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nationality）问题意识及其话语，在东亚首先肇始于明治日本，并在“甲午战争”（1894年至1895年）、“日俄战争”（1904年至1905年）两场战争期间，伴随着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高涨，衍生并固定为今日之所见汉字形态的“国民性”（kokuminsei）一词。几乎在同一时期的二十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留日学生译介和著述的活跃，该词也被引入到汉语中来，从而成为现今中文里的“国民性”（guó mín xìng）一词。该词在20世纪中国“国民性”话语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既是本书的概述，也是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是怎么获得的呢？这是本书所要讲述的内容。

笔者的专业领域是近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尤其侧重中日近代思想和文学的比较研究，有些时候会多少涉及到词汇史和概念史问题，但这个方面并非笔者的专长。幸而身边还有在这个领域做专门研究的朋友，例如沈国威教授、陈力卫教授等，可以经常请教，切磋。笔者之所以把“国民性”这个词作为题目，是因为这个词语深深地介入到20世纪中国的“国民性”话语建构中来，并且成为思想史当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词语和概念。例如，在鲁迅研究当中，就有一个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重要命题，即，“改造国民性”。那么这种问题意识是怎么来的？回溯鲁迅研究史，你也会看到很多学者都在追踪，而这种思想史的探讨，也自然会涉及到词汇史和概念史问题。比如说，“国民性”一词是怎么来的？这个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他是如何转到鲁迅那里去的？此后又是怎样传播的？在当代的话语中又是怎样被使用的？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问题。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在使用“国民性”一词的时候，似乎并不认为上述问题是问题，或者说干脆没把它们作为问题。因此，当把它们逐个立项，去寻求答案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几乎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即便有，也大多是笼统的，含糊的，不能令人满意。这便是笔者展开这项研究的缘起所在。

也就是说，“国民性”一词涉及到词汇史、概念史、思想史乃至其在现今的言说状况，却又从未由这些方面被系统探讨过，故本书在分别从上述不同侧面对该词语加以梳理的同时，也尝试综合呈现该词语在延续至今的“国民性”话语和思想建构方面的作用和意义。本书分四章，从四个大的方面来呈现这些内容：

第一章  “国民性”一词之现状。在这一章里，会看到在一般辞书里查找“国民性”一词所遇到的情形以及特殊词典中该词的释义，会看到鲁迅与该词条内容的关系和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末，作为中国政治“标准话”的《人民日报》对“国民性”一词的传载及其传载的消长，还会看到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民性”一词“公民权”的复归及其国家记忆行为。

第二章  肇始之地：“国民性”一词在日本。这一章首先回溯“国民性”一词的“探源”研究，指出认知上存在的模糊性；其次，通过日本通用辞书的调查，确认作为“源词”，“国民性”一词的现存状况以及该词的“语史”“语志”是否存在；再次，通过对明治、大正时代出版的各类辞书的调查，确认该词最早出现于大正时代的辞书，但实际使用始于明治时代；复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太阳》杂志、高山樗牛、纲岛梁川、芳贺矢一等展开文本调查，在历史现场中，捕捉到了该词诞生的瞬间；最后是从概念史的维度对“国民性”问题意识及其与英学辞书的关系、以及构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三章  “国民性”一词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使用。这一章主要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新尔雅》等作为调查对象，探明了“国民性”一词在清末民初中国的使用情况以及该词从日语进入中国的元年。又通过在日语中与“国民性”一词同义的“国粹”在进入汉语后的词语演变分析，澄清了词语与概念的区别：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都不是“国民性”一词的最早使用者，但并不妨碍他们是这一概念的最早拥有者和使用者。

第四章  关于“国民性”话语的建构。这一章探讨“国民性”话语在20世纪的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由许寿裳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阐释，重返世纪初的历史现场，通过对“斯巴达”知识和思想传播的个案调查、分析，把握“斯巴达”作为近代思想材料进入中国精神界的过程以及梁启超和周树人（鲁迅）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位置。从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1902年）到周树人的《斯巴达之魂》（1903年），他们相继完成了“斯巴达”从“心像”到“形象”的建构，为中国近代留下了一串叫做“斯巴达”的走向“近代”的精神足迹。“斯巴达”个案揭示出，不论在当时还是此后，“国民性”话语建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绝非停留在词汇史、概念史和观念论层面就可以解析的问题，深入研究离不开具体历史过程的探讨。

尾声：一个漫长的开始。主要归纳处在“自树”原点上的周树人所呈现出的其此后“国民性”话语建构的实践性特征，同时提示两个文本，以作为此后鲁迅“国民性”思想研究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