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是“二战”后形成于美国的研究领域。与此前的国别研究和异域研究一样，区域研究也是建立在霸权之上，是美国对非西方世界的一种应对与控制方式。不同的是，从以东方学为代表的异域研究到区域研究的转变，体现出欧洲和美国权势的此消彼长；从方法看，区域研究不拘于人文学科方法，更提倡立足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从意图看，区域研究不在意过去而关注当下，即使研究过去也是基于当下的问题意识和利益期待；从对象来看，区域研究不再以语言、宗教和文明为研究单位，而是根据需要将研究对象划分为一个个区域（area）。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史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所言，区域研究正是在国家关心“如何填充对巨大的、充斥着霸权和反霸权斗争的全球空间一无所知的知识真空”中创制的，“正是国家权力的毛细血管形塑了区域研究”。易言之，尽管伴随着去殖民化潮流而生成，区域研究仍被设想为一种关于他者的知识生产模式，延续甚至强化了帝国-殖民的文化霸权意识——欧美是知识生产的特权场所，外部只能是源自非西方的异域空间。但从诞生之日起，区域研究就遭到了不少质疑，这些声音或来自于学界内部的自我反思，或来源于社会运动和政治局势的激发。20世纪90年代以降，区域研究的空间划定和权力运作受到强烈的抨击，区域研究的建制和认识论都亟待“再造”（remaking）。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名为“空间转向”（spatial turn）的理论运动席卷了人文社会科学，所谓“空间转向”，其核心意涵在于将“空间”（space）变成一个理论范畴，视空间为一种有助于理解人类主体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生产的社会建构。按照法国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观点，空间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物质的对象，更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活跃的、主观的对象。“空间的建构性”揭示了空间的复杂性，亦为重估各个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资源，区域研究也不例外。从空间的物质性和建构性的二义性出发，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索亚（Edward W. Soja）将空间话语的主导模式概括为两种：一种强调物质条件、可映射的空间形式、空间中的事物等，即列斐伏尔的“感知空间”（perceived space）或“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概念；一种由精神或意识形态的意象、表征以及关于空间的想法来定义，即列斐伏尔的“构想空间”（conceived space）概念。区域研究的重估也涉及上述两种模式：区域研究在实体层面的空间分布的扩大，如何逆写原本单向的权力投射，处理自-他关系，推动作为方法的区域研究；区域研究对空间概念的重估与反思，如何破除容器性的固化思维，促进作为思想的区域研究。此外，面对同受空间转向促发如日中天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空间尺度仍显僵硬、研究领域彼此孤立的区域研究应当如何迎接挑战，在“处处皆区域”的时代找到非己莫属的位置，亦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ïd）出版《东方学》一书，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al Foucault）对知识-权力的讨论和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hegemony）概念，指出在18世纪晚期形成的欧洲霸权下，东方学生产出了一个外在的、经过挑拣过滤的东方，东方是人造的、经验和想象的混合物。有鉴于此，萨义德提倡要认识东方主义话语之外的“东方”；要将东方学这种知识逆写回去。1984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Paul A. Cohen）发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反对西方中心，倡导基于对中国本身的理解，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和形态结构。这些研究体现了美国的区域研究对自身方法论的不断反思。20世纪70年代之后，伴随着各国对他者认识的现实需要，区域研究扩散至美国之外的国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1983年东京大学设立“地域研究”专业，此前被视作“区域”的日本也开始探索区域研究，作为方法的区域研究呼之欲出。从“感知空间”的角度出发，区域研究在空间分布上的扩散，实则稀释了曾经单向的权力关系。如何调试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更加接近和理解他者，或许可从日本的中国研究实践中获得启示。

在探索本国区域研究的过程中，日本的中国研究有着自身的理路。1962年和1963年，日本学者增渊龙夫发表两篇同名论文《日本近代史学史中的中国与日本》，通过对比东洋史学者津田左右吉和内藤湖南的中国研究，指出二者看待中日两国文化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影响了彼此的研究方法。增渊龙夫将内藤湖南的中国认识读解为“内在理解”方法，即通过把握中国历史内在的演变方向来理解当下。虽然如学者黄东兰的研究所示：内藤的“内在视角”并非“内在标准”，其中国认识的评判尺度仍是基于近代西方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但作为先行者，增渊龙夫早在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对日本中国研究的“内在反思”。1989年，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出版《作为方法的中国》，认为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战后为了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政治正确，否定了此前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但又随之走向了另一极端，即将中国作为近代日本的反题：日本放弃自我，近代中国坚持抗争、保持自我。沟口雄三指出，即使在正向化中国的这种憧憬之下，日本的中国研究中仍然没有中国，而只是一种“日本内部的中国”，即自我意识的投影，唯有将自我与他者都真正客体化、他者化，才能进入真正、多体面的复杂世界中，探究作为事实的、带有“异”性的中国。简言之，只有努力超越和打破区域研究中原本意图漫溢、宣扬霸权的特质，破除自我中心，将自我-他者的关系对等化，才有可能将区域研究方法化、相对化，以便真正切近他者。

