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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衡青年学人 | 闵心蕙:竞逐的场域——20世纪20年代初国立东南大学的学生运动再探
发布时间:2024-06-18


学衡青年学人

LA JEUNESSE 


竞逐的场域

——20世纪20年代初国立东南大学的学生运动再探


文 | 闵心蕙



作者简介



闵心蕙,1991年生,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德国汉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为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讲师。研究领域包括中西文化交流史、概念史,近年来亦关注南京地方党团史。在《党史研究与教学》《学海》《江苏社会科学》《澳门理工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摘要

从地方视角观察五四之后至国民革命的历史演进,20世纪20年代初国立东南大学学生运动的脉络和意义仍待进一步厘清。随着各色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党派斗争的加剧,东南大学迅速成为南京地方党团活动与学生运动的中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作为少数派的国共两党联合创办《南京评论》周刊,在校内发起了民校运动,与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学运领导权争夺,动员学生群体投身国民革命。在此过程中,东大学生领袖宛希俨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为在大革命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初,改组完成的国立东南大学(东大)作为东南地区最高学府,逐渐发展成为南京地方党团活动与学生运动的重镇。这里既是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第二支部(中共团地委机构最初设在东大)所在地,也设有国民党第一区党部,下辖东南大学、东大附中、钟山中学三个区分部。国共合作开始后,作为少数派的两党在校内发起了民校运动,动员学生颇多。当时东大校内还有不少推崇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者,自称安娜其派或醒狮派。多元驳杂的主义和思想竞起,东大俨然成为五四之后南京学生运动的中心和党派竞逐的场域。

 既往研究对五四之后的学生运动已有较多关注,王奇生指出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均为五四知识青年,吕芳上揭示了1920年代学生运动的政治化特色。随着研究视角的下移,五四前后北京以外的地方学潮和学运受到重视,如陈以爱在对上海学潮和“东南集团”的整体考察中,特别谈及复旦大学的华洋网络。相比之下,南京特别是东南大学的学生运动还可进一步探究。南京地方的革命史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在宁的早期传播和党团的初步建立,而既有的东大校史研究多关注1920年代东大改组和易长风潮的影响,突出东大与政界、学界、商界之间的上层互动,对校内学生运动关注较少。本文拟在发掘利用国立东南大学档案和南京党团一手报告的基础上,聚焦《南京评论》周刊的试发行和被查禁、民校运动在东大的发展,以及南京学联主导权的争夺等关键节点,进一步考察1920年代初东南大学的学生运动,揭示国共合作初期主义思潮多元互歧和党派竞逐日趋激烈的态势。此外,通过爬梳东大学生宛希俨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勾勒一名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浪潮中追求进步并成长为革命骨干的印迹。



一、《南京评论》的试发行

1924年5月8日,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收到了一封来自江苏督军、省长公署的公函,省警察厅就东大学生于本校交通处擅自发行《南京评论》一事来信质询,因该报宣传过激思想,恐危及学校和地方治安,欲查明详情。公函的措辞颇为强硬,部分内容如下:


据东南大学加岗警白尚俭报称:顷见该校交通处发行一种报纸,名曰《南京评论》报,每张售铜元一枚,巡警随出铜元一枚,亦购一张,该报系属初次发行,曾否立案,送请核办,等情。巡官查阅报纸标名《南京评论》,其通讯处在境内四牌楼门牌六号,所载言论颇含一种过激论调,殊与国家治安大有关系。查报纸出版,须呈经立案核准,始可出版。该报自由发行,实属不合,当派代理巡长尚仁前往调查。


由公函可知,这是一起东大学生私自发行报纸引发当地警方治安担忧的敏感事件。参与此事的学生名叫宛希俨,教育专修科二年级在校学生,牵涉其中的还有其同乡阮继严,两人名字发音颇为相似。接受警署调查时,宛希俨声称,同乡阮继严平常借住在双龙巷陈姓亲戚家中,自己只是为他代收信稿,印刷所也不在自己临时租住的四牌楼六号。巡官遂前往双龙巷详查,并未发现阮某及其陈姓亲戚。作为此案当事人,阮继严本人未曾发声,也未被查拿,成为了事件的一大疑点。

