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关东大地震”，东京及其周边大片地区化为废墟。在中国，朝野竞相发起赈灾活动。10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伊集院吉彦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领事林出贤次郎的公函，称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将派其代表侯延爽、杨承谟、冯阅谟等三人携赈米二千石前去慰问。红卍字会系中国颇有影响力的新宗教团体，又称道院，提倡五教合一，主张内修外慈。其实，红卍字会对日赈灾一事自始就是林出一手促成的，林出借赈灾之名，欲帮助被帝国政府以“不敬之罪”弹压的大本教。一个外交官何以要暗助大本教呢？源头要上溯到《伊犁纪行》的作者——日野强。

《伊犁纪行》一书刊于1909年，历来被视为研究新疆的重要资料。但是，关于作者日野强的生平，人们知之甚少。1973年，芙蓉书房出版《伊犁纪行》复刻本时附有冈田英弘所撰“解题”，冈田称得到了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提供的资料，但通读“解题”，除具体时间外，日野行状基本出自黒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相关文字。

日野强（1866-1920），爱媛县人，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在攫取东北权益后，其视线开始朝向西北——新疆。1906年7月下旬，日野“受命被派遣至支那和英属印度”，9月20日抵达北京。10月13日，日野离开北京，经郑州、陕西潼关和甘肃，于次年1月25日凌晨进入新疆。经哈密、乌鲁木齐等，最后至伊犁。在伊犁，同行的日本青年上原多市被当地政府留用，日野则继续前行，翻越天山进入南疆，游库车、阿克苏、喀什、叶尔羌等，于1907年10月20日翻越喀喇昆仑山，进入英属印度，最后乘船于12月25日返抵东京。日野的“探险”历时16个月，号称行程7千里，作为第一个踏遍大疆南北的日本人，其事迹轰动朝野，1908年受召入宫为明治天皇“御前讲演”。

虽然，有关作者的信息无多，但细读文本，还是有些痕迹可以爬梳的。且看《伊犁纪行》如下文字：

日野讲述了与林出邂逅的情形。他乡遇同胞，二人相对慨叹。林出贤次郎（1882-1970）是设在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书院第二届毕业生，其时正受雇于新疆巡抚（1905-1907年）。对于这段奇遇，半个多世纪后他回忆道：

原来，日野“急命随从追上询问”，是让随从带了一张便条，上书：ヒノオメニカカリタシ（日野，幸会）。林出见到便条，既惊且喜，立刻折返。

其后数日，日野和林出在乌鲁木齐同住长谈，在第四晚最后一次谈话时，日野注意到林出怀中的“护符”，问是何物。林出答曰：“护符。是观音和其他相关神社的符咒。”日野感慨道：“正是由于有信仰，才能自始至终健康愉快地完成大任，信仰的力量诚为可贵。实际上我也有，我正在向林丰旗先生学习天源淘宫术，并解释了天源淘宫概念（一种道家修炼法——引者）。”林出闻言很是感兴趣，要求日野日后给其介绍林先生。日野说，林先生爱戴中国帽，是个非同寻常的老师，不会简单接受他人的；如果林出在东京停留一个多月的话，家人都是林先生的门人，可以和他们商量，争取入门。林出回国后不久，再度受到新疆巡抚之邀，任教于法政学堂（1907-1910年），因此，他应该是在1910年后通过日野家的介绍成为林先生的弟子的。

边陲，又称边疆、边境等，前现代国家以疆域——“面”宣示所有，现代国家以边境——“线”标识主权，无论是面还是线，都离不开含有主客体的“点”的作用。两个日本人出现在中国边疆，一个受雇于地方政府，姑且不论；另一个负有为参谋本部收集情报的使命，但所到之处，受到官绅热情招待，甚至备有车马护送，可见清朝官绅对“他者”的到来还缺乏主权受侵的主体意识。相反，出现在边疆的“他者”——外国人之间却各怀心思，彼此戒备。《伊犁纪行》有一节记述日野拜访乌鲁木齐俄国领事克洛特科夫（或译科洛特科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отков，1869-1919）的事情。克洛特科夫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曾为俄国驻吉林、齐齐哈尔、伊宁领事馆秘书，见日野来访劈头即问：“贵官此行为日本抑或为清国？”日野早有准备，笑答：“予乃为旅游，岂有他事？”领事道：“单为旅游，实是费解，请告其详。”日野答曰欲“游历全疆”。领事不满道：“如是，则贵官莫非要去塔尔巴哈台？”“该地为寂寞荒凉之境，并无可观之处。”日野答曰即使是荒凉之境，也必有有趣之事，“欲借塔尔巴哈台通往俄境之捷径前往伊犁，贵官可否助一臂之力？”领事严辞回道：“断然不可！”

