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推介 | 李恭忠：概念史与思想文化史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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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6-18

概念史与思想文化史的新境界

作者：李恭忠，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来源：本文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

关于中文学界“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趋势，以及孙江教授《人种》这部新著的学术特色，前面各位专家已经讲得比较透彻。笔者与孙江教授共事十余年，近距离见证了这项研究成果的由来，也了解其间经历的曲折和困难。这里主要针对此项工作的学术背景，结合本人从事相关研究的实践，从学术旨趣、学术特色和学术价值等方面，谈谈概念史对于深化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可能意义。

一、聚焦概念的思想文化史

什么是概念史？对于这个问题，中文学术界已有不少阐释和示范。包括方维规教授和孙江教授在内，一些学者专门做过理论探讨。然而关于什么是概念史，它跟通常的思想文化史有何异同，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说困惑。甚至有人以为，但凡讨论某个具体词汇、术语的来源和运用情况，即属于概念史研究。因此，到底何为概念史，这是一个需要不时进行思考和反思的基础问题。

何为概念史，需要从“概念”与“观念”的关系说起。概念是一种抽象的、自在的存在，对于个人来讲则是一种先验的、外在的存在。观念则不一样，是人们头脑中对于一些确定的、先验的概念和事物的认识。人们出生之前，某个概念就已经存在于世间，但一个人的头脑中能否具备与此概念相关的观念，则还需要一个主观认知、理解和接纳的过程。比如说，理性是一个概念，但是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这种不一样的认识就是观念。

通常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主要以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概念和事物的理解和认识的系统表述作为基本内容，一般聚焦那些出类拔萃的对象事物，关注那些著名的、经典的人物和文本当中所表述、所传达的那些观念，而且往往是从人物到人物，从文本到文本。这样的研究往往是偏于“内向”的，重在探究人们头脑中思考、认知层面的内容，深入揭示一个人的思想、观念的内在脉络。

偏于“内向”的思想文化史也有其难以措手之处。个体的观念之间如何构成相互交错的图谱？在特定的人群范围之内（不管是乡土范围，还是今日被称之为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以及跨语言、跨族群、跨国的环境之下，不同主体的不同观念如何存异求同，借助一系列基础性的概念达成文化的沟通乃至认同，进一步形成文化共同体，乃至于人类共同体？这就涉及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行为、技术、设施和体制要素。对于这些头脑之外而非头脑之内的实实在在的内容要素，通常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确实不那么重视。如何去梳理分析呈现这种内容，则需要在通常的思想文化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视野，重点关注一系列近代基础概念的传播、接受、实践和流变情况。这样就有了概念史。

概念史以近代以来形成的一系列基础概念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作为观察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切入口。其学术旨趣或许可以概括为通常的思想文化史加社会史。概念史既关注概念的内涵、对于概念的相关理解和认识，又特别重视跨文化语境下一系列近代基础概念的传播、接受乃至应用、实践情况。这样书写出来的历史，一方面既建立在词汇史、翻译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基础之上，又跟通常的思想文化史不大一样，更不只是词汇史、翻译史；另一方面既离不开政治史、社会史、传播史的支持，又不是通常的政治史、社会史、传播史。

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如果接着这一说法往下讲，也可以说概念史是一种新的文化史。但因为文化史、新文化史这两个术语的含义都很宽泛，使用概念史一词更加贴切，更容易抓住这种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旨趣，即聚焦一系列近代基础概念的生成演变，在动态、实践、跨文化的视野中探究概念所凝聚的人类历史过程，进而对现代性作出深层次的历史反思。

孙江教授的新著《人种》就是一个范例。这部书不是围绕“人种”概念打转，不是单讲它在思想内涵层面如何定义，而是将其放在跨文化的实践过程中，更多关注概念的传播、理解、接受、反驳、颠覆。由此，书中得以呈现近代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和流变情况，进而剖析近代西方文明话语的内在悖论，或者说西方现代性的“原罪”。

二、汇通融合的思想文化史

概念史的一大学术特色，就是聚焦关键概念和知识体系，基于多学科汇通融合的学术取向，勾连思想、文化和社会、政治等不同的维度。这种学问有助于拓展和丰富通常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的书写具有特殊的补充和推进效果。

通常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一般聚焦那些出类拔萃的对象、事物，那些貌似更加平庸的对象、事物，数量更加庞大，则往往难以被纳入研究的视野，不怎么受到重视。比如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及甲午之后二三十年里思想文化的变革，往往会强调和重视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著名人物的文章、著作。但是当时也有很多新兴的报刊，包括商业性的报纸杂志，比如创始于1872年的《申报》、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从思想的高度、精度和系统性而言，这类报刊所载文本的“段位”可能比著名人物的著作相对要低，因而在通常的思想史文化领域，往往不被视为核心材料，而只被视为“边角料”。打个比方，那些出类拔萃的经典文本、著名人物，好像是巍峨高耸的山峰，而这些商业性报刊上的材料则像是连绵起伏的低丘，而且往往是比较低的那种小丘。对于登山运动员和爱好者来说，他当然希望攀登那些高峰，这些低丘、小丘则并不起眼，“食之无味”。