因事发突然,省警察厅出于谨慎,来函向东大求证此事。“报纸确有过激论调,于地方治安大有妨碍,据称该报通信处系由贵校学生宛希俨租赁,并又代收信稿,究竟该生是否共同办理?其代销报纸之交通处,是否亦为贵校附属处所?除通行查禁并指令外,用特函达,即希贵校长详细查明,尅日见复,嗣后对于是项举动,并请格外注意,以维公安。”接到来信后,校方迅速找到了宛希俨,详询此事经过。宛希俨给校长郭秉文写了一封长信,就《南京评论》被查禁一事为自己辩护:


惟该刊(笔者注:指《南京评论》)之出版编辑印刷发行等事宜,均系由敝同乡阮继严君主持办理,学生绝未与闻其事。阮君在宁将近一年,行止无定,《南京评论》出版之前,彼即以个人名义向学生接洽,请代收转外来信稿,盖以居有定处,免致遗失也。学生当即询以该刊性质,阮君答云:纯系谋教育之改进,绝无激烈言论。学生信以为实,遂亦允其所请,然其内幕究竟若何,学生固始终未闻毫末也。迨该刊第一期既出版,北区警察署以其出版手续未合,即派人至学生之寓处查问,学生此即一面以上述之实情相告,一面通知阮君速将已发出之刊物收回,并坚嘱其以后毋得再用学生之寓舍为通信地址。次日,学生复亲往警厅谒王厅长,解释此事,适王厅长因公外出,未获接谈。乃复往北区警察署谒刘署长,将此事之原委详加解释。署长亦甚谅解,但谓法律手续所关,应请阮君亲往署中一谈,以便销案。


宛希俨的陈情重点如下:(1)撇清和同乡阮继严的关系,阮在南京居无定所,自己只是为他代收信稿;(2)强调自己并未参与印刷和出版事务,对《南京评论》的性质和所登过激言论毫不知情;(3)事发后自己第一时间前往警察署解释,已获署长谅解,保证绝无下次行为。信函内容条理清晰、言辞恳切,文笔之老练,不似出自二年级学生之笔。

同一时期,由同一档案所揭示,宛希俨还卷入了河海工程学校学生石愈白散发五一传单一事,据石供称,他的五一游行宣讲受到东大学生宛希俨的指使。面对军、民两长的质询,宛希俨再次致信校长郭秉文,陈情个中原因,恳请学校保护:


至于学生个人,五月一日上午在校,上刘靖波先生欧洲政治思想史、崔苹村先生乙级英文、郑晓沧先生教育通论等课,下午复同母校(湖北第三区启黄中学)师范部来宁参观同学往清凉山游览,并未到过河海工程学校。对于发传单事更属梦想不到,人证具在,校长尽可详查,如有不实,愿受惩戒。石愈白与学生虽有一面之识,然散传单又系一事,何得藉此诬赖。


校长郭秉文护生心切,很快就宛希俨代收《南京评论》信稿和指使石愈白散发五一传单两事,向省警察厅复信:“查阅该刊议论,不循正轨,生若知其内容,共同办理,决不以所居地址明白示人,此理显而易明。惟择友不慎,轻于一诺,致蹈嫌疑,自知不全…旁询各方,均称宛生希俨,平时尚知谨慎,成绩应当优良。”“至学生与石愈白虽曾相识,本日并无往来,五月一日在校上课,有教员签到簿为证,未曾到过河海工程学校,应未与石愈白照见。” 在校方的庇护和出面陈情下,宛希俨被指控参与地方学生运动、私自发行报纸、宣传过激言论之事终告一段落。

若结合1924年前后南京地方复杂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环境,细审二档馆所藏信函,仍能发现文本之外隐藏的一些蛛丝马迹。其一、主人公颇为特殊的个人经历。宛希俨(1903—1928),湖北黄梅人,他的第一重身份是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学生,1922年入学;另一重身份则是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成员和共产党员。此前不久,他曾经将苏俄政府教育部长1923年2月发表于《新俄罗斯》周刊的一篇文章译成中文,在上海申报馆编辑出版的《教育与人生》周刊发表,全面介绍苏俄的公共教育情况。不过,宛希俨作为青年革命者的身份和形象是东大校长郭秉文不曾了解的,校长对他的印象停留在成绩优良的大学二年级学生这一层面。被宛称之为同乡的阮继严则查无此人,原来宛、阮音似,阮继严就是宛希俨的化名。1924年宛希俨在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南京评论》时,假借阮继严之名,瞒天过海,成功逃脱了军警和校方的质询,展现了自己在地方学生运动中丰富的组织和斗争经验。

