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即是空。本书的结论可以借用《心经》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来表达。

1972年7月，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新几内亚研究鸟类演化时，邂逅当地一位颇有影响的人——亚力（Yali）。二人在交谈中，亚力问道：为什么白人能造出如此多的货物并运到这里？而我们黑人却不能？亚力的问题，雷蒙德的作业。从此，雷蒙德开始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生态的影响，写下了著名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一书。雷蒙德可能不知道，亚力的话曾被种族主义者经常挂在嘴边，一个多世纪前种族主义者的话语一个多世纪后内化于当地人的自我意识中。观念和意志决定人们看世界的方式，而一种观念和意志的形成是需要岁月浸渍的。本书通过考察人种或种族概念在中国再生产的一个侧面，重新审视了该概念所内涵的自他认识的历史。

不同人群之间的歧视，自古有之，但上升到“科学”和“文明”高度进行演绎则是近代的发明。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足迹遍及全球的欧洲人在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同时，也开始对不同地区的人群进行分类。18世纪出现的人种学由于是在这种科学名义下展开的，因此被称为“科学种族主义”。在人种学上，启蒙思想有两张面孔，一张张扬个性，促人向上进步；一张贬低异者，令其定格于蛮荒。布鲁门巴哈“人分五种说”是18世纪人种“科学”的归结点，也是19世纪人种知识再生产的底本。基于此，与浸淫于词语的研究方法不同，本书从“现在中心主义”（presentism）角度回看人种概念化的历史，以《辞海》所载述的“人分五种”的标准化知识及其由来为考察的起点。

人种知识的原产地在欧洲大陆，瑞典的林奈、法国的布封、德国的布鲁门巴哈等不必多说，如要再列上一个名字，哲学家康德必在其中，他有多部著作论及人种。饶有兴味的是，人种知识的宣播借助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网络，英国人钱伯斯的《人种志》直接间接地形塑了中国和日本的人种书写，可以说人种知识在东亚的再生产是一部“全球史”。不仅如此，人种知识的再生产还凸显了区域性特征。中国和日本均改变了以往的自我认知，接受了人种等差序列中黄种人称谓。但是，二者在教科书里的不同也是明显的，如果说日本的人种叙述倾向于再差异化的话，那么中国则更多表现出抗争的色彩，关心的焦点与其说是人种知识本身，不如说以人种作为方法进行政治博弈。此外，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很快接受了自身为黄种人的言说，而中国人接受自身肤色为黄则是进入20世纪后的事情。在19世纪的人种书写中，中国人并不是作为“黄色”被描写的，准确地说，有白有赤有黑，最多附带暗黄。

进化论在日本和中国人种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席之位，但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有影响力，只配位列末席。对于日本启蒙思想家来说，即使是在文明-野蛮的语境中，人种差异化也有挥之不去的难言之隐，即如何安置“万世一系”的天皇。如果肯定人种学是科学，日本尚处于“半文明”和“半开化”的位置，那么就意味着天皇是“半文明”和“半开化”的存在。在晚清中国，从进化论叙述人种面临的问题是族群的多样性和人种的单一性之间的张力。如果以黄种的集合单数概念作为对抗的装置，必与排满革命的差异原理发生冲突，因此，晚清革命者的人种叙述，撇开名词的炫目，多数情况下字面上的种族实则指称民族，叙事也是在进步和文明语境中展开的。进化论的人种叙述进入教科书是20世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如果对大写的单数的Race进行拆解的话，可见内里存在复数的小写的race。但是，在近代人种叙事中，无论如何细分，均可将复数的race简化为文明—半文明—野蛮/开化—半开化—未开化这一等级关系。在此，人种不单单体现为外部可视的差异，还被赋予了政治的和文化的意涵。而当人种ism化为人种主义或种族主义后，不同race之间的关系便体现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结果种族主义成为统治阶级和帝国体制的意识形态。

“是我们制造了白祸，而白祸又制造了黄祸。”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这句话深刻地揭橥了“黄祸论”的本质。既然在科学上高加索人种有优越性，何以惧怕位居下位的蒙古人种？反过来看，“黄祸论”道破了以白种为最高的人种概念的空洞性。同样，在人种概念的再生产中，被作为对抗人种差异、进而对抗“黄祸论”的“亚洲主义”，不过是附上了一层人种色彩的地缘政治，一如李大钊所指出的，是另一个版本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入新的阶段，黑人的平等诉求成为焦点。在黑人实现自身权利的斗争中，中国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本书通过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Robert F. Williams）与中国的关系，揭示了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1962年罗伯特·威廉预言：“未来属于今天的被压迫者，我将在美国黑人的解放中亲眼看到这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