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20日，广州，黄花岗烈士墓。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各项议程后，与会代表在这里举行悼念活动，“由瞿秋白指挥，大家高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中共‘三大’就在雄壮有力的歌声中胜利闭幕了。”时至今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都在《国际歌》的旋律中闭幕，《国际歌》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

歌如其名，欧仁·鲍狄埃（Eugène Pottier）作词、皮埃尔·狄盖特（Pierre Degeyter）谱曲的《国际歌》（L’Internationale）真正超越了一国的界限。它是法国革命传统的产物，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传布，最终影响到中国革命的进程，堪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性符号。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对《国际歌》的研究大抵聚焦于中国语境，探讨《国际歌》的译介过程及其使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综合运用法、俄、中文文献，对三十九份《国际歌》文本作对比分析，试图厘清《国际歌》的传播路径，围绕对“Internationale”的不同解释，考察《国际歌》象征意义的不断演化。

关于《国际歌》的历史，法、俄、中国的主要辞书基本达成了共识。例如，法文《拉鲁斯百科大词典》指出：《国际歌》是欧仁·鲍狄埃1871年创作的革命诗歌，皮埃尔·狄盖特1888年为之谱曲，首次在里尔的劳动者节日上演奏。俄文《大百科词典》（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补充道：1902年柯茨（А. Я. Коц）将《国际歌》译为俄文，1918至1943年是苏联国歌，同时也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年起）、苏联共产党（1944年起）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的党歌”。第六版《辞海》则写道，《国际歌》“原诗分六段，1920年即有汉译，1917−1944年苏联采用为国歌，歌词用原诗的第一、二、六段。1923年起从俄译转译的歌词传唱于中国。1962年又经订正。”不过，就笔者收集到的《国际歌》文本而言，它的传播过程实则更为复杂。

首先，欧仁·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诗稿存在两个文本。今天通行的《国际歌》法文底本，首次出现在1887年出版的《革命歌曲》（Chants Révolutionnaires）之中。它是鲍狄埃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集，全书共收录95首诗歌，献给巴黎公社委员古斯塔夫·勒弗朗赛（Gustave Lefrançais）的《国际歌》是其中的第11首作品，明确标注了创作地点和日期是“巴黎，1871年6月”。长期以来，《国际歌》都只有这一个法文文本，直到1961年，阿姆斯特丹社会史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所藏的一份《国际歌》手稿被发现。这份手稿除歌词外没有任何信息，法国学者罗贝尔·布雷西（Robert Brécy）对其进行过详细考察，他指出：“手稿本”来自于鲍狄埃的外甥孙女婿，应是1887年“通行本”之前的早期版本，“诗人可能对它不满意，在决定将它公开出版前，做了很大修改”。

《国际歌》“手稿本”第一段：

《国际歌》“通行本”第一段：

《国际歌》叠句：

题目和叠句中的“Internationale/英特纳雄耐尔”指1864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 s Association）。其时，“Internationale”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简称。结合鲍狄埃的生平，他自19世纪40年代起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871年前后参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而《国际歌》“通行本”第三段结尾新增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一句，更直接引自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临时章程。可以说，《国际歌》是欧仁·鲍狄埃在经历1870年普法战争和1871年巴黎公社一系列革命事件后，号召劳动者参与斗争，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赞美诗。国际工人协会这种组织形式，承载了鲍狄埃对未来的期望。

其次，就笔者目力所及，俄文语境中至少存在六份不同的《国际歌》译本。19世纪90年代，就有叶卡捷琳娜·布拉滕涅娃（Екатерина Братеннева）翻译的五段《国际歌》，其中没有1887年《革命歌曲》中的第五段。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柯茨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段与叠句译为俄文，发表于伦敦和日内瓦的移民刊物《生活》（Жизнь）杂志第5期。这个文本是俄国革命和苏联时期传唱的版本，柯茨的译文没有照搬法文原诗，而是融入个人理解，结合俄文语法做出调整。

