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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国别研究(6)|麻国庆:跨区域社会体系视角下的 区域国别研究
发布时间:2022-05-09

跨区域社会体系视角下的

区域国别研究


麻国庆


编者按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新的学科目录征求意见稿上,把原为世界历史二级学科的“地区国别研究”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2022年1月8日,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和《学海》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区域国别学的理路与目标”高峰论坛。会上钱乘旦先生详细介绍了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分布、主要成就和校内整合办法,也展望了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未来。9位学者参加了论坛,其中7位学者修改扩充了发言。《学海》杂志2022年第2期以笔谈的形式,分“追问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与前设”“中美不同语境下区域国别研究的展开”两组专题刊出这些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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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副校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跨区域社会体系的视角下,国别研究首先应是以人为出发点的区域研究。笔者于2000年就提出,在全球化过程中,文化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的文化认同。2006年,笔者进一步提出,要把华南与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纳入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或国家之间合作的空间整合起来考虑。2016年解读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文化交流的时空过程时,笔者进一步认识到在人口、商品、信息快速流动的全球化社会中,任何一种社区单位层次的研究,都不足以分析当前世界体系中的交叉性特征,因而提出要理解区域社会的基本特点,促进区域命运共同体在资源与人文价值上的共享,以达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共识,需要采用整合区域社会结构、族群历史脉络和文化变迁过程的“系统性观察”方式。跨区域社会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网络化的跨区域社会体系,则构成区域社会研究的整体性方法论基础。

19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很快就被纳入一个历时性的、区域整体性的、全球跨文化交流的体系中。这一体系中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区域内外的政治、经济,以及族群、宗教等因素,形成一个强大的联结过程。这就要求研究者理解和坚持人类学、民族学的整体论和田野工作实践,明晰跨区域社会体系的内涵与研究路径,探讨区域社会体系的历史过程与网络结构,以及网络空间里各族群活动的结构性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思考和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与学科体系构建。今年笔者在《开放时代》第1期发表的《以问推学:超域与世界单位》,也是本篇文章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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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

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功利色彩。当时,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以及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一些传教士、殖民官员、博物学家开始对殖民地的社会、文化等开展记录,这就是最早的“区域国别研究”,从而产生出“东方学”等学术领域。西方人类学早期的海外研究也是在殖民主义体系下诞生的,殖民者“各自为政”形成了不同的区域国别研究传统,如英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研究、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等北非地区的研究、美国在南美地区的研究。具体到东南亚区域,英国人研究缅甸和马来亚,美国人研究菲律宾,法国人研究法属印支三国(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等,产出了一系列开拓性但也多为一般的基础性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凭借其霸主地位,开始主导西方学界对于东南亚的研究,支持学者在东南亚,特别是新独立的国家开展全面研究,以便了解世界并维护其在东南亚的利益,由此催生了“区域国别研究”,人类学成为东南亚研究中最受欢迎的学科之一。1975年后,美国发表的有关东南亚地区的论文有超过三分之一属于人类学范畴,开启了现代人类学对东南亚的研究。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自身需要改变了区域研究的重心,东南亚研究暂时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尽管如此,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高校的东南亚研究机构仍在继续着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只是研究兴趣和方向从以往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转向“文化的命运”“离散群体”“边缘性与暴力”等主题。

随着东南亚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东南亚学者开始关注本土民族和文化的研究。除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院系从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地理、历史学等学科对本土的社会、文化、语言、历史等进行研究外,还针对一些区域设立了专门的区域研究机构,并开展广泛的合作。如笔者访问过的泰国清迈大学社会科学系,1998年创建了社会科学与可持续发展区域研究中心(The Regional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简称RCSD)。该研究中心跨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对山地东南亚北部区域,包括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田野调查和研究,主题包括资源管理、山区农业系统、环境影响评估、医学与健康、族群关系、性别与权力等。该中心除汇聚了泰国本土有关山地东南亚北部区域研究的力量外,还接收了许多国际学界在该区域开展研究的学生和学者在此访学,成为山地东南亚北部区域研究的重镇。

就研究范式而言,人类学在研究简单社会及前工业社会时开始强调整体论的方法,本身就具有跨区域社会体系的意味。“作为研究全球化中的多样性而著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对研究全球化做了突出贡献,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是在文化、经济、政治、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同时出现的复杂、多样的过程。”这种认识便是基于对全球范围中多样性文化的研究和积累。而具体的田野工作多为人类学家在“域外”进行关于别国“他者”的考察,也可以理解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类型。当然,早期的一些人类学研究,通常假定区域社会内部群体的社会文化体系是相对封闭和静态的,并且往往回避田野点作为殖民地的政治背景。当下的人类学在开展区域与国别研究时,应具备全球性视野,随着区域的开发和民族及族群的流动而跨越地域或国境进行研究,还应具备反思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积极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人类学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主张。同时,人类学研究范式擅长于扎根基层社区和阐释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面对多层次的研究对象和新兴研究议题,还需要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研究习惯法要与法律交叉,研究援助和开发问题又要与经济学及国际关系相联系等。