平庸的材料尽管在通常的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不太容易受到应有的对待，但它们毕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景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史研究活跃起来之后，不少学者认识到这类材料其实非常重要，对于理解思想、政治和社会变革必不可少。为此，学术界先是提出一个术语叫做“社会思潮”，后来又逐渐形成了“社会文化史”的说法，努力去发掘、理解那些貌似平庸的文化现象的特定意义。当然，研究、利用报刊上的那些材料，可能会有一个“失焦”的问题。这类材料内容庞杂，头绪纷乱，可谓“众声喧哗”，如何从中找到聚焦点，仍然是一个挑战。

针对通常的思想史在视野和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也有学者尝试扩展“思想史”的内涵和关注范围。比如葛兆光教授的《中国思想史》（全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不仅关心精英和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特别重视思想史的“基盘或底线”，也就是作为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这样的思想史书写，在题材内容和资料运用范围上相比以往均有极大扩充（比如小说、话本、唱词、碑刻、书画、公文均可作为思想史的资料），也更能够呈现历史上若干重要阶段“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一般状况”。这样的思想史让人耳目一新，尽管作者后来也指出，它也存在着“思想史的中心和边界在哪里”的问题，仍需处理好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之间的畛域冲突或者领域重叠。

同为扩充、丰富思想史面貌的尝试，概念史研究以一系列基础性的概念作为切入口，像一根金丝线一样，可以串起众多分散的、甚至不无杂乱的史料，综合处理“乔木”“灌木”和“杂草”丛生的近代文化变革景观，由此彰显自身的学术特色和优势。如同黄兴涛教授早前提出的，近代中国涌现的一系列新名词，一方面具有“沟通各领域、各门类专门思想，成为其背后共享的某些思想依据、概念工具之有机组成部分”的特点，能够反映思想的综合整体性；另一方面又是“上层精英思想和下层民众思想互动的媒介和彼此共享的内容，是社会生活和思想价值观念之间互相影响、凝为一体的概念纽带”，能够反映思想的广泛社会性。因此，近代新名词对于“一般思想史”的研究别具意义和关注价值，而如果就“一般思想史”各部分的整合意义而言，新名词的视角更能显示出某种向为人所忽略的独特价值。近二十年来，中文学界的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从最开始的近代新名词、关键词研究逐步发展为具有理论方法自觉的概念史研究，形成了基于量化数据库的观念史研究、“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历史语义学、人文语义学等不同的探索和实践路向。

概念史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汇通融合取向的学问。跨学科研究近二十年来颇受学界重视，但也面临诸多困难。有学者曾经感叹，不要说跨越历史学和其他一些学科，就是在历史学内部，要跨越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子学科的藩篱，即已颇不容易。确实问题如此，学者们也在做各种尝试，想去沟通不同的学科领域。概念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尝试，努力结合思想、社会、文化几个不同的维度，兼取、兼有通常思想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长处，同时避免各自的不足。它既兼容通常的思想文化史所具有的深度内涵，也包容那些相对平庸的文化现象、文化景观。它不仅勾连“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这样两个高低不同的维度，还贯串更多的元素，比如知识和媒介、观念和制度、结构和行动、个体和群体、本土和域外。多元的维度、多样的元素，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各有侧重，通过概念史则有可能将它们融为一体。由此，概念史既可以是一种包容平庸人物、文本的思想史，也可以是一种有思想高度和深度的社会史，还可以是一通天接地、汇通中外的文化史。这样一种融合的取向和可能境界，构成了概念史的明显优势。

概念史在写作方面也有一个特点，即包容故事和事件的思想史。通常的思想史、观念史、知识史、学术史，一般不太关注故事，因为它需要照顾到“观念”、“知识”这个研究对象本身艰深玄妙的特点，需要充分尊重揭示对象本身的特点，不能够把研究对象庸俗化。那么思想史家笔下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可能会影响到最终成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但是概念史毕竟跟通常的思想史、文化史、知识史、学术史不太一样，它会更有意识地把知识、观念与学术放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人群的互动过程中去观察，由此，历史学善于“讲故事”的传统本领，就可以在概念史书写中得到保留与发扬。孙江教授的《人种》就是一个范例。乍一看书名，读者可能会觉得是在讲一个很枯燥的、陈旧的概念。但只要打开目录一看，就会发现这本书既有思想内涵，同时也有好的“故事”，阅读起来别具趣味。

