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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快递 | 从概念史研究到概念批判的学术探索——冯天瑜著《封建》结语
发布时间:2023-06-11

从概念史研究到概念批判的学术探索

——冯天瑜著《封建》结语

围绕“封建”名实问题的隐性分歧和显性论争,自20世纪初叶以来已进行了将近百年,迄今尚无定论。对于这种分歧及论争的原因与性质,似可作如下估量。


一、这是近代新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史学内部的歧见,昭显了新史学诸派对于中西历史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的不同认识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封建”与“井田”“学校”并列,是古老而常青的议题。对“封建”的社会功能,历来褒贬扬抑,莫衷一是,然“封建”的含义却从未偏离本义(封土建国)指示的方向,故从先秦到清末,只有关于“封建”的价值评判之争,而没有关于“封建”的概念分歧之辩。在传统中国乃至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汉字文化圈,“封建”的内蕴虽有引申、变迁,其基旨却是稳定的。这便是本书所论之“封建本义”的基本情状。

时至19世纪末,情形发生了变化:接受西学东渐洗礼的“新史学”以古汉语词“封建”翻译表示西欧中世纪制度的术语feudalism,“封建”超越以分封为基本内容的政治制度的范域,演变为一个反映世界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史学关键词,这是史学现代化、全球化的表现。然而,“封建”概念的拓新也包藏着风险——由于中国与西欧、日本的历史实态存在重大差异,封建制在上述各地的表现形态、经历时段、上下承接的社会类型皆大相径庭。如果忽略这些区别,将世界各地中古及近古历史一概囊括在“封建”名目之下,势必导致名实错置,引发历史叙事的紊乱。以郭沫若为代表的20世纪上中叶的新锐学者,执着于历史普遍道路的探寻,这本是很可宝贵的追求;但他们在强调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之际,排斥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存在,为求得“历史共同道路”的表述,不惜改变“封建”的基本内涵,将东西方的中古形态一律纳入“封建社会”,从而把制度主体“去封建远”的秦至清称为“封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相比配,这样,秦汉以下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自耕农经济、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历史要素统统编入“封建”的总名之下。这便是本书所评述的“泛化封建观”的大致路数。

与上述理路另成一格,注意东西方历史差异性,并用心于概念辨析的学人,如清末民初的严复、梁启超、王国维,晚近的钱穆、李剑农、瞿同祖、张荫麟、梁漱溟、费孝通、李慎之、王元化,以及海外华裔学者黄仁宇、唐德刚、许倬云等,致力于“封建”本义与西义的通约,把握封建制的基本属性(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将中国封建制定位于“三代”,西周为其典型;至于主要实行地主经济、官僚政治的秦至清决不应该被称为“封建社会”,应当另立名目(如“专制社会”“大一统皇权社会”等)。

以上述两种封建观为中轴,形成“新史学”内部旨趣大异的历史叙事系统(比较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与钱穆著的《国史大纲》即可见两者的差别)。本书辨析这两种封建观及历史叙事系统的优劣长短,以探求较健全的史学发展路向。


二、这是新史学因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的差异引发的分歧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大革命前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科学界传播渐广,后更成为主流史观。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30 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间, 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及“第三种人”的参论者,竞相以唯物史观信奉者自命(故论战组织者之一的王礼锡称之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彼此都声称以唯物学说诠释中国历史(包括封建社会);但各派论点大相径庭,除各自的政治诉求有别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各不相同。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主旨在于,物质生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而政治、观念等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又以巨大的反作用力影响经济基础,推动或阻挠文明进程。社会史论战诸派努力运用此一理论与方法解析中国历史,其间一大分歧是:在近似的生产力水平上,是否一定产生同样的社会形态。斯大林肯认此点,郭沫若一派中国学者服膺其说,认定“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方式”既然普遍存在于东西方中古时代,故东西方中古的社会形态必然属于封建制这同一范式。郭沫若将历来确认为非封建的秦至清称“封建社会”,原因正在于此。而反论者以为,在近似的生产力水平上,由于存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度性差异,世界各地形成大相异趣的社会形态,如中国的中古社会明显区别于西欧、日本,处在东欧平原及北亚的俄罗斯又自成一格,凡此种种,皆不应归于同一社会形态类别。