其二、《南京评论》的性质。其实,这是一份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委与国民党南京区党部合办的刊物,1924年4月15日创刊发行,原本计划以周刊形式出版,没想到刚发行一期就被当局以出版手续不全、宣传过激思想为由查禁。青年团当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此事:“上期与民校同志合办一《南京评论》(周刊),出版一期被封,下期与合作社合办南京半月刊。”由此可见,国共合作之后,南京地方的团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地方当局则始终对学生运动保持密切关注和高度警觉,试图阻遏过激思想和言论的宣传,大学校园内外有组织的学生运动仍受到密切监视。



二、民校运动在东大

前述仅出版一期便遭查禁的《南京评论》,是民校运动的产物。“民校”是“国民学校”的简称,用以指代国民党,民校运动即指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左派组织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知识青年和进步学生日益成为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南高—东大作为东南地区的文教中心,也成为南京地方学生运动的先发地。东大的民校运动可谓大革命期间国共关系的缩影,经历了从合作到冲突的变化过程。

民校运动在东大发展初期,内部关系较为融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民校运动中出力尤多。根据此前在东大梅庵召开的青年团二大的决议,“中学”(即青年团员,S.Y.)和“大学”(即共产党员,C.P.)在保持密切组织联系的同时,全体同志均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校”。彼时,在东大学生中影响较大的有安娜其派(无政府主义者)和醒狮派(国家主义者),人数和力量并不占优势的“民校”学生试图先声夺人,参与东大学生自治会的改组。东大学生宛希俨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东大学生自治会此次改组,大半为我团及国民学校合作而成,将来做事,不无帮助。希俨同志被选为出席学生会代表……宁地团与国民学校颇融洽,毋庸置疑。”随着国共合作的展开,南京的青年团在各方面帮助国民党工作,“本团同志参加国民党活动,帮助其成立第一区党部,该党部执行委员会五人,内有三人为本团同志。现在进行联络他方面以冀组织市党部”,此时南京地方国民党第一区党部的负责人就是宛希俨。国民党基层区党部、区分部的筹备与成立,受到青年团与中共的指导,后者严密的基层组织远胜国民党原先涣散的组织结构。

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校”的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在地方上有着强大的组织和宣传能力,很快在民校运动中占据上风,形成左派当道之势。南京地方的群众运动常能见到国民党左派的身影:积极参加“五九”国耻纪念会,组织全城学生游行示威;派员参加杨案后援会;发起“国民会议促成会”,拥护中共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方案;投身非基督教运动,等等。青年团“颇得民校中人信仰,凡我们在民校的主张都可通过。此间一、二、三区党部可说全在左派支配中”。 

但是,左派的表现引起了“民校”内部一些右派人士的不满,两派矛盾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市党部选举时集中爆发。当年4月,南京市党部选举的筹备工作起初较为顺利,“很可乐观,委员七人,拟定我们同志三人(宛、曹、CYI)”。但在5月17日的南京市党部成立大会上,国民党第一区党员宋镇崙、高岳生、李宗邺,第二区党员朱丹父、王亚樵,率领各区无党证党员强行出席,要求参加选举。国民党临时江苏省党部委员朱季恂等在会上揭露右派言行,遭到右派暴力伤害,市党部也没能如期成立。据青年团南京地委报告:“市党部选举,又因我们同学努力介绍党员,形势较大,彼等乃不惜用种种不正当手段应付我们,以致市党部成立时,省党部委员被殴。”闹事者中有的是东大学生,如宋镇崙、李宗邺,李宗邺等人还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受“民校”右派的影响更大,与左派常有摩擦。事后朱季恂赴粤报告,但因广州方面忙于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而未达效果。国民党中央的决议是:“致函上海执行部,嘱即调查实情。如江苏省党部报告确实,则照其决议处分,并声明此事关系重大,本会认为必须严行查究。” 广州中央实则对南京地方的两派矛盾和左右之争鞭长莫及。