三、知识考古的思想文化史

如前所述，概念史既是一种包容平庸的思想史，又是一种有思想高度的社会史，还是一种通天接地、汇通中外的文化史。概念史研究始终不离近代基础概念和知识体系的生成演变这一焦点，重视东西中外知识和文化要素之间的沟通、互动、互鉴，最终落脚于从历史脉络对现代性的深层反思。概念史研究的这种学术旨趣和特色，对于中文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人类知识体系的构建，本来就是中西各国各种语言、文化主体之间多元互动的过程。一方面，这种互动过程并不是平等的。近代知识体系在欧洲率先建立起来，然后向东方、向日本、向中国，向其他的亚非拉地区扩散，这当中又伴随着殖民扩张这样一些不平等的因素。另一方面，这种互动过程也包含着相互观照、互为启发、相互成就的因素。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近代知识体系，都不是孤立地形成的。西方的近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对世界其他地方如近东、远东的探索与认知。类似地，中国的近代知识体系，也直接受到了域外近代知识传入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种全球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学术界以前也有很多研究，特别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个学科领域之内。近年全球史潮流在中文学界兴起，这方面的内容也会受到关注。但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全球史研究，各自都有丰富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只是它们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且还不是特别重要、核心的题材，甚至只是边缘的题材。相比之下，概念史着眼于一系列近代基础性的重大概念，基于全球本土化的视角去聚焦知识体系的生成、传播和流变过程，因而最为适合对近代全球知识体系的集中研究，正好可以在这方面显示出特殊的优势。

尤其是在当下的中文语境里，概念史作为历史书写特别是思想文化史书写的新路径，独具一种知识考古和助力话语反思的学术功能和时代价值。在全球近代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一宏阔视野之下，从一系列近代基础概念在中文语境里的传播、接受、实践和流变的脉络入手，通过一种系统的知识考古工作，中国学者有可能去进一步反思晚清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基本概念、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厘清其中的是非得失。比如冯天瑜教授关于现代汉语中“封建”话语的探究，即为一个示例。更进一步，则有可能在全球互动的视野下，发掘和彰显中国本土文化在过去一百多年甚至更长时期中的独特经历、体验和主体性。有了这样的学术基础工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有了学理基础。

历史学到底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延续了上百年的老问题。从个体认知层面而言，历史学原本可以成为一种反思之学，通过历史学的工作反思我们自己的认知，反思我们头脑当中所接受的一些格式化、固化的观念。而概念史作为历史学的一种独特“路数”，尤其可望帮助历史学彰显其反思之学的品格。通常的政治史研究、经济史研究、文化史研究，这样一些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包括中国通史的叙事，其实都是在甲午以来的一百二十年中，基于一系列近代基础概念的传播、引入、落地、理解、接受与运用，才逐步构建起来的。甲午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众多近代基础概念逐渐趋于定型、变成新常识。这些新概念、新常识又被当作新的知识工具，被用于认知近代以前乃至更加遥远的古代历史事物，进而形成一系列新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此过程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即不假思索地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定型的一些新概念直接去套中国历史，一讲到中国历史即如何如何，似乎理所当然便是如此。由此，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表述和书写，一方面呈现了不同于此前两千年的新面貌，另一方面也难免流于机械、沦为新的俗套。现在大力提倡讲好中国故事、加强自主知识体系和文化自信建设，这对于历史学作为反思之学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概念史通过系统深入的知识考古工程，对于反思近代以来中文世界的概念体系、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利弊得失，无疑具有重大价值。系统开展中文世界的概念史研究，本就属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概念史目前在中文学界已经属于“热门”。这种情况，有点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情形。在那之前的几十年，中文的历史学研究太过政治化，面貌过于单调、僵化，所以学界和公众对于历史研究、历史书写提出了一些新的期望，对于新的路径和方法尤为渴望。社会史适逢其会，得以快速发展，十几年后即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学问。相比于以政治史为主导，特别是政治化的历史书写，社会史研究极大地扩充、丰富了史学的面貌，同时“社会史”也变成了一个标签，被视为一种流行的史学方法。近些年来，概念史俨然也已成为一种流行的方法，其影响并不限于历史学科，更不只在思想文化史这一领域，而是经常被很多学科、不同专门领域的研究所援引。由此也可反映，概念史确实为历史书写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启迪。

当然，概念史流行的同时，也难免存在一些误用和滥用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好的示范性的概念史研究作品尤为急需。此前学者们做过一些很好的研究，出版、发表过一些重要的作品，比如黄兴涛教授关于现代汉语中“她”字的文化史探源，以及关于近代“中华民族”观念生成演变过程的研究。但总的来看，中文学界堪称示范性的概念史研究作品仍然太少。回到孙江教授的《人种》，这本书的出版可谓正当其时。该书属于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组织出版的“学衡尔雅文库”之一，后者正是通过概念史路径重新书写中国历史的一次大型尝试。期望这套丛书的陆续问世，能够助力中文学界的概念史研究更上一个台阶，呈现一幅脉络清晰、错落有致、深邃别致的整体思想文化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