民族国家形成前,族群的社会文化与自然、区域、地理有着更为稳固的关联性。基于自然资源的共享,在共同地域和生态中形成的生产、生活逻辑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共有文化传统,区域内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复杂交织,形成了多重社会网络。近代以来,以多重社会网络为代表的区域联系越来越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概念所遮蔽。民族国家作为新时期的历史主体,开始创建以国家版图为基础的“区域”。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界限又被空前的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所打破。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全球化是近年来不同领域都会涉及的重要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学科开始考虑区域内部的多样性和多层性、空间的联系性、历史的连续性和政治经济过程,特别是超区域的文化塑造和文化再生产的过程。笔者在中山大学开展环南中国海研究时,便考虑如何把固有的学科体系放到区域研究中。我所指导的部分硕士和博士分别在中国海南、广东、云南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等环南中国海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开展调研,以侨乡、渔民、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物的生产与流动等为研究对象,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出发,讨论了亲属与社会关系、家庭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和身份认同与建构等议题。具体论文信息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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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化与经济通道,“海上丝绸之路”自古就将中国华南与东南亚地区联系起来,绵延起伏的山脉、发达的水系又将中国西南与山地东南亚连接在一起。一方面,中国华南到东南亚构成了一个山水相连、血脉相亲的区域共同体,民间社会中割舍不断的社会、文化和族群纽带促进了不同地方社会之间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并且给官方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交往渠道。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交往空前密切,人口和商品的流动日益活跃,跨境的族群流动和文化交融正在不断重构多种网络关系。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商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山脉和水系跨区域流通,各族群在区域内流动、迁徙、通婚和融合。经过历史上复杂的族群交流和社会交往,这一区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影响了环南中国海地区网络化的区域社会体系的构成。因此,对华南、西南到东南亚社会的研究不应受到现代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而应当从社区到区域再到国家之间的空间整合来考虑。特别在当前,区域内全球化与区域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跨境行为,资源的互补促进了区域内不同商品的流动,导致了各区域间相互依赖的经济交换关系。经济链条又引发了持久而复杂的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同时随着不同地区主体的卷入和角色分工,又形塑了区域内的族群关系和社会结构。

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网络,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汉代时产于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的丁香、肉豆蔻等香料便进入我国。唐宋时期香料贸易更是在南洋贸易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今,我国市场上半数以上的丁香和肉豆蔻仍来自印度尼西亚。丁香的流动将马鲁古群岛与环南中国海区域社会体系以及世界性的历史潮流联系在一起。同时,丁香的生产、交易与初加工和流通的经济过程又内嵌于并形塑了地方社会结构,形成了以北马鲁古群岛西部中心岛屿的山地穆斯林原住民作为香料园主、华人充当跨区域贸易中介商、东部哈马黑拉岛基督徒作为劳工主体的区域族群经济互动和分工。

在人类学里面,“路”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很新的空间研究的概念,包括高速公路、铁路的修通对周边社会文化的影响。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相关研究,以果蔬贸易来讲,随着跨国公路和铁路的修建,冷链运输和电商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今东南亚国家成为我国水果和蔬菜的重要进口国。目前泰国的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经第三国陆路进入中国的跨国公路就有四条,贸易商可根据路况与运输成本、通关情况、水果品类和运输的目的地等进行选择。货运量较大的是R12公路和R3A公路。R12公路从泰国曼谷经那空帕侬,老挝塔客、那抛、越南咋老、文市、河内、蓝谌,通过中国崇左、凭祥、友谊关口岸到达南宁。另一条则是R3A公路,也被称为昆曼公路,从泰国曼谷经清孔、老挝会晒、南塔,通过中国西双版纳勐腊磨憨口岸到达昆明。此外,货物还可通过海运、中越铁路、即将通车的中泰铁路等运往中国。中国商人、泰国华人、泰族和山地民族等则在蔬果贸易中不断互动,逐步形成族群经济分工。区域内发达的跨国公路、铁路和水运,使得中国与中南半岛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也进一步促进了区域的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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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出发点的跨区域

