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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百年︱史家郭廷以与学衡派
发布时间:2022-05-16

宋逸炜(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2022-01-29 14:57 来源:澎湃新闻


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舞阳人。他一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筹措创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可谓“南港学派”开山宗师。学界关于郭廷以的论著不胜枚举,本文不揣浅陋,在略述先生生平学思的基础上,重点关注其与南高学人、学衡名家之关联。郭廷以

郭廷以

       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郭廷以出生于河南舞阳的一个小康之家。曾祖辈家道衰微,祖、父辈勤于农商。郭廷以四岁开蒙,又受教于新式蚕桑学堂,先后凡十年。
1918年,郭廷以投考开封二中,课业优秀,并开始接触胡适、梁启超的论著和《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积极响应五四运动。1920年,郭廷以负笈南下,就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英语、国文、数学和史地等科目成绩优异。1923年秋,郭廷以以第一名保送东南大学历史系,在平静的校园生活中,他受教于陈中凡、柳诒徵、刘伯明等学衡名师。1925年起,东大学潮渐兴,郭廷以虽深受罗家伦之教诲,但在易长风潮的鼙鼓声中,于1927年初匆匆毕业,先后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总司令部编译委员会、中央党务学校等机构中任职。
       1928年,罗家伦转任清华大学校长,郭廷以随之北上。先任校长办公室主任秘书、兼文书科主任和出版部主任;又因历史系教员不足,与罗家伦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常奔走于北平各大图书馆、古旧书店。期间,他结识并举荐蒋廷黻,并逐渐专注于教学研究。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郭廷以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政治学校、军官学校。至1933年秋,正式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前五年,郭廷以专精于学,开设近代史、太平天国史、中西交通史、西域史等课程,完成《近代中国史》《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等书稿。
       抗战军兴,郭廷以随中央大学西迁,学术难以为继。1946年返宁后,郭廷以多次赴台执教,并曾短暂充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1949年初,郭廷以再次赴台,联络中大迁校事宜,因船票难得未能返回大陆。留台后,他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兼任文学院院长。1955年2月,应朱家骅之邀,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主任。1965年4月,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郭廷以为首任所长。此后数十年间,郭廷以笔耕不辍,励精所治,奖掖后进。1968年,当选“中研院”第七届人文组院士,却难逃人事与政治的复杂漩涡。
1969年7月,身心俱疲的郭廷以请假赴美。1971年夏,正式辞去近史所所长等职。他虽处境困顿,仍专心著述讲学。1975年9月14日凌晨,郭廷以因心脏病在纽约圣路克医院逝世,两天前,他刚刚完成了集毕生心血的《近代中国史纲》一书。《近代中国史纲》

《近代中国史纲》

       郭廷以之史学思想,吕实强等南港学人早有专文详述。郭廷以一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尤专精中外关系、太平天国、台湾史与边疆史等领域。概括而言,他整理史料的基础工作和对近代化问题的思考影响最大。
在原中央大学任教期间,郭廷以笃行“史事日志”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大平天国大事日记》《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编年纪事体史料作品。赴台后,他又完成“姊妹篇”著作《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旨在为学界提供“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纪录”和“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在其看来,“史事日志”之于历史研究甚为重要:“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所有过程与前因后果即无从明白,相互关系更无从而知。如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凡例中,他亦曾提到:“本书性质为属于工具一类的史事记,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恰如其弟子王尔敏在《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总结的那样:“郭廷以先生的史学学术功力,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编年详尽,史料为先,无疑是郭廷以治史方法的核心要义。
主持近代史研究所的数十年间,郭廷以更着力于史料辑纂和保存工作。研究所成立之初,他多方奔走,收集海内外各类档案文献,带领所内年轻学人整编史料。郭廷以要求严苛,培养后学不遗余力。据李国祁回忆,编档时“先做提要目录,接着才是圈点”,而每一份提要目录,“郭先生每一个字都过,有不妥之处,郭先生就要我们修改。”(《郭廷以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在此严谨学风下,至郭廷以离任时,《海防档(1861年至1911年)》九册、《矿务档(1865年至1911年)》七册、《中法越南交涉档(1875年至1911年)》八册、《中俄关系史料(1917年至1919年)》九册、《道光咸丰两朝筹办夷务始末补遗(1842年至1861年)》一册、《四国新档(1850年至1863年)》四册等书先后印行。离任后,郭廷以领衔主持的《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1864年至1911年)》十一册、《中俄关系史料(1920年)》三册、《中美关系史料(1805年至1874年)》三册、《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1821年至1861年)》二册、《中俄关系史料(1921年)》三册、《教务档》(一至四辑,1860年至1886年)各三册等书亦付梓出版。数十载的工作,不仅为史学界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研究材料,更培养了南港学人严谨的治史态度与方法。
       依托近代史研究所的平台,郭廷以积极展开学术交流合作。1958年起,哈佛燕京学社在台设立东亚学术研究委员会,资助相关档案的整理出版。1962年起,福特基金会支持年轻学人赴美深造进修。1960至1963年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展口述历史合作,在郭廷以的筹划和参与下,累积访问六十余人,保存了丰硕的回忆文字。
      郭廷以对史料的高度重视,却给自己和近史所带来不少非议,甚至有人对其治史水准提出质疑。然而,如若回到郭廷以的著述中,亦可见其研究之精深。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近代中国”的认知和“近代化”问题的思考。
1940至1941年出版的两册《近代中国史》,不仅以长编体例排比了大量史料,更阐述了郭廷以对“近代中国”的基本认知。他在书中指出:“从全部的中国历史来看,‘近代中国’是一个大转变时代。致成这个转变的力量虽颇复杂,而其主要或中心因素则为此期间的中西关系。无论是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学术、思想,以及任何方面,近代的中国与往昔的中国均有显著的不同,而此种不同,实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受此因素的支配或影响。所以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史,绝不容忍略去‘中西关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主线是中外关系,其转折点在于鸦片战争:“这个事件不只是具有浓厚的历史兴味,而且有深远的巨大影响,最少是对于此后整个的中国民族。中国之加入国际会社,感受生存威胁,与一种新文化相接触,新势力相激荡,终于改变了自己生活的方式;所有这些,均须溯源于此次冲突。”当然,传统与近代之断裂并非如此显明,鸦片战前的中西交往史实已暗含延续性。故而,《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以“中英鸦片战前之中西关系”为副题,详细追溯了十六世纪以来俄人东进、西方来华以及早期中英关系的历史背景,直至第二册才全面考察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影响。郭廷以意识到鸦片战争之深远影响:“中国政府经受此次重大打击,弱点完全暴露,国威随之扫地,几百年来的天朝上国,竟为‘红毛逆夷’所屈服。”但他更深谙此影响之局限:“依照常情,吃亏学乖,理应获得不少教训。但实际上并不如此,仗是打败了,打败的原因,只知道是船炮不如人家的坚利,军士不如人家的勇敢,但是,终久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如人。和约是签订了,签订之后,初则心存顾虑,进而意有不甘,因之中外龃龉再生;这是后话。”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史》仅完成两卷,其思想只能在《近代中国史纲》等著述中一窥其奥。