由南京市党部选举引发的左右分裂日益加剧,双方各执一词,向广州国民党中央互相控告,事情久悬未决。1925年底,左派主导的江苏省党部向广州中央呈文,弹劾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庇护右派之举,指出其“对于新进及努力之同志嫉之若仇,于其发展党务之事,动加掣肘;而纵容一般向不努力而忌人努力之反动分子盘据(踞)其间,隐为结合,造谣中伤进步分子”。省党部在《申报》登载启事,宣布开除右派反动分子宋镇崙、高岳生、邓光禹、朱丹父、王亚樵等十一人的党籍。作为右派大本营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则视左派为共产宵小,对其“假冒”本部名义发文混淆视听的行为尤其愤慨,针锋相对地在《申报》上刊登启事,宣布开除江苏省党部共产分子之党籍,包括朱季恂、侯绍裘、董亦湘、柳亚子、宛希俨等十人,随后发起了对江苏省党部的清查和改组。

中共成立之初的许多活动大多依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力量秘密进行,并不对外公开。在国民党右派的强力施压下,中共与青年团在地方上更加注意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十一月十五日右派得上海执行部之暗中嗾使,宣告市党部成立,我们也在这个当儿得着江苏省党部的委令,委我们同学四人,左派一人为南京党务整理员,遂将左派分为四个区党部,人数约百四十人(右派人数在调查中),每区党部的常务委员都是我们的同学。”

综观东大的民校运动,在以个人身份加入“民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的帮助下,国民党第一区党部顺利在东大成立,并迅速培植起学生基层组织。在此过程中,青年团南京地方执委会尤其是东大学生宛希俨出力颇多。但好景不长,“民校”内部很快呈现左右相争、分庭抗礼的局面,以致最终分化决裂。在此过程中,国共之间的新旧形象差异也逐渐凸显。



三、争夺学运领导权

尽管民校运动在东大的发展颇为迅猛,但国共力量在东南大学的各色党派与团体中始终居于少数。当时在东大学生中影响较大的是醒狮派(国家主义者)和安娜其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宛希俨为代表的“民校”左派实际上是在开展一场少数派的斗争。这在南京学生联合会领导权问题上也有明显的体现。

1920年代初,南京的政治势力盘根错节,构成了学生运动的特定背景。出身东大的早期青年团成员和共产党员文化震将南京之“反动势力”概括如下:基督教、军阀、学阀三股势力在宁盘踞,成犄角之势;国民党右派丑态毕露,内部分化严重;新兴的醒狮派只会说不会做,空谈革命。曾任共青团南京地委书记的王觉新后来也回忆,“南京党、团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即在反动派重重包围中,是同反动派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南京学生联合会最初成立于1919年5月27日,由南京高师与河海工程学校的学生代表牵头,与会的二十多所南京地方学校一致同意,选举南高学生黄曝寰任会长,是年还曾短暂发行《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1925年以前,南京学联一直采用会长制,学联的一些重要职位多为东南大学的学生把持,其中又以国家主义派占据主导。

东大易长风波后,东南大学一度成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据东大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文化震的观察:“因为在东大易长风潮起后,醒狮派便大卖气力的攻击学阀。于是东大遂施其电光之手腕,一纸聘书便收买了余家菊等三四人。这样一来,两者遂行了正式的结婚礼,而醒狮派遂得以东大为一大本营。”文化震此言指向国家主义派的重要成员余家菊赴东南大学任教,以东大为场域在暑期学校上公开宣传国家主义的基础。 国主派对苏俄和共产主义的敌意颇强,认为“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全体一心自强自卫才能解决。亲日、亲美和亲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固非解决之道,即亲共产主义的苏俄,亦适足以为其牺牲品”。

国家主义派与“民校”左派几乎处于完全敌对的地位。两派的分歧和冲突,集中于“一党专政”和对“国家”的态度。国家主义派“对于‘国民党’始终表示相当之好感,而对于‘共产党’之‘宣传赤化’,则不能不加以攻击”。国家主义派宣称:“在爱国这个同情心之下,并没有阶级之分的…我们以国家为前提,对于共产主义者‘宁牺牲国家不牺牲主义’这种行径,至少也要认为是卖国贼的行径。”而在“民校”左派的学生眼中,具有强大宣传和动员能力的国家主义派就是自己的头号敌人,“南京学生会之重要职员大多数被东大占去,东大系著名反动的国家主义派把持的学校”。

