以严密的舆论控制，以及武装暴力袭击。12月1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与三青团省团部、第5军政治部便衣队、军政部军官总队等组成的数百人的暴徒分头袭击了联大、联大附中、云大、昆华工校、南英中学等学校，造成各校师生死伤惨重。次日下午，悲愤的联大师生为死难烈士举行入殓仪式，在无数挽联之中，联大教授会的挽联格外醒目：“争取和平自由，洒尽热血，凛凛好气传千古。肃清豺狼鬼蜮，完成遗志，矻矻丹心在吾人。”6日，向达先生在《时代评论》（昆明）上发表文章《我要问》，向国民党当局与歪曲事实的中央社发出严厉的质问，控诉这个“不做流氓不撒谎便不能活”的世界。事实上，向达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也批评了联大校方以及一些教师对于这一惨案的处理方式过于软弱。他讲道：“我们这些当教员的人为人师表，社会信托我们，一般的家长信托我们，把他们的子女送来由我们施教由我们保育。结果怎样，十二月一日血流成渠，死伤载途。”他责问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教员，“我们在惨案发生之前，我们尽了预防的人事么？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对于死难的北大的同学同事，表示过同情和慰问么？这其中学校当局措施不当，责无旁贷。”先生认为，通过这一事件，“情形已转成整个的教育存在问题，将来究竟是文治还是武治的问题，是走上近代化还是回到中古的黑暗时代问题。”因此先生在文末发出号召，“我们要作一个真正的人，有热情有血性，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要作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我们要‘明廉耻’，‘知礼义’，上不要辜负祖宗的遗产，下不要对不起子孙。”向达先生的这段话，将先生耿介、倔强，富有正义感的性格展现无遗。正是在这种性格的驱使下，向达先生还曾在1946年的北大学生抗议运动中，与进行暴力破坏的特务分子搏斗。而后联名陈寅恪、汤用彤、徐炳昶、朱自清、俞平伯、张奚若、金岳霖、吴之椿、钱端升、陈达、徐德珩、杨人楩等人签署《保障人权宣言》，后又与俞平伯、沈从文、容肇祖等发表《北大教授宣言》。另外，先生还与“进步学生”密切来往，保护共产党员，教育子女不参加反苏游行等，在学生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因此被誉为“进步教授”。

先生的高贵人格，同样受到众多学人的称赞。谢国桢教授曾评价向达先生“为人耿介，守正不阿，愤世嫉俗，遇不平则鸣，不知者目以为狂，而郑西谛、王以中诸君独器重之，盛赞其为人。”无独有偶，季羡林先生也曾评价道：“无论是学术方面，或者是道德方面，向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陈寅恪先生为什么会在自感寿命无多的1963年，仍表露出很想与向达先生共同研究唐代玄奘到印度取经这段历史的原因了。接受这一嘱托的杨东莼找到陈序经先生，希望后者转请向达先生到广州讲学，以了陈老的心愿。但向达先生直到次年3月方才成行。在访问中山大学的十余天时间里，向达先生多次上门与陈寅恪先生话谈，但因无有旁听者，话谈内容无从得知。只有其中一次，时为陈寅恪先生助手的胡守为旁听了部分内容，其中大多是向达先生与陈寅恪探讨《大唐西域记》的相关问题。虽然二人的会谈内容没有留下太多记录，但陈寅恪先生在这期间写下的《甲辰春分日赠向觉明》三绝句，足以表明陈老对向达先生的情谊，兹录此三绝句如下：

向达先生的到来，无疑感染了长期陷于晚年消沉的陈寅恪，使他发出了希望参与到《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的整理出版计划中来，在自己有生之年与向达切磋、交流的愿望。但谁也没有料到，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研究与教学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仍然勤奋治学的向达先生，已经只有两年多一点的生命了。

向达先生一生专注研学，“不问政治的纯学术观点”支配了先生的思想，“也感染了一部分学生”。这一方面为先生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也使得先生在复杂的政治运动中陷于被动，乃至被划为“右派”。摘帽之后，先生有颇多感慨无以遣怀，乃将自己在北京大学的住所燕南园50号命名为“风烟里”，遥忆自己当年在西域广漠的匹马孤征，“空山寂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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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朱庆葆、孙江主编：《新学衡》（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