社会体系与区域国别研究

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认识类似环南中国海区域、山地东南亚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系统,需要采用“系统性观察”的方式来加深理解。跨区域社会体系构建的本质是人的流动。作为地区交往的实践主体,人的流动与迁徙必然带来文化与网络在空间上的扩散以及区域间的联系与互动。以往已有不同学科的学者通过对该区域社区、地区、国家间的类推和比较,从地域空间、文化圈、宗教传播和社会比较等不同角度提出各自的学术创建。可从以下几个关键词来理解华南、西南与东南亚社会区域之间的联系性、互动性、整体性。

一是“交错地带”与“跨国社会领域”。莱曼(F. K. Lehman)认为,中国西南(尤其)云南不仅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更是一个交叠地带。所谓交错地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区域社会和族群文化被民族国家再定义后的互动问题,同属一个民族却归属于不同国家的人民至今仍保持着频繁的跨境交往活动;其二是这片区域既作为民族交接的边界地带,又成为民族结合的地带,各族群利用区域中的通道频繁地穿梭往来,贸易、婚姻、文化、习俗、宗教相互交融与叠加。不同族群的跨界活动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而货物、资本、信息依靠已有的网络关系保持着频繁的双向流动,这些互动关系又不断生产出新的社会网络或使原有的网络向其他文化事项及社会领域进行扩展。从某种层面而言,这些“界”是一种不同群体、文化与社会事项接触、互动、交流、碰撞乃至融合的状态或场域。当前全球化与区域化带来日益频繁的跨境行为与传统的区域网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华南、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国社会领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

以中南半岛中国西南、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之间的交错地带为例,19世纪以前,该区域内各民族建构的政治互动空间,可以被归纳为muang的边缘区域,muang即“几个领主共有的领地”。在这一区域性政治文化传统下,由中国西南山地移入东南亚国家的部分华人群体,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同的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极具弹性的身份认同实践。中央民族大学张亮博士在缅甸进行田野调查时了解到缅甸一个华人群体,以所聚居的地名被称为“勐稳人”,总人口约26万,自称由云南迁入缅甸,居住于勐稳地区已有400多年历史,目前勐稳人多不识缅语、缅文,维持鲜明的华人民俗文化传统。然而,2016年勐稳人获得了“缅族”的民族身份和完整的缅甸公民权利。勐稳人的这一身份政治实践,其背后的协商机制与实践策略却意味深长:即便具有最鲜明的文化认同的华人,也会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解读和实践自己的身份定位。更为宏观地看,如何处理母文化与在地文化,是当前世界各国移民群体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命题。

对于老挝和缅北的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当地的阿卡人和傣族借助橡胶生产实现了现代化,他们也希望紧跟步伐,学习种植橡胶,实现现代化。而对于西双版纳的阿卡人和傣族而言,一方面是经济动力驱使他们跨出国门,另一方面则是他们认为他们有义务帮助与他们同源的老挝和缅北民族实现现代化。若进一步分析这里所谓的“两层重塑”,我们看到第一层是指西南边境西双版纳的地域重塑,西南边疆各民族通过橡胶进一步实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二层是指橡胶跨出国门,参加与老挝及缅甸等国北部的经济交往交流,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个层面实现共赢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篇章。实际上,前文所提及的“地域化”甚至可以被视为边境民族借助橡胶而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之一。

二是“通道”和“圈域”,强调“圈”“文化圈”的概念,包括跨国文化圈。滨下武志通过对历史上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尤其是中国与东南亚及东亚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倡导以“亚洲经济圈”的视角来研究发生在环南中国海这片海域内的经济与社会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之间的“地域圈”。孔飞力(Philip A. Kuhn)基于华人移民的历史研究,提出“通道—小生境模式”(Corridor-Niche Model),以文化通道来解释华南与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往来与互动。笔者曾经用“跨国文化圈”这个概念讨论过包括华人在内的跨地域族群的问题。“跨国文化圈”,主要是指超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族群或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文化共同体。在全球化过程中,华人的文化认同和传承是同根的跨国文化认同的重要参照物。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华人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当成是中国本土文化在海外的延伸。相反,这是中国本土文化由华人带入各地方社会后,经过“文化调适”逐渐趋向当地化的结果。