两派围绕脱离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简称学总)、改组南京学联等问题纷争不断。1925年11月,学总在北京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期间举行了庆祝苏俄十月革命八周年的活动。支持国家主义的东大代表陈庆瑜、彭国彦等对此表示抗议,认为这种行为“无异否认本国国体”,会招来“共产之祸”。他们试图操纵南京地方学联,脱离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此前由宛希俨代表南京学联出席全国大会一事亦被否决,“民校”学生对东大国家主义派的把持原本颇有微词,这样一来改组学联的想法更加强烈。为此,“民校”联合南京各中等学校代表抨击东大学生自治会,并提出了集中对付的方法:“(1)由‘中学’命令全体同学向各校活动,尤其是东大同学,活动要诀攻击东大代表个人;(2)通知学总或‘中学’中央,使全国学生对东大加以抨击;(3)印行传单,说明东大包办学联之劣点及其代表态度强横之可恶,使东大纵脱离学联,他校不予同情;(4)本周内即由改组委员会改组学联;(5)预备选举等等,现已积极着手进行。” 两派学生在《醒狮》、《向导》、《中国学生》等刊物发起舆论战,攻击对方把持学联。学联改组最后以“民校”左派的胜利而告终,经学联第三次代表会议正式改选,四个部门主任,中共占其三,民校占其一。这为“民校”学生参与和介入南京地方的学生运动提供了契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也借此实现了学运中的权柄转移。

醒狮派之外的安娜其派即无政府主义者,在二十年代初南京地方学生运动中势力颇大。1924年初,时任青年团南京地方执委会委员的彭振纲、宛希俨,就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之事向团中央报告:“此间S.Y.同志现已全数加入国民学校,近与安娜其派几成对敌之势。卅日选举赴粤代表,张凌霄(安)、陈去病(我)均当选。我们不顾安派加入捣乱,甚能引起一般人之同情。” 报告中提到的张、陈二人都是老资格的同盟会会员。据五卅时期的南京学联主席严绍彭的回忆:“陈去病是东大教授,不是党团员,当时比较左倾些,后来成了国民党右派。张凌霄即张曙时,当时大家把他看成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那时他是建业大学校长。”建业大学是南京地方推行工读互助的重要场所,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支部即秘密设在该校。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率先成立了国民党南京地方区分部,第一区分部以建业大学为中心,由张凌霄负责;第二区分部则以东南大学为据点,由陈去病负责。

正是在这种复杂政治环境中开展和领导学生运动的历练,让宛希俨积累了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随后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南京各界召开追悼中山大会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南京各大中学校代表等百余人,宛希俨作为东南大学代表,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主持讨论、决定各项筹备事宜。4月21—22日的正式追悼大会,宛希俨被推为两名主席之一。1925年8月,国共合作中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正式成立,宛希俨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青年部部长,负责领导江苏全省的学生运动,指挥各学校的党团骨干开展工作。北伐战争期间,宛希俨调往湖北工作,曾任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与李立三、向忠发等人共事。几年之间,宛希俨完成了从东南大学进步学生到革命运动重要骨干的成长过程。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宛希俨转往江西工作,1928年在中共赣南特委书记任上被捕,在赣州英勇就义。



四、结语

本文在发掘利用国立东南大学档案和南京党团一手报告的基础上,以《南京评论》周刊的试发行、民校运动在东大的发展和南京学联主导权的争夺为重点,提供了观察五四运动后由“学生运动”向“运动学生”转向的地方视角。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随着“主义”思潮的崛起,五光十色的“主义”信仰如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成为动员学生的利器,国共合作初期,以共产党、国民党、醒狮派、安娜其派为代表的党派斗争又紧密地以二十年代初的学生运动作为根基。这一时期的东南大学深受政党政治的裹挟,俨然成为了地方纷繁复杂的学生运动和党派竞逐的大本营。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年轻的宛希俨积极追求进步思想,找到了先进的政治方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和领导学生运动,由此积累了一定的革命经验和资历,为后来在大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打下了基础。这位毕业于东南大学的早期共产党员和优秀地下工作者的故事,成为1920年代投身学生运动和革命事业的爱国青年的缩影。


 本文原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