泛化封建观成形于唯物史观的语境之中,每每被中外人士认作唯物史观的产物,本书重温唯物史观创始人的相关原论,以为那样的判定十分可疑。实际上,马克思前期在建立唯物史观基本架构时,主要揭示历史普遍规律,后期注意到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处理,于是更着力于掘发世界历史进程的多样性,从而在更高的层级、更深广的背景上展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新史学”的一些学人由于只注意马克思的前期论点,而对其后期论点多少有些忽略。在唯物史观初传中国的20世纪上中叶,这是可以理解与谅解的,因为马克思阐发历史多样性的论述有的在当时尚未为研究者所知(如人类学、社会学笔记),有些零星论述也并未引起重视,故不应苛责前贤。但时至今日,如果继续忽略历史的多样性发展,坚持单线直进史观,则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了。


三、提出重视概念辨析的历史任务

名学在先秦曾一度繁荣,儒、墨、道、法、名诸家都有关于考析名相生成演变的睿哲之论。《荀子·正名》云:“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这些充满哲理的语言指出了厘清概念、正定名称的重要性。然而,先秦的名学传统在专制一统时代并未能得到承续。秦汉以降,名学渐被人们视作“无用之辨”,甚至以“屠龙术”相讥,忽视概念辨析渐成中国文人惯习。延至近代,虽有人起而倡导“名学”(逻辑学),但总体言之,在概念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近现代,名相之辨仍被忽略,仍被认为是“很无意义”的,“滥用名词”的现象必然蔓延。

诸如“封建”这样发生概念误植的事例不少,这有其历史、社会及文化的原因,而究其根源,是一项相当浩繁而又兴味盎然的工作。其价值与意义至少有两项:第一,相当于发现人体疾患的病灶,有助于救正既成错讹,亡羊补牢;第二,对概念误植成因的具体考察,有助于发现汉字新术语健康的生成机制,从而为今后新语的创制指引正途,以防止新的不确切术语的出现与滥用。

英国经济史家迈克尔·波斯坦1961年在为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作序时,曾论及拟定“概括性词语”的危险性:

 

在某些情况下,赋予一些完整的时代以一种概括性名词的做法甚至是危险的。它可能会诱使使用者陷入唯名论的极可怕的泥潭中,而且也许会鼓励他们把真实的存在强加于自己的词语之上,从这个用来描述现实的词语的语源中推论出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者仅仅以语义上的牵强附会来建立历史论证的大厦。

然而,波斯坦还指出这种“概括性词语”虽具“危险性”,却又是十分必要的:

 

实际上,没有代表整个一组现象的概括性词语,不仅历史学无从谈起,而且一切知识领域的论说都无法进行。

术语厘定是观念进步的集结点,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史学术语(尤其是涵盖广大的史学术语)的厘定,直接关系着史学(并旁及诸多学科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参与者应当为此尽心用力。诸如“封建”概念被滥用的驳正,首先需要学理层面的论析,揭示不可靠术语构成的旧范式的误处及产生根源,重建新范式,然后通过教科书、工具书等普及读物与其他传媒,使新范式逐步成为大众的语用实践(这里有一个从学术探讨转化为公共知识的过程)。

有些人认为,泛化“封建”固然不妥,但由于广为使用,已经“约定俗成”,难以变更,只能将就。笔者也曾持此种看法,随着研习的深入,进而认识到:约定俗成并非不可撼动;如果所“定”所“成”偏误严重,已经并继续干扰历史述事的古今承袭和中外对接,我们便应当循名责实,用力将其纠正过来。自历史长时段观之,对泛化“封建”的“约定俗成”性不必估计过高。以汉字文化的丰富与精密,以今人的智慧和能力,将滥用的“封建”厘正过来,以增进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障碍。对于泛化封建观得到救正、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认识得到普及的前景,笔者持谨慎乐观态度。 

 

冯天瑜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2021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