从上述插曲可见，俄国视新疆为势力范围，对远道而来的日俄战争的胜者戒备有加；而日野声称来表达“敬意”，实则带有挑衅意味。于此可以看到，边疆固然是根据与帝国或国家“中心”的远近划分的，但在主权完整无法护持的情形下，毋宁说是因为殖民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到来而成为“问题”的，换言之，如果没有“他者”的刺激，持有者的“自我”意识的萌发可能滞后。从明治中期开始，新疆就是大陆浪人心向往之的“罗曼”，有人中途殒命，有人畏难而返。如果说，早先从中亚进入南疆的“大谷探险队”和来疆的众多欧洲人一样，是觊觎新疆的历史文化“资本”的话，日野此行则带有帝国想象其“边境”的意味。从后来的历史观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中日全面战争时期。在此期间，边疆如流动的场域，吸引着各色“他者”，日本人中还包括被日本现代国家排斥的异端，颇具反讽的是，正是这些人充当了帝国扩张的“先驱”。

1910年，林出回到日本，与日野家往来频繁。大概在1911或1912年，关系进一步密切。接上引回忆，林出道：“奇缘不止于此，数年后承林丰旗先生的媒酌，我与日野少佐（后为大佐）的次女结婚，在沙漠邂逅的少佐成了我的岳父。”

1912年，正当中国南北政局微妙之际，日野被参谋本部派往陕西收集情报。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日野支持江西督军李烈钧起兵，失败后掩护李烈钧亡命日本。就在这年，日野受邀在东京偕行社演讲时，与上官发生冲突，其后虽如愿升为大佐，不久便被列入预备役。退伍后，日野移居山东青岛，开办中日罐头公司和炼瓦制造厂，与宗社党和革命党同时往来。此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大正时代，伴随民族主义的退潮，来自左右的革新思潮此起彼伏，一个原本抵制现代文明的新宗教团体——大本教在其教祖出口王仁三郎对教义进行重释后，一变而为“改造社会”的激进团体，吸引了众多教授、军官的加入，远在青岛的日野是其中一员。由于醉心大本教关于“末世”的说词，日野变卖青岛的财产，尽数捐给教团，举家移居大本教总部所在地京都绫部。日野的到来，给王仁三郎以想象大陆的契机，王仁三郎的孙子写道：“王仁三郎受信徒日野强的影响，开始对大陆产生了兴趣。”

大本教掀起的波澜越来越大，由于其改造社会的理论——教义触动了天皇制的神道合法性，在纬书所称“辛酉革命”之年（1921年），帝国政府突然以“不敬之罪”逮捕教祖。此时，虽然日野因病已于1920年去世，保释中的王仁三郎想起日野在《伊犁纪行》描绘的中国，一个走出日本列岛、到大陆去的愿望生发了。大本教机关杂志《神之国》1923年１月１日号载文道：“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到来之际回顾大正十一年，无论是世界，还是国家，都处在急剧变动之中。世界映照的大本、大本映照的世界，无疑不可否认大本自身发生变化的可能。就中伴随瑞月氏（王仁三郎）《灵界物语》的出现，信仰的大方针业已确立，因此对于大本来说应该高度重视方针的大转换。”

王仁三郎的愿望传递给了信徒日野的女婿——南京领事林出，于是林出借着为“关东大地震”赈灾的名义，导演了一出将红卍字会与大本教纠合在一起的大戏。红卍字会访日团慰问灾区后，立刻前往教团所在地。《大本教七十年史》写道：“11月3日，侯延爽带着林出的介绍信访问了绫部，见了第二代教主，次日又见了王仁三郎，在这里，两个组织开始交流了。”

1924年2月，王仁三郎等悄悄离开日本。一行经朝鲜半岛入东北，前往蒙古大草原，意欲为困顿的大本教树立“光明国”，其间的虚虚实实被王仁三郎写入《入蒙记》一书。从《伊犁纪行》到《入蒙记》，边疆的“他者”——“点”，在刺激着现代中国人的领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