祖籍广东的华侨涉足“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国家,至今与祖籍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和文化连接,促使中国与东南亚这一区域华人社会网络的形成;以广府、潮汕、客家文化为代表的广东文化传统在东南亚国家广泛传播、在地化并保留至今,凝聚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记忆。以粤剧为例,和中国其他戏曲品种相比较,粤剧具有其他戏曲品种所少有的全球性海外市场,号称“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粤剧”。粤剧在海外的传播,主要有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三大阵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粤剧艺人移民世界各地,粤剧在海外的传播愈加广泛。从佛山粤剧博物馆的“粤剧海外分布图”可见,粤剧在海外的流布除了上述提及的地区,还有亚洲的缅甸、柬埔寨、印尼、菲律宾,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瑞典、丹麦,南美洲的巴西、秘鲁,非洲的埃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等地。此外,广东一向以向外移民著称,而近几十年来,涌入大量非裔、阿拉伯裔、印度裔、东南亚裔、韩裔、日裔等族群,再加之内陆不同民族人口向东南沿海省份的流动,都使广州成为一个高度流动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性,决定了广东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自华南的华人涌入曼谷,随后向泰北内陆迁徙,做起了中国西南、缅甸北部、老挝北部和泰国北部边境山地族群与曼谷华人批发商之间的中介商,历经艰辛创业后定居泰北,最终成为当地的中产华商。在地化的过程中,华人并非如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预测的那样随代际变化而被完全“同化”,其族群身份认同一直处于形成(becoming)和成为(being)的过程中。迁徙、创业、辗转追求华文教育的历史成为华人的族群公共记忆,也是联结族群成员的情感基础和纽带。在泰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泰外交关系的友好发展,本土化的华人社会文化,以及主观情感驱使和工具理性思考等影响因素的相互交织和作用下,泰北华商不断调适和赋予其既为华裔又为泰国中产商人的身份新的涵义和内容。华人族群认同、经济与阶级认同构成了这一群体身份认同最为主要的两个方面,文化实践和商业实践则成为他们构建族群身份认同的身份策略。他们通过族群记忆、华文教育、习俗、信仰等实践建构其区别于本地族群的文化认同。他们借助华人社会特有的关系网络与社会伦理,与当地和其他地区的华人共同建立了跨地域的社会网络、商贸网络和文化圈。关系网络中的文化实践使得华商获得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与互助、信息的交流与资本的安全保证,促进了华人商业的发展。华人社会的关系伦理和关系网络的重要意义又促使获得商业成功的华商进行文化和道义实践。“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道与圈,是各地区和国家背后不同时空海陆文明交融的重要纽带,体现了区域整合的历史过程。这样以全球贸易为基础缔结的关系网络不仅仅局限于环南中国海区域,还辐射到大洋彼岸的欧、非地区的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

三是岛屿与世界。在全球与地方紧密互动的背景下,作为受现代性影响的场域,如今的岛屿社会与文化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化过程之中。理解作为多元现代化力量与全球化交织场域的岛屿世界,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因此,笔者把岛屿研究置于世界体系及其发展脉络中予以考察,并以环南中国海区域为中心,观察面对大陆化、全球化世界局势的岛屿,审视岛屿如何应对这种巨大的变迁以维持其原有的社会文化特点,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滋生新的发展。

海南岛处于一个大陆体系和海洋体系相互推动而发展起来的岛屿文化体系中,对海南岛的研究,应把它和大陆体系、东南亚体系和海洋体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民族走廊地区、少数民族社会、跨越国界华人社会、东南亚与中国华南文化交往体系放在一个整体中来考虑。海南岛处于从南岭走廊到环南中国海中转站的特殊地位,海南苗族从西南山地到南部海岛的迁徙历史便是体现。

海南黎、苗、回、汉等各民族文化在保持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同时,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共生、交流和发展。渔民和海南籍海外华人社群的流动也是研究海南岛与中国整体和环南中国海区域联动的切入点。作为世世代代在南中国海海域生产生活的群体,不同国家的渔民共同开发南海的渔业资源,他们同样构建了以海洋为中心的跨国网络。在当代民族国家边界概念的影响下,不同国家渔民跨越海域的生产活动受到了国家海权的限制。但在民间,长期的历史交往使不同国籍的渔民逐渐建立起跨国互助机制与交往网络。海南在海外人数仅次于广东、福建,为中国名列第三的侨乡省。早在明清之际,海南人陆续背井离乡,到海外闯天下。海南人从东南亚逐渐流动到世界各地,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几乎都有海南人的足迹。二战之后,华侨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90%以上的琼侨及后裔加入了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两头家”便是早期华人在祖籍地与迁入地建构跨国网络的一种基本策略。但这些华侨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开放,更加紧密地与家乡保持着联系。在海南岛的少数民族中,海南的回族有其特殊的地位。相对于中国的穆斯林主体而言,海南穆斯林孤悬海外,似乎是一片文化的孤岛,但实际上,海南穆斯林在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始终保持着与东南亚地区的密切联系。在民族志研究的层面,海南回族以其独特的语言、文化、历史在海南岛的民族研究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在人类学学科中具有广泛的讨论空间,不仅在民族志的层面上,还在理论上具备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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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践与展望