例如，柯茨删除法文首段第六句“奴隶们，起来！起来！”，改为“彻底地，然后”两个词组，意思分别与上下文的第五、七句相连。再如，他删除法文叠句第二行“团结起来到明天”，而将“这是最后的斗争”拆分成“最后的”和“决定性的”两个定语。此外，柯茨替换了诗稿中的一些意象，如法文第六段中的“游手好闲者”（oisif）、“乌鸦”（corbeaux）和“秃鹫”（vautours）分别被改为“寄生虫”（паразиты）、“狗”（псов）和“刽子手”（палачей），使之更符合俄文语境。之后，阿里卡（М. Арика）、柯茨、瓦伦丁·德米特里耶夫（Валетин Дмитриев）和亚历山大·加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тов）分别在1923、1931、1967和1971年发表了《国际歌》六段全诗的俄文翻译，但这些文本都没有被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

在俄国革命中，《国际歌》的象征意义得到进一步提升，尤其以列宁的论述最具代表性。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列宁撰写专文以示纪念，文章发表在1913年1月3日的《真理报》上。列宁开篇就高度概括了《国际歌》的历史意义，“世界各国的工人相继歌唱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者诗人的这首歌，并且使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列宁回顾了鲍狄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诗人贫苦而光辉的一生，并号召无产者以歌曲为武器参与革命斗争。自此，“英特纳雄耐尔”承载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意涵。1917年4月，群众高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迎接列宁返回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乐队在人群聚集的红场上奏响了《国际歌》，“这歌声自然而然地吸住了群众的心灵，就像风吹起海上的波浪，大家都跟着唱起来，缓慢而又庄严”。《 国际歌》不仅是苏联政府的官方国歌，而且出现在共产国际的正式场合，它从革命与战斗之歌成长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象征。

最后，笔者目前共收集到三十一份《国际歌》中文文本。这些文本的来源、译者和内容各不相同，以下三节将详细梳理《国际歌》中译本的谱系及其政治象征意义的变迁。

出版时间稍晚的文本是署名“张逃狱”的《劳动国际歌》，分两次刊登在留法勤工俭学同仁刊物《华工旬刊》11月25日、12月5日第五、六号。其中的第一段和叠句是：

列悲、张逃狱依据的《国际歌》底本是1887年鲍狄埃《革命歌曲》中的文本，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保持了诗稿的大意，没有缺失关键译词。然而，二位译者似乎未曾考虑到将之用于演唱，因此没有严守原诗的格律、做到句句对应。

第三个译本是刊登在1921年5月2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第三国际党颂歌》，注有“C.Z. C.T从俄文译”的字样，译者即耿济之、郑振铎。其中的第一段和叠句是：

这一译本以柯茨1902年俄译本为底本，只翻译了《国际歌》的第一、二、六段和叠句，基本保持了柯茨译文的原意。同年9月，耿、郑二人的译文被《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转载，并附有译者对翻译缘起的详细介绍：1920年七八月间，译者得到了海参崴“全俄劳工党”出版的《赤色的诗歌》作品集，译稿原定刊载于《人道月刊》，后因经济问题转投他刊。二人翻译这首歌曲的直接目的，旨在希望对俄国革命文学研究有所助益。

这三个译本来自法、俄两国的不同路径，对《国际歌》歌名与叠句中“Internationale”的译法尚未统一。列悲译本的歌名作“劳动歌”，而叠句中则以“世界”指代，虽符合《国际歌》演唱者身份和歌词的普遍性意涵，但与其本意仍有一定差异。张逃狱译本的歌名作“劳动国际歌”，叠句以“国际”指称，且《华工旬刊》第六号文末注有“国际歌六章，通行劳动界已久，措辞壮而用意深”等语，体现了译者在将“Internationale”与“国际”对译的基础上，对《国际歌》的初步了解。至于耿济之、郑振铎的译本，译者曾表示，“这首诗是第三国际党在莫斯科开第一次会的时候所唱的”，故题目和叠句中的“Internationale”均译作“第三国际党”，虽缩小了《国际歌》的使用范围，但反映出译者取自俄国的知识来源。