但“再中心化”（re-centralization）不等于“去中心性”（de-centeredness），无视作为事实的中心性正是自我中心性膨胀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兴起“从周边看中国”的趋向，试图重估以往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叙事，试图建立多中心的、非中国中心的亚洲史。在此背景下，蒙元史、满清史越发成为“显学”，冈田英弘和杉山正明极力论证内陆游牧文明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延续上述问题意识，受到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中央欧亚”（Eurasie centrale）概念的影响，“东部欧亚”（East Eurasia）概念在日本学界兴起，意在批判“东亚”中的中国中心性。上述研究对中国研究的视角做出了诸多贡献，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东亚历史中的中国中心性亦是某种挥之不去的特质。正如欧美区域研究者的反思所示：尽管身处后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区域研究努力打破民族国家叙述并进行试图重构，但任何关于全球和地区动向的替代性叙述，都无法隐匿西欧以及后来的美国在历史中所扮演的主导性角色。要言之，中心论（centrism）是可以超越的，但历史时期内的中心性（centeredness）是无法否认的。

而进一步的，再中心化的调试也不应指向自我中心性的无限膨胀。在此问题上，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的“新欧亚主义”（Neo-Eurasianism）即属反例。杜金对欧美中心主义进行了充分反思，坚信人类社会的多元性：“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权声称自己是所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有自己的年龄，有自己的 "理性"，值得按照自己的内部标准去理解和评价”，其论证过程处处诉诸后民族国家时代“再中心化”的立场。但作为替代，杜金又强调文化间彼此的不可通约性，随之将斯拉夫文化送上高台，结论指向俄罗斯民族的自我中心性。不难说，“再中心化”的反思亦可能被用作自我彰显的工具。

基于上述讨论，区域研究必须在（再）中心化和中心性之间寻求平衡。作为对他者的研究，区域研究难免带有自我中心的诉求，但关键在于研究者能否自我反思、自我超越；而在反思过程中，如何把握限度、不走向另一极端——以消解他者的中心性、来高扬自我的中心性——亦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席卷美国，自由主义话语将之视为“社会问题”，主张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加以解决，而解决的主要方式即是分析少数族裔的原属地（非洲、东南亚等）与美国本土之间的文化差异，将这些国家纳入区域研究的视野。而这一做法与区域研究的实用宗旨不谋而合。一方面，将少数族裔原属地纳入视野促进了区域研究新的增长；另一方面，原本忠实朝外的知识生产模式因寻求向内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刺破了原本隐而不彰的民族国家边界，无意中挑战了这一概念容器。

从“构想空间”的角度出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空间转向”促发了以下议程：尝试不同的地理范畴和空间划分；将一系列与空间相关的隐喻和观念纳入研究视野，如领域性（territoriality）、地缘政治、流通、网络等，强调事物的共时性特征（synchronicity）；重估既定的空间单位及其反映出的种种观念，特别是反对各类中心主义。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关照下，区域研究原本未经充分检验的空间尺度受到了根本质疑，首当其冲就是本质主义的区域划分、民族国家作为概念容器的自明性等问题。