      《近代中国史纲》亦从十六世纪以来中西交通的视角探寻“世变”之背景,近代中国的转折点在于“西力冲击”和“内部动乱”的共同作用。中国境遇的初变在于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英法联军之役不仅使国门开放、主权沦丧、鸦片贸易合法化、各国利益均沾而“形成一个对华联合阵线”,更使“中国有识之士,经过此次几乎亡国或改朝换代的危机,亦获得若干教训与认识。”加之太平天国等内部冲击,清朝在忧患中方才踏上自强运动的“近代化”道路。至于造成近代变局的原因,他概括为:“因为以往所接触的民族,纵能凭其一时武力,乘中国之敝,以图一逞,彼此形势犹可相埒。近代所接触的西洋则大不然。除了强大的武力,尚有别具一格的政治组织、经济力量、高度文化,一旦彼此短兵相接,中国的樊篱为之突破,立国基础谓之震撼。于是张皇失措,自处处人,两无是处,遂陷入悲运。”简言之,“任何民族的命运,胥决之于其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力,亦即决之于文化。”
       事实上,在郭廷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亦可看到他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整体理解。在1950年发表的《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在1951年发表的《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认识》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中西接触最少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西洋文化的输入中土,自非一日,而其真正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则为近代之事。所谓近代,即指十九世纪前期以来,明确的说,即中英第一次战争或鸦片战争开始。”在1953年发表的《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输入——晚清译书与西学》一文中,郭廷以曾将西学入中的历史分为三期:明清之际、道咸同光、民国初年以来。“严格来讲,第二期西学的迻译,应自同治初年算起。一八五七年至一八六〇年中国所受创痛之深,屈辱之甚,在当时人的感觉,远过于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灾祸之烈极矣’。而自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三年对太平军的战争,复获得重大而有益的教训。”何谓“近代化”?在晚年发表的《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一文中,郭廷以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个人,为使其生活方式,精神的与物质的,能适应时代环境,以增进其福利所作的努力与所获的成果,即为近代化。”而关于“近代化”的现状和未来,郭廷以通过回顾历史而满怀信心:“中国应抛弃其猜疑心理与自是感,外人应抛弃其强权政策与优越感”;“近代化是自己的事,要靠自己的力量。但如能获他人的同情援手,自较易顺利推进”;“强权解决不了问题,单凭政治经济的措施亦不易消除隔阂,一切有赖于彼此观念的一致,而以中国的‘恕’与‘仁’为准则,‘恕’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要之,郭廷以在肯定中国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从明末清初中西交通的历史中探寻近代中国的缘起,鸦片战争无疑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点,但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等合力作用亦不可忽视。在其看来,民族历史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武力,更取决于文化。
不难发现,郭廷以将毕生心血付诸近代史研究和“学术共同体”构建。不必计较他人的功过评说,无需理会人事纠葛的纷繁复杂。郭廷以在史料辑纂中极尽精微,在近代中国的场域中致其广大,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更是南港学风的薪火传承。
       作为“南港学派”的开创者,郭廷以亦有自己的师承与学术积淀。论及于此,学界往往多引用其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中的自述:“编者研习史学,柳翼谋(诒徵)徐养秋(则陵)两先生首启迪之,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本书之编辑,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然而,论者往往只关注到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等人的密切交往,却把其与柳诒徵、徐则陵的关系一笔带过。事实上,通过郭廷以的回忆,不难发现以柳、徐为代表的“学衡派”对其治学亦有重大影响。
自1920年南下金陵,郭廷以便开始接受“学衡派”的文化熏陶。在南高附中就读期间,国文教师许诚先生将郭廷以引荐给业师柳诒徵。郭廷以晚年口述自传中说,柳诒徵曾嘱咐他们一般年轻学生:“你们不要受胡适影响不看旧书,要有本领把《史记》、《汉书》都标点出来才好。”柳诒徵不仅把自己的《中国文化史》交给郭廷以,还要求他标点段氏说文解字。正因如此,郭廷以才下定读史决心。此时,郭廷以有很多机会聆听教授学者的演讲,在他看来,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当属南高哲学教授刘伯明:“最难得的是刘先生常来我们中学演说,谈有关道德学问的问题,出口成章,很能吸引听众。他强调一个做学问的人必须要有基本的训练——即科学的训练,而科学的训练以数学为第一,物理化学为其次,再次是工具书的运用。”
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后,郭廷以直接受教于诸位学衡名家。大一学年,柳诒徵亲授中国文化史、西洋史、西洋哲学史等,他极其重视学生的课外阅读,解决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大二学年,柳诒徵又开授近代史课程,郭廷以晚年口述自传中说:“中国近百年史从鸦片战争讲到近代大约有七十多年,因为材料问题不好解决,拿日本资料来教,另外要我们自己看东华录,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到咸丰朝,再往前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刘先生赞许。后来我又读《圣武纪》、《清朝纪事本末》,得益极多。”史学方法的课程由历史系主任徐则陵承担,“(他)用中国的历史作例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他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学问也有根基,教起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此外,刘伯明、汤用彤、缪凤林、刘崇鋐、罗家伦等先生也先后在历史系授课。东南学风也深刻影响了郭廷以学术习惯的养成:“在大二时受柳先生影响,一天到晚做读书札记,后来把做札记的习惯应用到记时事方面。我随时记内阁变迁,记各省军队番号,记军队驻防区的变更,记军官的出身,并列出表格,记得很熟,这些工作等于是我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
        东南大学的四年学习奠定了郭廷以一生的史学功底,时隔数年,辗转奔波的他再次回到南京。此时,东南大学已经易名为国立中央大学,郭廷以成为母校的一名近代史教师。1937年前,郭廷以专注于学,据其回忆:“为了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我经常在国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查阅书报资料,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想不到地方志有七八百种之多,这些是各地教士搜集来的,李国鼎的兄长李小缘帮我很多忙,让我在图书馆阁楼上查书,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工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热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其著作甫一出版,即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