事实上，无论列悲和张逃狱根据鲍狄埃法文原诗的六段全译，还是耿、郑二人以俄译本为基础的三段选译，这一时期的《国际歌》主要以文本的形式传布，既不能被演唱，也不具有本土语境下的象征意义。《国际歌》真正完成由“诗”到“歌”的历程，仍有待革命者的继续推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

瞿秋白基本遵循了柯茨的文本，但也做出适当调整。例如，删除俄译本第一段第六句，将第七句提前，与第五句形成“旧世界”与“新社会”的对照；因此空缺的第七句，则由第八句拆分而成。可以肯定的是，中共三大演唱的版本即是瞿秋白的译文。这一译本风格偏于文言，对仗工整，黄埔军校主办的《革命军》杂志在1925年5月转载了这一译本，但它却与今天演唱的中文本《国际歌》存在一定差异。此外，《进德季刊》曾刊登过署名“后觉”依据世界语翻译的《国际歌》文本，王光祈曾发表过按照德文翻译的《国际歌》第一段和叠句的歌词。不过，在1924年后国民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实际流行的是另一组《国际歌》的译文。

这些文本的来源包括：1925年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学校编《工人读本》、1925年7月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出版《工人之路》第十八号、1925年《中国青年》第九十三/四期合刊“国际青年纪念日与九七国耻纪念日特刊”、1926年3月18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印“巴黎公社55周年纪念”传单、1926年李求实编中国青年社出版《革命歌声》、1926年11月7日武汉庆祝苏俄革命纪念大会传单、1927年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印发传单。这些文本充分体现了国民革命参与者的广泛性，涵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官方刊物、国民党军队、“中国第一本革命歌曲集”、纪念俄国革命的活动以及由毛泽东亲自主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学校等不同范围，歌曲传播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七份文本的主要内容大体一致，其中来自武汉的两个文本完全相同。与瞿秋白1923年的译本相比，这些文本的歌词相对质朴，更易传唱，同今天演唱的《国际歌》也有很大相似性。不过，这七个文本均没有明确标注译者信息。根据第一段五、六句译法上的明显差异，可以将之分为三组，分别以1925年《工人读本》、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和1926年《革命歌声》三个文本为例。

其一，1925年《工人读本》和1925年《中国青年》译作“旧世界破坏一个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明”，与瞿秋白对俄译本的修改极为相似。其二，1925年《工人之路》、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三军、1926年苏俄革命纪念大会和1927年武汉讲习所的传单均译作“旧世界打他（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如前所述，“奴隶们起来起来”一句，只在法文本中出现，因此可以判断译者参照了法文原诗。其三，1926年《革命歌声》融合了两种译法，第五句译作“旧世界破坏得彻底”，第六句译作“奴隶们，起来，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七个文本的叠句都遵循法文诗稿，即恢复了俄译本删除的“团结起来到明天”一句；而第一段七、八句则译作“莫要说（莫道）我们一钱不值，我们要做（作）天下的主人！”，以及叠句中对“Internationale”的音译，都与瞿秋白的译法保持一致。暂且不去深究这些文本的译者是为何人，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其翻译的过程中，综合参考了法、俄文本和瞿秋白的中译文。

在国民革命的实践中，《国际歌》兼具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双重意义，并统合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国际歌》成为重要的动员武器。6月，《中国青年》第81期刊登了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名发表的告全国青年书，呼吁“全世界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民族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文中更援引《国际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一句，号召继承牺牲者的遗志。在此背景下，《中国青年》第九十三九十四期合刊加入了印有《国际歌》歌词和曲谱的插页，发挥其宣传动员作用。《国际歌》的双重意义还出现在昭示国共合作的仪式性场合。例如，1926年初，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列宁逝世二周年的大会将列宁奉为“世界革命领袖和民族革命导师”，国民党元老徐谦、苏联大使加拉罕、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人先后发言，民族革命的现实与世界革命的理想在《国际歌》声中实现融合。

然而，国民党使用《国际歌》只是“联俄联共”背景下的一种暂时性策略，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则通过宣传《国际歌》，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承担起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使命。