由“空间转向”牵引而出的上述观念为反思区域研究的空间尺度提供了思想基础：既然承认空间的建构性，那么自然会认识到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多种相互竞争的空间框架或尺度，空间尺度的转换本就是一个去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和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交织的辩证过程。由于涉及语言、政治、地理等多重界线的交织，区域研究不太可能以一元标准对研究对象加以分割；所划设的空间单位也因此带有主观意图和利益期待，未免导致研究对象边界模糊、内涵不定。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区域”的人为设置生产了区域研究“预先存在”、完全“可定义”的研究客体。东南亚就是一个例证，将大陆与岛屿联结并置从来都不是基于某种自然而然的文化因素，而是新近的、人造的结果：1943年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被任命为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东南亚”的空间划定首次出现，但其中并不包括法属印度支那与菲律宾，而包括蒙巴顿司令部所在的斯里兰卡；在冷战阴云下，美国力图在这片区域推动民主化进程以反对共产主义扩张，又将其作为扶植日本经济崛起的原料产地；最终在区域研究的确认之下，作为人造区域的“东南亚”就此形成，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等“东南亚研究专家”在这一领域大放异彩。而不可否认的是，研究的基本单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框架，人为的空间划分既生产和发掘了原先并不存在的研究对象，也屏蔽了先前存在的那些社会关系网络。彼此孤立、一成不变的空间尺度只是区域研究的一隅，区域研究中的“孤立主义”早已成为根深蒂固（entrenched）的结构：尽管号称多学科，但区域研究依旧保留了具体学科的边界，地区专业知识与一般知识间存在难以跨越的罅隙，通过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来控制学术议题和资源，彼此之间并未真正凝聚，这也导致诸如印度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和詹姆斯·斯科特关于东南亚农民日常抵抗的研究尽管高度相似、彼此关涉，但却因分属于不同的区域和学科而少有交流；尽管进行域外研究，但其组织结构更像是将一个地区和民族国家简化为一个公式，以便纳入教学和研究议程，其代价往往是忽略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更不要说处理更为复杂的跨域现象。在区域研究领域，上述结构最终生产出两类学者：一类是学科专家，一类是区域专家。前者精通理论，但常常忽视研究区域的特殊性；后者精通当地语言，但往往将语言的同质性误当作其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而忽视了地缘政治、认识论的差异。

除却学科建制的现实考量，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就不得不回到近代学术知识生产的内在主义思维中。根据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研究，19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这很大程度上是以彼此隔绝为代价的。而学术生产的孤立化也可以从它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反映出来：学科化专业化的进程，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创立，始终与民族国家纠缠在一起；相应地，各个学科在理论上将民族国家预设为“不需反思”的基本研究单位，并视其为一个领土实体，该实体充当着某个社会的“容器”，这就是亟待克服的“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问题。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层面上，彼此孤立、互相隔绝几乎成为近代以来知识生产无法逾越的高墙。而基于“空间转向”，通过强调外部性和互联特质对上述问题展开批判，亦是全球史问题意识的起点。

20世纪90年代全球史异军突起，凸显了区域研究的危机。“全球史既是一个研究对象，又是一种审视历史的独特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过程，又是视角；既是研究主题，又是方法论。”德国全球史家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进一步区分了作为历史研究者研究视角（perspective）的全球史和作为历史进程（process）本身的全球史：后者取径不一，或关注“万物的历史”，或聚焦全球互联（interconnectedness）的历史，或强调共时性叙事的历史；而前者关心跨域互动中的流动性（fluidity）和交互，通过凸显事物联系的外在性，以对抗惯于从内部路径来解释历史变迁的思维方式。从上述视角出发，尽管很多全球史研究者来自区域研究领域，但只论突出普遍历史图景或广泛语境，区域研究并不能直接通向全球史。易言之，作为视角的全球史着重强调互联和交互，而许多区域研究在方法上仍然局限于自身的研究空间。

基于上述的考察，区域研究必须对思维的内在性和研究的孤立性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对于区域研究来说，摒弃既定的空间单位和打破孤立的研究进程固然重要，但关键不在于选取多少替代性的空间单位、规划多少互通的研究机制，而是能够不固守任何本质主义的概念容器，坚持游走于不同的分析范围之间并试图将之连贯起来，以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实际的问题脉络来规划研究。

那么，在“处处皆区域”的时代，区域研究将会如何展开呢？仅就“空间转向”看，区域研究业已呈现出若干变化的迹象。

一个变化是，把握区域研究在实体空间中的传播与更新，以知识-权力批判为核心构建“作为方法的区域研究”；处理“中心化”和“中心性”的关系，反对他者知识生产的霸权特质和自我意图的漫溢。

另一个变化是，把握区域研究对想象空间的认识和思考，以空间的物质和建构二义性为核心构建“作为思想的区域研究”，关键在于认识到“去域化”和“再域化”的辩证关系，打破“容器式思维”（container thinking）和“将现实区隔化”的做法。

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呢？1990年，南亚区域研究专家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就将区域研究者的基本素养概括为三点：重视事实性知识（broad factual knowledge），根植于对象本土的理论建构而非傲慢地介入；强调实地体验（in-country experience）；具备过硬的语言能力。要言之，只有研究者具备过硬的素养和正心诚意的品格，才能踏实推进区域研究。面对全球史等新兴领域的挑战，如果区域研究的研究者仍各守畛域，不愿面对知识与权力的紧张关系，不能摒除容器式、区隔化的思维，不积极统合理论工具和学科建制，不以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为要旨设置问题、推进研究，区域研究的危机恐怕还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