《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

        至1949年的数十年间,郭廷以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勤勉执教,广受学生赞誉。王觉非曾回忆:“我在大三时上郭廷以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这门课是必修课,郭先生上课史料丰富,他按照年代顺序和历史事件经过,详细讲授。同学们都很用心听。他声音小,讲话速度又快,记笔记非常辛苦,不太能全部记下来。当年,我们参加学生运动、示威游行时,郭先生既不鼓励,也不干预。”“就我所了解,郭先生非常用功,他极为重视史料。······此外,别的一些教授也很重视史料,中央大学有这个特点,这些老师都是讲究史料的正确性与丰富性。因此,学生受老师影响,也重视史料。”(《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刘敬坤亦有如下回忆:“郭先生上课从不迟到,而下课时间一到,无论讲到哪里,都准时下课。他对我们同学非常严格,举个例子,上第一堂课,他一个一个点名,而且一个一个仔细地看,之后,就不再点名;到下一次上课时,他只要把卡片拉出来一看,就知道哪个人没来,当场就做了记号。”“郭先生指定我们看的书,例如马士(Hosea Ballou Morse)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筹办夷务始末》等清季外交史料”,“后来,我的研究多少还是受到郭先生对史料下工夫的信念影响······郭先生为我们打下很好的基础,我很佩服他做学问的精神,以及教书认真的态度,他教了我们实际的历史知识。”(《南港学风:郭廷以和中研院近史所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393页)郭廷以重视史料的治史方法,不仅影响了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子,更是对南高师、东南大学学术传统的践行与传承。
       诚然,郭廷以的治学理念受罗家伦、蒋廷黻等清华学人的影响甚大。然而,在民国学术南北双峰并峙的时代,郭廷以虽未曾在《学衡》等刊物上撰文,但他成长并执教于“学衡派”大本营二十余年,无论是对史料整理之重视,还是“近代化”史观之构想,均是汲取各家所长之结果。这种兼容并包、贯通古今之学风,无疑是对学衡精神的绝佳诠释。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