可以看到，这三个文本与上节中1925−1927年诸文本具有极大的连续性，第一段第六句和叠句都遵循法文原诗，俄译本的译法隐而不见，而第一段结尾两句仍参考了瞿秋白对俄译本的改编。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效法苏联，以《国际歌》作为官方歌曲。在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国际歌》是共产党人绝不屈服、英勇战斗的象征。根据学者研究，1933年8月，关押在济南狱中的刘远翔等九人唱起了《国际歌》；而在1927至1932年间先后牺牲的罗扬才、向警予、杨殷、李桂五等烈士都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遇害，《大公报》记录了其时的具体场景：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瞿秋白用俄文演唱起由自己带回中国的《国际歌》，从容赴难。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救亡的声浪愈发高涨，《国际歌》不仅出现在群众运动之中，也启发了中国音乐家的革命歌曲创作。1935年，聂耳在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时，就表示自己受到了《马赛曲》和《国际歌》的影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走向合作，中国共产党同时高举民族独立解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1939年11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公布了重新修订的《国际歌》歌词，并注有“1923年夏萧三、陈乔年合译于莫斯科，1939年十月革命纪念时萧三修改于延安”的说明。次年1月15日，《中国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三期转载了这版《国际歌》歌词，并刊登了萧三所写的《国际歌歌辞修改说明》一文。萧三追溯了《国际歌》的历史与传入中国的过程，他写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曾由李大钊同志及瞿秋白同志先后译成中文。但那都是直译歌辞的意义，没有按照曲谱，因此未能唱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一方面，笔者尚未找到李大钊翻译《国际歌》的直接证据，仅看到他1926年8月8日《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引用了《国际歌》第二段起首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四句。该文原载于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第八十、八十一期合刊，原刊暂未得见。另一方面，瞿秋白是将《国际歌》译词和曲谱同时发表的“第一人”，而非“没有按照曲谱”。接着，萧三谈到了自己翻译《国际歌》的过程：

最后，他表达了对陈乔年牺牲的痛惜，决定重新修订《国际歌》，改正此前版本中的不妥之处，并表示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吕骥、冼星海、塞克等音乐家的帮助。以1925年《中国青年》与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两版《国际歌》文本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性。

因此，上文提到的1925至1931年《国际歌》诸文本与萧三1939年修订《国际歌》歌词属于统一脉络，只是其中个别字句做出调整。结合萧三、陈乔年均有留法勤工俭学和旅俄经历，可以判断萧三关于自己翻译《国际歌》过程的说明大致无误。国民革命以来流行的《国际歌》诸文本，很可能就出自萧三和陈乔年的手笔。不过，上节的分析也表明，这些文本在兼采法文原诗和柯茨俄译本的同时，在某些词句的翻译上受到瞿秋白译本的影响，这一点不应忽视。

抗日战争时期，《国际歌》是鼓舞士气、团结同志的动员歌曲。例如，在1940年八路军一二〇师“五卅”大会合唱比赛中，《国际歌》和国歌是每个连队的必唱曲目，其他选唱曲目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八路军军歌》和《五卅纪念歌》等，并按照“整齐四十分，正确三十分，精神二十分，指挥十分”的标准进行评比。由于《国际歌》歌词言简意赅与深入人心，《国际歌》也被党的领导人用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到：“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以此来号召群众的自我解放。毛泽东在论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也表示：“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经过革命与战争的洗礼，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歌》的理解和运用也日益成熟。