笔者现在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围绕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研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学科化的层面上,便是在学科体系里开辟了区域国别研究。中央民族大学有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一直兼顾中华民族、中国近代各民族和世界民族的研究。21世纪初以来,中央民族大学进一步发扬人类学、民族学的田野传统,对世界各国民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生态生计、语言宗教和社会化多样性及相关治理经验进行研究。目前我校区域国别研究已覆盖了30多个国家,尤其偏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中央民族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以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为主要依托,长期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成为中央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特色。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和学生将学科基础理论与长期深入的实地田野调查(6—24个月)相结合,在掌握研究对象语言的基础上,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等方法在当地开展研究和学习工作,并强调中国与研究对象国家的知识交流与合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已经有超过40名硕士研究生,超过10名博士研究生在世界30余个国家开展实地调研并完成论文,主要分布在中国周边区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大批相关区域国别研究成果。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去向除部分继续博士学习外,大部分进入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国际机构工作。2012年以来,完成了近百篇与区域研究相关的硕博士论文。我们以海外研究为纽带,与印度、南非、巴西、蒙古等26个发展中国家的权威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赴海外开展研究的同时,我们积极邀请外国专家来访交流。2020年,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获批北京市外专长期项目“国际大都市多民族社会文化融合比较研究”,组织外国专家为相关专业同学讲授课程,与相关领域的老师召开小型座谈会等。基于良好的合作关系,外方合作机构将联合指导学生和联合开展研究工作相结合,我校与多所机构形成互惠式合作网络。

中央民族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同样强调跨学科的思考。学校建有多个跨学科区域国别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下设有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来自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研究方向包括世界民族、海外民族志、国外社会文化、边疆与跨界民族。中心下设4个研究团队,各团队从不同角度研究世界各地各民族,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各民族的生态生计、语言宗教和社会文化多样性及治理经验。同时,学校还获批五个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分别是“一带一路”与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一带一路”与拉丁美洲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缅甸研究中心、中南半岛经济研究中心、蒙古国教育研究中心。五个中心依托于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不同学科和基地,协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开展研究。

在这样的学术积累下,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和跨区域国别研究形成了有效的衔接,也确立了中央民族大学在世界民族和国外社会文化研究领域里的学科地位。

2020年伊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神州。同年2月下旬,在中国疫情形势趋于平稳的同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却在全球加速蔓延。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冠肺炎列为全球性大流行病。疫情的防控和治理涉及人口流动、医疗体系、国际关系、社会动员、政府体制、文化差异、社会心理、信息技术等诸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基于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差别,所采取的应对和治理方式也非常不同。在这一背景下,2020年3月以来,由笔者牵头负责开展的“全球治理与新冠病毒防控研究”项目,结合中央民族大学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基础与优势,总结和比较相关经验、提炼理论,推动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为有效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建言献策。2020年团队将全世界疫情运行发生的不同区域做了梳理和预测,撰写了9期40余篇专题报告,有些报告获得了中央领导人的肯定性批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已然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要影响,在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全球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人类如何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以应对疫情的进一步加重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而与此同时,如何迎接后疫情时代全球社会的深刻变化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回顾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学科体系逐渐健全,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初步的贡献。如何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更有价值的作用,需要人类学牢固坚守人民性并走向学科自觉。1980年费孝通先生在接受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时提出“迈向人民的人类学”,总结和提炼了我国人类学的学科特征。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对人民有用的调查研究,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性塑造了人类学国家主义的风格。中国人类学近百年的发展走过了家乡人类学、自身人类学,再到国家主义人类学的历程,形成了这个学科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和思想资源。其面向人民的学科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调查研究为基本方法,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和灵魂,也奠定了这门学科从实求知的学术风气;二是以社会服务为学科追求,历代学人积极承担了国家急需的重大课题和研究重任。

面对当今世界不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民族、宗教之间存在的诸多分歧,区域国别研究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各个国家之间的社会差异和文化多样性,处理文化差异,要有“美美与共”的胸怀;另一方面要研究不同国家、文明之间交流对话的历史与现状,积极推动文化交流和共享文化建设。在2000年世界人类学大会主席会议上,费孝通先生提出“创造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社会层面的概念性判断。当然,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应重视学科和问题之间的关系,以问题意识来推动学科建设。总之,在今天的区域国别研究里面,我们的研究应从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族群、每个民族都纳入一个全球体系为出发点,这样区域国别研究会越做越好。


本文刊发于《学海》2022年第2期,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