除1940年在香港出版的《国际新闻辞典》中《国际歌》第一段译文之外，笔者还收集有解放战争时期的九个《国际歌》文本，它们基本延续了萧三在1939年修订的译本，仅在个别词句上存在差异。例如，关于《国际歌》第一段第五句，1948年12月15日豫皖苏军区第一军分区文工团编印的《歌选》（第一集）、1949年1月荆令编《工人歌曲》、1949年6月苏夏编《解放歌集》（第一集）和1949年《冀中教育》第二卷第四期均写作“旧世界打得（它）落花流水”；而1949年5月1日冀中纪念“五一、五四”筹办会发行的《平原歌声》（第五集）、1949年8月胶东文化协会编《工人之歌》、1949年8月韩启晨编《高中活页文选》（第二辑）、1949年9月翔宇、凌燕合编的《苏联歌集》和《中国名歌选》（第一辑）将之译为“粉（扬）碎那旧世界的锁链”。这九个文本中，三个文本明确标注了“萧三译词”，七个文本标注了歌曲旋律采用“B调”（或bB调）和“4/4拍”，与1939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和1940年《中国青年》相同，只有《冀中教育》作“A调”。对比1923年瞿秋白、1926年苏俄革命纪念大会和1927年武汉讲习所文本的“G调”（1925年《革命军》“C调”疑似印刷错误），1925年《中国青年》、1929年《红旗》和1931年《革命歌集》的“变E调”，此时《国际歌》的旋律更为庄严与统一。正是在以《国际歌》为代表的革命歌声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加以说明，《义勇军进行曲》在革命年代最为流行，可以“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这与苏联人民曾在长期间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相较而言，《国际歌》更多地出现在中国共产党举行的政治仪式与活动之中。

1949年以后的《国际歌》主要有两个版本。其一，1951年鲍承钦主编的《袖珍新戏考》收录了写有“中共中宣部审订”“鲍狄埃词、狄盖特曲、萧三译”“庄严、雄伟”字样的《国际歌》，曲调采用“bB调”和“4/4拍”。其二，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审订的《国际歌》，曲调沿用“bB调”和“4/4拍”，但只标有“鲍狄埃词、狄盖特曲”，没有标注译者信息。

相较之前萧三、陈乔年翻译的诸多文本，1951年的《国际歌》歌词大体保持不变，而1962年《人民日报》的版本则有不少新的变化。第一段第二句“受苦的人”、第四句“要为真理而斗争”、第七句“一无所有”，第二段第三句“要创造人类的幸福”、第五句“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等，均为中文语境首次出现，且不同于法、俄文本；而第二段第六句“让思想冲破牢笼”，第三段第五、六句“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虽没有出现在瞿秋白和萧三等人的译本中，却符合法文和俄文诗稿的大意。可以说，1962年《人民日报》公布的《国际歌》歌词，是经过专家的多方思考和审核，在综合参考法文原诗、俄译本和此前流行的《国际歌》中译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同时，《人民日报》解释了音译“英特纳雄耐尔”的原因，它意味着“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1962年4月29日起，全国范围内教唱这一版本的《国际歌》，它也成为今天通行的《国际歌》定本。

综上所述，通过对2个法语文本、6个俄语文本和31个中文文本的考察，大致可以梳理出《国际歌》诞生及其传入中国的路径。除叠句外，鲍狄埃创作的《国际歌》法文原诗共六段，经过修改后，1887年收入个人作品集《革命歌曲》公开出版。狄盖特1888年谱曲后，《国际歌》开始在法国乃至欧洲的工人运动中逐渐传播。俄国虽有不同的译本，但以1902年柯茨翻译的《国际歌》第一、二、六段影响最大。1920年底，《国际歌》首先由法国进入中文语境，列悲和张逃狱翻译了六段全诗；1921年，耿济之、郑振铎由俄文翻译的三段诗稿见诸报端。1923年6月，瞿秋白根据柯茨的俄译本，第一次将《国际歌》歌词和曲谱发表，《国际歌》由此可以演唱。革命时期传唱的《国际歌》歌词，应是萧三、陈乔年在综合法、俄文本与瞿秋白的译本基础上翻译而成的，并在1939年进行了修订。直至1962年，《人民日报》公布了《国际歌》定本。今天中国人民演唱的《国际歌》，既参考了法文原诗和俄文译稿，又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国际歌》的传布过程中，“Internationale/英特纳雄耐尔”的象征意义不断升华。鲍狄埃的法文诗稿是献给国际工人协会的颂歌。随着《国际歌》的传唱，列宁为之赋予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战歌的标志性意义。瞿秋白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地使用了“Internationale”音译，以示各国演唱者“异语同声”，追求“世界大同”的愿望。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国际歌》承载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双重政治意涵。1962年《人民日报》更将“英特纳雄耐尔”与“国际共产主义理想”相连。简言之，《国际歌》的历史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历程的缩影，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初生走向成熟的百年历程。